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侯良学，1966年生，山西闻喜人，当代著名生态诗人，曾就读于山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生态诗集《让太阳成为太阳——侯良学生态诗稿》（三晋出版社，2010版）、生态诗剧《圆桌舞台》（三晋出版社，2011），2012年被聘为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兼职教授，诗作《活熊取胆》获“首届连州市环保诗歌大赛”铜奖。2018年1月，侯良学的生态诗集《自然疗法》于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笔者对其进行了访谈。
龙其林：1999年4月，您创作了一首《坐在另一颗星球上遥望地球》：“我双手抱腿/坐在另一颗星球上/遥望地球/……无数大脚踩在我的头顶/无数克隆的我挤满我的心/我对所有的我讲？地球唯一”。在20世纪末全社会都沉溺于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时，您已经意识到了地球环境危机的严重性。这种意识是怎么来的？
侯良学：我是一个具有末日情结的人。我的末日情结肯定来自我的恐惧和焦虑，我总是在做噩梦，即便是白日梦也是恐惧和焦虑的梦。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恐惧性的人，1986年我发表了我的第一首诗，这首发表在《山西文学》上的诗歌题目是《恐惧年代》：我怕太阳/我怕月亮/一双苍穹的眼睛//我怕闪电/我怕雷鸣/一条饥饿的恐龙//我怕黑夜/我怕睡梦/一丝父亲的游魂//我怕——/怕我自己/怕同我一样的那个人。这首詩表达了我对自然的恐惧，对人和社会的恐惧，对自我异化的恐惧，同时表达我的万物有灵思想，以及对传说和神话的热爱。从1994年我开始阅读有关世纪末的反思、生存、环境、人口等方面的书籍，如《自结的罗网——神州人口困惑录》《急鸣的警钟——当代环境思考录》《世纪末》《灾祸与生存》《人类曾经被毁灭》《走出人类生存的困境》，还有我们山西作家哲夫写的环保小说《黑雪》《毒吻》《天猎》《地猎》等，以及当时爱看的灾难电影如《人蛇大战》《未来水世界》等。
龙其林：一个人的性情往往与他童年时代的经历密切相关，您的生态诗歌充满了对于社会、人生、人性的愤怒，这股愤怒来自哪里？
侯良学：肯定有关系。我母亲一次干体力活太重而伤了肺，得了哮喘病，等我们村开办焦化厂，然后通过不断贷款扩建发展成海鑫钢铁集团时，我们村的污染也越来越厉害，特别是我们的村庄被高烟筒喷出的滚滚浓烟围得密不透风，使我母亲晚上根本无法睡觉，裹着被子跪在炕上一整夜一整夜咳嗽不停，脸涨得通红，我的心在痛，在滴血，怎能不喷怒？由此我也想到养育我们的地球母亲，被人类高速发达的工业文明伤害、迫害、破坏、毁坏成了什么样？所以我的生态诗中充满愤怒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龙其林：山西不仅出产了很多的煤矿，而且还产生了不少的生态文学家。作为山西本土诗人，您觉得山西与您的诗歌创作有怎样的关联？
侯良学：山西是煤炭大省，经济发展以炼焦、炼钢等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为主。我们山西有个著名环保作家哲夫先生，他是生态文学的先行者，他的著作对我产生过惊心动魄的影响，使我对山西的生存环境恶化认识更广泛，对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认识更深刻，这些都让我的生态意识早早觉醒，也自然会在我的创作中表现出来。从而使我的创作不再单单地表现小情小爱，也不是象牙塔的艺术，为艺术的艺术，而且具有了生态责任和生态担当。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山西的严重污染，或许我的创作会是另外一番样子，也许到现在还像许多诗人一样，不会关心生态，不会关心自然，而只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自己周围的世俗生活，但这种创作永远跳不出人类中心主义。
龙其林：在这个文学已经边缘化的时代，您觉得自己所从事的生态诗歌写作对于现实生活有何价值？
侯良学：我创作诗歌三十多年，读诗歌、读文学、读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但是仍然有人在读在写。我们为生态环保呐喊了这么久，似乎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态灾难越来越频繁，这的确让我有时很绝望，甚至怀疑自己从事生态诗歌写作的意义。在我绝望的时候，我总想起鲁迅的话：“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随着我们生存环境的越来越恶化，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对我的诗产生共鸣，也能让更多人的生态意识觉醒，从自我做起，保护生态，保护环境，创建崭新的生态文明。让人高兴的是，我们的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了。这不能不说无用的文学也在潜移默化影响人，净化我们跟环境污染一样的心灵污染。
龙其林：您觉得生态诗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侯良学：生态诗人最重要的素质是生态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拥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生态人。诗歌创作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过程，只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生态人，把生态意识化为自己的血肉和骨髓，才能写出真正的生态诗，让诗的内在生命自然地流露出来，使诗性与生态水乳交融。我认为诗人是人类的良心，对人类的生存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生态危机的时代我倡导生态诗的写作：一个诗人便是自然的神经，自然的伤痛就是诗人的伤痛，如果你是一个麻木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你就不可能写出伟大的诗歌。人类对自然犯下了滔天之罪，诗人就是那个赎罪的人。
龙其林：对于目前大陆的生态诗歌创作您的印象如何？
侯良学：中国大陆目前专门从事生态诗歌的人很少，就我所知有华海、红豆和我三人，而且目前还在创作生态诗歌。有些诗人的作品里出现了生态意识，比如牛汉、昌耀、顾城、海子、李松涛、于坚、翟永明、沈河、雷平阳等。现在有越来越的诗人由于自己的生活中遭遇了生态灾害，也开始写一些有生态意识的诗歌。中国当代生态诗选这一类的诗集还是空白，需要出版这样的书，把写生态诗歌的人凝聚起来，从而推动生态诗歌创作和传播。
龙其林：您的《圆桌舞台》是中国第一部生态诗剧，也是非常晦涩的一部作品。读这部诗剧比读您的诗集《让太阳成为太阳》要艰难。
侯良学：《圆桌舞台》是由序幕、大布景和五幕组成，序幕写诗人为人类守夜，大布景《人面狮》想揭示人类之谜，第一幕《海滨墓园》是诗人关于人类生存问题的思考，希望重建人的终极关怀，探讨了“我是谁”“路在何方”“存在何为”等问题，第二幕《水晶宫殿》写了大海的死亡，神话和传说的覆灭，第三幕《游乐圣地》写了敦煌的毁灭并成为外星人的旅游观光之地，第四幕《裂缝：年轮环生》写了极端历史中人对自然的凌辱和自然对人的报复，第五幕《地下宫殿·贼王·畸人展览》批判了人类的贪婪、掠夺成瘾和科技危害。总之，这部诗剧主要是探索人类的生存与毁灭的，那时我的生态观念应该是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盘古开天辟地，他死后身体变成了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破坏自然就是毁坏我们自己。 龙其林：您的《魔沼》《圆桌舞台》和《摩天塔》让人惊叹，在这个时代已经很少有诗人写作长诗了。
侯良学：在当代诗歌界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诗（特别是抒情诗）是不能长的，甚至有人认为叙事诗也不宜提倡的。这让我想起80年代末的海子事件。1987年北京作协在北京西山召开诗歌创作会议，会上有人给海子罗列了两项“罪名”，其中一项就是“写长诗”。海子因为不是作协会员，不能参加会议，只好坐在家里写下他的著名诗论《诗学：一份提纲》，其中第一部分就是对自己写长诗的“辩解”。1988年左右，北京一个名为“幸存者”诗歌组织，有一次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们在某诗人家里聚会，朦胧诗的元老多多对海子的长诗大加指责，说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错误，并且把他的长诗贬得一无是处。”还有四川的尚仲敏在一篇题名为《向自己学习》的文章中写道：“他（海子）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部一万多行的诗，我禁不住想起了《神曲》的作者但丁，尽管我知道在这种朋友面前是应当谦虚的，但我还是怀着一种惋惜的情感劝告他说：有一个但丁就足够了！”而海子恰恰最看重的是自己的长诗，因为“这是他欲建立其价值体系与精神王国的最大努力”（见西川的《死亡后记》）。这些对海子长诗的否定构成了海子自杀的诸多原因之一。我觉得写大诗就好比建造一座宏大的建筑，用海子的话来说，“写长诗是工作而短诗仅供抒情之用”。他的意思就是短诗是冲动的产物，完成于瞬间，虽偶尔也要推敲，但经常是一气呵成。而大诗是一部宏大的作品，一般要倾作者一生，仅靠一时的冲动難以成就。大诗是对诗人的天赋和个人才能的考验，是一个诗人的极限冲刺。
龙其林：您是一位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您在大众沉醉于物质生活的幻象中察觉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险，诗歌正是您用来唤醒民众的号角。
侯良学：我正是听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召唤才开始我的长诗创作的。我想做像但丁、歌德、屈原那样伟大的诗人，我以他们为榜样，写出伟大的诗篇，实现我的诗歌理想：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建构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即人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我把写诗当作一项崇高的事业来追求，并在我的理想得以实现的过程中，使我的个人价值与时代价值相契合。对我个人来说，写诗不是反崇高、反英雄、反价值、反文化，不是虚无主义的极端否定，而是重新审视和构建。我的创作不是追求时尚，也不标榜“先锋”，只是默默地去行动。正如我的诗友红豆对我的鼓励所说：当诗人有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这个理想需要长途跋涉才能完成，他就需要用一部足够容量的作品，承载他沿途所见所闻以及他丰沛的感悟。
龙其林：接下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侯良学：组诗《徒步穿越：在太行山深处：探秘封门村》正是我正在创作的新诗集《行走的云》里面的一部分，我将行更多的路，写出更多更好体悟自然的诗歌。我还打算写一部《护生》诗集，一部《生态村》诗集，一部《无题》诗集。前段时间我又接着写《摩天塔》了，也希望能够写下去。
附录：侯良学代表诗歌一首
《我看见背着氧气罐的鸟在天空飞翔》
侯良学
我戴着湿漉漉的口罩
露出两只酸红酸红的眼睛
行走在寒冻寒冻的大街上
看见更多的戴着口罩的人影
我的眼睛干燥燥地害怕冷
更害怕这空气中漂浮的硫酸风
我戴上防护眼镜
看见更多的人也戴着防护眼镜
我想在人群中找到一个美丽姑娘
可我怎么也看不见他们的面容
我甚至不能分辨他们是男是女
他们好像每个人都佝偻了背影
这些患着佝偻病的男人和女人
在黄昏灰暗的天空下开始出门
身后拖着巨大的氧气瓶
突然腾空而起
在污浊的上空扇动翅膀
（龙其林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系主任，中山大学文学博士（2007-2010）、复旦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2014-2015）、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17-2018）。）
龙其林：1999年4月，您创作了一首《坐在另一颗星球上遥望地球》：“我双手抱腿/坐在另一颗星球上/遥望地球/……无数大脚踩在我的头顶/无数克隆的我挤满我的心/我对所有的我讲？地球唯一”。在20世纪末全社会都沉溺于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时，您已经意识到了地球环境危机的严重性。这种意识是怎么来的？
侯良学：我是一个具有末日情结的人。我的末日情结肯定来自我的恐惧和焦虑，我总是在做噩梦，即便是白日梦也是恐惧和焦虑的梦。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恐惧性的人，1986年我发表了我的第一首诗，这首发表在《山西文学》上的诗歌题目是《恐惧年代》：我怕太阳/我怕月亮/一双苍穹的眼睛//我怕闪电/我怕雷鸣/一条饥饿的恐龙//我怕黑夜/我怕睡梦/一丝父亲的游魂//我怕——/怕我自己/怕同我一样的那个人。这首詩表达了我对自然的恐惧，对人和社会的恐惧，对自我异化的恐惧，同时表达我的万物有灵思想，以及对传说和神话的热爱。从1994年我开始阅读有关世纪末的反思、生存、环境、人口等方面的书籍，如《自结的罗网——神州人口困惑录》《急鸣的警钟——当代环境思考录》《世纪末》《灾祸与生存》《人类曾经被毁灭》《走出人类生存的困境》，还有我们山西作家哲夫写的环保小说《黑雪》《毒吻》《天猎》《地猎》等，以及当时爱看的灾难电影如《人蛇大战》《未来水世界》等。
龙其林：一个人的性情往往与他童年时代的经历密切相关，您的生态诗歌充满了对于社会、人生、人性的愤怒，这股愤怒来自哪里？
侯良学：肯定有关系。我母亲一次干体力活太重而伤了肺，得了哮喘病，等我们村开办焦化厂，然后通过不断贷款扩建发展成海鑫钢铁集团时，我们村的污染也越来越厉害，特别是我们的村庄被高烟筒喷出的滚滚浓烟围得密不透风，使我母亲晚上根本无法睡觉，裹着被子跪在炕上一整夜一整夜咳嗽不停，脸涨得通红，我的心在痛，在滴血，怎能不喷怒？由此我也想到养育我们的地球母亲，被人类高速发达的工业文明伤害、迫害、破坏、毁坏成了什么样？所以我的生态诗中充满愤怒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龙其林：山西不仅出产了很多的煤矿，而且还产生了不少的生态文学家。作为山西本土诗人，您觉得山西与您的诗歌创作有怎样的关联？
侯良学：山西是煤炭大省，经济发展以炼焦、炼钢等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为主。我们山西有个著名环保作家哲夫先生，他是生态文学的先行者，他的著作对我产生过惊心动魄的影响，使我对山西的生存环境恶化认识更广泛，对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认识更深刻，这些都让我的生态意识早早觉醒，也自然会在我的创作中表现出来。从而使我的创作不再单单地表现小情小爱，也不是象牙塔的艺术，为艺术的艺术，而且具有了生态责任和生态担当。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山西的严重污染，或许我的创作会是另外一番样子，也许到现在还像许多诗人一样，不会关心生态，不会关心自然，而只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自己周围的世俗生活，但这种创作永远跳不出人类中心主义。
龙其林：在这个文学已经边缘化的时代，您觉得自己所从事的生态诗歌写作对于现实生活有何价值？
侯良学：我创作诗歌三十多年，读诗歌、读文学、读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但是仍然有人在读在写。我们为生态环保呐喊了这么久，似乎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态灾难越来越频繁，这的确让我有时很绝望，甚至怀疑自己从事生态诗歌写作的意义。在我绝望的时候，我总想起鲁迅的话：“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随着我们生存环境的越来越恶化，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对我的诗产生共鸣，也能让更多人的生态意识觉醒，从自我做起，保护生态，保护环境，创建崭新的生态文明。让人高兴的是，我们的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了。这不能不说无用的文学也在潜移默化影响人，净化我们跟环境污染一样的心灵污染。
龙其林：您觉得生态诗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侯良学：生态诗人最重要的素质是生态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拥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生态人。诗歌创作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过程，只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生态人，把生态意识化为自己的血肉和骨髓，才能写出真正的生态诗，让诗的内在生命自然地流露出来，使诗性与生态水乳交融。我认为诗人是人类的良心，对人类的生存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生态危机的时代我倡导生态诗的写作：一个诗人便是自然的神经，自然的伤痛就是诗人的伤痛，如果你是一个麻木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你就不可能写出伟大的诗歌。人类对自然犯下了滔天之罪，诗人就是那个赎罪的人。
龙其林：对于目前大陆的生态诗歌创作您的印象如何？
侯良学：中国大陆目前专门从事生态诗歌的人很少，就我所知有华海、红豆和我三人，而且目前还在创作生态诗歌。有些诗人的作品里出现了生态意识，比如牛汉、昌耀、顾城、海子、李松涛、于坚、翟永明、沈河、雷平阳等。现在有越来越的诗人由于自己的生活中遭遇了生态灾害，也开始写一些有生态意识的诗歌。中国当代生态诗选这一类的诗集还是空白，需要出版这样的书，把写生态诗歌的人凝聚起来，从而推动生态诗歌创作和传播。
龙其林：您的《圆桌舞台》是中国第一部生态诗剧，也是非常晦涩的一部作品。读这部诗剧比读您的诗集《让太阳成为太阳》要艰难。
侯良学：《圆桌舞台》是由序幕、大布景和五幕组成，序幕写诗人为人类守夜，大布景《人面狮》想揭示人类之谜，第一幕《海滨墓园》是诗人关于人类生存问题的思考，希望重建人的终极关怀，探讨了“我是谁”“路在何方”“存在何为”等问题，第二幕《水晶宫殿》写了大海的死亡，神话和传说的覆灭，第三幕《游乐圣地》写了敦煌的毁灭并成为外星人的旅游观光之地，第四幕《裂缝：年轮环生》写了极端历史中人对自然的凌辱和自然对人的报复，第五幕《地下宫殿·贼王·畸人展览》批判了人类的贪婪、掠夺成瘾和科技危害。总之，这部诗剧主要是探索人类的生存与毁灭的，那时我的生态观念应该是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盘古开天辟地，他死后身体变成了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破坏自然就是毁坏我们自己。 龙其林：您的《魔沼》《圆桌舞台》和《摩天塔》让人惊叹，在这个时代已经很少有诗人写作长诗了。
侯良学：在当代诗歌界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诗（特别是抒情诗）是不能长的，甚至有人认为叙事诗也不宜提倡的。这让我想起80年代末的海子事件。1987年北京作协在北京西山召开诗歌创作会议，会上有人给海子罗列了两项“罪名”，其中一项就是“写长诗”。海子因为不是作协会员，不能参加会议，只好坐在家里写下他的著名诗论《诗学：一份提纲》，其中第一部分就是对自己写长诗的“辩解”。1988年左右，北京一个名为“幸存者”诗歌组织，有一次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们在某诗人家里聚会，朦胧诗的元老多多对海子的长诗大加指责，说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错误，并且把他的长诗贬得一无是处。”还有四川的尚仲敏在一篇题名为《向自己学习》的文章中写道：“他（海子）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部一万多行的诗，我禁不住想起了《神曲》的作者但丁，尽管我知道在这种朋友面前是应当谦虚的，但我还是怀着一种惋惜的情感劝告他说：有一个但丁就足够了！”而海子恰恰最看重的是自己的长诗，因为“这是他欲建立其价值体系与精神王国的最大努力”（见西川的《死亡后记》）。这些对海子长诗的否定构成了海子自杀的诸多原因之一。我觉得写大诗就好比建造一座宏大的建筑，用海子的话来说，“写长诗是工作而短诗仅供抒情之用”。他的意思就是短诗是冲动的产物，完成于瞬间，虽偶尔也要推敲，但经常是一气呵成。而大诗是一部宏大的作品，一般要倾作者一生，仅靠一时的冲动難以成就。大诗是对诗人的天赋和个人才能的考验，是一个诗人的极限冲刺。
龙其林：您是一位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您在大众沉醉于物质生活的幻象中察觉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险，诗歌正是您用来唤醒民众的号角。
侯良学：我正是听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召唤才开始我的长诗创作的。我想做像但丁、歌德、屈原那样伟大的诗人，我以他们为榜样，写出伟大的诗篇，实现我的诗歌理想：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建构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即人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我把写诗当作一项崇高的事业来追求，并在我的理想得以实现的过程中，使我的个人价值与时代价值相契合。对我个人来说，写诗不是反崇高、反英雄、反价值、反文化，不是虚无主义的极端否定，而是重新审视和构建。我的创作不是追求时尚，也不标榜“先锋”，只是默默地去行动。正如我的诗友红豆对我的鼓励所说：当诗人有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这个理想需要长途跋涉才能完成，他就需要用一部足够容量的作品，承载他沿途所见所闻以及他丰沛的感悟。
龙其林：接下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侯良学：组诗《徒步穿越：在太行山深处：探秘封门村》正是我正在创作的新诗集《行走的云》里面的一部分，我将行更多的路，写出更多更好体悟自然的诗歌。我还打算写一部《护生》诗集，一部《生态村》诗集，一部《无题》诗集。前段时间我又接着写《摩天塔》了，也希望能够写下去。
附录：侯良学代表诗歌一首
《我看见背着氧气罐的鸟在天空飞翔》
侯良学
我戴着湿漉漉的口罩
露出两只酸红酸红的眼睛
行走在寒冻寒冻的大街上
看见更多的戴着口罩的人影
我的眼睛干燥燥地害怕冷
更害怕这空气中漂浮的硫酸风
我戴上防护眼镜
看见更多的人也戴着防护眼镜
我想在人群中找到一个美丽姑娘
可我怎么也看不见他们的面容
我甚至不能分辨他们是男是女
他们好像每个人都佝偻了背影
这些患着佝偻病的男人和女人
在黄昏灰暗的天空下开始出门
身后拖着巨大的氧气瓶
突然腾空而起
在污浊的上空扇动翅膀
（龙其林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系主任，中山大学文学博士（2007-2010）、复旦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2014-2015）、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17-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