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大学学生两刀砍死正准备上课的老师。消息传来时，我正动身去给本科生上课。那次课讲的是哈姆莱特的“延宕”，一向被认为是莎学史上最著名的问题。问题源自1736年，英国的汉莫指出哈姆莱特在第一幕里就知道了叔叔杀死爸爸的真相，他有不少机会可以报仇，却一直拖延到第五幕才为形势所逼杀死叔叔。哈姆莱特为何一再延宕呢?莎士比亚为何这么安排?
　　学生们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觉得哈姆莱特奇怪，莎士比亚奇怪，连提这问题的我也奇怪起来。“那个政法大学的学生就一点也不会延宕，冲进教室，两刀就砍断了老师的动脉和颈椎，又快又准，又稳又狠!”我说，“他和哈姆莱特的区别在哪?关键就在于他俩眼中看到的人不同。在这个学生眼中，人不过是一堆蠕动的肉，是抽象的符号，若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就可以像拈死一条虫子那样搞死一个人，杀人后还能从容拨打110报警，一切就像在玩电脑游戏。但在哈姆莱特眼中，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人不是一堆蠕动的肉而是有灵魂的万物之灵长，因此。杀人和自杀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在他看来，生命是上帝赐的，人不过是生命的管家，人没有随便处置生命的权力!莎士比亚认为，随便处置生命的自由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时代与神圣脱节之后的黑暗与堕落，于是他才安排哈姆莱特说出to be or not to be的著名台词……”
　　上罢课不多时，又听说印度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据说事件的参与者和上述案件的凶手一样，都是年轻人。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是潜伏在每个人心底的所谓“俄狄浦斯(杀父恋母)”情结发作，是年轻一辈对父权统治的反抗。然而，这不过是弗洛伊德制造出来的神话理论之一罢了，最近一本新书《弗洛伊德批判》就揭示了精神分析学说的伪科学性。倒是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玩笑》中的两段话更发人深省些：“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筒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的一连串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仇恨，同时又夹杂着对历史罪人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
　　不过，“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显然又有些避重就轻。这不只是期待长大的烦躁不安，更是成人们对孩子们错误教导的结果。《圣经·加拉太书》说到“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面对孩子的冲天戾气，大人也难逃其咎。反省这些错误教导，其中最大的一个应该就是关于自由的神话。人类近300年来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认为只要自认为(!)目的正义，就可以采取任何卑鄙的和暴力的手段——本来嘛，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云云。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不管是影视文艺还是网络游戏，一遍又一遍，反复灌输着这样的观念，于是就“收”了一茬又一茬年轻人的暴虐罪行，这又有什么好吃惊的?
　　
　　野人想吃人就吃人，那是野蛮；孩子想随地大小便就随地大小便，那是任性；人想杀人就随便杀人，那是凶残；人想吸毒就吸毒，那是被赌瘾控制；在家里放音乐想开多大声就开多大声，全不管邻里受得了受不了，那是自私没有修养……
　　因此，康德才如此告诫，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想不干什么就有能力不干什么。说得精辟，不过，这是从消极层面来定义的。孔子有云：“随心所欲不逾矩”，所谓“不逾矩”算是对“随心所欲”的某种限定。“不似规矩，难成方圆”是也。耶稣提倡的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指出的是自由和真理水乳交融的关系。
　　这么多伟大的夫子们，都在提醒善忘的人们，自由是一种状态，一种结果，从社会层面说，自由是指人们以不违反法律的方式行动的状况，从心灵层面而言，自由是指人们因真善美爱的信念就有所不为又有所为的状态。自由总是伴随着对社会公义和人生真理艰苦卓绝的追求而产生的，绝少指向那种一蹴而就的任性與冲动。英国思想家博兰尼早就指出，任何发自生命深处的冲动，哪怕是伟大和良善的，也必须和稳定的精神资源结合，才能开花结果。博兰尼的Personal Knowledge一书厚得吓人。读起来佶屈聱牙，至今还没有中译本，其精深研究其实凭着常识就能晓得一二：哪有不临帖就能成为书法家的?哪有不刻苦练习就能成为钢琴家的?所谓“名师出高徒”，所谓“家学渊源”之类，岂是白说的?艺术中的自由境界，说到底是一种深刻的自律精神，正是艺术家面对真理时所具有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因此，创作才更像是一种发现和传达，而不是凭空的创造。
　　自由，更不是凭着一股冲动就凭空“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