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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贝克尔的《家庭论》(中译本名为《家庭经济分析》)发表在八十年代初，它的发表标志着战后以来的经济学方法论革命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这里我们且不去表述它把经济学方法论进入到怎样的一个高度，而谈谈代表着贝克尔方法论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的新表述。
让我们看一下贝克尔方法论的主要内容。面临资源稀缺的并不限于人类的物质活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面临资源稀缺的约束。人类最基本的资源就是时间。人类对时间的分配代表了他们在基本约束下对各种活动的选择组合。有效的、最佳的选择组合必定反映了既定条件下人类利益的极大化。各种活动时间效率的改变，可以导致人类对时间分配的重新调整，因为任何一种活动的时间成本和时间收益的变化都会引起该种活动时间的相对价值的变化，从而为一种新的极大化利益的追求提供了可能。这样，全部人类时间在各个活动领域的配置以及这些活动的相对时间比例在历史上的变化，便可以归结为各种活动时间的相对生产率结构及其变化。贝克尔的分析惊人地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请回想一下恩格斯的两段论述。一段论述是关于时间与价值的关系：
“……到那时〔指在生产资料公有化后的社会化生产中〕，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指社会生产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反杜林论》，第三编，第四章)
恩格斯在这里表达了时间是人类生产的最终成本的意思，而这与贝克尔所认为的时间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稀缺性资源完全一致；恩格斯也提到了效用极大化是资源分配(即生产计划)的基本依据，而这与贝克尔的方法论思想也是一致的。两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恩格斯坚持认为以时间为直接基础的经济计算只有在公有制的社会化生产中才有可能；而贝克尔则认为价值计算可以归结为时间计算，这与经济制度之间没有确定联系。
恩格斯的另一段论述是关于人类各种活动时间的配置：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的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定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所概括的这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现在可以用贝克尔的语言来加以复述：在较早的发展阶段上，人类的时间效用函数中主要包括吃、喝、住、穿这几个因素；只是在较后的发展阶段上，人类的时间效用函数中才逐渐加进了其他因素(例如政治、艺术和宗教等等)；假定时间效用函数不变，人类将活动时间较多地分配给“非生产性”活动，只能出于两个原因：或者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时间生产率有了提高从而使“非生产性”活动的机会时间成本相对下降，或者是“非生产性”活动的时间生产率有了提高从而使生产活动的机会时间收益相对增加；反之，如果假定各种活动时间的相对生产率不变，人类活动时间配置的变化则只能由时间效用函数本身的变化所引起，即由人类对各种活动偏好倾向的变化所引起；但是，任何一种时间配置的变化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会引起时间资源总效率的变动，这种变动总是趋向于接近时间资源总效率的极大点即均衡点；可以说，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这样的、各不相同的均衡点，因此，各个阶段、各个社会都有独自一套活动时间分配体系；归根到底，决定这些时间分配体系的是各个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所拥有的各种活动时间的相对生产率和相对效用。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者所确定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已被二十世纪的许多学者(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但在贝克尔那里，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基本原理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新说明，而且是用数学语言的重新表述。当然，我们的这种看法，也包含了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对贝克尔思想的重新解释。这是因为：首先，贝克尔并无意识追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一；其次，沿着贝克尔所启迪的思路重新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目前还只是一种可能，尚有大量“翻译”工作有待于进行。
从《家庭论》一书来看，贝克尔经济学方法论还包括将一系列经济学基本概念的内涵加以扩大以便能够分析包括低等动物在内的各种生物的行为与环境的相互适应关系。这些经济学概念包括成本、价格和市场等等。传统经济学对成本的定义是：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在贝克尔那里，成本则指任一活动或行为的资源消耗。传统经济学对价格的定义是：出售商品或劳务的单位货币收入；在贝克尔那里，价格则指任一活动或行为的单位效用所得，此时效用已用影子货币来表示。传统经济学对市场的定义是：商品或劳务交换的空间集合；在贝克尔那里，市场则指诸种可能的选择的空间集合。传统经济学对极大化的解释是：个体追求福利净增加或零损失的理性动机；在贝克尔那里，极大化则可以指那些低等动物的无意识行为，这些无意识行为虽不具有个体智慧，但集体效应使它们的经济性(亦即对资源制约的适应性)达到最高程度。这种对极大化的理解已经接近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适者生存概念。不难想象，对经济学基本概念做出以上这些扩展，可以使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到多少研究领域，为经济学研究开拓一个多么宽阔的境界。
(《家庭论》，〔美〕加里·贝克尔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中译本《家庭经济分析》，彭松建译，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2.85元)
让我们看一下贝克尔方法论的主要内容。面临资源稀缺的并不限于人类的物质活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面临资源稀缺的约束。人类最基本的资源就是时间。人类对时间的分配代表了他们在基本约束下对各种活动的选择组合。有效的、最佳的选择组合必定反映了既定条件下人类利益的极大化。各种活动时间效率的改变，可以导致人类对时间分配的重新调整，因为任何一种活动的时间成本和时间收益的变化都会引起该种活动时间的相对价值的变化，从而为一种新的极大化利益的追求提供了可能。这样，全部人类时间在各个活动领域的配置以及这些活动的相对时间比例在历史上的变化，便可以归结为各种活动时间的相对生产率结构及其变化。贝克尔的分析惊人地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请回想一下恩格斯的两段论述。一段论述是关于时间与价值的关系：
“……到那时〔指在生产资料公有化后的社会化生产中〕，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指社会生产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反杜林论》，第三编，第四章)
恩格斯在这里表达了时间是人类生产的最终成本的意思，而这与贝克尔所认为的时间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稀缺性资源完全一致；恩格斯也提到了效用极大化是资源分配(即生产计划)的基本依据，而这与贝克尔的方法论思想也是一致的。两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恩格斯坚持认为以时间为直接基础的经济计算只有在公有制的社会化生产中才有可能；而贝克尔则认为价值计算可以归结为时间计算，这与经济制度之间没有确定联系。
恩格斯的另一段论述是关于人类各种活动时间的配置：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的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定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所概括的这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现在可以用贝克尔的语言来加以复述：在较早的发展阶段上，人类的时间效用函数中主要包括吃、喝、住、穿这几个因素；只是在较后的发展阶段上，人类的时间效用函数中才逐渐加进了其他因素(例如政治、艺术和宗教等等)；假定时间效用函数不变，人类将活动时间较多地分配给“非生产性”活动，只能出于两个原因：或者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时间生产率有了提高从而使“非生产性”活动的机会时间成本相对下降，或者是“非生产性”活动的时间生产率有了提高从而使生产活动的机会时间收益相对增加；反之，如果假定各种活动时间的相对生产率不变，人类活动时间配置的变化则只能由时间效用函数本身的变化所引起，即由人类对各种活动偏好倾向的变化所引起；但是，任何一种时间配置的变化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会引起时间资源总效率的变动，这种变动总是趋向于接近时间资源总效率的极大点即均衡点；可以说，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这样的、各不相同的均衡点，因此，各个阶段、各个社会都有独自一套活动时间分配体系；归根到底，决定这些时间分配体系的是各个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所拥有的各种活动时间的相对生产率和相对效用。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者所确定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已被二十世纪的许多学者(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但在贝克尔那里，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基本原理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新说明，而且是用数学语言的重新表述。当然，我们的这种看法，也包含了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对贝克尔思想的重新解释。这是因为：首先，贝克尔并无意识追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一；其次，沿着贝克尔所启迪的思路重新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目前还只是一种可能，尚有大量“翻译”工作有待于进行。
从《家庭论》一书来看，贝克尔经济学方法论还包括将一系列经济学基本概念的内涵加以扩大以便能够分析包括低等动物在内的各种生物的行为与环境的相互适应关系。这些经济学概念包括成本、价格和市场等等。传统经济学对成本的定义是：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在贝克尔那里，成本则指任一活动或行为的资源消耗。传统经济学对价格的定义是：出售商品或劳务的单位货币收入；在贝克尔那里，价格则指任一活动或行为的单位效用所得，此时效用已用影子货币来表示。传统经济学对市场的定义是：商品或劳务交换的空间集合；在贝克尔那里，市场则指诸种可能的选择的空间集合。传统经济学对极大化的解释是：个体追求福利净增加或零损失的理性动机；在贝克尔那里，极大化则可以指那些低等动物的无意识行为，这些无意识行为虽不具有个体智慧，但集体效应使它们的经济性(亦即对资源制约的适应性)达到最高程度。这种对极大化的理解已经接近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适者生存概念。不难想象，对经济学基本概念做出以上这些扩展，可以使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到多少研究领域，为经济学研究开拓一个多么宽阔的境界。
(《家庭论》，〔美〕加里·贝克尔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中译本《家庭经济分析》，彭松建译，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2.8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