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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笔者以为其与中国经济增长一样，具有相同的特征，停留于浮浅的表面，回避了实质的经济增长和真正的利益关系矛盾，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尽管这后面有深层的原因，中国经济的问题也不能完全由经济学来承担责任。但是无论如何，非常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眼前的现状做总结反思，以真正促进中国经济学向科学方面的发展。
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重生产力研究，轻生产关系研究。文革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学界曾经在批判“两个凡是”的背景下，重视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以“硬骨头经济学家”孙冶方为代表。但是时间不长，研究明显掉头，转向重视生产力研究，主要以熊映梧为代表，提出要把生产力研究放在理论经济学的首位。随之，中国经济学界刮起了生产力研究之风。问题在于，生产力能不能摆脱生产关系的束缚自发的发展？特别是面对当时中国的改革事业，能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孤立地研究生产力？经济学界比较麻木，缺少深入的追究。以致于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界长期对生产关系研究的缺失，经济学家将大量的精力用于研究经济增长，对涉及生产关系的重要改革相对漠视。
2.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近30多年来，随着西风东渐，大量的西方经济学涌入中国，中国高校的经济学充斥着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和译著，经济学方面的东西方交流空前增多。但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由于东西方经济体制的差异，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东施效颦现象，结果西方经济学来到中国，比较普遍地患上水土不服而消化不良的疾病，造成了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西方经济学之箭就是射不中中国经济问题的靶子。导致西方经济学只能与肤浅表层的中国经济学相结合，回避了许多中国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当今中国经济改革与增长面临的窘境，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
3.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学非人化倾向。典型的是回避尖锐而深刻的生产关系矛盾，将研究精力主要放在一些形形色色的部门经济学、行业经济学上，大量是研究一般的经济增长，许多研究见物不见人，避开敏感性甚至尖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在收入分配的研究上，过分地注重效率，忽视公平。满足于为政府建言献策，为老百姓说话的少；重增长研究的多，改革研究的少；即使是改革研究也追求帕累托改进，回避帕累托最优……整个经济学表现得明显缺少人文情怀。经济学的非人化现象，导致整个经济学研究缺血少肉、死气沉沉、解决问题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既不能解释经济现象，又不能從根本上解决问题。
4.本末倒置的经济学数学化。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以来，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的硕士、博士论文没有数学模型，似乎都难以通过。许多论文看起来都达到了数学化的要求，充斥着模型和数学公式，但是基本上没有理论创新，所要证明的结论许多就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国内有本知名的经济学期刊，本来理论经济学研究很有影响，后来舍本求末、改弦易辙搞经济学数学化研究，国内许多经济学者批评说内行看不懂、外行看热闹，离中国远、离现实远、离深刻的经济矛盾更远，大量的论文深不见底、宽不到边，根本解释不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结果主编讲他这个杂志主要不是给国内学者看的，是给外国经济学者看的。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笔者认为，经济学研究并不排斥定量分析和计量模型，但是定量研究必须建立了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有好的定性分析，有理论创新，再加上数学模型验证，可以起锦上添花的作用。反过来，缺少深刻的抽象研究、定性分析，没有揭示出对象的本质，却数学模型一大堆，结论浅显之极，连画蛇添足都不如。
5.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做经济学研究的学问，本来是要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急躁的事。但是多年来，经济学研究跟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从各类高校、社科院以及政府部门，到处都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情况，拼命凑数字，应付名目繁多的考核、验收和检查。高校老师为了考核轻教学重论文成果，硕士生、博士生毕业都有发表论文数量的要求，一些部门的政府官员不仅迷恋官位，同时还用学位、职称装潢门面，也来挤经济学研究的班车，追求论文的发表，著作的出版。结果，中国经济学研究的GDP基本上也是质低量大。许多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有量无质，一些论文、著作、课题等基本上就是学术垃圾、废品。从全社会的角度，没有社会效益，有的是纯粹的成本耗费。当今中国，发表的经济学成果数量肯定是全球第一，但粗制滥造太多，罕有上乘之作，质量大打折扣，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差距不是在缩小，却在拉大。
6.走向穷途末路的学术腐败。经济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本来应该属于高尚的学术殿堂，学者们秉承学术的道德良知，遵守学术规范，遵循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通过理论创新为实践服务。但是，在整个社会存在着严重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下面，学术界虽然可能是被有所遗忘的角落，但并非是世外桃园和一方净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为了学历、职称发表论文出书，为了金钱出卖版面和书号，为了版面和书号行贿，用钱买版面和书号，结成了一条长长的中国学术产业链，形成了中国的学术怪圈。一方面，学术环境不自由，学者不敢、不愿说真话；另一方面，学术金钱化、市场化、商品化，既污染了学术环境，更败坏了学术风气，许多学者不明真相、不说真话、不求真理，损坏了学术形象。不过，话说回来，经济学术界的腐败不是孤立的现象，主要归因于社会腐败，是一种体制下的“普照之光”，主要责任自然不应由学者承担。
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学多年来面临如此困境，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与中国浅表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
1.避重就轻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尤其是面对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表面上经济效率低下，实质上权利不平等、行为不规范、责任无约束等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也必须涉及到原有体制的根本弊端即高度集权而没有责任约束问题。 按照改革的逻辑顺序，经济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决定了改革的主体和对象都是政府。但从实践来看，中国经济逆向改革的问题相当突出。比较普遍地是将改革的对象放在企业和基层，特别是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职工。改革表现的特征就是下动上不动，越改越被动。地方政府面对这样的改革，从反面接受改革的经验教训，即形成了“发展可以超前，改革不能超前”的共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些深层次的改革难题和问题，成为“尊者讳”而不让或不愿触及的敏感问题。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浅尝辄止，回避尖锐的生产关系矛盾，热衷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研究。但生产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学研究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一时的增长不代表生产关系深层次矛盾的解决。
2.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西方经济学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并且越来越趋于成熟。问题是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的中国，特别是面临深刻和复杂的利益矛盾，成熟的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学有多大的适用性？西方经济学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并不是中国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复杂的生产关系矛盾，相反是在生产关系基本稳定的条件下，研究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非常技术性的细节问题。由于土壤不同，你简单搬用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射中国经济问题的靶子？并且，引进到中国的西方经济学，除了从“左”的角度批判人家的阶级性，就是基本上述而不作，既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更谈不上创新。
3.忽视经济学的人本内涵。经济学本质上是人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以促进生产关系合理性为首要目的，通过生产关系的调适解放生产力、發展生产力。但中国经济学消极地接受了传统经济学的教训，并没有突出人的主体性、对象性和目的性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以前受“左”的思想影响，过分夸大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对立，尤其是在相当长时期里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实际上破坏了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是文革以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些学者将传统经济学的弊端归结于生产关系研究，因此将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主要放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方面，忽视了生产关系调整的作用，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经济学要研究财富增长，但必须首先研究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下促进财富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忽视对以人为轴心的生产关系研究，也从一侧面表明中国经济学对改革的贡献不够显著。
4.缺少严格的抽象和具体研究方法。马克思好象在资本论里讲过这样的意思，物理学的方法主要靠实验，经济学研究主要依靠抽象力。“硬骨头经济学家”孙冶方则讲得比较形象，将抽象法比喻为“脱衣法”，将具体法比喻为“穿衣法”。以人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面对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复杂现象，必须通过由表及里、抽丝剥茧、去粗取精的过程，揭示对象的本质，掌握其深刻内涵。但纵观中国经济学这么多年来，许多人为表面的诱惑所迷惑，喜欢跟时尚、赶时髦，甚至顺着领导竿子爬，不愿意沉住气、静下心来钻研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要么沿袭教条主义的空洞理论，要么追求表面的奢华，除了经济学数学化外，就是不负责任地简单模仿。不愿意深入地进行抽象，当然导致现行的经济学理论充满着学术的浮浅和浮躁，对中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拿不出可行和有力的答案。
5.错误的考核导向。对学术绩效的评估必须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定量考核必须建立在定性准确的基础上。定性不准，定量考核很可能背道而驰。从定性的角度考量，学术研究首先是学者的自由度，研究的独立自主性，学术的研究规范，学者的学术品行，学术研究的社会环境等。在定性准确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评定学者的学术成果，学者的研究能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搞清楚学术的定性标准，象GDP考核一样，设计的定量指标用于考核，很可能南辕北辙，起着误导和逆向调节的作用。将经济学术研究引进死胡同。
6.官学勾结的学术环境。与官商勾结一样，如果学术研究被政治权力绑架，官学勾结是必然的。为什么一些政府官员也对学历、职称以及出书、发表论文产生浓厚偏好，拿严肃的学术来装潢自己的门面，当然与官场风气有关，因此也渗透到学术领域，引起严重的学术腐败。官员们要学历有学历，要出书就出书，要发表论文就有地方发表，要拿课题就有课题等着，想干什么都很容易。甚至许多政府部门将自己的工作课题化。学者们自然也知道谁在垄断学术，从谁那儿可以获得学术资源。因此，官学勾结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学术现象。否则，学者的一切努力都可能是无用之功。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出路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科学地对待。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有学术本身的问题，更有非学术本身的问题，是一个大的系统性问题，必须有系统性解决的办法。
1.对现行经济学术环境进行深刻的改造。经济学者能否安心、认真、踏实地做学问，用不着对学者进行如何学术的教育，贵在设计一套科学规范、合理的学术制度体系，引导学者的学术行为，促使学者自觉地做到学术研究必须如何而不能如何。必须承认，经济学者也是有着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清教徒”。学者的利益实现主要依赖于自己的学术操守、学术能力、学术成就，不应该有另外的标准。这是真正繁荣中国经济学、提升中国经济学水平的重要基础。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学家左大培曾经提出“经济学也要反腐败”，可惜在当时情况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经济学等整个的学术腐败愈来愈严重，积重难返。
2.回到本原的经济问题上来。经济学研究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迄今没有解决。导致整个研究浮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从满足消费需求开始的，经济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消费仍然是人类基本的目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人的自由和发展都与消费密切相关。经济学必须围绕人类消费需求的满足深化研究，以消费为中心组织经济活动。现实生活中，为了经济增长而研究经济增长，为了就业而研究就业，为了增加财富而研究财富，甚至为了货币的增长，等等，其实都偏离、远离甚至背离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经济学研究也出现了本末倒置或舍本求末的现象，模糊、迷失了经济学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3.立足于在生产关系层面解决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经济活动作为以人为主体的经济行为，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合理，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特别是影响到人们对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与积极性。不解决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力不可能得到解放和发展，经济增长也不具有可持续性。但人既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又是生产关系的轴心要素，人更是有情感的复杂多变的高级动物。生产关系的好坏，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正能量或负能量。经济学必须深入研究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建立在生产关系科学性、合理性、平等性、互利性的基础上，包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建构平等互利的新型生产关系。作为制度决定论者，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主要来源于一定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性的變革对于生产关系是根本性的。
4.经济学研究 “深要见底、宽要到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很多，但最基本的方法是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其它方法不能脱离和背离这个基本的方法。经济学理论必须彻底才能把握深刻的内涵，全面解释整个的经济现象，也才能真正说服人。
如何彻底？必须“深要见底，宽要到边”。“深要见底”，就是通过严格的抽象，揭示出研究对象的真正本质及深刻内涵，保证理论的内涵能涵盖研究对象的所有外延。打个不一定十分恰当的比喻，比如对水果的抽象，必须能概括水果所内含的基本特征，即水果是指多汁且有甜味的植物果实，但是如果只是将水果抽象到多汁的植物果实，将具有甜味的果实排除在外，就说明抽象不够彻底和到位，不能概括水果的全部特征。只有抽象到位，抓住事物本质，内涵才能周延，研究才能彻底。也只有抽象到位，掌握了研究对象的深刻内涵，才能解决研究如何具体的问题。抽象不够，肯定具体也难以到边，当然对所有纷繁复杂的全部经济现象没办法做出科学的解释。数学等其它的方法必须服从于、服务于抽象与具体的基本方法。比如，对以人为主体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必须抽象出人的属性、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人的动力、人的目的、人的关系等。切实解决现行经济学的非人化倾向。
5.建立起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一门科学的理论体系不是刻意形成的。关键是取决于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把握，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搞清楚经济的本原问题，坚持“深要见底、宽要到边”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全球或世界经济学也同样）核心是将人之利己性作为经济学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点，改变对人之利己、利他的动摇不定、模棱两可的状态；在承认人之利己性基础上，建立人们之间平等互利的经济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构造相应的制度体系；更进一步，在肯定人之利己性和规范行为基础上，建立能代表全民利益的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将微观的动力和积极性置于宏观有效调节的前提之下，争取社会资源的最大化有效利用和保护，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公平合理，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等。所以，人之利己性、行为之规范性、宏观调节之有效性，是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三个维度和支柱，只有以这三个维度构造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框架体系，经济学才能充分发挥它的解释功能，以及对现实经济所有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功能。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
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重生产力研究，轻生产关系研究。文革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学界曾经在批判“两个凡是”的背景下，重视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以“硬骨头经济学家”孙冶方为代表。但是时间不长，研究明显掉头，转向重视生产力研究，主要以熊映梧为代表，提出要把生产力研究放在理论经济学的首位。随之，中国经济学界刮起了生产力研究之风。问题在于，生产力能不能摆脱生产关系的束缚自发的发展？特别是面对当时中国的改革事业，能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孤立地研究生产力？经济学界比较麻木，缺少深入的追究。以致于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界长期对生产关系研究的缺失，经济学家将大量的精力用于研究经济增长，对涉及生产关系的重要改革相对漠视。
2.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近30多年来，随着西风东渐，大量的西方经济学涌入中国，中国高校的经济学充斥着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和译著，经济学方面的东西方交流空前增多。但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由于东西方经济体制的差异，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东施效颦现象，结果西方经济学来到中国，比较普遍地患上水土不服而消化不良的疾病，造成了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西方经济学之箭就是射不中中国经济问题的靶子。导致西方经济学只能与肤浅表层的中国经济学相结合，回避了许多中国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当今中国经济改革与增长面临的窘境，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
3.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学非人化倾向。典型的是回避尖锐而深刻的生产关系矛盾，将研究精力主要放在一些形形色色的部门经济学、行业经济学上，大量是研究一般的经济增长，许多研究见物不见人，避开敏感性甚至尖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在收入分配的研究上，过分地注重效率，忽视公平。满足于为政府建言献策，为老百姓说话的少；重增长研究的多，改革研究的少；即使是改革研究也追求帕累托改进，回避帕累托最优……整个经济学表现得明显缺少人文情怀。经济学的非人化现象，导致整个经济学研究缺血少肉、死气沉沉、解决问题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既不能解释经济现象，又不能從根本上解决问题。
4.本末倒置的经济学数学化。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以来，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的硕士、博士论文没有数学模型，似乎都难以通过。许多论文看起来都达到了数学化的要求，充斥着模型和数学公式，但是基本上没有理论创新，所要证明的结论许多就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国内有本知名的经济学期刊，本来理论经济学研究很有影响，后来舍本求末、改弦易辙搞经济学数学化研究，国内许多经济学者批评说内行看不懂、外行看热闹，离中国远、离现实远、离深刻的经济矛盾更远，大量的论文深不见底、宽不到边，根本解释不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结果主编讲他这个杂志主要不是给国内学者看的，是给外国经济学者看的。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笔者认为，经济学研究并不排斥定量分析和计量模型，但是定量研究必须建立了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有好的定性分析，有理论创新，再加上数学模型验证，可以起锦上添花的作用。反过来，缺少深刻的抽象研究、定性分析，没有揭示出对象的本质，却数学模型一大堆，结论浅显之极，连画蛇添足都不如。
5.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做经济学研究的学问，本来是要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急躁的事。但是多年来，经济学研究跟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从各类高校、社科院以及政府部门，到处都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情况，拼命凑数字，应付名目繁多的考核、验收和检查。高校老师为了考核轻教学重论文成果，硕士生、博士生毕业都有发表论文数量的要求，一些部门的政府官员不仅迷恋官位，同时还用学位、职称装潢门面，也来挤经济学研究的班车，追求论文的发表，著作的出版。结果，中国经济学研究的GDP基本上也是质低量大。许多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有量无质，一些论文、著作、课题等基本上就是学术垃圾、废品。从全社会的角度，没有社会效益，有的是纯粹的成本耗费。当今中国，发表的经济学成果数量肯定是全球第一，但粗制滥造太多，罕有上乘之作，质量大打折扣，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差距不是在缩小，却在拉大。
6.走向穷途末路的学术腐败。经济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本来应该属于高尚的学术殿堂，学者们秉承学术的道德良知，遵守学术规范，遵循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通过理论创新为实践服务。但是，在整个社会存在着严重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下面，学术界虽然可能是被有所遗忘的角落，但并非是世外桃园和一方净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为了学历、职称发表论文出书，为了金钱出卖版面和书号，为了版面和书号行贿，用钱买版面和书号，结成了一条长长的中国学术产业链，形成了中国的学术怪圈。一方面，学术环境不自由，学者不敢、不愿说真话；另一方面，学术金钱化、市场化、商品化，既污染了学术环境，更败坏了学术风气，许多学者不明真相、不说真话、不求真理，损坏了学术形象。不过，话说回来，经济学术界的腐败不是孤立的现象，主要归因于社会腐败，是一种体制下的“普照之光”，主要责任自然不应由学者承担。
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学多年来面临如此困境，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与中国浅表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
1.避重就轻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尤其是面对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表面上经济效率低下，实质上权利不平等、行为不规范、责任无约束等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也必须涉及到原有体制的根本弊端即高度集权而没有责任约束问题。 按照改革的逻辑顺序，经济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决定了改革的主体和对象都是政府。但从实践来看，中国经济逆向改革的问题相当突出。比较普遍地是将改革的对象放在企业和基层，特别是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职工。改革表现的特征就是下动上不动，越改越被动。地方政府面对这样的改革，从反面接受改革的经验教训，即形成了“发展可以超前，改革不能超前”的共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些深层次的改革难题和问题，成为“尊者讳”而不让或不愿触及的敏感问题。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浅尝辄止，回避尖锐的生产关系矛盾，热衷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研究。但生产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学研究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一时的增长不代表生产关系深层次矛盾的解决。
2.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西方经济学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并且越来越趋于成熟。问题是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的中国，特别是面临深刻和复杂的利益矛盾，成熟的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学有多大的适用性？西方经济学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并不是中国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复杂的生产关系矛盾，相反是在生产关系基本稳定的条件下，研究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非常技术性的细节问题。由于土壤不同，你简单搬用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射中国经济问题的靶子？并且，引进到中国的西方经济学，除了从“左”的角度批判人家的阶级性，就是基本上述而不作，既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更谈不上创新。
3.忽视经济学的人本内涵。经济学本质上是人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以促进生产关系合理性为首要目的，通过生产关系的调适解放生产力、發展生产力。但中国经济学消极地接受了传统经济学的教训，并没有突出人的主体性、对象性和目的性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以前受“左”的思想影响，过分夸大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对立，尤其是在相当长时期里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实际上破坏了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是文革以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些学者将传统经济学的弊端归结于生产关系研究，因此将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主要放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方面，忽视了生产关系调整的作用，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经济学要研究财富增长，但必须首先研究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下促进财富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忽视对以人为轴心的生产关系研究，也从一侧面表明中国经济学对改革的贡献不够显著。
4.缺少严格的抽象和具体研究方法。马克思好象在资本论里讲过这样的意思，物理学的方法主要靠实验，经济学研究主要依靠抽象力。“硬骨头经济学家”孙冶方则讲得比较形象，将抽象法比喻为“脱衣法”，将具体法比喻为“穿衣法”。以人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面对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复杂现象，必须通过由表及里、抽丝剥茧、去粗取精的过程，揭示对象的本质，掌握其深刻内涵。但纵观中国经济学这么多年来，许多人为表面的诱惑所迷惑，喜欢跟时尚、赶时髦，甚至顺着领导竿子爬，不愿意沉住气、静下心来钻研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要么沿袭教条主义的空洞理论，要么追求表面的奢华，除了经济学数学化外，就是不负责任地简单模仿。不愿意深入地进行抽象，当然导致现行的经济学理论充满着学术的浮浅和浮躁，对中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拿不出可行和有力的答案。
5.错误的考核导向。对学术绩效的评估必须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定量考核必须建立在定性准确的基础上。定性不准，定量考核很可能背道而驰。从定性的角度考量，学术研究首先是学者的自由度，研究的独立自主性，学术的研究规范，学者的学术品行，学术研究的社会环境等。在定性准确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评定学者的学术成果，学者的研究能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搞清楚学术的定性标准，象GDP考核一样，设计的定量指标用于考核，很可能南辕北辙，起着误导和逆向调节的作用。将经济学术研究引进死胡同。
6.官学勾结的学术环境。与官商勾结一样，如果学术研究被政治权力绑架，官学勾结是必然的。为什么一些政府官员也对学历、职称以及出书、发表论文产生浓厚偏好，拿严肃的学术来装潢自己的门面，当然与官场风气有关，因此也渗透到学术领域，引起严重的学术腐败。官员们要学历有学历，要出书就出书，要发表论文就有地方发表，要拿课题就有课题等着，想干什么都很容易。甚至许多政府部门将自己的工作课题化。学者们自然也知道谁在垄断学术，从谁那儿可以获得学术资源。因此，官学勾结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学术现象。否则，学者的一切努力都可能是无用之功。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出路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科学地对待。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有学术本身的问题，更有非学术本身的问题，是一个大的系统性问题，必须有系统性解决的办法。
1.对现行经济学术环境进行深刻的改造。经济学者能否安心、认真、踏实地做学问，用不着对学者进行如何学术的教育，贵在设计一套科学规范、合理的学术制度体系，引导学者的学术行为，促使学者自觉地做到学术研究必须如何而不能如何。必须承认，经济学者也是有着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清教徒”。学者的利益实现主要依赖于自己的学术操守、学术能力、学术成就，不应该有另外的标准。这是真正繁荣中国经济学、提升中国经济学水平的重要基础。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学家左大培曾经提出“经济学也要反腐败”，可惜在当时情况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经济学等整个的学术腐败愈来愈严重，积重难返。
2.回到本原的经济问题上来。经济学研究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迄今没有解决。导致整个研究浮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从满足消费需求开始的，经济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消费仍然是人类基本的目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人的自由和发展都与消费密切相关。经济学必须围绕人类消费需求的满足深化研究，以消费为中心组织经济活动。现实生活中，为了经济增长而研究经济增长，为了就业而研究就业，为了增加财富而研究财富，甚至为了货币的增长，等等，其实都偏离、远离甚至背离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经济学研究也出现了本末倒置或舍本求末的现象，模糊、迷失了经济学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3.立足于在生产关系层面解决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经济活动作为以人为主体的经济行为，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合理，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特别是影响到人们对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与积极性。不解决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力不可能得到解放和发展，经济增长也不具有可持续性。但人既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又是生产关系的轴心要素，人更是有情感的复杂多变的高级动物。生产关系的好坏，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正能量或负能量。经济学必须深入研究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建立在生产关系科学性、合理性、平等性、互利性的基础上，包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建构平等互利的新型生产关系。作为制度决定论者，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主要来源于一定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性的變革对于生产关系是根本性的。
4.经济学研究 “深要见底、宽要到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很多，但最基本的方法是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其它方法不能脱离和背离这个基本的方法。经济学理论必须彻底才能把握深刻的内涵，全面解释整个的经济现象，也才能真正说服人。
如何彻底？必须“深要见底，宽要到边”。“深要见底”，就是通过严格的抽象，揭示出研究对象的真正本质及深刻内涵，保证理论的内涵能涵盖研究对象的所有外延。打个不一定十分恰当的比喻，比如对水果的抽象，必须能概括水果所内含的基本特征，即水果是指多汁且有甜味的植物果实，但是如果只是将水果抽象到多汁的植物果实，将具有甜味的果实排除在外，就说明抽象不够彻底和到位，不能概括水果的全部特征。只有抽象到位，抓住事物本质，内涵才能周延，研究才能彻底。也只有抽象到位，掌握了研究对象的深刻内涵，才能解决研究如何具体的问题。抽象不够，肯定具体也难以到边，当然对所有纷繁复杂的全部经济现象没办法做出科学的解释。数学等其它的方法必须服从于、服务于抽象与具体的基本方法。比如，对以人为主体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必须抽象出人的属性、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人的动力、人的目的、人的关系等。切实解决现行经济学的非人化倾向。
5.建立起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一门科学的理论体系不是刻意形成的。关键是取决于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把握，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搞清楚经济的本原问题，坚持“深要见底、宽要到边”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全球或世界经济学也同样）核心是将人之利己性作为经济学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点，改变对人之利己、利他的动摇不定、模棱两可的状态；在承认人之利己性基础上，建立人们之间平等互利的经济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构造相应的制度体系；更进一步，在肯定人之利己性和规范行为基础上，建立能代表全民利益的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将微观的动力和积极性置于宏观有效调节的前提之下，争取社会资源的最大化有效利用和保护，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公平合理，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等。所以，人之利己性、行为之规范性、宏观调节之有效性，是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三个维度和支柱，只有以这三个维度构造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框架体系，经济学才能充分发挥它的解释功能，以及对现实经济所有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功能。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