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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徐宝璜以“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而名垂史册，他的新闻学思想一直是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徐宝璜的舆论研究极少关注和发掘，有意无意埋没了许多宝贵的学术财富。本文试图运用历史的方法，在整体把握徐氏新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简要勾勒徐宝璜的舆论思想轮廓，尝试为我国舆论研究续上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一环。同时，徐宝璜的舆论思想在今天仍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徐宝璜 舆论研究 新闻本位
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徐宝璜（1894-1930）这个名字是和“新闻教育第一位的大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黄天鹏语）这样的称誉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理论专著《新闻学》①被蔡元培称为我国新闻界的“破天荒”之作。数十年来，徐宝璜的新闻学思想都是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可是，若论徐宝璜的舆论思想，专家学者关注的极少，相关研究更是寥若晨星。徐宝璜的舆论思想何以被人“淡忘”？笔者研究以为，这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学术价值不大，而是因为有三大因素制约：首先，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一直集中在《新闻学》上，而书中关于舆论问题的论述不成体系，同时对他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不深，因此对其舆论思想缺乏全面认识和正确评判；其次，关于徐宝璜舆论研究的文献资料长期奇缺，他的重要论文《舆论之研究》尘封于故纸堆中，直到近年才重新整理刊印②，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徐宝璜唯一一篇舆论学研究专文；再次，我国舆论研究的历史谱系长期没有系统梳理，从近代舆论思想到现代舆论研究，历史传承和思想流变脉络不清，湮灭了徐宝璜等人的思想光芒。笔者认为，只有从我国舆论研究的历史谱系入手，从整体上把握徐宝璜新闻理论的建构过程，才能更好地洞察他的舆论思想流变及其重要历史价值，为我国舆论研究续上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一环。
“新闻本位”原则下的舆论探究
民国初年，我国新闻界最大变化就是政党报纸的蜂起。但是，随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北洋军阀对舆论的钳制变本加厉，对异己的报纸和报人残酷镇压，政党报纸面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必然命运。从世界范围来看，“政论纸”让位于“新闻纸”，已是大势所趋。民国时代著名记者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指出：“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笔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③这正是徐宝璜研究舆论问题的时代背景。
“新闻本位”的原则在徐宝璜的新闻理论中得到全面体现。他在《新闻学》中提出，“新闻纸之职务”主要有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新闻纸者，最能常以关于各种问题之消息，供给社会者也。舆论之根据，实在其掌握中。”舆论之健全与否，与事实之正确及详细与否，有极大关系。徐宝璜将舆论研究的基点置于“新闻本位”之下，与梁启超等人从政治学视角阐述的舆论思想有了根本分野。正如陈力丹教授在《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中指出：“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④。而徐宝璜对于梁启超等人的理论突破，可视为中国新闻学研究从近代向现代的重要转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徐宝璜《新闻学》理论框架中，“新闻纸之职务”与舆论直接相关的还有两项，分别是“代表舆论”、“创造舆论”。从字面上看，这与梁启超等人的提法别无二致，但其内涵已截然不同。以“创造舆论”为例，这一概念虽然来自梁启超等人“制造舆论”的思想，但徐宝璜提出“创造之方法有三”：一为登载真正之新闻，以为阅者判断之根据；二为访问专家或要人，而发表其谈话；三为发表精确之社论，以唤起正常之舆论。这些都是新闻纸影响舆论的典型做法，与政党报纸的立言鼓吹有天壤之别。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此后徐宝璜对学术观点又有若干重要修正，体现在《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1927年发表于《新闻学刊》）、《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1929年发表于《报学杂志》）、《新闻事业之将来》（1929年发表于《报学杂志》）等论文中。至此，徐宝璜完全摆脱了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藩篱，真正步入了现代新闻学和舆论学研究的堂奥。
突出公共性的舆论内涵
重新发现《舆论之研究》，对于深入发掘徐宝璜舆论思想的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7期上，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分别阐述了舆论之定义、舆论发达之要件、创造舆论之方法、舆论之能力。“舆论二字，常传诸人口，见诸报章，然鲜有考其意义者。璜因与新闻学研究会诸君，以此为议题而开二度之讨论。兹将所得之结果，分项叙述于下。”可见，这篇论文不仅代表了徐宝璜本人的研究成果，而且集中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同仁的集体智慧。
“舆论者，在社会上占多数之关于公共问题之自由的意见也。”徐宝璜指出，舆论首先是一种意见，“至此意见之发生，有时为几经考虑之结果，亦有时激于一时之感情”；其二，成为舆论的意见必须是自由的意见，“故必人民有发表意见之自由，然后有真正之舆论，否则伪造者耳”；其三，舆论评判的事实必须“关于公共问题”，“或虽为私人之行动，然影响于社会者甚大，方能成为舆论”，“在民智不发达之时，公共问题，仅为政治问题。及民智既进，则种种社会问题如妇女问题，劳动问题，亦皆成公共问题矣”；其四，舆论表达的自由意见必须在社会上占多数。上述对舆论的定义及分析，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比较精当的。尤其可贵的是，徐宝璜“关于公共问题”的论述，指出了现代舆论的重要特质：公共性。这是理论上的重大进步。
有学者指出，将西方“公共”概念与舆论研究相结合大约始于辛亥革命时期，早在1909年胡汉民就在其论述中提到了舆论的公共性质，不过胡汉民没有象徐宝璜这样对舆论的公共性质展开深刻论述。而继徐宝璜之后，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等人在著作中也将“公共性”的概念引入新闻学研究，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这其中，徐宝璜的理论贡献不容忽视。 走向理性的舆论功能观
从梁启超呼吁变法到徐宝璜学术研究的年代，知识精英对舆论往往抱有盲目夸大的看法。特别是梁启超的观点风行天下：“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力，未有能御者也”，“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⑤，等等。这在徐宝璜的思想中也有一定体现，他多次引述梁启超的观点，并且说：“余惟新闻纸者，近代文明中势力最雄伟之物也”⑥。徐宝璜对舆论的巨大作用始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但作为富有科学精神的现代学者，他从社会实践到理论研究，对舆论的功能逐渐有了较为理性的科学认识。
在《舆论之研究》一文中，徐宝璜对“舆论之能力”作了探讨。他认为，舆论能力的大小，可以分两层来看，一是就数字而言，组成舆论的人数越多，舆论的能力也就越大；二是就性质而言，“则舆论破坏之能力大，建设之能力小”。徐宝璜从当时历史经验中发现，如果舆论反对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往往就会失败，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均因舆论反对而告失败；而如果舆论鼓吹一件事情，其效果并不理想，如舆论呼唤政治清明、实业发达等，在社会上收效甚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徐宝璜分析认为：“反对一事之成立，只需停止其事之进行即得，手续较为简单。至于建设之目的，则欲一事之实现，手续至为繁复，而所需之时日亦必较为长久。中间因经济人力之关系，或因时过境迁，遂往往不能得圆满之结果矣。”这种冷静思考与科学分析值得充分肯定。与梁启超等人相比，他以现代学术观点系统研究舆论问题，在我国舆论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徐宝璜舆论思想的当代启示
风云激荡的90多年过去了，我们置身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徐宝璜的舆论思想依然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对我们今天认识新闻舆论、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具有重要启示。简言之，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闻本位”塑造传媒公信力。徐宝璜早年留学美国，打开了国际视野，将思维触角拓展到国际舆论领域。他在《新闻事业之将来》一文中设想：“新闻记者可以代表全国人士舆论，以与外人相周旋，而力之所至，得各国人士信仰，则宣传力已被于全世界矣。”但他面对的现实是残酷的，当时我国新闻媒体尚十分幼稚，在社会上没有公信力，在国际上更没有地位。时至今日，如何让“中国声音”影响世界，已成为中国媒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大使命。我们要牢固树立“新闻本位”意识，既要善于“用事实说话”，更要学会“让事实说话”，传播雄辩的事实，赢得世界的信任，努力打造一批有世界话语权、国际影响力的主流媒体。
其次，新闻媒体必须担当社会责任。徐宝璜在《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一文中指出：“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责任匪轻，处之宜慎，遇事当求其真，发言应本乎正，本独立之精神，作神圣之事业，信仰取得，权威自立，尊严立见”。他对那些以颠倒是非、博官猎贿，或者以致富为追求的所谓报人嗤之以鼻，斥之为新闻事业的罪人。这些思想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今天我们更加强调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传播者当然要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才能洞察世界风云，把握时代脉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第三，新闻舆论引导要讲究方式方法。徐宝璜当年提出的“代表舆论”、“指导舆论”的方法，至今仍是新闻舆论引导的重要方法。对于简单常见的事件，新闻媒体只需据实报道；对于较为复杂的问题，要善于发挥意见领袖（即“专家或要人”）作用，为公众深化思想认识、形成健全舆论提供重要参考；同时要深入研究世情国情，发表切中肯綮的社论观点，引导公共舆论走向，引领社会进步潮流。
当然，对于徐宝璜的舆论思想，笔者的研究还很不深入。在徐宝璜的思想宝库中，还有很多精华有待进一步提取。相信随着学术研究持续深入，我们全面梳理舆论研究的知识谱系，不断拓展舆论研究的理论深度，会有更多惊喜发现。
参考文献
①该书初稿1918年发表时名称为《新闻学大意》，曾改名《新闻学纲要》，1919年《新闻学》正式出版，其时为第四稿。徐宝璜的思想观点在其后发表的新闻学论文中继续完善，从中可见他的新闻思想演变的重要轨迹。
②徐宝璜著，肖东发、邓绍根编：《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1-134页。此前，《新闻学》的附录和其他有关徐宝璜的历史文献中一直没有收录这篇重要论文，以致于几乎无人问津。
③松本君平、休曼、徐宝璜、邵飘萍著，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谭启泰编注：《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422
④《陈力丹自选集·新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37
⑤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
⑥徐宝璜：《新闻学刊全集》序言，《徐宝璜新闻学论集》，第173页
（作者:安徽日报社首席记者）
责编：刘冰石
【关键词】徐宝璜 舆论研究 新闻本位
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徐宝璜（1894-1930）这个名字是和“新闻教育第一位的大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黄天鹏语）这样的称誉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理论专著《新闻学》①被蔡元培称为我国新闻界的“破天荒”之作。数十年来，徐宝璜的新闻学思想都是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可是，若论徐宝璜的舆论思想，专家学者关注的极少，相关研究更是寥若晨星。徐宝璜的舆论思想何以被人“淡忘”？笔者研究以为，这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学术价值不大，而是因为有三大因素制约：首先，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一直集中在《新闻学》上，而书中关于舆论问题的论述不成体系，同时对他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不深，因此对其舆论思想缺乏全面认识和正确评判；其次，关于徐宝璜舆论研究的文献资料长期奇缺，他的重要论文《舆论之研究》尘封于故纸堆中，直到近年才重新整理刊印②，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徐宝璜唯一一篇舆论学研究专文；再次，我国舆论研究的历史谱系长期没有系统梳理，从近代舆论思想到现代舆论研究，历史传承和思想流变脉络不清，湮灭了徐宝璜等人的思想光芒。笔者认为，只有从我国舆论研究的历史谱系入手，从整体上把握徐宝璜新闻理论的建构过程，才能更好地洞察他的舆论思想流变及其重要历史价值，为我国舆论研究续上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一环。
“新闻本位”原则下的舆论探究
民国初年，我国新闻界最大变化就是政党报纸的蜂起。但是，随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北洋军阀对舆论的钳制变本加厉，对异己的报纸和报人残酷镇压，政党报纸面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必然命运。从世界范围来看，“政论纸”让位于“新闻纸”，已是大势所趋。民国时代著名记者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指出：“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笔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③这正是徐宝璜研究舆论问题的时代背景。
“新闻本位”的原则在徐宝璜的新闻理论中得到全面体现。他在《新闻学》中提出，“新闻纸之职务”主要有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新闻纸者，最能常以关于各种问题之消息，供给社会者也。舆论之根据，实在其掌握中。”舆论之健全与否，与事实之正确及详细与否，有极大关系。徐宝璜将舆论研究的基点置于“新闻本位”之下，与梁启超等人从政治学视角阐述的舆论思想有了根本分野。正如陈力丹教授在《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中指出：“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④。而徐宝璜对于梁启超等人的理论突破，可视为中国新闻学研究从近代向现代的重要转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徐宝璜《新闻学》理论框架中，“新闻纸之职务”与舆论直接相关的还有两项，分别是“代表舆论”、“创造舆论”。从字面上看，这与梁启超等人的提法别无二致，但其内涵已截然不同。以“创造舆论”为例，这一概念虽然来自梁启超等人“制造舆论”的思想，但徐宝璜提出“创造之方法有三”：一为登载真正之新闻，以为阅者判断之根据；二为访问专家或要人，而发表其谈话；三为发表精确之社论，以唤起正常之舆论。这些都是新闻纸影响舆论的典型做法，与政党报纸的立言鼓吹有天壤之别。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此后徐宝璜对学术观点又有若干重要修正，体现在《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1927年发表于《新闻学刊》）、《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1929年发表于《报学杂志》）、《新闻事业之将来》（1929年发表于《报学杂志》）等论文中。至此，徐宝璜完全摆脱了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藩篱，真正步入了现代新闻学和舆论学研究的堂奥。
突出公共性的舆论内涵
重新发现《舆论之研究》，对于深入发掘徐宝璜舆论思想的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7期上，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分别阐述了舆论之定义、舆论发达之要件、创造舆论之方法、舆论之能力。“舆论二字，常传诸人口，见诸报章，然鲜有考其意义者。璜因与新闻学研究会诸君，以此为议题而开二度之讨论。兹将所得之结果，分项叙述于下。”可见，这篇论文不仅代表了徐宝璜本人的研究成果，而且集中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同仁的集体智慧。
“舆论者，在社会上占多数之关于公共问题之自由的意见也。”徐宝璜指出，舆论首先是一种意见，“至此意见之发生，有时为几经考虑之结果，亦有时激于一时之感情”；其二，成为舆论的意见必须是自由的意见，“故必人民有发表意见之自由，然后有真正之舆论，否则伪造者耳”；其三，舆论评判的事实必须“关于公共问题”，“或虽为私人之行动，然影响于社会者甚大，方能成为舆论”，“在民智不发达之时，公共问题，仅为政治问题。及民智既进，则种种社会问题如妇女问题，劳动问题，亦皆成公共问题矣”；其四，舆论表达的自由意见必须在社会上占多数。上述对舆论的定义及分析，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比较精当的。尤其可贵的是，徐宝璜“关于公共问题”的论述，指出了现代舆论的重要特质：公共性。这是理论上的重大进步。
有学者指出，将西方“公共”概念与舆论研究相结合大约始于辛亥革命时期，早在1909年胡汉民就在其论述中提到了舆论的公共性质，不过胡汉民没有象徐宝璜这样对舆论的公共性质展开深刻论述。而继徐宝璜之后，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等人在著作中也将“公共性”的概念引入新闻学研究，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这其中，徐宝璜的理论贡献不容忽视。 走向理性的舆论功能观
从梁启超呼吁变法到徐宝璜学术研究的年代，知识精英对舆论往往抱有盲目夸大的看法。特别是梁启超的观点风行天下：“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力，未有能御者也”，“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⑤，等等。这在徐宝璜的思想中也有一定体现，他多次引述梁启超的观点，并且说：“余惟新闻纸者，近代文明中势力最雄伟之物也”⑥。徐宝璜对舆论的巨大作用始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但作为富有科学精神的现代学者，他从社会实践到理论研究，对舆论的功能逐渐有了较为理性的科学认识。
在《舆论之研究》一文中，徐宝璜对“舆论之能力”作了探讨。他认为，舆论能力的大小，可以分两层来看，一是就数字而言，组成舆论的人数越多，舆论的能力也就越大；二是就性质而言，“则舆论破坏之能力大，建设之能力小”。徐宝璜从当时历史经验中发现，如果舆论反对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往往就会失败，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均因舆论反对而告失败；而如果舆论鼓吹一件事情，其效果并不理想，如舆论呼唤政治清明、实业发达等，在社会上收效甚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徐宝璜分析认为：“反对一事之成立，只需停止其事之进行即得，手续较为简单。至于建设之目的，则欲一事之实现，手续至为繁复，而所需之时日亦必较为长久。中间因经济人力之关系，或因时过境迁，遂往往不能得圆满之结果矣。”这种冷静思考与科学分析值得充分肯定。与梁启超等人相比，他以现代学术观点系统研究舆论问题，在我国舆论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徐宝璜舆论思想的当代启示
风云激荡的90多年过去了，我们置身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徐宝璜的舆论思想依然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对我们今天认识新闻舆论、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具有重要启示。简言之，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闻本位”塑造传媒公信力。徐宝璜早年留学美国，打开了国际视野，将思维触角拓展到国际舆论领域。他在《新闻事业之将来》一文中设想：“新闻记者可以代表全国人士舆论，以与外人相周旋，而力之所至，得各国人士信仰，则宣传力已被于全世界矣。”但他面对的现实是残酷的，当时我国新闻媒体尚十分幼稚，在社会上没有公信力，在国际上更没有地位。时至今日，如何让“中国声音”影响世界，已成为中国媒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大使命。我们要牢固树立“新闻本位”意识，既要善于“用事实说话”，更要学会“让事实说话”，传播雄辩的事实，赢得世界的信任，努力打造一批有世界话语权、国际影响力的主流媒体。
其次，新闻媒体必须担当社会责任。徐宝璜在《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一文中指出：“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责任匪轻，处之宜慎，遇事当求其真，发言应本乎正，本独立之精神，作神圣之事业，信仰取得，权威自立，尊严立见”。他对那些以颠倒是非、博官猎贿，或者以致富为追求的所谓报人嗤之以鼻，斥之为新闻事业的罪人。这些思想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今天我们更加强调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传播者当然要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才能洞察世界风云，把握时代脉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第三，新闻舆论引导要讲究方式方法。徐宝璜当年提出的“代表舆论”、“指导舆论”的方法，至今仍是新闻舆论引导的重要方法。对于简单常见的事件，新闻媒体只需据实报道；对于较为复杂的问题，要善于发挥意见领袖（即“专家或要人”）作用，为公众深化思想认识、形成健全舆论提供重要参考；同时要深入研究世情国情，发表切中肯綮的社论观点，引导公共舆论走向，引领社会进步潮流。
当然，对于徐宝璜的舆论思想，笔者的研究还很不深入。在徐宝璜的思想宝库中，还有很多精华有待进一步提取。相信随着学术研究持续深入，我们全面梳理舆论研究的知识谱系，不断拓展舆论研究的理论深度，会有更多惊喜发现。
参考文献
①该书初稿1918年发表时名称为《新闻学大意》，曾改名《新闻学纲要》，1919年《新闻学》正式出版，其时为第四稿。徐宝璜的思想观点在其后发表的新闻学论文中继续完善，从中可见他的新闻思想演变的重要轨迹。
②徐宝璜著，肖东发、邓绍根编：《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1-134页。此前，《新闻学》的附录和其他有关徐宝璜的历史文献中一直没有收录这篇重要论文，以致于几乎无人问津。
③松本君平、休曼、徐宝璜、邵飘萍著，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谭启泰编注：《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422
④《陈力丹自选集·新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37
⑤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
⑥徐宝璜：《新闻学刊全集》序言，《徐宝璜新闻学论集》，第173页
（作者:安徽日报社首席记者）
责编：刘冰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