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代的摄影技术和设备传入中国很快就得到当时清朝宫廷及有钱人的喜爱，但用摄影表现长城绝对是从老外开始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都在为摆脱苦难而抗争奋斗，至于关于长城的摄影绝对不是老百姓愿意关心并且能够参与的事情。但从有外国人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到中国来，就总有人把镜头指向长城。长城摄影成为古老中国露脸的名片，长城开始借助摄影走向世界，世界也因为长城关注中国。
　　在1949年前的长城摄影作品中大多表现的是“古老的中国”、“神秘的中国”，甚至是“没落破败的中国”，然而在抗战期间，八路军的摄影家沙飞先生拍摄了一批以长城为主题的作品，体现出了新的意境，表现出“不屈的中国”、“抗争的中国”、“战斗的中国”。我把沙飞先生的长城摄影奉为“红色经典”。
　　沙飞先生在长城上拍的“红色经典”，都是为了配合当时斗争的需要而发表的。因为一些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些经典作品的实际拍摄地点大多没被披露，也有的是因为战事危急、情况紧张而被摄影家记错了。这些“红色经典”的真实拍摄地点在战争结束后的60年里几乎无人知晓，渐渐成为了历史之迷。


　　把揭开“历史之迷”的权力交给我的是长城摄影专家李少白先生。1996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纪念长征60年”的长城摄影展上，李少白先生让我为沙飞先生长城摄影中“红色经典”标明真实的拍摄地点。李少白先生认为凭着我和儿子十多年坚持不懈地探索长城以及我们当时对长城的了解，完全可堪此任。我和我的儿子严共明也接受了挑战，担起了寻找长城摄影中“红色经典”真实拍摄地点的重担。
　　协助我确认并且破解“红色经典”中历史密码，进而精确定位这些拍摄地点的是我的儿子严共明。与我一同把具体且辛苦的寻查工作做完，则是我的一帮无比热爱长城的朋友。他们的高尚和奉献让劳累和困难都能化解，没有他们的参与，寻找“红色经典”只能是痴人说梦，而无法真正实现。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和英雄。其名如下：山雪峰、张玉凤、王虎、黄东晖、方明、吕朝华、马骏、王盛宇、刘钢、洪峰、张俊、吕军。


　　确切地说，我们是因为发自内心地对“红色经典”中的长城痴迷，才30年坚持不懈地探索这些长城的故地。而为了找到经典作品中的长城，必须找到经典作品的机位来证明。在追寻这些经典的过程中我们重新认识了沙飞，了解了“红色经典”，进一步了解了长城，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我们自己。
　　红色经典中的长城震撼人心，而等我们找到了经典的机位时，眼前的长城却往往是残破不堪，新旧对比让人唏嘘，让人难以面对。沙飞等革命先辈不光是拍出了极有历史意义的长城照片，他们还拍下了我们已看不到的长城。长城摄影中的“红色经典”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沉重的课题：保护好我们的历史遗产—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