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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９０９年，郭影秋出生于江苏铜山的贫苦家庭。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后不断自学上进，于１９３０年考入公费的江苏教育学院学习，１９３２年毕业。他天资聪慧，刻苦攻读，人们称赞他是“苏北一才子”，的确是名不虚传。
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３２年，郭影秋曾从事进步的学运活动。１９３４年夏，郭影秋到沛县中学当教导主任，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成为预备党员，１９３６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他任苏鲁豫特委秘书，从事宣传、组织、武装抗日和统一战线等工作。曾任湖西区独立大队政委。
１９４０年秋，苏鲁豫支队南下支援新四军，黄河支队从冀鲁豫转进湖西。我当时是黄河支队民运科长兼宣传科长，被派到新建的湖西专员公署任秘书长兼武装科长。
郭影秋同志是湖西地委统战部长，也参与了湖西的建政工作，经常随专署一起活动。这样，才使我和郭影秋同志相识、共事。他比我年长六七岁，对我来说他既是同志也是兄长。没多久，郭在我心目中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我终身的良师益友之一。
在湖西建政任务基本完成后，又紧接着开始了湖西地方武装的整顿建设工作。初建湖西军分区时，邓克明（黄河支队改称为教导第四旅）旅长曾兼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潘复生兼政委，郭影秋兼副司令员，我又被任命为分区政治部主任。从而，使我和郭影秋亲密无间，一道生活、工作、战斗。
郭影秋一米七八的精壮身板，时年仅三十来岁，风华正茂，仪表堂堂，生活上却一贯质朴、严谨。也曾有才貌相当的女同志追求过他，但他从没有与任何女性发生谈情说爱之事，人们也不知究竟。直至１９４２年间，方知早在抗战之前，他便与凌静同志有了同生共死的恋情而结婚，只因凌静去延安学习，他仍奉命留在敌后坚持斗争，以致二人多年音信全无。延安曾误传郭影秋已经光荣牺牲，有人劝说凌静另行婚配，有人还介绍了负责干部与她结合，她都坚决拒绝。在她随延安大批人员转进前方去山东分局途中，获知郭影秋依然健在，才要求留在湖西与郭重新团聚。大家都为他俩坚贞的爱情、圆满的姻缘而由衷地高兴和祝贺。
后来，郭影秋曾任过湖西专员、湖西地委书记、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１９５２年，郭任云南省副主席。周保中主席离任后，他代行主席职务。１９５４年，任省委常务第二书记。云南省是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省份之一，几乎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历史遗留下的“大汉族主义”的不利影响，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积怨颇深，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矛盾，常有相互械斗事情发生。加之少数民族大多生活贫困，生产力低下，有的尚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郭影秋的大部分时间、精力均投入到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建设、发展中。他不但狠抓了经济建设，还妥善处理民族矛盾，排解民族纠纷，并建议中央卫生部派来了医疗工作队，较好地解决了少数民族一些生活疾苦问题。他领导了边远地区修桥筑路，改进了山区的交通状况。由于他政绩斐然，深孚众望，１９５５年被推选为云南省长。
二
郭影秋虽然身居高位，但对教育情有独钟，对办好高等学府饶有兴致。１９５７年，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郭影秋，主动请求辞去省长职务到大学去工作。当时，中央有意从高层党政领导中选派一批优秀骨干到大专院校去工作。因此，郭的“请缨”得到中央赞赏。周恩来总理就曾对云南的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先生说，你们云南郭影秋不愿当省长，却自告奋勇到大学当校长。１９５７年９月，中央任命郭影秋担任南京大学校长。我１９５６年调任武汉空军政治部主任，１９５８年因公去上海路过南京时，去看望了他，顺便问到了他究竟为什么要“弃官从教”。他回答道：省长、校长并没有大小、高低之分，只是职务分工上的不同罢了。无论干什么事，都同样是为人民服务……而且，我对教育工作很感兴趣，也有感情。特别到高等院校，与高级知识分子交朋友，同他们打成一片，既能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又可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熏创造科研成果，岂非“一举两得”吗？！他的一席话，令我深受教益。
他刚到南京大学时，正是“大跃进”狂潮冲击全国之际。他千方百计地使学校教学、科研得以正常运行。尤其是在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他更加积极贯彻执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倡导“坐下来，钻进去”，把教学、科研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于恢复教学、科研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以及确保多出人才、多出成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１９６３年初，周恩来拟调郭影秋到国务院任秘书长，可是，他自己仍坚决请求留在学校工作。这之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因年事已高，请求周恩来给他选配一位得力助手。中央经慎重研究，决定让郭影秋任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同年５月，郭愉快地到中国人民大学任职。当时，由于１９５９年以后的“左”倾狂潮的影响，高校的教学、科研重要骨干被批、受挫达百余人之多。他坚持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优良传统，深入调查研究，贯彻执行了党的正确教育方针，及时调整了学校机构和领导班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已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郭影秋也被人们称颂为“德才兼备的好校长”。
我于１９６１年从武汉调到北京，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治部主任。１９６３年，曾去中国人民大学看望郭影秋同志，互相交流了有关贯彻落实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他向我介绍了贯彻落实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体会，对我有很大启迪。
１９６６年夏，我和郭影秋先后调到北京“新市委”工作。在新市委食堂共进午餐时，我俩不期而遇。还是他首先发现了我，十分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也调到这里来了？”我说我是从国防口调来“支援”新市委的。这时他已是新市委负责文教口的书记了。我虽不是市委常委，但也常以第一副秘书长的身份列席市委常委会议，对于市委之组建工作组到各大学的情况，都十分清楚。起初，郭影秋同志还是市委文革办公室主任，负责选派人员组成工作组到许多大学去指导“文化大革命”。市委领导集体对派工作组到大学指导“文化大革命”意见完全一致，工作组的所有重大举措也都是经市委常委领导集体讨论，一致通过的。这时他的工作处境正常，依旧谈笑风生，神情欢快。记得有一次，中学生两派争辩，几乎武斗，市里派我和一些部门领导同志去进行处理。想不到在我刚要进入校门时，几个把门的红卫兵小将首先询问了我是什么出身、成分。随我去的秘书郑世铿同志曾和我在六院工作过，知道我是资本家出身，以至于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才好。我当即灵机一动，答道：“革命军人！”他们才放我进了校门。事后，我与郭闲谈讲到此事。郭笑了笑说：“好呀，你吕鸿也学会说假话了！”接着他讲了一段笑话：“一次几个人在一起糊灯笼，有的糊龙，有的糊虎，都是用的红纸，唯有糊乌龟的用了白纸，旁边的人说糊乌龟应当用黑纸，他说：不，我就是要糊白（湖北）的……”我说：“你真坏，是有意嘲笑我了！”因为他知我是湖北人。他又笑了笑说：“我就是警惕你以白充红，要小心啊！”可是，想不到，不久他却因为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不白之冤。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也叫“万人大会”，宣布派工作组的决定是错误的，由李雪峰主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讲了话，都承认“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会上，李雪峰宣布撤销郭影秋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市文革办主任的职务。
毛主席事前没有通知，突然到来，先在后台听讲话，然后上场，只向会场里的红卫兵招了招手，便退场了。红卫兵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有的还要冲上台来，想更加亲近伟大领袖毛主席，硬是不肯散场。我当即站到了台前说：“咱们都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好吗？”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随之，我高声领唱完了这首歌曲，红卫兵小将们才高高兴兴又恋恋不舍地散去了。
没有想到，这次大会竟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又一重大转折。从此，大反工作组和大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便汹涌澎湃地掀起来了。郭影秋首当其冲。但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市里到处张贴出所谓“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其中，把我所敬爱的杨勇将军也诬为兵变的头目之一。我想：“杨勇会参加搞兵变，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吗？这怎么可能呢？！”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康生又在北师大学生大会上诬称郭影秋也知道“二月兵变”之事，郭因而被连夜揪斗，戴高帽子游行示众。实际上，郭早已脱离军界到了地方，他又怎么可能知晓军队里的事情呢？这更令人莫名其妙了。
我对于市委决定撤销郭的职务，回学校接受批判，满心为他叫屈，却爱莫能助。“四清”时，他曾率队下乡，没有照搬“左”的做法去整人，却能密切联系群众，为广大农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深受拥护爱戴。当听到郭影秋被撤职、关押、批斗的消息时，１９６６年８月，农民们便自发地进城来为他伸冤叫屈。没想到，此举反而给他帮了个“大倒忙”。这事引起了毛主席的震惊，他下达批示指出农民群众进城干涉“文化大革命”，这还是全国首次突发事件！为此，郭影秋同志遭到了更加严酷的批斗。
三
在长期关押中，郭影秋同志受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煎熬、折磨。腿上长疮未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久而久之，酿成痼疾。１９６９年，他戴着“三反分子”的帽子到日坛肿瘤医院治疗。我去看望他时，他既高兴又十分惊讶地问道：“你怎么敢来看我？”我说：我也戴过“三反分子”的帽子，但我深信，你我都绝不可能是“三反分子”！初见他时，我几乎认不出来了，那枯瘦如柴、疲惫不堪的面容令我万分揪心！他和许多病人住在普通大病房里，作为一个“三反分子”，当然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郭影秋每天还要打扫卫生，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他被误诊为皮肤癌，施以过度放疗，导致肌骨极大损伤。１９７１年，他被转到解放军３０１医院治疗时，腿疾已经逐渐恶化。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才得以转到了积水潭医院的高干病房。腿疾虽未根治，疼痛依旧剧烈，但精神却日益焕发。他激动地说：我１９６７年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风狂天地暗，早晚见阳光”，想不到现在居然完全应验了。他病床边还放着《英语９００句》，显然在学习英语；还经常过问中国人民大学曾经组织进行的清史研究工作；搜集整理素材准备撰写回忆录。他笑着对我说?押真是“往事乱如麻，丝丝理出端”啊。
当时，他最为关切的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恢复重建的大事。“文革”中，中国人民大学陷入“停办”状态，这令他万分焦急！１９７７年春，郭影秋同志就强忍着沉重的病痛，召集了一部分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干部，座谈了复校问题，会后将大家意见整理成报告，委托吴玉章生前的秘书王宗伯同志设法送给邓小平同志。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８日，教育部部长李琦同志在全国招生工作座谈会上说：“中国人民大学肯定要恢复，但工作不能等，复校前可以先招研究生。”与会的原人民大学教务部主任胡林昀同志，专程到医院向郭汇报了这个好消息。郭影秋万分喜悦，即委托胡林昀同志，尽快把中国人民大学原负责人召集起来，通报这一情况，并商议落实研究生的招收工作，并要求趁热打铁，抓紧进行复校的各项准备工作。
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４日，教育部刘西尧部长特意去积水潭医院，向郭影秋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恢复人大的指示。次日一早，郭把胡林昀、李思宇（原人大党委办公室主任）召集到医院，向他们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并提出了复校的一系列具体意见，由胡林昀整理成文，第二天上报教育部。
郭影秋带着伤痛，为让二炮让出校址而亲自到处奔走呼吁。后经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二炮机关逐步撤出了人大校址，人大得以逐步恢复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１９７８年７月，中央任命成仿吾同志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６日，在复校大会上，郭影秋说：“时间是宝贵的。我们从现在起步到本世纪末的时间大约是７亿秒。７亿秒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天文数字。如果我们能一秒秒地思考问题，一秒秒地处理工作，一秒秒地培养青年……就是说，争分夺秒地大干快上，我们会在１年、３年、８年、１２年之内，飞跃前进，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然而，他的腿疾又发作了。经专家会诊，非截肢不可了。否则，拖延下去还将危及生命。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２０日，他在上海瑞金医院截去了那条患腿。祸不单行，不久后发现他还患有胃癌。在生命垂危的最后关头，他依然心地坦然，视死如归。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９日，郭影秋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殷切地作出遗嘱：后事一律从简，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任何告别仪式；遗体交给医院供作解剖、科研之用；仅有的一点稿费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上交。唯有珍藏的万卷书籍算是留给后代最佳的遗产。组织和生前的友好在存放遗体的友谊医院小小的房间里，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和所有在北京的以及部分京外的湖西、冀鲁豫的老战友们，都赶来参加了这一简朴而又庄严的仪式，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郭影秋远离我们而去了。他是带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美好的憧憬而去的。他是带着对自己衷心热爱的科学教育事业的远大抱负未竟遗憾而去的。他是带着对组织、对同志、对所有亲人的眷恋深情而去的。我们永远怀念他。
１９０９年，郭影秋出生于江苏铜山的贫苦家庭。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后不断自学上进，于１９３０年考入公费的江苏教育学院学习，１９３２年毕业。他天资聪慧，刻苦攻读，人们称赞他是“苏北一才子”，的确是名不虚传。
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３２年，郭影秋曾从事进步的学运活动。１９３４年夏，郭影秋到沛县中学当教导主任，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成为预备党员，１９３６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他任苏鲁豫特委秘书，从事宣传、组织、武装抗日和统一战线等工作。曾任湖西区独立大队政委。
１９４０年秋，苏鲁豫支队南下支援新四军，黄河支队从冀鲁豫转进湖西。我当时是黄河支队民运科长兼宣传科长，被派到新建的湖西专员公署任秘书长兼武装科长。
郭影秋同志是湖西地委统战部长，也参与了湖西的建政工作，经常随专署一起活动。这样，才使我和郭影秋同志相识、共事。他比我年长六七岁，对我来说他既是同志也是兄长。没多久，郭在我心目中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我终身的良师益友之一。
在湖西建政任务基本完成后，又紧接着开始了湖西地方武装的整顿建设工作。初建湖西军分区时，邓克明（黄河支队改称为教导第四旅）旅长曾兼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潘复生兼政委，郭影秋兼副司令员，我又被任命为分区政治部主任。从而，使我和郭影秋亲密无间，一道生活、工作、战斗。
郭影秋一米七八的精壮身板，时年仅三十来岁，风华正茂，仪表堂堂，生活上却一贯质朴、严谨。也曾有才貌相当的女同志追求过他，但他从没有与任何女性发生谈情说爱之事，人们也不知究竟。直至１９４２年间，方知早在抗战之前，他便与凌静同志有了同生共死的恋情而结婚，只因凌静去延安学习，他仍奉命留在敌后坚持斗争，以致二人多年音信全无。延安曾误传郭影秋已经光荣牺牲，有人劝说凌静另行婚配，有人还介绍了负责干部与她结合，她都坚决拒绝。在她随延安大批人员转进前方去山东分局途中，获知郭影秋依然健在，才要求留在湖西与郭重新团聚。大家都为他俩坚贞的爱情、圆满的姻缘而由衷地高兴和祝贺。
后来，郭影秋曾任过湖西专员、湖西地委书记、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１９５２年，郭任云南省副主席。周保中主席离任后，他代行主席职务。１９５４年，任省委常务第二书记。云南省是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省份之一，几乎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历史遗留下的“大汉族主义”的不利影响，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积怨颇深，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矛盾，常有相互械斗事情发生。加之少数民族大多生活贫困，生产力低下，有的尚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郭影秋的大部分时间、精力均投入到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建设、发展中。他不但狠抓了经济建设，还妥善处理民族矛盾，排解民族纠纷，并建议中央卫生部派来了医疗工作队，较好地解决了少数民族一些生活疾苦问题。他领导了边远地区修桥筑路，改进了山区的交通状况。由于他政绩斐然，深孚众望，１９５５年被推选为云南省长。
二
郭影秋虽然身居高位，但对教育情有独钟，对办好高等学府饶有兴致。１９５７年，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郭影秋，主动请求辞去省长职务到大学去工作。当时，中央有意从高层党政领导中选派一批优秀骨干到大专院校去工作。因此，郭的“请缨”得到中央赞赏。周恩来总理就曾对云南的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先生说，你们云南郭影秋不愿当省长，却自告奋勇到大学当校长。１９５７年９月，中央任命郭影秋担任南京大学校长。我１９５６年调任武汉空军政治部主任，１９５８年因公去上海路过南京时，去看望了他，顺便问到了他究竟为什么要“弃官从教”。他回答道：省长、校长并没有大小、高低之分，只是职务分工上的不同罢了。无论干什么事，都同样是为人民服务……而且，我对教育工作很感兴趣，也有感情。特别到高等院校，与高级知识分子交朋友，同他们打成一片，既能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又可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熏创造科研成果，岂非“一举两得”吗？！他的一席话，令我深受教益。
他刚到南京大学时，正是“大跃进”狂潮冲击全国之际。他千方百计地使学校教学、科研得以正常运行。尤其是在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他更加积极贯彻执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倡导“坐下来，钻进去”，把教学、科研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于恢复教学、科研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以及确保多出人才、多出成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１９６３年初，周恩来拟调郭影秋到国务院任秘书长，可是，他自己仍坚决请求留在学校工作。这之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因年事已高，请求周恩来给他选配一位得力助手。中央经慎重研究，决定让郭影秋任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同年５月，郭愉快地到中国人民大学任职。当时，由于１９５９年以后的“左”倾狂潮的影响，高校的教学、科研重要骨干被批、受挫达百余人之多。他坚持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优良传统，深入调查研究，贯彻执行了党的正确教育方针，及时调整了学校机构和领导班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已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郭影秋也被人们称颂为“德才兼备的好校长”。
我于１９６１年从武汉调到北京，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治部主任。１９６３年，曾去中国人民大学看望郭影秋同志，互相交流了有关贯彻落实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他向我介绍了贯彻落实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体会，对我有很大启迪。
１９６６年夏，我和郭影秋先后调到北京“新市委”工作。在新市委食堂共进午餐时，我俩不期而遇。还是他首先发现了我，十分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也调到这里来了？”我说我是从国防口调来“支援”新市委的。这时他已是新市委负责文教口的书记了。我虽不是市委常委，但也常以第一副秘书长的身份列席市委常委会议，对于市委之组建工作组到各大学的情况，都十分清楚。起初，郭影秋同志还是市委文革办公室主任，负责选派人员组成工作组到许多大学去指导“文化大革命”。市委领导集体对派工作组到大学指导“文化大革命”意见完全一致，工作组的所有重大举措也都是经市委常委领导集体讨论，一致通过的。这时他的工作处境正常，依旧谈笑风生，神情欢快。记得有一次，中学生两派争辩，几乎武斗，市里派我和一些部门领导同志去进行处理。想不到在我刚要进入校门时，几个把门的红卫兵小将首先询问了我是什么出身、成分。随我去的秘书郑世铿同志曾和我在六院工作过，知道我是资本家出身，以至于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才好。我当即灵机一动，答道：“革命军人！”他们才放我进了校门。事后，我与郭闲谈讲到此事。郭笑了笑说：“好呀，你吕鸿也学会说假话了！”接着他讲了一段笑话：“一次几个人在一起糊灯笼，有的糊龙，有的糊虎，都是用的红纸，唯有糊乌龟的用了白纸，旁边的人说糊乌龟应当用黑纸，他说：不，我就是要糊白（湖北）的……”我说：“你真坏，是有意嘲笑我了！”因为他知我是湖北人。他又笑了笑说：“我就是警惕你以白充红，要小心啊！”可是，想不到，不久他却因为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不白之冤。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也叫“万人大会”，宣布派工作组的决定是错误的，由李雪峰主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讲了话，都承认“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会上，李雪峰宣布撤销郭影秋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市文革办主任的职务。
毛主席事前没有通知，突然到来，先在后台听讲话，然后上场，只向会场里的红卫兵招了招手，便退场了。红卫兵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有的还要冲上台来，想更加亲近伟大领袖毛主席，硬是不肯散场。我当即站到了台前说：“咱们都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好吗？”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随之，我高声领唱完了这首歌曲，红卫兵小将们才高高兴兴又恋恋不舍地散去了。
没有想到，这次大会竟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又一重大转折。从此，大反工作组和大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便汹涌澎湃地掀起来了。郭影秋首当其冲。但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市里到处张贴出所谓“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其中，把我所敬爱的杨勇将军也诬为兵变的头目之一。我想：“杨勇会参加搞兵变，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吗？这怎么可能呢？！”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康生又在北师大学生大会上诬称郭影秋也知道“二月兵变”之事，郭因而被连夜揪斗，戴高帽子游行示众。实际上，郭早已脱离军界到了地方，他又怎么可能知晓军队里的事情呢？这更令人莫名其妙了。
我对于市委决定撤销郭的职务，回学校接受批判，满心为他叫屈，却爱莫能助。“四清”时，他曾率队下乡，没有照搬“左”的做法去整人，却能密切联系群众，为广大农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深受拥护爱戴。当听到郭影秋被撤职、关押、批斗的消息时，１９６６年８月，农民们便自发地进城来为他伸冤叫屈。没想到，此举反而给他帮了个“大倒忙”。这事引起了毛主席的震惊，他下达批示指出农民群众进城干涉“文化大革命”，这还是全国首次突发事件！为此，郭影秋同志遭到了更加严酷的批斗。
三
在长期关押中，郭影秋同志受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煎熬、折磨。腿上长疮未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久而久之，酿成痼疾。１９６９年，他戴着“三反分子”的帽子到日坛肿瘤医院治疗。我去看望他时，他既高兴又十分惊讶地问道：“你怎么敢来看我？”我说：我也戴过“三反分子”的帽子，但我深信，你我都绝不可能是“三反分子”！初见他时，我几乎认不出来了，那枯瘦如柴、疲惫不堪的面容令我万分揪心！他和许多病人住在普通大病房里，作为一个“三反分子”，当然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郭影秋每天还要打扫卫生，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他被误诊为皮肤癌，施以过度放疗，导致肌骨极大损伤。１９７１年，他被转到解放军３０１医院治疗时，腿疾已经逐渐恶化。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才得以转到了积水潭医院的高干病房。腿疾虽未根治，疼痛依旧剧烈，但精神却日益焕发。他激动地说：我１９６７年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风狂天地暗，早晚见阳光”，想不到现在居然完全应验了。他病床边还放着《英语９００句》，显然在学习英语；还经常过问中国人民大学曾经组织进行的清史研究工作；搜集整理素材准备撰写回忆录。他笑着对我说?押真是“往事乱如麻，丝丝理出端”啊。
当时，他最为关切的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恢复重建的大事。“文革”中，中国人民大学陷入“停办”状态，这令他万分焦急！１９７７年春，郭影秋同志就强忍着沉重的病痛，召集了一部分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干部，座谈了复校问题，会后将大家意见整理成报告，委托吴玉章生前的秘书王宗伯同志设法送给邓小平同志。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８日，教育部部长李琦同志在全国招生工作座谈会上说：“中国人民大学肯定要恢复，但工作不能等，复校前可以先招研究生。”与会的原人民大学教务部主任胡林昀同志，专程到医院向郭汇报了这个好消息。郭影秋万分喜悦，即委托胡林昀同志，尽快把中国人民大学原负责人召集起来，通报这一情况，并商议落实研究生的招收工作，并要求趁热打铁，抓紧进行复校的各项准备工作。
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４日，教育部刘西尧部长特意去积水潭医院，向郭影秋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恢复人大的指示。次日一早，郭把胡林昀、李思宇（原人大党委办公室主任）召集到医院，向他们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并提出了复校的一系列具体意见，由胡林昀整理成文，第二天上报教育部。
郭影秋带着伤痛，为让二炮让出校址而亲自到处奔走呼吁。后经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二炮机关逐步撤出了人大校址，人大得以逐步恢复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１９７８年７月，中央任命成仿吾同志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６日，在复校大会上，郭影秋说：“时间是宝贵的。我们从现在起步到本世纪末的时间大约是７亿秒。７亿秒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天文数字。如果我们能一秒秒地思考问题，一秒秒地处理工作，一秒秒地培养青年……就是说，争分夺秒地大干快上，我们会在１年、３年、８年、１２年之内，飞跃前进，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然而，他的腿疾又发作了。经专家会诊，非截肢不可了。否则，拖延下去还将危及生命。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２０日，他在上海瑞金医院截去了那条患腿。祸不单行，不久后发现他还患有胃癌。在生命垂危的最后关头，他依然心地坦然，视死如归。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９日，郭影秋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殷切地作出遗嘱：后事一律从简，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任何告别仪式；遗体交给医院供作解剖、科研之用；仅有的一点稿费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上交。唯有珍藏的万卷书籍算是留给后代最佳的遗产。组织和生前的友好在存放遗体的友谊医院小小的房间里，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和所有在北京的以及部分京外的湖西、冀鲁豫的老战友们，都赶来参加了这一简朴而又庄严的仪式，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郭影秋远离我们而去了。他是带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美好的憧憬而去的。他是带着对自己衷心热爱的科学教育事业的远大抱负未竟遗憾而去的。他是带着对组织、对同志、对所有亲人的眷恋深情而去的。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