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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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科研机构代表联合组成的研究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课题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研究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合作新可能性的工作小组。本文是该小组研究成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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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科研机构代表联合组成的研究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课题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研究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合作新可能性的工作小组。本文是该小组研究成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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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80年代国际经济的压力显示出贸易政策在世界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欧洲持续的失业和美国80年代前半期美元的升值,加剧了各国国内要求给予保护的压力。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贸易顺差的扩大,使它们的贸易伙伴国(以美国为首)要求能更容易进入其市场。虽然1986年10月开始的乌拉圭回合显示出决策者们已认识到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反应的危险,但是这一明显的危险使人们忽视了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增长,这种政策也是违背关贸总协定基本政策的,即对所有缔约国一视同仁——关贸总协定第一条中的无
<正> 企业规章的作用是与各个国家现行的劳资关系体系紧密相连的。一般说来,在集体谈判较为发达的国家,它的作用是微弱的,而在集体谈判制度尚处雏形的国家,它的作用则非常重大。本文从日本有关企业规章方面的法律条款着眼,探讨其法律效力方面的主要理论,进而考察其主要内容。1947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通过的日本新宪法,保障了工人集体结社,谈判,行动的权利,规定了工资、工时、休息和其他工作条件都要由法律限定。为了遵循这些规定,新的劳动法,诸如1947年
<正> 道德的阶级原则与全人类原则问题是多方面的。这个问题的特殊的焦点是关于道德价值的本性(阶级本性或全人类本性、阶级一全人类本性)问题,其中可以分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道德价值的客观根据的特点和道德价值内容的特点。我们认为,在苏联哲学和伦理学中,直到70年代末,把道德的阶级根据、道德价值的阶级本性绝对化的观点占绝对统治地位。只是普通道德准则(信守诺言,谴责对弱者施加暴力,承认善恶报应是公正的等等)是个例外,不过,把它们看作是十分局部领域的道德“工具”。因为这些准则丧失阶
<正> 一、对日本资本剩余的分析1983年以后,日本出现了资本的纯输出,1985年纯输出650亿美元,1987年增加到1370亿美元。显然,日本已成为满足国际市场所需求的流动性和资本需要的唯一的最大的资本供应国。有人认为,日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兴起具有政治意义,不仅形成了对欧美诸国的威胁,且会增强日本参与国际政治、军事的能力。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 关于日本的资本剩余能持续到何时,显然取决于三个因素:(1)日本的经常收支会不会继续保持盈余;(2)居民高储蓄率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3)政府、厂商
目前,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在经济和社会主义特色方面的彻底改革。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经济效益。经济改革配合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必要性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本国经验中吸取的教训。尽管各国的改革的意义和特色不同,但一些国家如南斯拉夫、匈牙利、中国和波兰,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经济改革。但很难预测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什么样的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现行改革的共同点是:市场能力在经济结构形式中的增长作用;计划化与管理的分散;效率和利润率等;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私人积极性在经济活动中增长的可能性。
1988年,苏联《远东问题》杂志编辑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经济学室共同举办了一次园桌会议,讨论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关的问题,参加讨论的有远东研究所等7个研究所及学院的学者,兹将会上发言摘要如下:
<正> 总类1988年7月第46届国际美洲学家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2700名代表参加。会议期间,举行了全体会议和167个讨论会,议题完全反映了美洲学家科学探讨的主要方向,特别是对拉丁美洲问题的研究。全球问题,即生态问题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占了重要的位置。除报告外,分两个专题讨论会进行讨论。1.关于亚马逊大片森林被毁问题及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2.政治经济学同生态体系的联系。欧洲对中美事件的观点在大会上占主导地位。两个平行报告:《中美洲对欧洲期待什么?》和《欧洲对中美洲能够建议什么?》反
<正> 远距离教育在全球各地正在变得日益突出,它反映了高等教育与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高等教育的主要变化是外部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立法机关的决策、人口统计的模式、公共政策、社会问题、发展重点、移民运动、战争以及全球性竞争——所有这一切使高等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谓象牙塔式的教育变成了受社会变化影响最大的一种制度。在当今世界我们所亲身经历的这些变化在广度和深度上无不需要一种新的认识结构,以便重新思考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作
<正>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就工人运动一些迫切问题的活跃讨论已经进行几年了。在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对共产主义派别和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的现状和前途的估计;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真诚对话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的估计,而归根到底是对克服世界工人运动长期分裂的估计。况且,现在不仅在谈论与欧洲的这两个派别有关的问题,而且还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谈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这两个派别有关的问题。上述争论重心的转移有相当强大的国际前提(资本主义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国际化)和内部前提。内部前提首先是,亚非拉国家工人阶级
<正> 当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时,国家财政危机便接踵而来。奥康诺(O’Connor)在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富有创新意义的著作《国家的财政危机》中争论说,并不存在一条铁的规律,证明支出的增加必定快于收入的增加。然而他又主张,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情况确实一律如此。他把社会主义视作是解决这种财政危机的唯一持久办法。我认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为国家的财政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它只是改变了这种危机的基础。尽管有一系列因素共同导致了社会主义的财政危机,我在这里的注意焦点却是:社会主义福利政策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