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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乐、苏竞“老鼠仓”案手法较前辈更“高明”、反侦查意识更强——账户更为隐蔽、下单更难追踪，监管部门的传统稽查手段已形同虚设，捕鼠器亟待升级。
2014年11月21日，海富通基金公司“老鼠仓”窝案拉开庭审序幕。率先受审的涉案基金经理为牟永宁，因“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被控涉嫌非法盈利500多万元。
12月1日，海富通基金公司“老鼠仓”窝案的另一名成员原基金经理程岽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也开庭了。之后，海富通基金公司还有三位原基金经理会在近期陆续开庭审理。海富通基金公司“老鼠仓”窝案可谓是“大数据”捕鼠的成果。
但是，2014年10月，两大“老鼠仓”之最的案件最终被破获都与“大数据”无直接关系。一个是涉案金额最高的“老鼠仓”——原博时基金公司旗下博时精选基金经理马乐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884万元;另一个是最赚钱的“老鼠仓”——原汇添富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苏竞，以200多万元本金起步获利3652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700万元。
在众多的“老鼠仓”案件中，马乐“老鼠仓”案不仅在涉案金额上拔得头筹，其在犯罪过程中的反侦查能力也让办案人员不禁感叹，“不愧是高智商犯罪啊。”
苏竞则是迄今为止“老鼠仓”中最能赚钱的一个。从200多万元的本金赚到3652万元，三年赚了18倍，这样的赚钱速度足以把其他“老鼠仓”基金经理甩出好几条街。苏竞的律师开庭时强调，此案“老鼠仓”盈利水平超过业内一般水平，非法获得融合了苏竞的“智力成果”。
面对这样的高智商犯罪，监管部门的“大数据”分析对这种具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高智商犯罪也显得能力不足。马乐案是被举报后才开始侦查的，但一直未发现其犯罪证据，直到马乐出现了一起离奇的交通事故后才露了“马脚”。苏竞案更是因为自己的心理防线被突破，主动带着2880多万元的现金卡去自首才被立案侦查的。
监管部门利用“大数据”利器，在挖出部分基金“老鼠仓”后，如何去监管这些升级版的高智商“老鼠仓”是对“大数据”的一个全新的挑战。不妨让我们研究一下，有“老鼠仓”之最称号的两个案件中，马乐和苏竞是如何躲过“大数据”侦查的。
GAY同事举报
马乐“老鼠仓”被发现的过程，充斥着太多的戏剧元素，甚至足以拍一部商业大片。
1982年出生的马乐因为生在河南农村，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努力。2006年，刚刚从清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的马乐就被博时基金录用。年轻、努力是马乐身上最鲜明的标签，短短四年，马乐就从一名研究员成长为一名基金经理。2010年7月，年仅28岁的马乐已经是博时精选基金的基金经理。就在同事们感叹马乐的前途一片光明之时，却传出马乐涉嫌“老鼠仓”交易的消息。
2011年10月，博时基金换了新的总经理，新经理对国际业务非常重视，于是招兵买马准备大展拳脚。慢慢的，老员工们发现，新部门同事的工资和奖金居然比他们高出很多，这让他们觉得十分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博时基金内新锐和旧部之间的关系开始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变得紧张起来。随着“站队”越来越明显，公司内部居然出现小集团对峙的局面。
马乐是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又是公司的老员工，所以在此间表现得极为激进。一次偶然的机会，马乐发现一名同事居然是同性恋。GAY同事害怕事情败露，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一封举报信直接送到证监会。证监会收到信息立刻介入调查，“大数据”搜索很快就发现了三个与马乐掌管的基金高度重合的证券账户，但并未能找到直接证据，证明这些账户与马乐有关。
之后，更加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次意外车祸让事情出现了重大转折。马乐驾车出行时不慎发生了车祸，慌乱之下的马乐错用“老鼠仓”交易时所用电话号报警求援。因为马乐所报的车牌号是以他本人名义注册的，检方进而通过电话号和车号对比将其锁定。之后，检方又调取了该电话卡的通讯记录，面对铁一般的证据，马乐不得不坦白了其“老鼠仓”的全过程。
调查结果显示，马乐在担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博时精选交易股票的非公开信息，操纵自己实际控制的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多张不记名神州行卡电话下单，先于或同步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买入相同股票76只，成交金额10.5亿元，获利近1883万元。
纵观马乐一案可以发现，马乐已经颇具反侦查意识。马乐既没有用单位的电脑操作，也没有用自己报备的电话下单，甚至连“老鼠仓”获利后的赃款都没轻易拿来使用。不定期更换不记名的手机电话卡，让追踪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不是因为有人举报，提供了直接线索，又碰上之后的一连串偶然和意外，恐怕马乐的“老鼠仓”真的很难被发现。
反侦查能力强
“操作手段越来越复杂隐蔽，马乐不愧是高智商犯罪。”接近深圳证监局的一位知情人士曾向媒体透露。
据其介绍，在马乐等新一代基金经理案件中，他们仔细研究原交银施罗德基金经理李旭利等基金老人违法手段的漏洞，并找出一些应对的办法，弥补“老鼠仓”的破绽，“反侦查的意识和能力都非常强”。
比如，李旭利等人的“老鼠仓”大多是亲属的股票账户;“老鼠仓”下单的互联网IP地址，来自其所在基金公司办公室;MSN、QQ常常留下聊天记录，这些都成为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时轻易拿到的有力证据。
分析马乐使用的交易账户可以看出，最早在选用交易账户时，马乐就规避了使用直系亲属的账户，这给“大数据”分析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监管机关就算通过“大数据”分析查到了可疑账户，也很难把可疑账户与某个基金经理之间的关系直接联系起来，除非再找到其他有力证据证明可疑账户与基金经理之间的直接关系。
在马乐等新一代基金经理“升级版的老鼠仓”中，传统的“老鼠仓”犯罪证据的破绽均被有效弥补。他们在操作中从不留下真实身份——操作的股票账户，全都是他人的名字，任何亲朋好友的账户都不用;与他人签署的任何合同，也用的是假名;在外租房、办宽带网，同样使用假名，并避免在办公室下单;也从不使用MSN和QQ聊天，甚至连手机微信都很少用。 由于基金经理交易时间备案电话被监听，所以马乐先后购买了十几张神州行电话卡，通过电话下单，然后每隔几个月时间就把电话卡丢弃。相比起此前有些落案的基金经理用MSN沟通股票信息、直接在公司电脑行情软件上下单，马乐的反侦查意识已经很强了。
从马乐的账户来看，虽然马乐被查出的账号内资金过千万，但他至今无房产、无豪车、无奢侈品，案发前依然和妻子租房住。从他的获利方式和手法来看，马乐心思缜密，有很强的反侦查技术。从交易金额来看，马乐也远超前几位被判刑的“老鼠仓”基金经理。如果“老鼠仓”也有技术含量的话，马乐一定是其中的高材生。
此外，升级版的“老鼠仓”早把一些调查手段、取证方法、金融产品都研究得非常透彻，甚至交易所、监管层发现异常交易的账户后，都很难确定操纵股票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还有一些创新的金融产品也成为升级版老鼠仓的“避险天堂”。例如，融资融券的信用担保账户，可以让老鼠仓掩饰得更隐蔽;某些伞形信托产品，也成了“老鼠仓”的栖身之地。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避免用亲属账户
根据资料显示，当时年薪已在百万元级别的马乐，在任职基金经理期间，私下操作着自己掌控的三个户名为“金晶”（马乐妻子李宇华的同学）、“严维进”（李宇华的舅舅）、“严晓雯”（李宇华的表妹）的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十几张不记名的神州行电话卡下单，先于（1-5个交易日）、同期或稍晚于（1-2个交易日）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账户买入相同股票76只，累计成交金额达到10.5亿余元。
2006年，严维进跟马乐说他想炒股票，希望马乐帮他操作，马乐则建议找一个信得过的第三人开户，而且最好到深圳开户，方便资金存取。
2006年11月份，马乐打电话给妻子李宇华的同学金晶，让金晶帮他在深圳开一个证券账户和银行账户，由于金晶和李宇华的关系非常要好，所以就答应了。后来金晶利用到深圳出差的机会，先是到招商银行总部一楼的营业厅开立了银行账户，之后在马乐的陪同下在银河证券深圳深茂营业部开立了证券账户，开户资料上留存的电话号码、电子邮箱都是李宇华的。
金晶把所有证券账户开户资料和银行账户开户资料、银行卡、交易密码全部交给了马乐，之后就回上海了。金晶称，“自己根本不懂股票，从来不炒股，仅仅是帮了他们一个忙，我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他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好处。”
2009年9月，严维进自己在上海的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开户，同时在建设银行开立了第三方存管。严维进账户的资金来源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从金晶的证券账户中取现，另一部分来自于马乐的工资和奖金。
2011年8月份，严维进跟马乐说，他觉得金晶账户金额比较多，放在第三人的账户里不放心，而且当时严维进的女儿严晓雯正好准备到香港旅游，于是马乐建议让严晓雯到深圳再开一个证券账户，把金晶账户里的钱取一部分出来存到严晓雯的账户里。
于是在2011年8月，严晓雯利用到香港旅游的机会，自己到国信证券深圳泰然九路营业部开了户，同时办理了工商银行的三方存管。严晓雯开好户后，将证券账户和银行账户的开户资料、账号、密码、银行卡交给了马乐。
严晓雯账户资金来源分为两部分，大部分是从金晶的证券账户取现，小部分是来自于马乐的建行卡里的工资和奖金。上述三个证券账户和银行账户的开户资料、银行卡后来在2013年6月1日，也就是马乐从美国回深圳之前在马乐的授意下用剪刀剪掉扔了。
用不记名电话卡交易
根据马乐的供述，上述三个证券账户是用手机电话委托操作的。全部是马乐亲自买的不记名的电话卡，前后共使用十余个手机号码，这些手机卡用完后都被马乐扔掉了。马乐称，除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人操作过这三个股票账户。
马乐利用控制的金晶、严维进和严晓雯三个证券账户交易的股票数量有76只，绝大多数与马乐管理的基金相关。操作方式都是先于基金账户买入，基金账户再买，先于基金账户卖出，基金账户再卖。一般是在基金账户买入前五个交易日之内，马乐用控制的证券账户先买，在马乐控制的证券账户卖出的两个交易日之内，基金账户再卖。这样交易主要是为了让金晶、严维进和严晓雯三个账户获得稳定的较高的收益，具体交易的股票标的包括湖北宜化（000422.SZ）、广宇发展（000537.SZ）、中天城投（000540.SZ）等，合计投入约200余万元，交易额达到10亿余元、获利1883余万元。
马乐在庭审过程中称，除了购买自己负责的基金账户股票，还有一部分是自己独立研究，并未利用基金未公开的信息操作购买的股票。博时精选是股票型基金，基金规模在70多亿元，基金股票配置比例60%到95%，马乐管理股票部分，另外一位同事管理债券部分。马乐从2011年3月9日开始管理这只基金，除马乐以外，其他人都没有下达股票交易指令的权限。若因马乐出差等原因无法在公司下达交易指令时，马乐就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下达指令。
马乐被GAY同事举报后还一直被蒙在鼓里，但监管机构通过大数据调查发现可疑账户后，一直没有找到可疑账户与马乐之间直接的犯罪证据。直到2013年5月1日，马乐准备出境旅游时，发现自己的护照已被限制出境，此时的马乐感觉情况不妙。
2013年5月31日，马乐飞往洛杉矶后，在美国接到公司监察稽核部的电话，被告知证监会让他去协助调查。6月1日，马乐飞回中国，先去了博时基金监察稽核部，第二天又去了深圳证监局，并且主动把护照交给了相关部门。
对于马乐归案细节，另外一个说法是，当时深圳证监局到博时基金公司现场检查，马乐第二天便经香港飞往洛杉矶。而妻子本来也将一同前往，但因为要回老家和父母告别，结果被监管机构人员拦住，未能成行。随后监管机构让他妻子给马乐做工作，让他回来解决问题，避免事件升级。17个小时后，马乐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马乐于2013年7月17日到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投案，称其于2011年3月至2013年5月担任博时基金公司基金经理期间，利用自己控制的股票账户，获取基金未公开的交易信息，通过无记名手机下单的方式交易股票70-80只，获利1800余万元。深圳市公安局于2013年7月17日受理该案，同日立案侦查。2013年7月17日马乐被深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1日被逮捕。 2014年10月31日，号称史上最大“老鼠仓”案的马乐案在检察院抗诉二审之后仍维持了原判，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追缴违法所得1883万元，并处罚金1884万元。
盈利最多的“老鼠仓”
史上获利最高的“老鼠仓”苏竞，最终却以主动投案这一最具戏剧性的方式收场。
资料显示，苏竞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经济学硕士，最早在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任职，后来加入上投摩根基金任研究员，之后又跳槽至博时基金。2006年，苏竞加入汇添富基金公司，从这里开始了基金经理之路。在加入汇添富基金公司一年后，苏竞如愿担任基金经理职务。苏竞的涉案金额高达7.33亿元，获利3650余万元。不过，这起被称为史上获利金额最高的基金“老鼠仓”案件并非“大数据”主动查出，而系苏竞主动投案。
和很多“老鼠仓”涉案基金经理一样，苏竞也曾经有着不俗的管理业绩。在2008年，苏竞管理的汇添富均衡和汇添富优势精选两只产品获得了当年的“金牛奖”。
根据司法调查显示，2009年3月至2012年10月，苏竞在担任汇添富均衡增长和蓝筹稳健基金经理的短短三四年时间，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基金股票交易情况等未公开信息买入领先科技（现为金鸿能源，000669.SZ）、华联控股（000036.SZ）、中天城投等130只股票，累计交易金额高达7.33亿元，获利更是高达3652.58万元，远超过马乐案所获利的1800万元。
据苏竞供述，上述股票操作主要集中在2009年、2010年。通过操纵其堂弟苏超和堂弟媳王艳玲开设在上海证券商城路营业部、招商证券浦东大道营业部两个账户，先于、同时或略晚于两只公募基金买入股票。
苏竞的操纵交易方式方法主要也是单独购买手机和不记名电话卡，用手机下单，很少在网上下单。值得注意的是，苏竞也是在作案之始就做了一定的反侦查准备，其主要通过一部专用的手机和不记名电话卡下单，操作堂弟和堂弟媳的股票账户。
苏竞称，到2012年的时候，由于心理压力过大，行业发生类似案例，意识到自己行为后果很严重。在2013年11月证监会相关稽查人员找其谈话之后，11月28日，苏竞在被证监会稽查部找去谈话后，主动带着银行卡、证券账户资料等到上海市公安局投案，当日获取保候审。警方第一时间冻结了绝大部分的赃款，共计约2800万元，并冻结了苏竞个人账户中的80万元。
2014年10月21日，苏竞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700万元。同时，冻结在案银行账户内资金，其违法所得责令退赔。
高科技捕鼠器
监管层与违法者斗智斗勇，“猫捉老鼠”在资本市场上不断上演。在实施“大数据”监管之前，金融行业的“老鼠仓”事件基本来源于举报和监管层现场突击检查。未来，随着“大数据”监管与技术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老鼠仓”会被绳之以法。
目前上交所和深交所各有一套证券交易监控系统，主要就是分析各种看似杂乱而无关的分散信息，利用各种算法将数据进行自动关联、聚类、分类和重排，寻找各种违规交易的蛛丝马迹。“大数据”捕鼠大致分三步：首先是通过对网络信息和交易数据的分析挖掘出可疑账户;其次通过分析交易IP、开户人身份、社会关系等进一步确认;最后进入调查阶段。
公开资料显示，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证券交易监控系统集成了交易、登记、结算数据和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相关信息。上交所异动指标分为4大类72项，敏感信息分为3级，共11大类154项;深交所建立了9大报警指标体系，合计204个具体项目，其中包括典型内幕交易指标7个，市场操纵指标17个，价量异常指标15个。交易所针对“老鼠仓”等交易行为还建立了专项核查和定期报告制度。
“大数据”监控是把交易金额、开户时间、账户资金规模等都包括在监控范围内。如果发现两个交易账户，交易的品种、时间、频次、手法非常接近，而其中一个是基金账户，那另一个就很有可能是“老鼠仓”。但是，区分真假“老鼠仓”，需要看较长时段的交易数据，这可能长达3年。如果说在这么长的期间内，两个账户的交易时间、标的股票和操作手法都很接近，则基本可以确定两个账户间存在关联关系。
面对这种升级版的高智商“老鼠仓”的犯罪，“大数据”似乎也显得无能为力。像马乐、苏竞这样用神州行不记名电话卡交易，就算“大数据”通过对比发现了可疑账户，但如何将可疑账户与背后“老鼠仓”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呢？因此，不能神话“大数据”监管，事实上，只有举报和“大数据”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精准的案件线索发现机制。
从办案实践来看，市场操纵的作案手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一是账户关联隐蔽化。从原来的使用本人账户或借用亲属账户，到无任何身份关联的融资户的使用，通过多地多点布局、使用无资金往来的多账户进行分工操纵等。二是操纵手法多样化。“抢帽子”交易、连续交易、虚假申报、反复撤单等手法从无到有、花样翻新。在有的案件中，操纵者不是采用单一的操纵手法，而是综合运用开盘集合竞价虚假申报、盘中拉抬、尾盘封涨停等多种手法进行市场操纵。三是信息型操纵案件值得关注。有的操纵主体故意编造、传播、散布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以此获利。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操纵市场案件，监管部门也正在寻求利用新的技术和手段来进行查处和打击。在证监会利用“大数据”分析老鼠仓交易行为的捕鼠风暴之后，再祭出“云技术”查处市场操纵行为。
2014年9月，证监会发言人张晓军曾表示，为进一步打击市场操纵行为，证监会开发了互联网信息稽查分析系统，已正式上线。该系统基于云计算、云搜索、云定位等领先的网络技术功能，采用行情波动、信息披露、舆情动态三者联动模式，主动发现案件线索，通过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提高透明度，遏制市场操纵、虚假信息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
而未来，“大数据”的应用将进入一个更新的高度，或将是一个智能化、云数据的平台，未来会对提高稽查执法效率等起到很大作用。
2014年11月21日，海富通基金公司“老鼠仓”窝案拉开庭审序幕。率先受审的涉案基金经理为牟永宁，因“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被控涉嫌非法盈利500多万元。
12月1日，海富通基金公司“老鼠仓”窝案的另一名成员原基金经理程岽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也开庭了。之后，海富通基金公司还有三位原基金经理会在近期陆续开庭审理。海富通基金公司“老鼠仓”窝案可谓是“大数据”捕鼠的成果。
但是，2014年10月，两大“老鼠仓”之最的案件最终被破获都与“大数据”无直接关系。一个是涉案金额最高的“老鼠仓”——原博时基金公司旗下博时精选基金经理马乐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884万元;另一个是最赚钱的“老鼠仓”——原汇添富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苏竞，以200多万元本金起步获利3652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700万元。
在众多的“老鼠仓”案件中，马乐“老鼠仓”案不仅在涉案金额上拔得头筹，其在犯罪过程中的反侦查能力也让办案人员不禁感叹，“不愧是高智商犯罪啊。”
苏竞则是迄今为止“老鼠仓”中最能赚钱的一个。从200多万元的本金赚到3652万元，三年赚了18倍，这样的赚钱速度足以把其他“老鼠仓”基金经理甩出好几条街。苏竞的律师开庭时强调，此案“老鼠仓”盈利水平超过业内一般水平，非法获得融合了苏竞的“智力成果”。
面对这样的高智商犯罪，监管部门的“大数据”分析对这种具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高智商犯罪也显得能力不足。马乐案是被举报后才开始侦查的，但一直未发现其犯罪证据，直到马乐出现了一起离奇的交通事故后才露了“马脚”。苏竞案更是因为自己的心理防线被突破，主动带着2880多万元的现金卡去自首才被立案侦查的。
监管部门利用“大数据”利器，在挖出部分基金“老鼠仓”后，如何去监管这些升级版的高智商“老鼠仓”是对“大数据”的一个全新的挑战。不妨让我们研究一下，有“老鼠仓”之最称号的两个案件中，马乐和苏竞是如何躲过“大数据”侦查的。
GAY同事举报
马乐“老鼠仓”被发现的过程，充斥着太多的戏剧元素，甚至足以拍一部商业大片。
1982年出生的马乐因为生在河南农村，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努力。2006年，刚刚从清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的马乐就被博时基金录用。年轻、努力是马乐身上最鲜明的标签，短短四年，马乐就从一名研究员成长为一名基金经理。2010年7月，年仅28岁的马乐已经是博时精选基金的基金经理。就在同事们感叹马乐的前途一片光明之时，却传出马乐涉嫌“老鼠仓”交易的消息。
2011年10月，博时基金换了新的总经理，新经理对国际业务非常重视，于是招兵买马准备大展拳脚。慢慢的，老员工们发现，新部门同事的工资和奖金居然比他们高出很多，这让他们觉得十分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博时基金内新锐和旧部之间的关系开始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变得紧张起来。随着“站队”越来越明显，公司内部居然出现小集团对峙的局面。
马乐是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又是公司的老员工，所以在此间表现得极为激进。一次偶然的机会，马乐发现一名同事居然是同性恋。GAY同事害怕事情败露，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一封举报信直接送到证监会。证监会收到信息立刻介入调查，“大数据”搜索很快就发现了三个与马乐掌管的基金高度重合的证券账户，但并未能找到直接证据，证明这些账户与马乐有关。
之后，更加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次意外车祸让事情出现了重大转折。马乐驾车出行时不慎发生了车祸，慌乱之下的马乐错用“老鼠仓”交易时所用电话号报警求援。因为马乐所报的车牌号是以他本人名义注册的，检方进而通过电话号和车号对比将其锁定。之后，检方又调取了该电话卡的通讯记录，面对铁一般的证据，马乐不得不坦白了其“老鼠仓”的全过程。
调查结果显示，马乐在担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博时精选交易股票的非公开信息，操纵自己实际控制的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多张不记名神州行卡电话下单，先于或同步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买入相同股票76只，成交金额10.5亿元，获利近1883万元。
纵观马乐一案可以发现，马乐已经颇具反侦查意识。马乐既没有用单位的电脑操作，也没有用自己报备的电话下单，甚至连“老鼠仓”获利后的赃款都没轻易拿来使用。不定期更换不记名的手机电话卡，让追踪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不是因为有人举报，提供了直接线索，又碰上之后的一连串偶然和意外，恐怕马乐的“老鼠仓”真的很难被发现。
反侦查能力强
“操作手段越来越复杂隐蔽，马乐不愧是高智商犯罪。”接近深圳证监局的一位知情人士曾向媒体透露。
据其介绍，在马乐等新一代基金经理案件中，他们仔细研究原交银施罗德基金经理李旭利等基金老人违法手段的漏洞，并找出一些应对的办法，弥补“老鼠仓”的破绽，“反侦查的意识和能力都非常强”。
比如，李旭利等人的“老鼠仓”大多是亲属的股票账户;“老鼠仓”下单的互联网IP地址，来自其所在基金公司办公室;MSN、QQ常常留下聊天记录，这些都成为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时轻易拿到的有力证据。
分析马乐使用的交易账户可以看出，最早在选用交易账户时，马乐就规避了使用直系亲属的账户，这给“大数据”分析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监管机关就算通过“大数据”分析查到了可疑账户，也很难把可疑账户与某个基金经理之间的关系直接联系起来，除非再找到其他有力证据证明可疑账户与基金经理之间的直接关系。
在马乐等新一代基金经理“升级版的老鼠仓”中，传统的“老鼠仓”犯罪证据的破绽均被有效弥补。他们在操作中从不留下真实身份——操作的股票账户，全都是他人的名字，任何亲朋好友的账户都不用;与他人签署的任何合同，也用的是假名;在外租房、办宽带网，同样使用假名，并避免在办公室下单;也从不使用MSN和QQ聊天，甚至连手机微信都很少用。 由于基金经理交易时间备案电话被监听，所以马乐先后购买了十几张神州行电话卡，通过电话下单，然后每隔几个月时间就把电话卡丢弃。相比起此前有些落案的基金经理用MSN沟通股票信息、直接在公司电脑行情软件上下单，马乐的反侦查意识已经很强了。
从马乐的账户来看，虽然马乐被查出的账号内资金过千万，但他至今无房产、无豪车、无奢侈品，案发前依然和妻子租房住。从他的获利方式和手法来看，马乐心思缜密，有很强的反侦查技术。从交易金额来看，马乐也远超前几位被判刑的“老鼠仓”基金经理。如果“老鼠仓”也有技术含量的话，马乐一定是其中的高材生。
此外，升级版的“老鼠仓”早把一些调查手段、取证方法、金融产品都研究得非常透彻，甚至交易所、监管层发现异常交易的账户后，都很难确定操纵股票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还有一些创新的金融产品也成为升级版老鼠仓的“避险天堂”。例如，融资融券的信用担保账户，可以让老鼠仓掩饰得更隐蔽;某些伞形信托产品，也成了“老鼠仓”的栖身之地。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避免用亲属账户
根据资料显示，当时年薪已在百万元级别的马乐，在任职基金经理期间，私下操作着自己掌控的三个户名为“金晶”（马乐妻子李宇华的同学）、“严维进”（李宇华的舅舅）、“严晓雯”（李宇华的表妹）的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十几张不记名的神州行电话卡下单，先于（1-5个交易日）、同期或稍晚于（1-2个交易日）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账户买入相同股票76只，累计成交金额达到10.5亿余元。
2006年，严维进跟马乐说他想炒股票，希望马乐帮他操作，马乐则建议找一个信得过的第三人开户，而且最好到深圳开户，方便资金存取。
2006年11月份，马乐打电话给妻子李宇华的同学金晶，让金晶帮他在深圳开一个证券账户和银行账户，由于金晶和李宇华的关系非常要好，所以就答应了。后来金晶利用到深圳出差的机会，先是到招商银行总部一楼的营业厅开立了银行账户，之后在马乐的陪同下在银河证券深圳深茂营业部开立了证券账户，开户资料上留存的电话号码、电子邮箱都是李宇华的。
金晶把所有证券账户开户资料和银行账户开户资料、银行卡、交易密码全部交给了马乐，之后就回上海了。金晶称，“自己根本不懂股票，从来不炒股，仅仅是帮了他们一个忙，我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他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好处。”
2009年9月，严维进自己在上海的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开户，同时在建设银行开立了第三方存管。严维进账户的资金来源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从金晶的证券账户中取现，另一部分来自于马乐的工资和奖金。
2011年8月份，严维进跟马乐说，他觉得金晶账户金额比较多，放在第三人的账户里不放心，而且当时严维进的女儿严晓雯正好准备到香港旅游，于是马乐建议让严晓雯到深圳再开一个证券账户，把金晶账户里的钱取一部分出来存到严晓雯的账户里。
于是在2011年8月，严晓雯利用到香港旅游的机会，自己到国信证券深圳泰然九路营业部开了户，同时办理了工商银行的三方存管。严晓雯开好户后，将证券账户和银行账户的开户资料、账号、密码、银行卡交给了马乐。
严晓雯账户资金来源分为两部分，大部分是从金晶的证券账户取现，小部分是来自于马乐的建行卡里的工资和奖金。上述三个证券账户和银行账户的开户资料、银行卡后来在2013年6月1日，也就是马乐从美国回深圳之前在马乐的授意下用剪刀剪掉扔了。
用不记名电话卡交易
根据马乐的供述，上述三个证券账户是用手机电话委托操作的。全部是马乐亲自买的不记名的电话卡，前后共使用十余个手机号码，这些手机卡用完后都被马乐扔掉了。马乐称，除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人操作过这三个股票账户。
马乐利用控制的金晶、严维进和严晓雯三个证券账户交易的股票数量有76只，绝大多数与马乐管理的基金相关。操作方式都是先于基金账户买入，基金账户再买，先于基金账户卖出，基金账户再卖。一般是在基金账户买入前五个交易日之内，马乐用控制的证券账户先买，在马乐控制的证券账户卖出的两个交易日之内，基金账户再卖。这样交易主要是为了让金晶、严维进和严晓雯三个账户获得稳定的较高的收益，具体交易的股票标的包括湖北宜化（000422.SZ）、广宇发展（000537.SZ）、中天城投（000540.SZ）等，合计投入约200余万元，交易额达到10亿余元、获利1883余万元。
马乐在庭审过程中称，除了购买自己负责的基金账户股票，还有一部分是自己独立研究，并未利用基金未公开的信息操作购买的股票。博时精选是股票型基金，基金规模在70多亿元，基金股票配置比例60%到95%，马乐管理股票部分，另外一位同事管理债券部分。马乐从2011年3月9日开始管理这只基金，除马乐以外，其他人都没有下达股票交易指令的权限。若因马乐出差等原因无法在公司下达交易指令时，马乐就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下达指令。
马乐被GAY同事举报后还一直被蒙在鼓里，但监管机构通过大数据调查发现可疑账户后，一直没有找到可疑账户与马乐之间直接的犯罪证据。直到2013年5月1日，马乐准备出境旅游时，发现自己的护照已被限制出境，此时的马乐感觉情况不妙。
2013年5月31日，马乐飞往洛杉矶后，在美国接到公司监察稽核部的电话，被告知证监会让他去协助调查。6月1日，马乐飞回中国，先去了博时基金监察稽核部，第二天又去了深圳证监局，并且主动把护照交给了相关部门。
对于马乐归案细节，另外一个说法是，当时深圳证监局到博时基金公司现场检查，马乐第二天便经香港飞往洛杉矶。而妻子本来也将一同前往，但因为要回老家和父母告别，结果被监管机构人员拦住，未能成行。随后监管机构让他妻子给马乐做工作，让他回来解决问题，避免事件升级。17个小时后，马乐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马乐于2013年7月17日到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投案，称其于2011年3月至2013年5月担任博时基金公司基金经理期间，利用自己控制的股票账户，获取基金未公开的交易信息，通过无记名手机下单的方式交易股票70-80只，获利1800余万元。深圳市公安局于2013年7月17日受理该案，同日立案侦查。2013年7月17日马乐被深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1日被逮捕。 2014年10月31日，号称史上最大“老鼠仓”案的马乐案在检察院抗诉二审之后仍维持了原判，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追缴违法所得1883万元，并处罚金1884万元。
盈利最多的“老鼠仓”
史上获利最高的“老鼠仓”苏竞，最终却以主动投案这一最具戏剧性的方式收场。
资料显示，苏竞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经济学硕士，最早在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任职，后来加入上投摩根基金任研究员，之后又跳槽至博时基金。2006年，苏竞加入汇添富基金公司，从这里开始了基金经理之路。在加入汇添富基金公司一年后，苏竞如愿担任基金经理职务。苏竞的涉案金额高达7.33亿元，获利3650余万元。不过，这起被称为史上获利金额最高的基金“老鼠仓”案件并非“大数据”主动查出，而系苏竞主动投案。
和很多“老鼠仓”涉案基金经理一样，苏竞也曾经有着不俗的管理业绩。在2008年，苏竞管理的汇添富均衡和汇添富优势精选两只产品获得了当年的“金牛奖”。
根据司法调查显示，2009年3月至2012年10月，苏竞在担任汇添富均衡增长和蓝筹稳健基金经理的短短三四年时间，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基金股票交易情况等未公开信息买入领先科技（现为金鸿能源，000669.SZ）、华联控股（000036.SZ）、中天城投等130只股票，累计交易金额高达7.33亿元，获利更是高达3652.58万元，远超过马乐案所获利的1800万元。
据苏竞供述，上述股票操作主要集中在2009年、2010年。通过操纵其堂弟苏超和堂弟媳王艳玲开设在上海证券商城路营业部、招商证券浦东大道营业部两个账户，先于、同时或略晚于两只公募基金买入股票。
苏竞的操纵交易方式方法主要也是单独购买手机和不记名电话卡，用手机下单，很少在网上下单。值得注意的是，苏竞也是在作案之始就做了一定的反侦查准备，其主要通过一部专用的手机和不记名电话卡下单，操作堂弟和堂弟媳的股票账户。
苏竞称，到2012年的时候，由于心理压力过大，行业发生类似案例，意识到自己行为后果很严重。在2013年11月证监会相关稽查人员找其谈话之后，11月28日，苏竞在被证监会稽查部找去谈话后，主动带着银行卡、证券账户资料等到上海市公安局投案，当日获取保候审。警方第一时间冻结了绝大部分的赃款，共计约2800万元，并冻结了苏竞个人账户中的80万元。
2014年10月21日，苏竞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700万元。同时，冻结在案银行账户内资金，其违法所得责令退赔。
高科技捕鼠器
监管层与违法者斗智斗勇，“猫捉老鼠”在资本市场上不断上演。在实施“大数据”监管之前，金融行业的“老鼠仓”事件基本来源于举报和监管层现场突击检查。未来，随着“大数据”监管与技术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老鼠仓”会被绳之以法。
目前上交所和深交所各有一套证券交易监控系统，主要就是分析各种看似杂乱而无关的分散信息，利用各种算法将数据进行自动关联、聚类、分类和重排，寻找各种违规交易的蛛丝马迹。“大数据”捕鼠大致分三步：首先是通过对网络信息和交易数据的分析挖掘出可疑账户;其次通过分析交易IP、开户人身份、社会关系等进一步确认;最后进入调查阶段。
公开资料显示，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证券交易监控系统集成了交易、登记、结算数据和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相关信息。上交所异动指标分为4大类72项，敏感信息分为3级，共11大类154项;深交所建立了9大报警指标体系，合计204个具体项目，其中包括典型内幕交易指标7个，市场操纵指标17个，价量异常指标15个。交易所针对“老鼠仓”等交易行为还建立了专项核查和定期报告制度。
“大数据”监控是把交易金额、开户时间、账户资金规模等都包括在监控范围内。如果发现两个交易账户，交易的品种、时间、频次、手法非常接近，而其中一个是基金账户，那另一个就很有可能是“老鼠仓”。但是，区分真假“老鼠仓”，需要看较长时段的交易数据，这可能长达3年。如果说在这么长的期间内，两个账户的交易时间、标的股票和操作手法都很接近，则基本可以确定两个账户间存在关联关系。
面对这种升级版的高智商“老鼠仓”的犯罪，“大数据”似乎也显得无能为力。像马乐、苏竞这样用神州行不记名电话卡交易，就算“大数据”通过对比发现了可疑账户，但如何将可疑账户与背后“老鼠仓”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呢？因此，不能神话“大数据”监管，事实上，只有举报和“大数据”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精准的案件线索发现机制。
从办案实践来看，市场操纵的作案手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一是账户关联隐蔽化。从原来的使用本人账户或借用亲属账户，到无任何身份关联的融资户的使用，通过多地多点布局、使用无资金往来的多账户进行分工操纵等。二是操纵手法多样化。“抢帽子”交易、连续交易、虚假申报、反复撤单等手法从无到有、花样翻新。在有的案件中，操纵者不是采用单一的操纵手法，而是综合运用开盘集合竞价虚假申报、盘中拉抬、尾盘封涨停等多种手法进行市场操纵。三是信息型操纵案件值得关注。有的操纵主体故意编造、传播、散布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以此获利。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操纵市场案件，监管部门也正在寻求利用新的技术和手段来进行查处和打击。在证监会利用“大数据”分析老鼠仓交易行为的捕鼠风暴之后，再祭出“云技术”查处市场操纵行为。
2014年9月，证监会发言人张晓军曾表示，为进一步打击市场操纵行为，证监会开发了互联网信息稽查分析系统，已正式上线。该系统基于云计算、云搜索、云定位等领先的网络技术功能，采用行情波动、信息披露、舆情动态三者联动模式，主动发现案件线索，通过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提高透明度，遏制市场操纵、虚假信息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
而未来，“大数据”的应用将进入一个更新的高度，或将是一个智能化、云数据的平台，未来会对提高稽查执法效率等起到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