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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已顺利收官，“十三五”规划正在展开，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可以看到，在广东经济转型升级总体向好的大环境下，深圳的表现尤为可圈可点。深圳可以说是珠三角经济成功转型的代表，更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城市之一。
“十二五”，深圳的华丽转身
深圳在“十二五”期间取得的成就，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经济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城市经济相对健康。
2014年，深圳GDP为16002亿元，较2010年增加近6500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稳步增长。预计2015年深圳GDP可能会痛失全国大中城市“第四把交椅”，但财政收入则会稳居全国第三。总的来说，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得到保证。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各大城市对房地产收入的依赖程度的统计结果中，深圳几乎是最低的。“十二五”期间，深圳年度卖地收入占财政收入之比最高不过20%左右，比起国内许多大中城市，深圳相对而言已摆脱了“房地产依赖症”或“土地财政”。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的质量、产业结构的特点、科技贡献率、“土地财政”依赖度、生态文明指数等各方面看，深圳无疑都是国内相对最为健康的城市经济体。
二是深圳已成为中国主要的科技创新中心，更跻身为全球重要的创新型城市之一。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即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今，深圳已是中国最主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之一。
2014年深圳市高科技产业总产值接近全球著名的创新型国家以色列当年的GDP总值，更超过近年崛起的创新型国家爱尔兰。201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约占全市GDP的1/3。目前深圳市拥有3万家科技企业，包括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4700家，其中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有上千家。据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3年国际专利申请数据，有4家深圳企业——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华星光电、腾讯，进入全球前50名。2014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1年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已接近全球排名第五的韩国，远高于排名第六的法国。同年，深圳的R&D（研究与开发）占比是G8国家平均水平的近2倍，仅次于以色列和韩国。
国内媒体界甚至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北有北京，南有深圳。但深圳更代表市场化的科技创新模式。最近两年“硬件创新”“创客”的兴起，更把深圳推到全球瞩目的地步，深圳在外媒眼里已经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代表。“十二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硬件创新”和“创客”等领域的亮眼表现、高等教育方面的重大投入，以及大型创新企业在全球的业务开展，都使深圳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创新型城市，也为“十三五”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表现，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深圳已成为中国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一，金融业在经济体中的权重越来越高，为“十三五”期间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
2015年上半年，深圳金融业成绩可谓夺目——金融业占深圳GDP的比重为15.4%，又创新高。一般而言，一个产业占当地GDP比重超过5%即可定义为支柱产业，金融业已当之无愧地成为深圳第二大支柱产业，仅次于电子信息产业。有专家指出，中国正在开启金融自由化的进程，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版金融大爆炸”元年，“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同时进行，开启了急剧的金融深化过程。经此过程，中国将实现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金融资本形成对产业资本的整合控制。在此过程中，北京、上海、深圳将成为三个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并成为全国性的资源整合者和控制者。
四是经过“十一五”“十二五”的大力改革，深圳的社会建设取得了瞩目成就，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角关系中，深圳市场体系发育得最为成熟，社会结构最符合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为“十三五”的城市治理结构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社会组织的发展。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深圳市社会组织已达7430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超过6个。“十三五”期末，深圳社会组织有望突破10000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有望达到8个。另外，相对全国来说，除房地产业外，深圳商界的政商关系相对简单，普遍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法治意识，更看重创新作为利润的来源。深圳和顺德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所谓“公司化生存”的城市，城市中的主要人口都生存于公司，公司文化极大地塑造着城市文化。
“十三五”，深圳的展望
展望“十三五”，应是深圳真正成为全球先锋城市的爬坡上坎的关键5年，深圳应利用这5年做哪几件关键事项？笔者认为，深圳应该着重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努力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全球竞争力。
所谓“一个中心”就是要紧紧抓住“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这个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地方政府来说，尤其对城市政府来说，“城市治理体系”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推动改革、探索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应成为深圳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这既是深圳能为国家作的贡献，也是奠定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基础。
全球城市竞争，虽然首先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产业体之间的竞争，但最终一定是城市治理水平的竞争。中国的一线城市乃至部分二线城市，若论城市硬件基础设施、产业实力和经济活力，拿到全世界也都相当具有竞争力，但软件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治理水平，就相差甚远，即使是深圳、广州、上海这样的国内治理水平较高的城市，拿到全球也仅是三流水平。这就是国内城市竞争力的最大短板。哪个城市率先在城市治理水平上取得进展，当然也就在国内取得巨大优势，进而也能最先代表中国成为全球一流城市。
无论从国家还是从自身的未来出发，深圳“十三五”的中心工作，都应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推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大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深圳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示范区”的国家任务，且在“十二五”期间，也提出了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的目标，“法治城市”的关键环节就是“法治政府”。深圳具有“特区立法权”，可加大立法力度，让法例尽快覆盖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尽可能用“法”治市。更重要的是各级党委政府要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若犯法也必须被惩处。只有政府守法，才能树立法律的信用，才能让社会信仰法律，社会信用体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
其二，积极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去十年，深圳利用“综合配套改革”的名义，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大部制改革、公务员管理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等。现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到了攻坚战阶段，深圳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进一步突破：审批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公共财政目标）、缩短行政管理链条的改革、官员评价机制改革等。其中，缩短行政管理链条的改革，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十二五”时期，深圳本已确定“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计划，但实施力度有限。“十三五”期间，应鼓足勇气，继续推动此项改革，大幅度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促使政府工作向基层倾斜，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还可以腾出大量的编制用于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其三，推进社会建设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是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企业，让它们承担社会服务的“大头”，构建一个庞大的社会服务网络，同时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帮助政府“瘦身”的同时，做大做强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完善社区自治，为城市打下长治久安的基础。
其四，进一步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形成人大和政协对政府和司法的监督机制。
其五，争取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可考虑先从基层党委的直选、竞选做起，逐步开展。党内民主建设是城市治理体系乃至国家治理体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述5个方面，我认为深圳在“十三五”时期至少需要做3到4项，才能在构建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方面有所作为。
大前海与大鹏“两翼齐飞”
所谓“两个基本点”，既是指深圳的城市空间战略，也是指深圳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我的建议是，应改变“十二五”期间“单点突破、雁阵前进”的策略，代之以“两翼齐飞”策略。
“十二五”期间，深圳的城市升级事实上是以前海为龙头，形成了“雁阵”态势，各区之间有所分工，互相协作，一定程度上互相竞争。“十三五”期间，笔者认为应加上另外一个引擎——大鹏半岛，采取“两翼齐飞”的战略，将大鹏新区提高到与前海并重的战略平台地位。
首先，前海应升级为“大前海”概念，除了前海的15平方公里外，还应该包括蛇口、后海、深圳高新区、华侨城、西丽大学城、宝安中心区、深圳大空港区这七个片区。这不是要把“前海蛇口自贸区”扩容，而是要在产业功能规划上形成“大前海组团”，统筹考虑其产业安排及人口—居住规划，让前海—蛇口辐射带动其它六大片区的共同发展，盘活这个组团可以激发整个深圳的服务业动能。
其次，需保证前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在国家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战略中，前海是深圳的战略牌，前海与深交所的合作更具有战略价值。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赋予前海与香港合作的先行先试特权，但到目前为止，前海对这个特权运用不足。“十三五”期间，前海在与香港的金融合作、共建全球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应通过一系列先行先试找到自己的角色。这样，深圳成为华南地区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其中一个商务服务枢纽的定位便有了基础。
谈到大鹏半岛，许多研究深圳的学者都忽略了其巨大的战略价值。
在我看来，中国的城市形态与内涵的演变，大致有4个阶段：农业文明时代，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是中国城市的1.0版本；工业文明时代，作为工业中心的城市，是2.0版本；后工业化时期，作为服务业中心的城市，是3.0版本；未来的移动互联网、智能社会与生态文明的时代，将会是4.0版本。现今国内大部分城市都还处在2.0版本，一小部分甚至还处在1.0版本，只有寥寥几个城市，包括深圳在内，正在进化到3.0版本。而以前海金融中心为龙头的“大前海”服务业组团，正是深圳作为3.0版本城市的主要支撑点。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城市将会遭到怎样的冲击和改变？技术革命必以加速度展开；财富的生成方式、流动规律因此而改变；移动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原则将彻底打散原来以各级节点城市的垂直资源配置体系而构成的城市网络。对此完全没有准备的城市必遭淘汰。未来，人们对办公、居住场所将有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如此，生态环境优良、生活配套便利、交通设施完善的地方肯定会受到青睐。对深圳来说，大鹏半岛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2015年12月，大鹏新区获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个“帽子”许多人嫌“小”，我认为，“十三五”时期只是大鹏半岛建设的初期，这个“帽子”足够了，关键是如何用好。深圳市须善用这个“帽子”，争取将大鹏半岛上升为深圳“两大国家级战略平台”之一，从“4.0版本城市”的目标出发，解决大鹏半岛的五大问题，大鹏半岛的战略价值就会突显出来。
大鹏半岛需解决的问题有：确保生态环境，尤其是海洋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完善半岛上的网络设备，并免费开放；建设3～5个生活配套完善的小镇；从岛上到机场、高铁站的交通配备齐全；将半岛打造为国际化生活区，英语无障碍。
在笔者看来，“十三五”期间，只要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没有出现巨大变故，已基本调整到位的深圳产业结构和深圳经济不会有大问题，且将继续是国内表现最好的城市经济体。基于此，深圳更应利用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从长远出发，解决城市治理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全力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打造“大前海商务枢纽”和“大鹏半岛生态文明示范区”两大国家级战略平台，为真正成为全球一流城市、创新中心、金融中心，再迈进一大步。
（作者系第五届深圳市政协委员、《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
“十二五”，深圳的华丽转身
深圳在“十二五”期间取得的成就，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经济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城市经济相对健康。
2014年，深圳GDP为16002亿元，较2010年增加近6500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稳步增长。预计2015年深圳GDP可能会痛失全国大中城市“第四把交椅”，但财政收入则会稳居全国第三。总的来说，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得到保证。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各大城市对房地产收入的依赖程度的统计结果中，深圳几乎是最低的。“十二五”期间，深圳年度卖地收入占财政收入之比最高不过20%左右，比起国内许多大中城市，深圳相对而言已摆脱了“房地产依赖症”或“土地财政”。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的质量、产业结构的特点、科技贡献率、“土地财政”依赖度、生态文明指数等各方面看，深圳无疑都是国内相对最为健康的城市经济体。
二是深圳已成为中国主要的科技创新中心，更跻身为全球重要的创新型城市之一。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即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今，深圳已是中国最主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之一。
2014年深圳市高科技产业总产值接近全球著名的创新型国家以色列当年的GDP总值，更超过近年崛起的创新型国家爱尔兰。201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约占全市GDP的1/3。目前深圳市拥有3万家科技企业，包括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4700家，其中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有上千家。据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3年国际专利申请数据，有4家深圳企业——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华星光电、腾讯，进入全球前50名。2014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1年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已接近全球排名第五的韩国，远高于排名第六的法国。同年，深圳的R&D（研究与开发）占比是G8国家平均水平的近2倍，仅次于以色列和韩国。
国内媒体界甚至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北有北京，南有深圳。但深圳更代表市场化的科技创新模式。最近两年“硬件创新”“创客”的兴起，更把深圳推到全球瞩目的地步，深圳在外媒眼里已经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代表。“十二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硬件创新”和“创客”等领域的亮眼表现、高等教育方面的重大投入，以及大型创新企业在全球的业务开展，都使深圳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创新型城市，也为“十三五”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表现，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深圳已成为中国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一，金融业在经济体中的权重越来越高，为“十三五”期间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
2015年上半年，深圳金融业成绩可谓夺目——金融业占深圳GDP的比重为15.4%，又创新高。一般而言，一个产业占当地GDP比重超过5%即可定义为支柱产业，金融业已当之无愧地成为深圳第二大支柱产业，仅次于电子信息产业。有专家指出，中国正在开启金融自由化的进程，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版金融大爆炸”元年，“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同时进行，开启了急剧的金融深化过程。经此过程，中国将实现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金融资本形成对产业资本的整合控制。在此过程中，北京、上海、深圳将成为三个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并成为全国性的资源整合者和控制者。
四是经过“十一五”“十二五”的大力改革，深圳的社会建设取得了瞩目成就，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角关系中，深圳市场体系发育得最为成熟，社会结构最符合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为“十三五”的城市治理结构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社会组织的发展。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深圳市社会组织已达7430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超过6个。“十三五”期末，深圳社会组织有望突破10000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有望达到8个。另外，相对全国来说，除房地产业外，深圳商界的政商关系相对简单，普遍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法治意识，更看重创新作为利润的来源。深圳和顺德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所谓“公司化生存”的城市，城市中的主要人口都生存于公司，公司文化极大地塑造着城市文化。
“十三五”，深圳的展望
展望“十三五”，应是深圳真正成为全球先锋城市的爬坡上坎的关键5年，深圳应利用这5年做哪几件关键事项？笔者认为，深圳应该着重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努力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全球竞争力。
所谓“一个中心”就是要紧紧抓住“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这个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地方政府来说，尤其对城市政府来说，“城市治理体系”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推动改革、探索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应成为深圳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这既是深圳能为国家作的贡献，也是奠定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基础。
全球城市竞争，虽然首先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产业体之间的竞争，但最终一定是城市治理水平的竞争。中国的一线城市乃至部分二线城市，若论城市硬件基础设施、产业实力和经济活力，拿到全世界也都相当具有竞争力，但软件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治理水平，就相差甚远，即使是深圳、广州、上海这样的国内治理水平较高的城市，拿到全球也仅是三流水平。这就是国内城市竞争力的最大短板。哪个城市率先在城市治理水平上取得进展，当然也就在国内取得巨大优势，进而也能最先代表中国成为全球一流城市。
无论从国家还是从自身的未来出发，深圳“十三五”的中心工作，都应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推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大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深圳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示范区”的国家任务，且在“十二五”期间，也提出了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的目标，“法治城市”的关键环节就是“法治政府”。深圳具有“特区立法权”，可加大立法力度，让法例尽快覆盖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尽可能用“法”治市。更重要的是各级党委政府要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若犯法也必须被惩处。只有政府守法，才能树立法律的信用，才能让社会信仰法律，社会信用体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
其二，积极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去十年，深圳利用“综合配套改革”的名义，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大部制改革、公务员管理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等。现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到了攻坚战阶段，深圳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进一步突破：审批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公共财政目标）、缩短行政管理链条的改革、官员评价机制改革等。其中，缩短行政管理链条的改革，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十二五”时期，深圳本已确定“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计划，但实施力度有限。“十三五”期间，应鼓足勇气，继续推动此项改革，大幅度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促使政府工作向基层倾斜，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还可以腾出大量的编制用于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其三，推进社会建设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是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企业，让它们承担社会服务的“大头”，构建一个庞大的社会服务网络，同时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帮助政府“瘦身”的同时，做大做强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完善社区自治，为城市打下长治久安的基础。
其四，进一步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形成人大和政协对政府和司法的监督机制。
其五，争取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可考虑先从基层党委的直选、竞选做起，逐步开展。党内民主建设是城市治理体系乃至国家治理体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述5个方面，我认为深圳在“十三五”时期至少需要做3到4项，才能在构建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方面有所作为。
大前海与大鹏“两翼齐飞”
所谓“两个基本点”，既是指深圳的城市空间战略，也是指深圳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我的建议是，应改变“十二五”期间“单点突破、雁阵前进”的策略，代之以“两翼齐飞”策略。
“十二五”期间，深圳的城市升级事实上是以前海为龙头，形成了“雁阵”态势，各区之间有所分工，互相协作，一定程度上互相竞争。“十三五”期间，笔者认为应加上另外一个引擎——大鹏半岛，采取“两翼齐飞”的战略，将大鹏新区提高到与前海并重的战略平台地位。
首先，前海应升级为“大前海”概念，除了前海的15平方公里外，还应该包括蛇口、后海、深圳高新区、华侨城、西丽大学城、宝安中心区、深圳大空港区这七个片区。这不是要把“前海蛇口自贸区”扩容，而是要在产业功能规划上形成“大前海组团”，统筹考虑其产业安排及人口—居住规划，让前海—蛇口辐射带动其它六大片区的共同发展，盘活这个组团可以激发整个深圳的服务业动能。
其次，需保证前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在国家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战略中，前海是深圳的战略牌，前海与深交所的合作更具有战略价值。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赋予前海与香港合作的先行先试特权，但到目前为止，前海对这个特权运用不足。“十三五”期间，前海在与香港的金融合作、共建全球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应通过一系列先行先试找到自己的角色。这样，深圳成为华南地区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其中一个商务服务枢纽的定位便有了基础。
谈到大鹏半岛，许多研究深圳的学者都忽略了其巨大的战略价值。
在我看来，中国的城市形态与内涵的演变，大致有4个阶段：农业文明时代，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是中国城市的1.0版本；工业文明时代，作为工业中心的城市，是2.0版本；后工业化时期，作为服务业中心的城市，是3.0版本；未来的移动互联网、智能社会与生态文明的时代，将会是4.0版本。现今国内大部分城市都还处在2.0版本，一小部分甚至还处在1.0版本，只有寥寥几个城市，包括深圳在内，正在进化到3.0版本。而以前海金融中心为龙头的“大前海”服务业组团，正是深圳作为3.0版本城市的主要支撑点。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城市将会遭到怎样的冲击和改变？技术革命必以加速度展开；财富的生成方式、流动规律因此而改变；移动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原则将彻底打散原来以各级节点城市的垂直资源配置体系而构成的城市网络。对此完全没有准备的城市必遭淘汰。未来，人们对办公、居住场所将有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如此，生态环境优良、生活配套便利、交通设施完善的地方肯定会受到青睐。对深圳来说，大鹏半岛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2015年12月，大鹏新区获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个“帽子”许多人嫌“小”，我认为，“十三五”时期只是大鹏半岛建设的初期，这个“帽子”足够了，关键是如何用好。深圳市须善用这个“帽子”，争取将大鹏半岛上升为深圳“两大国家级战略平台”之一，从“4.0版本城市”的目标出发，解决大鹏半岛的五大问题，大鹏半岛的战略价值就会突显出来。
大鹏半岛需解决的问题有：确保生态环境，尤其是海洋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完善半岛上的网络设备，并免费开放；建设3～5个生活配套完善的小镇；从岛上到机场、高铁站的交通配备齐全；将半岛打造为国际化生活区，英语无障碍。
在笔者看来，“十三五”期间，只要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没有出现巨大变故，已基本调整到位的深圳产业结构和深圳经济不会有大问题，且将继续是国内表现最好的城市经济体。基于此，深圳更应利用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从长远出发，解决城市治理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全力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打造“大前海商务枢纽”和“大鹏半岛生态文明示范区”两大国家级战略平台，为真正成为全球一流城市、创新中心、金融中心，再迈进一大步。
（作者系第五届深圳市政协委员、《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