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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甚至难以预测事情会如何演变，/如果大家起而效之。/宗教和诗歌还指望什么呢？/什么会被记住？什么会被扬弃？/谁还想自我设限？
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姜戈。三年后重出江湖的昆汀·塔伦蒂诺，依仗他的大批拥趸，轻轻松松地在豆瓣上斩获了8.5的高分。电影的开篇酣畅淋漓，从音乐到叙事，无不构建出少见的细腻惊悚和千钧一发。然而，下半段冗长而血腥地登场了，我那些小清新的朋友们开始不买账了，她们推究故事的合理性：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女人杀那么多人？导演到底要说什么，难道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稍微怀想一下当年为了美貌的海伦而挑起的特洛伊战争，就不难明白个中缘由。至于第二条，我从来没有把昆汀当作一个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的导演来看待，也从不指望去解读他作品的合理性。他喜欢拆毁，不喜欢构建；喜欢披露，不喜欢归纳：这就是昆汀。他的作品让我联想到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弗洛德的一句话：“野生动物从不为了杀戮而杀戮；人类是唯一从折磨以及杀戮同类之中寻求快感的生物。”作为一个导演，昆汀总是毫不留情地把人性里杀戮（或以杀戮为乐）的那一面呈现出来。
死可以是很便宜的——就像中国人的江湖，美国人的西部，独裁者的战场，昆汀的电影，刀光枪响，血肉模糊，甚或快意恩仇；死也可以是很沉重的——就像《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本以为自己能够毫无心理负担地夺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性命，结果却在那凶狠、猥琐的老太婆身上看到神的形象，从而陷入内心的忏悔之中……人时而在前一种杀戮中放纵那毫无节制、近乎无耻的快感，时而又在后一种情愫里检验自己的良知，寻觅道德的标准。
人的矛盾之处也是人的正常之处，因为每个人都是神性（或曰良知）和罪性（或曰兽性）的结合体。单部的电影并不足够让我们对一名导演做出结论，但昆汀的确叫我惊讶——多年来，他只是对杀戮和暴力的表达显现出浓厚而执著的兴趣。
电影里的两个主角——在舒瓦茨医生身上，我们至少还看到了理性和节制，他在逃跑的黑奴即将被恶犬撕碎时，忍不住喊道“我来赔偿你的损失”；而在姜戈的身上，他的仇恨与野性，就像脱缰的马，愈演愈烈。在江湖，姜戈手里的枪不仅仅是生存的武器，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信仰的缺省，理性的让位，责任心的丧失，权力的不设限，最后带来的必然是江湖的泛滥。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慷慨地宣称“在和平中享受自由和平等……而恐怖统治无非是即时的、严厉的、不宽容的公义”，结果，他的统治却是“恐怖”的“不公义”，而他最后也未经审判被送上了断头台。
辛波斯卡在她的诗歌《幸福的爱情》里，描绘了旁若无人、与权力一样成为偶像崇拜的爱情，有几句是这样的：“你甚至难以预测事情会如何演变，/如果大家起而效之。/宗教和诗歌还指望什么呢？/什么会被记住？什么会被扬弃？/谁还想自我设限？”
这是一个不设限的江湖，但自我设限的难题并不只存在于江湖，也并不只针对领袖和英雄。生活的实情是，一个月入两千的停车场保安可以随心指挥那些开着豪车的人，一个外表柔弱的姑娘可以在她的追求者面前轻易践踏他的自尊，一个在外受着各种窝囊气的父亲对他的儿子有着无上的权威……
电影的结尾，当舒瓦茨医生和姜戈费尽心机救出的姑娘布隆希达，看到自己杀人如麻的老公从火光中迈步出来的时候，欢欣雀跃地拍起手来——这一幕，真有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激昂与冰冷。我不知道这一幕里的观众，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摆出怎样的心情和表情，去配合那华丽丽响起的音乐……
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姜戈。三年后重出江湖的昆汀·塔伦蒂诺，依仗他的大批拥趸，轻轻松松地在豆瓣上斩获了8.5的高分。电影的开篇酣畅淋漓，从音乐到叙事，无不构建出少见的细腻惊悚和千钧一发。然而，下半段冗长而血腥地登场了，我那些小清新的朋友们开始不买账了，她们推究故事的合理性：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女人杀那么多人？导演到底要说什么，难道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稍微怀想一下当年为了美貌的海伦而挑起的特洛伊战争，就不难明白个中缘由。至于第二条，我从来没有把昆汀当作一个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的导演来看待，也从不指望去解读他作品的合理性。他喜欢拆毁，不喜欢构建；喜欢披露，不喜欢归纳：这就是昆汀。他的作品让我联想到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弗洛德的一句话：“野生动物从不为了杀戮而杀戮；人类是唯一从折磨以及杀戮同类之中寻求快感的生物。”作为一个导演，昆汀总是毫不留情地把人性里杀戮（或以杀戮为乐）的那一面呈现出来。
死可以是很便宜的——就像中国人的江湖，美国人的西部，独裁者的战场，昆汀的电影，刀光枪响，血肉模糊，甚或快意恩仇；死也可以是很沉重的——就像《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本以为自己能够毫无心理负担地夺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性命，结果却在那凶狠、猥琐的老太婆身上看到神的形象，从而陷入内心的忏悔之中……人时而在前一种杀戮中放纵那毫无节制、近乎无耻的快感，时而又在后一种情愫里检验自己的良知，寻觅道德的标准。
人的矛盾之处也是人的正常之处，因为每个人都是神性（或曰良知）和罪性（或曰兽性）的结合体。单部的电影并不足够让我们对一名导演做出结论，但昆汀的确叫我惊讶——多年来，他只是对杀戮和暴力的表达显现出浓厚而执著的兴趣。
电影里的两个主角——在舒瓦茨医生身上，我们至少还看到了理性和节制，他在逃跑的黑奴即将被恶犬撕碎时，忍不住喊道“我来赔偿你的损失”；而在姜戈的身上，他的仇恨与野性，就像脱缰的马，愈演愈烈。在江湖，姜戈手里的枪不仅仅是生存的武器，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信仰的缺省，理性的让位，责任心的丧失，权力的不设限，最后带来的必然是江湖的泛滥。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慷慨地宣称“在和平中享受自由和平等……而恐怖统治无非是即时的、严厉的、不宽容的公义”，结果，他的统治却是“恐怖”的“不公义”，而他最后也未经审判被送上了断头台。
辛波斯卡在她的诗歌《幸福的爱情》里，描绘了旁若无人、与权力一样成为偶像崇拜的爱情，有几句是这样的：“你甚至难以预测事情会如何演变，/如果大家起而效之。/宗教和诗歌还指望什么呢？/什么会被记住？什么会被扬弃？/谁还想自我设限？”
这是一个不设限的江湖，但自我设限的难题并不只存在于江湖，也并不只针对领袖和英雄。生活的实情是，一个月入两千的停车场保安可以随心指挥那些开着豪车的人，一个外表柔弱的姑娘可以在她的追求者面前轻易践踏他的自尊，一个在外受着各种窝囊气的父亲对他的儿子有着无上的权威……
电影的结尾，当舒瓦茨医生和姜戈费尽心机救出的姑娘布隆希达，看到自己杀人如麻的老公从火光中迈步出来的时候，欢欣雀跃地拍起手来——这一幕，真有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激昂与冰冷。我不知道这一幕里的观众，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摆出怎样的心情和表情，去配合那华丽丽响起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