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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已是全社会共识。然而盲目套用先发国家的经济转型经验与理论，恐将适得其反。
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分析框架
对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学术界有各种分析模型，归纳起来有两大类：一是新古典主义，这是最典型的经济中长期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之一。一个经济体在中长期内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要素配置带来的效率提高。第二个与发展中国家相关性更大，即所谓的“二元经济模式”。除了资本、技术、效率积累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渠道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支持一个经济体持续增长，这就是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把过去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不合理配置，资源的错配逐渐纠正，将这些资源从低效率的部门，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门，这样可以起到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这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补充。
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把这两个模型结合起来去看中国的问题，可以更清楚地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框架。
中国之所以能在过去35年取得平均10%的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效的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这种转移，通俗来讲就是城镇化，过去30年中国的城镇化趋势非常明显。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为55%。按照过往的经验，一旦上了这个轨道，除非政策上有大的失误，这种过程会持续到差不多城镇化率达到70%、75%的水平。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化会出现慢慢放缓，或者到饱和的程度。从今天55%到70%、75%，至少还有差不多15年-20年的时间。这仍然会给中国提供比较大的成长空间。
消费主导比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更可持续吗
我国从“十二五”规划开始就提出明确的目标，经济发展以扩大内需为主，扩大内需主要是以消费为主。的确这几年消费的增长，在拉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过去两三年里面，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投资，在今年上半年6.7%总体经济增长里面，来自于消费的贡献占比超过70%。
问题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种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真的就比投资主导，更有利于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么？从上述关于经济中长期增长决定因素的分析中，似乎找不到理论基础。为什么？一个经济体中长期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劳动生产率和效率的提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学派，从需求端来解释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问题。也没有哪个学派说总需求的结构，以三大块需求中的其中一个为主导，就比另一个需求为主导，更有利于中长期效率的提高。
如果要细究，消费和投资哪个主导更好，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需求结构更加有利于中长期生产效率可持续增长。从这个意义来讲，在投资还没有完全饱和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投资，可以增加资本存量，更重要的是增加每一个劳动者所能利用的，所能拥有的生产工具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率。同样的条件下，如果通过投资增加资本，除非所有资本存量都是浪费的、无效的，增加的资本都有利于增加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存量，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过来讲，找不到消费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联性，即使消费多了，怎么样通过多消费来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之間的关联度看不到。
从实证来分析也不支持消费主导更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这种说法。在上世纪70年代，消费占GDP的比例基本上是在70%，甚至更高。那个时候并没有看出来经济有高增长，后来由于储蓄上升，投资不断积累，当然加上一些其他因素，这样才带来高增长。
最近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消费主导就比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更可持续吗？明显一个反例就是美国，美国之所以出现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它过度消费，而且这种消费是通过举债来实现的。
从资本存量角度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如果把美国作为一个标杆，我们目前平均每个劳动者的资本存量水平连美国15%都不到。
资本存量比较低和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这之间如何平衡？有些行业供给过剩，有些行业的供给是不足的。我国哪些行业资本存量不足？比如说基建，我国城市的基建存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缺的。相对成熟国家的城市来讲，比如说东京，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平均来说，目前的资本存量还有待提高。提高劳动者的人均资本存量，并通过这个渠道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不说还是有空间的。不仅有这个空间，还有资源，因为投资需要储蓄，没有钱怎么去投资。所幸中国目前国民储蓄率比较高，接近GDP的50%，投资占GDP比率差不多在40%左右。从海外标准来说，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40%多，毫无疑问是投资过度了，但这只是相对而言。首先从资本存量水平来讲，中国目前的水平并不高，还没有投到什么都有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相对我们可投资的国民储蓄资源来说，我国的投资并没有出现过剩，反而每年的国民储蓄并没有充分用于投资来提高资本存量。
中国有600多个城市，其中20%城市要修地铁，如果没有国内储蓄，从理论上讲可以到国际市场去拿别人的储蓄弥补缺口。这对于一个小国家是可行的，但对中国来说这不可能。十年以后，中国会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全世界把所有剩余储蓄给中国，也不足以支持其增长。人为鼓励大家多消费、少储蓄，这样会进一步加剧储蓄率下降的幅度，相当于犯了一个错误。
内需为主比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更可持续吗
从出口导向到内需导向转移，这样使经济结构更合理，增长更可持续？这种提法从理论上讲不一定对。很多人说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不能所有工作都让中国做，中国做出口这么多年，市场已经饱和了，不可能做得再多了。是不是这样？这也未必。到目前为止，中国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12%左右，从历史经验看，其他一些工业大国，它工业化顶峰时在全球市场占份额多少？美国是25%，英国更多。这意味着当时美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其工业化顶峰时期用不到全球3%的劳动力去做了全球差不多25%的市场。中国是用全球接近20%的劳动力，做了12%的全球市场份额。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还没有到出口已经做到极限必须转向内需的地步，还是有增长空间。
由于成本的提高，在产业方面会有一些变化，例如现在做雨伞、服装等低端的不一定有竞争力，但是这并不排除，中国在智能手机、家电方面，在成套设备等方面有增长空间，最重要的是出口市场份额还是可以有提升的空间的。
过早去工业化的思路需要警惕
这几年一个明显的现象，由于实体经济不好，出口外需市场不好，导致了目前出口比较疲软，在这种情况下，内需方面也受到制约。
如果未来服务业不断取代工业，作为经济增长发展的动力是很危险的，即服务业取代工业化，造成去工业化。以前每年一千万农民工转到城市，大部分进工厂，少部分进了服务业。最近几年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工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城市化还在持续。但进入城市以后，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进了第三产业。
这种状况从长期来看是有问题的。回到刚才上述中长期经济增长可靠的源泉，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农业转到城市，无论是转到服务业，还是转到工业，相对以前效率都是提高的，但是平均来讲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第三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要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没有近忧也有远虑，一旦这成为一个趋势，将不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当然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也是参差不齐的。有些服务业是高生产率、高附加值的，但问题在于从农村转移来的农民工，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教育、足够的训练，让他们可以转到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为什么拉美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过早去工业化的结果。这方面是可以吸取的教训。
综上所述，实际上过去我们已经找到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一个正确路径，这个路径就是以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工业化又是以国际化、全球化的方式所进行的，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制度转化的过程，这就是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未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和市场化方向改革过程中，清除一些制度方面路障，使这条路能够走得更加顺利，确保不要从正确的路径脱轨。
（本文根据屈宏斌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举办的鸿儒论道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栏目主持人：郑宾 393758162@qq.com
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分析框架
对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学术界有各种分析模型，归纳起来有两大类：一是新古典主义，这是最典型的经济中长期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之一。一个经济体在中长期内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要素配置带来的效率提高。第二个与发展中国家相关性更大，即所谓的“二元经济模式”。除了资本、技术、效率积累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渠道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支持一个经济体持续增长，这就是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把过去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不合理配置，资源的错配逐渐纠正，将这些资源从低效率的部门，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门，这样可以起到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这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补充。
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把这两个模型结合起来去看中国的问题，可以更清楚地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框架。
中国之所以能在过去35年取得平均10%的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效的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这种转移，通俗来讲就是城镇化，过去30年中国的城镇化趋势非常明显。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为55%。按照过往的经验，一旦上了这个轨道，除非政策上有大的失误，这种过程会持续到差不多城镇化率达到70%、75%的水平。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化会出现慢慢放缓，或者到饱和的程度。从今天55%到70%、75%，至少还有差不多15年-20年的时间。这仍然会给中国提供比较大的成长空间。
消费主导比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更可持续吗
我国从“十二五”规划开始就提出明确的目标，经济发展以扩大内需为主，扩大内需主要是以消费为主。的确这几年消费的增长，在拉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过去两三年里面，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投资，在今年上半年6.7%总体经济增长里面，来自于消费的贡献占比超过70%。
问题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种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真的就比投资主导，更有利于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么？从上述关于经济中长期增长决定因素的分析中，似乎找不到理论基础。为什么？一个经济体中长期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劳动生产率和效率的提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学派，从需求端来解释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问题。也没有哪个学派说总需求的结构，以三大块需求中的其中一个为主导，就比另一个需求为主导，更有利于中长期效率的提高。
如果要细究，消费和投资哪个主导更好，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需求结构更加有利于中长期生产效率可持续增长。从这个意义来讲，在投资还没有完全饱和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投资，可以增加资本存量，更重要的是增加每一个劳动者所能利用的，所能拥有的生产工具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率。同样的条件下，如果通过投资增加资本，除非所有资本存量都是浪费的、无效的，增加的资本都有利于增加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存量，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过来讲，找不到消费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联性，即使消费多了，怎么样通过多消费来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之間的关联度看不到。
从实证来分析也不支持消费主导更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这种说法。在上世纪70年代，消费占GDP的比例基本上是在70%，甚至更高。那个时候并没有看出来经济有高增长，后来由于储蓄上升，投资不断积累，当然加上一些其他因素，这样才带来高增长。
最近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消费主导就比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更可持续吗？明显一个反例就是美国，美国之所以出现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它过度消费，而且这种消费是通过举债来实现的。
从资本存量角度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如果把美国作为一个标杆，我们目前平均每个劳动者的资本存量水平连美国15%都不到。
资本存量比较低和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这之间如何平衡？有些行业供给过剩，有些行业的供给是不足的。我国哪些行业资本存量不足？比如说基建，我国城市的基建存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缺的。相对成熟国家的城市来讲，比如说东京，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平均来说，目前的资本存量还有待提高。提高劳动者的人均资本存量，并通过这个渠道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不说还是有空间的。不仅有这个空间，还有资源，因为投资需要储蓄，没有钱怎么去投资。所幸中国目前国民储蓄率比较高，接近GDP的50%，投资占GDP比率差不多在40%左右。从海外标准来说，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40%多，毫无疑问是投资过度了，但这只是相对而言。首先从资本存量水平来讲，中国目前的水平并不高，还没有投到什么都有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相对我们可投资的国民储蓄资源来说，我国的投资并没有出现过剩，反而每年的国民储蓄并没有充分用于投资来提高资本存量。
中国有600多个城市，其中20%城市要修地铁，如果没有国内储蓄，从理论上讲可以到国际市场去拿别人的储蓄弥补缺口。这对于一个小国家是可行的，但对中国来说这不可能。十年以后，中国会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全世界把所有剩余储蓄给中国，也不足以支持其增长。人为鼓励大家多消费、少储蓄，这样会进一步加剧储蓄率下降的幅度，相当于犯了一个错误。
内需为主比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更可持续吗
从出口导向到内需导向转移，这样使经济结构更合理，增长更可持续？这种提法从理论上讲不一定对。很多人说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不能所有工作都让中国做，中国做出口这么多年，市场已经饱和了，不可能做得再多了。是不是这样？这也未必。到目前为止，中国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12%左右，从历史经验看，其他一些工业大国，它工业化顶峰时在全球市场占份额多少？美国是25%，英国更多。这意味着当时美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其工业化顶峰时期用不到全球3%的劳动力去做了全球差不多25%的市场。中国是用全球接近20%的劳动力，做了12%的全球市场份额。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还没有到出口已经做到极限必须转向内需的地步，还是有增长空间。
由于成本的提高，在产业方面会有一些变化，例如现在做雨伞、服装等低端的不一定有竞争力，但是这并不排除，中国在智能手机、家电方面，在成套设备等方面有增长空间，最重要的是出口市场份额还是可以有提升的空间的。
过早去工业化的思路需要警惕
这几年一个明显的现象，由于实体经济不好，出口外需市场不好，导致了目前出口比较疲软，在这种情况下，内需方面也受到制约。
如果未来服务业不断取代工业，作为经济增长发展的动力是很危险的，即服务业取代工业化，造成去工业化。以前每年一千万农民工转到城市，大部分进工厂，少部分进了服务业。最近几年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工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城市化还在持续。但进入城市以后，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进了第三产业。
这种状况从长期来看是有问题的。回到刚才上述中长期经济增长可靠的源泉，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农业转到城市，无论是转到服务业，还是转到工业，相对以前效率都是提高的，但是平均来讲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第三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要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没有近忧也有远虑，一旦这成为一个趋势，将不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当然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也是参差不齐的。有些服务业是高生产率、高附加值的，但问题在于从农村转移来的农民工，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教育、足够的训练，让他们可以转到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为什么拉美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过早去工业化的结果。这方面是可以吸取的教训。
综上所述，实际上过去我们已经找到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一个正确路径，这个路径就是以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工业化又是以国际化、全球化的方式所进行的，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制度转化的过程，这就是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未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和市场化方向改革过程中，清除一些制度方面路障，使这条路能够走得更加顺利，确保不要从正确的路径脱轨。
（本文根据屈宏斌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举办的鸿儒论道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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