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政治 告别不了的是国民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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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告别政治,退守书斋,固然始于民国七年(1918年),但他厌倦从政的感觉,却早在四年之前就有了。最初,他自信可以将袁世凯的行为纳入合法的议会政治的轨道,用宪法和国会来约束袁世凯。但是,袁世凯总是使他失望,他所收获的除了一事无成,只有朋友们的担忧和责难。
  梁启超在自我检讨时发现,他这个人本质上还是个书生,喜欢感情用事,缺少实际的参政能力,不适合参政。一年多来,虽然勉为其难,鞠躬尽瘁,并没有为国家做多少事,“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同时他也看到,现实中的权衡、变通,的确非他所长,就政治权谋而言,他更不及袁世凯这种在官场上泡烂了的人,他不仅过于理想化,而且太天真,太幼稚,以为凭着自己的言论就可以造就理想中的政治人物,简直就是妄想。所以他表示:“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
  他曾有过退回书斋的打算,以为做国民教育,也是“莫大之天职”。既然政治无望,他真就假馆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但袁世凯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也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随着欧战爆发,日本野心膨胀,乘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以此要挟袁世凯,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此时的梁启超很难沉默,他不仅在筹安会成立一周后就公开表态,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且与蔡锷、汤觉顿等人策划了反袁护国的对策,他说:“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他们约定,“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去”。
  梁启超曾有过实现其承诺的机会。他到上海后得知,父亲已于两个多月前去世,这既使他陷入了巨大悲痛,也给了他一个脱离政治的理由。那些天,他的确以守制为由辞去了所有的职务。记者追问他百日后的出处,他告诉记者,他将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自效于国家或社会。在他看来,“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所以,“军事稍平,决当献身社会教育”。但现实政治毕竟与他还有某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不期然,他又一次卷入政治漩涡之中,甚至差点被汹涌而来的浊流所淹没。
  不能安于缄默
  这种情形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应该是第一次,不过,看上去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切实的教训。他在护国战争结束后也曾想过急流勇退,不再参与政治,而且,为父亲守制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他却为形势所鼓舞,总不肯放弃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结果,先是陷于府院之争,希望调和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而不成,反而引发了张勋“辫子兵”的复辟闹剧;此后,又有护法与威信之战,他则居中调解,欲说服双方不可以兵戎相见。在他不过是想“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但世人如何理解他的苦心?甚至他的朋友都责备他“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他与研究系的骂名则因支持北洋,反对国民党而一直背到今天仍不能洗清。
  事实上,整个民国六年(1917年)他都在为国事而四处奔走,先是鼓吹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马君武联合国会议员三百余人通电全国,反对绝交、参战,骂梁启超是“阴谋小人”;老朋友伍庄也为之痛心疾首,他说:“兄数十年惓惓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然而,反对者虽多,并不证明他就是错的。多年后伍庄在回忆梁启超的文章中承认:“张勋既败,先生本不欲复出,但以主张对德宣战之故,欲贯彻其主张,因复就段阁之财政总长焉。卒之主张实现,中国赖以取得国际上之种种便利,出席于欧洲和平会议,先生之功,不可没也。”他甚至有了一些惋惜:“先生当时之志愿尤(犹)不止此,先生力劝段祺瑞亲带兵赴欧洲战场,可惜段氏为宵小所包围,不听先生之言,先生之大志愿仍(乃)不得达。”
  伍庄所言只是原因之一,段祺瑞不肯带兵亲赴欧洲,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此时的孙中山刚被召开于广东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军政府大元帅,指望着奋师武汉,直捣幽燕,遂以“护法”为名,发动了南北战争。这时,段祺瑞怎能听从梁启超的劝告,带兵出国呢?他正要借此备战,扩充兵力,以武力解决一直以来鞭长莫及的南方各省。梁启超曾经建议,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对币制进行彻底改革,整顿金融秩序,发展经济,训练军队,为出兵欧洲战场做准备,结果却被段祺瑞利用来扩充军队,支持对南方用兵。经此一番挫折,梁启超总算对军阀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欧战结束后,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感叹:“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复辟,蹉跎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而岂料宣战以来,一年之岁月竟为内讧销(消)磨以尽,今千载一时之机已逸,更有何说。”
  这一回梁启超真要接受教训了,他把自己关在天津的家里埋头著述,“邈然几与世绝”,除了几个极要好的朋友、学生,外人一概闭门谢客。生活也变得更有规律,“每日晨六时前必起,十一时前必睡”,午前便属稿千余言,每天著书超过两千言,几个月来,已陆续完成十二万言。从夏天开始,他每日分出一半光阴给孩子们,“为群儿讲学术流别”,并准备讲解《孟子》。闲暇之时,写写字、摩挲一下古钱拓片,也觉得很有兴味。晚饭时还要喝点小酒儿。政界、军界的朋友偶有相聚,则“专言学问,不涉政论”,甚至“数月来迄未与合肥(段祺瑞)一通闻问,殊不欲作无谓之缘,以惹魔障”。
  民国七年(1918年)双十节,徐世昌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不久,熊希龄等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呼吁南北停战,尊重和平。熊与梁交情很深,社会舆论都猜测梁一定参与其中。实际上,梁虽赞赏此事,却没有加入。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讲了三点理由:其一,大病新起,元气未复,不能太劳累;其二,有数种著述,经营多年,未能完成,都是由于政治的牵扰,现在打算终止政治生涯,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任何含有政治意味之团体,概不加入;其三,此事能否成功,绝不在其一人之进退。   不过,梁启超选择告别政治生涯,与古代文人士大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选择绝不是一回事,也并非“不为五斗米折腰”式的不合作主义,甚至不同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古仁人之心,当然更非看破红尘,撒手人寰式的逍遥之游,他曾表示:“至于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极主义,今中止政治生涯,将从别方面有所积极耳。”他所谓别一方面,著书、做学问,“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是一种;再有就是以在野的身份尽一份监督匡救政府的责任,他说:“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他的这种态度很自然地使我们想到欧美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他们积极地介入社会政治,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但不一定非要到政府里面去当官。梁启超在民国七年(1918年)之后所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这是一条以退为进的路,民初曾任国务院秘书、印铸局局长的湖南湘潭人袁思亮此时致信梁任公,也有类似的劝告:“先生宜以此时结合少数同志,授徒讲学,屏弃一切机权术数,急切近名之说,一以扶植人类信义为归,合古今中外道德家言一炉而冶之,庶几救已死之人心,存未亡之国脉,其功当不在禹下。”
  “曲线救国”
  巴黎和会期间以私人资格前往欧洲,或许正是梁启超“曲线救国”的方式之一。同行者有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鼎甫。梁启超说到此行的目的有两点,第一是开阔眼界,为自己求一点学问,看看这台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第二是借助巴黎和会这个平台,以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这一行七人分途而动,梁启超、蒋百里、刘子楷、张君劢、杨鼎甫五人,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抵英国伦敦,丁文江与徐新六则绕道太平洋、大西洋,赶赴欧洲。当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时,丁文江、徐新六二人已在那里迎候他们了。他们中除了丁文江要去美国讲学,提前离开欧洲外,其他人的1919年都是在欧洲度过的。他们这些人的志趣并不完全一致,丁文江偏重科学,尤其关注各国地质、矿产方面的情况;蒋百里则热心钻研战争和军事,专门撰写了一部《德国战败之诸因》,从国家的政治方略和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影响战争胜败的诸因素,为中国提供镜鉴;其他人的兴趣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所以,在欧洲,他们并不总是一起行动,梁启超与蒋百里要去瞻仰法国“一战”中的遗迹,丁文江、张君劢都没有参加,前者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后者却要到伦敦列席各国私立国际联盟研究会。
  当然,梁启超更放心不下的还是和会本身。初抵巴黎,因为有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承诺,梁启超还是比较乐观的,然而,到了三月,形势突然有了变化,日本代表拿出一纸密约,来要挟威尔逊,声称如果和会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他们就退出国际联盟。为了拉拢日本,威尔逊不惜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做了一笔交易,只要日本不退出国际联盟,威尔逊准备放弃对中国的承诺。
  得到这个消息的梁启超异常愤怒,他于3月11日致电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汪大燮和林长民,他希望政府千万不要再做蠢事,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坏,实堪惋惜”。这段时间,他利用自己民间代表的身份,以及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做了许多工作。4月8日,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致信梁启超,请他担任国民外交协会驻巴黎的代表,主持向和会请愿的各项事务。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于民国八年(1919年)二月十六日,是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是民众参与外交活动的先行者。四月三十日,英、美、法三国议定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要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徵祥竟考虑准备签字。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于当天致电汪大燮和林长民,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加压力,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
  “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接到梁启超的电报,林长民于次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并于晚间送到隶属于研究系的《晨报》报馆,总编辑陈博生亲自编发,刊载于五月二日之《晨报》,两天后,“五四”运动便爆发了,从此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湖南人的精神,任公与有荣焉”
  于是我们看到,梁启超所谓告别政治,只是不再到政府做官而已,并不因此放弃作为一个国民的责任。在欧洲时,他与朋友们就商定了回国后将要做的几件事,核心即全力从事培养国民自觉的教育事业,具体做法就从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以及推动国民制宪运动入手。当时,他很希望能使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在《解放与改造》改版后第一期的“发刊词”中,他首次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并由熊希龄策动湖南督军谭延闿推动实施。此论一出,社会各界反响热烈,谭延闿率先发表了“还政于民”“湘人自治”的通电,并得到浙江军阀卢永祥、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响应。就连沉寂多年,早已退守书斋,著述讲学的一代宗师章太炎,也在大病未愈之时,亲抵湖南长沙,以联省自治游说于谭延闿,接着,又在北京《益世报》发表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一文。甚至初出茅庐的青年毛泽东,也在民国九年(1920年)发表了数篇鼓吹湖南独立、联省自治的文章,并且倡议建立湖南共和国,尽管他们的社会理念和出发点完全不同。
  不久,梁启超应熊希龄之邀拟就了《湖南省自治根本法草案》,成为日后湖南制定省宪法的基础。民国九年(1920年)十一月,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掌握了湖南政权,正式宣告自治,并启动了制定省宪法的程序。宪法起草委员会十三人中就有蒋百里、李剑农、彭允彝、王正廷等人,都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于是,次年三月,赵恒惕以本省制宪问题致信梁启超,征询他的意见,同时,又派了萧堃和雷飙到天津当面向梁启超请教。梁氏自然乐于指导,张朋园曾赞叹湖南宪法的民主精神,称:“湖南人的精神,任公与有荣焉。”
  本来,宪法起草委员会诸公还因一些细枝末节而争论不休,这时,偏偏在湘鄂之间发生了战争。湘军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在鄂南一战,全军失利,吴佩孚一意孤行,乘机攻占岳州。为了阻止战事扩大,不使正在制定的湖南省自治宪法胎死腹中,蒋百里紧急向梁启超求援。在他看来,此时能够挽救湖南危局的,只有梁启超一人。梁启超接到蒋百里的求援信,马上与蹇念益、籍忠寅紧急磋商,决定不用怂恿张作霖背后袭击吴佩孚的办法,而由梁启超直接写信给吴佩孚,晓以用兵的利害,并代黎元洪作书一封,致吴佩孚、萧耀南(吴的参谋长)等人,劝阻他们的行动。与此同时,他也一再写信劝说湖南方面,请他们不要插手湖北的人事安排,更不要斤斤计较于本省和本军的利益,只咬住“联省自治”做文章,才能将题目愈做愈大。他还建议张仲仁尽快到武汉去见吴佩孚,因为有些话不便在信中透露,只能当面对他说。而他要当面说与吴佩孚的话,其实就是让他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北有张作霖,南有孙中山,都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如果他把湘军赶回湖南,就等于把湖南给了孙中山,“无异自翦其羽翼以资敌”。看得出来,梁启超最担心的还是湘军与吴军之争被广州所利用,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事实上,吴佩孚大兵压境倒也促进了湖南制宪的尽快完成。为了不使湖南再次遭受北军宰割,十二月十一日,湖南省经全民投票顺利通过了省制宪法。次年元旦,这部宪法正式颁布实施。当时,浙江的卢永祥、云南的唐继尧、广东的陈炯明等,都把“联省自治”喊得震天价响,然而,他们各有各的打算,在他们那里,“联省自治”不过是割地自雄的借口罢了。湖南省宪实行了四年,也许可以算是例外,但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不能使实际的政治有丝毫的改变,这个世界依然是军阀横行的世界。这对梁启超是个不小的打击,他终于明白,这些军阀都是“二德”(即曹孟德、张翼德是也)的子孙,靠他们,中国永远不可能走上国家统一的宪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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