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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官场小说的兴起,对官场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浮出水面。本文旨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世纪之交的官场小说。
关键词:官场小说;厘定;流变
一、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概念
“世纪之交”这个概念,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的‘世纪之交’,是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的大约十年的时间。”根据这个时间界定,本文论述的范围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的十年左右的时间维度内。
关于官场小说的概念,历来众说纷纭。评论界也出现了很多称谓,例如“主旋律小说”、“反腐小说”、“新谴责小说”等。“主旋律”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为:“指多声部演唱或演奏的音乐中,一个声部所唱或所奏的主要曲调,其他声部只起润色、丰富、烘托、补充的作用。?比喻主要精神或基本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主旋律”小说应是指能够反映我国我党主要精神或基本观点的一类小说。若将演绎官场“潜规则”或者生存模式的一类小说归为此类似乎并不恰当。“反腐小说”的概念在研究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反腐小说侧重的是反腐题材。笔者同时认为“反腐小说”侧重的是对腐败现象的揭露和讽刺抨击,它不仅涉及官场,职场范围内的腐败现象也可称为反腐小说。而“新谴责小说”则承袭了晚晴的“谴责小说”的概念,其内涵是对官场中各种弊端的揭露和抨击。笔者反思目前的官场文学现状可以看到,官场文学不仅仅是对主旋律的歌颂,对官场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抨击,还有大量作品是对社会权力体制的反思,对人性旨归的追问,对官场中人们生存模式的书写。若用之前几个概念,似乎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官场文学的全貌。基于以上几点认识,本文将“官场小说”界定为:以官场为背景,以描写官员活动,权利与腐败,生存规则以及官场中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类小说。它包括“主旋律小说”也包括以官场为题材的“反腐小说”和“新谴责小说”。
二、官场小说的流变
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从有了国家,便有了阶级。“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知识份子几千年来的信条。所以,反映官场的文学作品自古有之,《诗经》中就有很多诗歌表现官场生活:《小雅·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的诗歌,群臣赞美周王并进谏有益的治国策略,场面热闹祥和;《节南山》讽刺周王用太师尹氏,致使天下大乱……其后的史传文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文学作品中也以包含着大量此类作品。至明清时期的《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作品更全面地展现了官场文化和官员的生活,抨击了科举制度对人民的戕害。
对于小说这一文体,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也,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评小说为:“不入诸子十家之流。”由此可见,在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宗法社会里,小说这种文体一直被封建主流文化所鄙视,难以跻身主流文体之列。到了近代后期人们开始为小说正名,“小说界革命”在中华大地拉开了帷幕,响亮地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把原本处于社会文学结构边缘的小说推到了中心地位。在“小说界革命”浪潮中涌现的最有影响力的小说,莫过于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一系列官场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作品。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其后官场小说的开山之作。
承继谴责小说的批判力度,五四以后反映官场的小说依旧以谴责暴露为主。出现了老舍的《上任》、沙汀的《代理县长》、《模范县长》等小说,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刻画了一个看起来很积极投入抗战实则无所作为、庸庸碌碌的小官僚形象。其后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的力作《八十一梦》、《五子登科》是当时官场小说的优秀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终极目标,作家的自由抒写被压抑。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鼓励了一批知识分子突破既有的创作陈规,提出了“干预生活”的口号,强调对现实的干预性。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南丁的《科长》等。
改革开放后,文学逐渐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桎梏中走出来。文艺界逐渐开始复苏文艺性品格,作家也开始关注现实,关注当下。寻根问学,反思文学,写实文学等文学样式层出不穷。其中,像《剪辑错了的故事》、《芙蓉镇》、《花园街五号》等作品都对官场现象予以反映。可以说,这些立足于反应现实的作品的出现为其后官场小说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1995年陆天明发表了《苍天在上》,拉开了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热潮的帷幕。其后,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法撼汾西》,周梅森的《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绝对权力》,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田东照的《跑官》、《买官》、《卖官》,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等小说相继问世。其后2001年阎真的《沧浪之水》,2002年李佩甫的《羊的门》后,官场小说从暴露腐败,宏观叙事,塑造高大全英雄人物的模式中走了出来,开始关注知识份子在官场中的内心感受与挣扎,刻画人物向内心的精神世界发展。在这之后,出现了大批官场小说如于卓的《纪委书记》、《首长秘书》、许开祯的《女县长》、熊学义的《公务员》、闫顺利的《国家权力》、何彩维的《官场高速线》、孙春平的《县委书记》、路兴录的《省委专案组》、郝树声的《侧身官场》、海盐的《副县长》等等。大批官场小说的问世,足以说明它们有广泛的受众基础,从小说内容来看,其文学叙事也逐渐圆融活络,人物性格刻画也越来越丰富,价值尺度也更加多元化。他们构成了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繁荣的局面。官场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也逐渐走进人们的批评视野。
关键词:官场小说;厘定;流变
一、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概念
“世纪之交”这个概念,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的‘世纪之交’,是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的大约十年的时间。”根据这个时间界定,本文论述的范围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的十年左右的时间维度内。
关于官场小说的概念,历来众说纷纭。评论界也出现了很多称谓,例如“主旋律小说”、“反腐小说”、“新谴责小说”等。“主旋律”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为:“指多声部演唱或演奏的音乐中,一个声部所唱或所奏的主要曲调,其他声部只起润色、丰富、烘托、补充的作用。?比喻主要精神或基本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主旋律”小说应是指能够反映我国我党主要精神或基本观点的一类小说。若将演绎官场“潜规则”或者生存模式的一类小说归为此类似乎并不恰当。“反腐小说”的概念在研究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反腐小说侧重的是反腐题材。笔者同时认为“反腐小说”侧重的是对腐败现象的揭露和讽刺抨击,它不仅涉及官场,职场范围内的腐败现象也可称为反腐小说。而“新谴责小说”则承袭了晚晴的“谴责小说”的概念,其内涵是对官场中各种弊端的揭露和抨击。笔者反思目前的官场文学现状可以看到,官场文学不仅仅是对主旋律的歌颂,对官场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抨击,还有大量作品是对社会权力体制的反思,对人性旨归的追问,对官场中人们生存模式的书写。若用之前几个概念,似乎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官场文学的全貌。基于以上几点认识,本文将“官场小说”界定为:以官场为背景,以描写官员活动,权利与腐败,生存规则以及官场中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类小说。它包括“主旋律小说”也包括以官场为题材的“反腐小说”和“新谴责小说”。
二、官场小说的流变
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从有了国家,便有了阶级。“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知识份子几千年来的信条。所以,反映官场的文学作品自古有之,《诗经》中就有很多诗歌表现官场生活:《小雅·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的诗歌,群臣赞美周王并进谏有益的治国策略,场面热闹祥和;《节南山》讽刺周王用太师尹氏,致使天下大乱……其后的史传文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文学作品中也以包含着大量此类作品。至明清时期的《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作品更全面地展现了官场文化和官员的生活,抨击了科举制度对人民的戕害。
对于小说这一文体,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也,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评小说为:“不入诸子十家之流。”由此可见,在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宗法社会里,小说这种文体一直被封建主流文化所鄙视,难以跻身主流文体之列。到了近代后期人们开始为小说正名,“小说界革命”在中华大地拉开了帷幕,响亮地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把原本处于社会文学结构边缘的小说推到了中心地位。在“小说界革命”浪潮中涌现的最有影响力的小说,莫过于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一系列官场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作品。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其后官场小说的开山之作。
承继谴责小说的批判力度,五四以后反映官场的小说依旧以谴责暴露为主。出现了老舍的《上任》、沙汀的《代理县长》、《模范县长》等小说,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刻画了一个看起来很积极投入抗战实则无所作为、庸庸碌碌的小官僚形象。其后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的力作《八十一梦》、《五子登科》是当时官场小说的优秀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终极目标,作家的自由抒写被压抑。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鼓励了一批知识分子突破既有的创作陈规,提出了“干预生活”的口号,强调对现实的干预性。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南丁的《科长》等。
改革开放后,文学逐渐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桎梏中走出来。文艺界逐渐开始复苏文艺性品格,作家也开始关注现实,关注当下。寻根问学,反思文学,写实文学等文学样式层出不穷。其中,像《剪辑错了的故事》、《芙蓉镇》、《花园街五号》等作品都对官场现象予以反映。可以说,这些立足于反应现实的作品的出现为其后官场小说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1995年陆天明发表了《苍天在上》,拉开了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热潮的帷幕。其后,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法撼汾西》,周梅森的《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绝对权力》,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田东照的《跑官》、《买官》、《卖官》,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等小说相继问世。其后2001年阎真的《沧浪之水》,2002年李佩甫的《羊的门》后,官场小说从暴露腐败,宏观叙事,塑造高大全英雄人物的模式中走了出来,开始关注知识份子在官场中的内心感受与挣扎,刻画人物向内心的精神世界发展。在这之后,出现了大批官场小说如于卓的《纪委书记》、《首长秘书》、许开祯的《女县长》、熊学义的《公务员》、闫顺利的《国家权力》、何彩维的《官场高速线》、孙春平的《县委书记》、路兴录的《省委专案组》、郝树声的《侧身官场》、海盐的《副县长》等等。大批官场小说的问世,足以说明它们有广泛的受众基础,从小说内容来看,其文学叙事也逐渐圆融活络,人物性格刻画也越来越丰富,价值尺度也更加多元化。他们构成了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繁荣的局面。官场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也逐渐走进人们的批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