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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
在古代官场，“县官不如现管”。包括办理文书的小吏（即胥吏或吏胥）、差役及其他办事人员在内的吏，是编制外的、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编制内官员的庞大群体。表面上，他们地位卑贱有如奴仆，实际上是衙门实权的掌控者。宋人叶适惊叹：官场成了“公人世界”，即衙役们的天下。清代顾炎武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代郭嵩焘甚至说，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高官坐牢方知狱吏之贵
高官勋臣一旦仕途蹉跎，身陷囹圄，不免受狱吏凌辱。
《汉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初功臣周勃，先后任太尉、右丞相，封绛侯。其长子娶了汉文帝之女。当时的周勃，可以说尊贵无比。然而功高震主，有人诬告周勃要谋反，于是周勃被逮捕。
到了狱中，狱吏才不管你原来当过什么官，权势有多大，在监狱这方天地，他就是老大，一切由他说了算。为了少受罪，周勃只得曲意巴结狱吏，“贿以千金”。见钱眼开的狱吏在木简的背面写了五个字：“以公主为证。”提示他：你的儿媳不是当今公主吗？有现成的一条路为何不走？狱吏教的这一招果然有效，周家的人辗转请出了薄太后。在汉文帝上朝时，薄太后走到大殿上，将头巾解下，掷向汉文帝，责问道：绛侯周勃在平吕禄、吕产之乱时，手握传国玺，统率军队，此时不反，难道居住在一个小县，倒要反吗？汉文帝只得答应释放周勃。周勃被释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乎！”
据清代刘体智《异辞录》一书记载，曾任侍郎的张荫桓坐牢，狱吏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1万多两银子。张荫桓就问关在隔壁的犯人——一个姓叶的“军门”（提督军务总兵官，地方高级军事长官）：你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银子？姓叶的人告诉他：我比你交的少些，每天交6400两。二人叹息不已，都说到了牢里，才知狱吏有这么大权。
古代贪官不少，贪吏更多。吏比官富的现象，并非个别。明朝李清在《三垣笔记》一书中写道，刑部一官员说：“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
吏殴官令朱元璋震怒
宋朝李心传说：“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不独发生于宋朝。
明朝洪武年间，发生过小吏在公堂公然殴打县令等官员的案件，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殴打本县县令的苏州常熟县小吏沈尚、衢州开化县小吏徐文亮等人，都受到了惩处。但朱元璋认为，光追究肇事小吏是不够的，还要问问，你们这些被打的官员，是怎么当官的？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当然，朱元璋是不允许吏殴官这种“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的，他在整肃官员的同时，还整胥吏。《御制大诰》及《御制大诰续编》列有数章谈整治吏人的问题。
小吏视官员为骡子
胥吏在主官面前，表面上无不卑躬屈节，唯唯诺诺，然而其内心，未必都买官员的账。在背后，对官员表示不屑的，表示鄙夷的，大有人在。
清人朱克敬在《瞑庵杂谈》一书中，谈到了胥吏背后的狂言：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恽世临，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曾先后任长沙知府、湖南巡抚。中进士前，他偶尔去一家酒馆喝酒，听到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恽世临听了，心中暗暗“怪叹”。
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们敢于如此蔑视官员？一是因为胥吏们看透了一些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处理政务、公务的实际本领；二是他们相信，官场由他们撑着，官离了吏，便玩不转。连嘉庆帝都说：百官听命于书吏。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都只会签字画押，不能实际处理政务、公务，都委权于胥吏，因而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员？
书吏弄权泄密文件
衙门里抄抄写写的书吏乍看似乎什么权也没有，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所抄写的文件，都是机密，是机密就有人要打探。于是，不规矩的书吏便将他们抄写的文件内容当作“资源”，待价而沽。
清代最高军政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军机处，就多次发生过抄写人员泄密案。事为乾隆皇帝所知，于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十二日上谕中提出严厉批评：“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今乃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朕看此情节，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信息。”
乾隆上谕提到的“提塘”，即提塘官，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联络官。其职责是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件，实际还兼有刺探朝廷动向的任务，是地方安插京城的坐探。他们地位不高，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微末之人”，但他们神通广大，无孔不入。各省总督、巡抚视他们为亲信，常依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这些提塘，买通军机处的书手，将不发至省级的机密文件，抄寄给这些省的总督、巡抚。
小吏专权为何难以解决
胥吏专权是古代官场一大痼疾，许多有识之士都大声疾呼要坚决铲除这一祸害，但是，直到封建社会终结，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古代实行的是“一衙两制”，亦即官员属国家编制，由国家任免，由国家提供的俸禄供养；而吏不进入国家编制，不由国家聘用，不由国家薪金供养。正因为这样，朝廷无法考察、管理和考核这部分人。吏归衙门的主官任用，他们对使用他们的主官负责。一名官员到任，带来一批吏；一名官员卸任，带走一批吏。官员自己聘用吏，难免不沾亲带故，难免良莠不齐。即使有害群之马的吏出现，也由于是官员任用的私人，往往受到官员的庇佑。
因为国家不发薪金，薪金要由聘用他们的官员负担，吏人的收入往往很低。这逼得他们自己找食。一些素质差、有贪欲的吏，便借机敲诈，中饱私囊。
古代各级衙门用的主官，多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他们熟悉《四书》《五经》，有的诗文做得很好，但这些跟处理政务、公务毕竟相去甚远，那是另一门学问和技能。官员们没有在吏的岗位历练过，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经验。这样，就造成官员们“跛足”的现象：他们熟悉的知识不大用得上，用得上的学问他们又缺乏，不得不“委权胥吏”。也就出现叶适所说的“大官拱手惟吏之从”的局面，胥吏弄权就是势所必然了。
胥吏这一行，因为是具体经办各类官府文书和各类公务，需要行政、人事、刑狱、钱谷等方面的经验，需要熟悉朝廷的法规及历来有关谕旨。做一名胥吏，是要经过多年专门学习和训练的，往往父传子，子传孙。因而在胥吏这一行，存在着家族世袭的现象。这也就是叶适说的：“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胥吏形成一股势力，“植根固本，不可动摇”。朝廷即使知道胥吏之害，也奈何不得。因为这是制度严重缺陷造成的，而修补制度不是轻而易举的。摘自《廉政瞭望》
在古代官场，“县官不如现管”。包括办理文书的小吏（即胥吏或吏胥）、差役及其他办事人员在内的吏，是编制外的、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编制内官员的庞大群体。表面上，他们地位卑贱有如奴仆，实际上是衙门实权的掌控者。宋人叶适惊叹：官场成了“公人世界”，即衙役们的天下。清代顾炎武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代郭嵩焘甚至说，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高官坐牢方知狱吏之贵
高官勋臣一旦仕途蹉跎，身陷囹圄，不免受狱吏凌辱。
《汉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初功臣周勃，先后任太尉、右丞相，封绛侯。其长子娶了汉文帝之女。当时的周勃，可以说尊贵无比。然而功高震主，有人诬告周勃要谋反，于是周勃被逮捕。
到了狱中，狱吏才不管你原来当过什么官，权势有多大，在监狱这方天地，他就是老大，一切由他说了算。为了少受罪，周勃只得曲意巴结狱吏，“贿以千金”。见钱眼开的狱吏在木简的背面写了五个字：“以公主为证。”提示他：你的儿媳不是当今公主吗？有现成的一条路为何不走？狱吏教的这一招果然有效，周家的人辗转请出了薄太后。在汉文帝上朝时，薄太后走到大殿上，将头巾解下，掷向汉文帝，责问道：绛侯周勃在平吕禄、吕产之乱时，手握传国玺，统率军队，此时不反，难道居住在一个小县，倒要反吗？汉文帝只得答应释放周勃。周勃被释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乎！”
据清代刘体智《异辞录》一书记载，曾任侍郎的张荫桓坐牢，狱吏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1万多两银子。张荫桓就问关在隔壁的犯人——一个姓叶的“军门”（提督军务总兵官，地方高级军事长官）：你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银子？姓叶的人告诉他：我比你交的少些，每天交6400两。二人叹息不已，都说到了牢里，才知狱吏有这么大权。
古代贪官不少，贪吏更多。吏比官富的现象，并非个别。明朝李清在《三垣笔记》一书中写道，刑部一官员说：“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
吏殴官令朱元璋震怒
宋朝李心传说：“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不独发生于宋朝。
明朝洪武年间，发生过小吏在公堂公然殴打县令等官员的案件，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殴打本县县令的苏州常熟县小吏沈尚、衢州开化县小吏徐文亮等人，都受到了惩处。但朱元璋认为，光追究肇事小吏是不够的，还要问问，你们这些被打的官员，是怎么当官的？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当然，朱元璋是不允许吏殴官这种“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的，他在整肃官员的同时，还整胥吏。《御制大诰》及《御制大诰续编》列有数章谈整治吏人的问题。
小吏视官员为骡子
胥吏在主官面前，表面上无不卑躬屈节，唯唯诺诺，然而其内心，未必都买官员的账。在背后，对官员表示不屑的，表示鄙夷的，大有人在。
清人朱克敬在《瞑庵杂谈》一书中，谈到了胥吏背后的狂言：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恽世临，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曾先后任长沙知府、湖南巡抚。中进士前，他偶尔去一家酒馆喝酒，听到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恽世临听了，心中暗暗“怪叹”。
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们敢于如此蔑视官员？一是因为胥吏们看透了一些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处理政务、公务的实际本领；二是他们相信，官场由他们撑着，官离了吏，便玩不转。连嘉庆帝都说：百官听命于书吏。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都只会签字画押，不能实际处理政务、公务，都委权于胥吏，因而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员？
书吏弄权泄密文件
衙门里抄抄写写的书吏乍看似乎什么权也没有，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所抄写的文件，都是机密，是机密就有人要打探。于是，不规矩的书吏便将他们抄写的文件内容当作“资源”，待价而沽。
清代最高军政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军机处，就多次发生过抄写人员泄密案。事为乾隆皇帝所知，于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十二日上谕中提出严厉批评：“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今乃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朕看此情节，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信息。”
乾隆上谕提到的“提塘”，即提塘官，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联络官。其职责是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件，实际还兼有刺探朝廷动向的任务，是地方安插京城的坐探。他们地位不高，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微末之人”，但他们神通广大，无孔不入。各省总督、巡抚视他们为亲信，常依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这些提塘，买通军机处的书手，将不发至省级的机密文件，抄寄给这些省的总督、巡抚。
小吏专权为何难以解决
胥吏专权是古代官场一大痼疾，许多有识之士都大声疾呼要坚决铲除这一祸害，但是，直到封建社会终结，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古代实行的是“一衙两制”，亦即官员属国家编制，由国家任免，由国家提供的俸禄供养；而吏不进入国家编制，不由国家聘用，不由国家薪金供养。正因为这样，朝廷无法考察、管理和考核这部分人。吏归衙门的主官任用，他们对使用他们的主官负责。一名官员到任，带来一批吏；一名官员卸任，带走一批吏。官员自己聘用吏，难免不沾亲带故，难免良莠不齐。即使有害群之马的吏出现，也由于是官员任用的私人，往往受到官员的庇佑。
因为国家不发薪金，薪金要由聘用他们的官员负担，吏人的收入往往很低。这逼得他们自己找食。一些素质差、有贪欲的吏，便借机敲诈，中饱私囊。
古代各级衙门用的主官，多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他们熟悉《四书》《五经》，有的诗文做得很好，但这些跟处理政务、公务毕竟相去甚远，那是另一门学问和技能。官员们没有在吏的岗位历练过，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经验。这样，就造成官员们“跛足”的现象：他们熟悉的知识不大用得上，用得上的学问他们又缺乏，不得不“委权胥吏”。也就出现叶适所说的“大官拱手惟吏之从”的局面，胥吏弄权就是势所必然了。
胥吏这一行，因为是具体经办各类官府文书和各类公务，需要行政、人事、刑狱、钱谷等方面的经验，需要熟悉朝廷的法规及历来有关谕旨。做一名胥吏，是要经过多年专门学习和训练的，往往父传子，子传孙。因而在胥吏这一行，存在着家族世袭的现象。这也就是叶适说的：“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胥吏形成一股势力，“植根固本，不可动摇”。朝廷即使知道胥吏之害，也奈何不得。因为这是制度严重缺陷造成的，而修补制度不是轻而易举的。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