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全面推行“军屯”，事实上把整个农业经济改造为官营经济——土地国有，政府再度有效地控制了资源：“数年中所在积粟，仓禀皆满”，使曹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追溯曹操在中原及北方地区的胜利，人们一般就会联想到他的军事、组织才干以及“挟天子以令诸侯”——诚然，这是曹操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而相对不为人所知的是其第三件法宝：屯田制。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第三件法宝，奠定了曹魏乃至晋朝稳定的经济基础。
　　大凡在东汉末年生活过的人都有着强烈的印象：四百年盛世之后，却是极度的不安，土地兼并、流民、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商业税种。而东汉政权此时正一头沉浸于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中，后宫势力、宦官势力、文官势力的权力角逐，成了庙堂上的主旋律。而整个帝国的经济秩序遭到了颠覆，正常的财富汲取遭到了土地兼并者的抵制，税源广泛不足，纳税人口被隐瞒：追究纳税人口的流失，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土地兼并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对重税的躲避而造成。
　　遇上这样的情况，任何一位眼高于顶的变法高手，估计也只有感慨回天乏力的份。
　　在一次鲁莽的政变之后，外戚何进与以“十常待”为代表的宦官势力两败俱伤。而上述盘根错节的经济结构痼疾的解决，居然由几次非理性的屠杀掀开帷幕，如黄巾军运动带来的劫难，西北军阀董卓进入国都洛阳后，刻意针对豪门发动抄没家产乃至屠杀的政策——武人式残暴的“刀斩乱麻”，有时候居然是解决财政瓶颈的关键。当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虽然“利出一孔”财富汲取流程的抵制遭到了清算，但同时也伴随着大量杀戮性的清洗，人口的流失在所难免。董卓政府完全凭一时之痛快，并没有稳健的后续政策，杀人抄家上了瘾，正常的财政治理工作却无人去执行，该政府遭到全面的反对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一个时期的激烈动荡，对下一个时期的调整有一定的好处。曹操无疑是在前期动乱中拣到便宜的人之一：考察社会重组最激烈的地区，就是河南等中原地带，“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对现状的描述——很难说曹操一定是带着同情的眼光看待这一切的，估计内心欣喜的成分多一些。
　　政治家考虑的重心是利害计较，这样的现状无疑为曹操的治理提供了便利，至少没有豪门可以站出来反对他的经济政策了。一部分豪门迁往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大部分豪门被杀。况且曹操并非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社祸首，大可心安理得、从容不迫地推行新政。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击败了颖川汝南的黄巾军，夺得了一批耕牛、农具和劳力。此时，曹的幕僚枣祗建议推行屯田制，在许昌一带开垦土地，实行屯田，以解决粮食问题。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屯田都尉，全权负责屯田事宜。
　　枣祗在许昌，首先将荒芜的无主农田收归国家所有，把招募到的大批流民，按军队编制编成组，由国家提供土地、种子、耕牛和农具，由他们开垦耕种，获得的收成，由国家和屯田的农民按比例分成。屯田实施的第一年，就“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下令，郡国都置田官，屯田制得到广泛地推行。
　　屯田制最早起源于西汉初年，汉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在边疆地区招募流民开发荒地，号称“募民实边”，是为“民屯”。曹操全面推行“军屯”，事实上把整个农业经济改造为官营经济——土地国有，依据曹操政府的计划进行统一生产，在短时间内恢复并稳定了局势，政府再度有效地控制了资源：“数年中所在积粟，仓禀皆满”，使曹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环顾当时的其他诸候，大多无法采取这一有效治理手段：如袁绍在北方、孙策在江东、刘表在荆州，即便有心也无力进行土地改革乃至经济改革，关键原因还是在于上述地区相对于中原，较少经历剧烈的社会重组。而当政治改革不彻底或根本未曾进行，经济改革也无从谈起。
　　只有一个刘备，意识到曹操屯田制的价值：多年以后，刘备在四川站稳脚跟，也模仿地推行此项政策——但一来时间上晚了将近20年，二来当时四川的基础薄弱、人口稀少，因而效果上打了很大的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