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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在极度困难的境地中顽强拼搏，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书写了最悲壮最光辉的一笔。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结束了长征。
长征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2011年底，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院长侯水平和研究员杨先农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报告，倡议四川省牵头组织“长征路线”申遗，并建设“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文化馆”。
“长征路线”申遗是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推力
记者:“长征路线”申遗，是我省文化建设的大手笔，其意义可以说非同凡响。你们是怎么想到的？
李后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四川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强调，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历史文化，着力打造以红军长征路线、川陕革命根据地、伟人故里、将帅纪念园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文化产业带。长征精神、长征文化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优质文化资源，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鲜活教材，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和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和长征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和“长征文化”，以“长征路线”申请中国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尽快建设“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文化馆”，可以提升四川文化的整体形象和实力，增加美誉度和知名度，此举是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推力。
通过“长征路线”申遗，可以弘扬长征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前行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可以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更能够展现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文化软实力。
长征是举世无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
记者：“长征”是用无数先烈的生命抒写出来的壮美诗篇，这种“中国式”的壮举是否能够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
李后强：当然。许多国家的作家和记者对于史无前例的长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部部记述和歌颂红军长征的著作。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个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上世纪80年代，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以独特的视角评价长征说，人类曾经有四大史诗，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美国人征服西部，但是，它们与长征相比都黯然失色。
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世界各地，有用各种文字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著作。无论作者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如何，无不认为长征是“人类历史上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精神的典范”。
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文化遗产。它的伟大首先是铸就了一种精神——中国工农红军用鲜血和生命造就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已成为人类最珍贵的共同精神财富，无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长征文化的辐射作用是永不消逝的，长征文化的影响力是世界范围的。
对于世界人民来说，以色列老军人武大卫的话很有代表性：“走长征路，是我一生中最大最重要最珍贵的选择。这不是一次旅游，而是一次人生价值、战争价值的学习之旅。我可以说，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的绝唱！今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学术专著《一九三五年长征》，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价道：“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见，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已经走向了世界。其实，长征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自由、民主、幸福、公平和人权，这是世界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长征北上抗日，也是反法西斯的组成部分。因此，长征的意义具有世界性。
记者：“长征路线”申遗，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后强：过去，“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茫茫草原、重重雪山，尽显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风采。今天，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长征是大课堂，长征是大教材，长征是大史书，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长征精神、长征文化除了“感动”，更是“铭记”、“重铸”和“再造”。
四川是展现长征精神、长征文化的主要舞台
记者：红军长征从江西瑞金开始，经过了广东、湖南、广西、贵州等11个省份。这次“长征路线”申遗由我们四川牵头，是否有充分的说服力？
李后强：中国工农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以四川为舞台，展现了长征最精彩纷呈、最威武雄壮、最大气磅礴、最艰苦卓绝、最灿烂辉煌的篇章。
“长征”这个词是在四川第一次提出来的。当年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随着长征的进程分阶段使用“突围”、“转移”和“西征”（北进、北上）这些提法。七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5月20日，红军来到四川冕宁，就要进入彝族聚居区。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随后在成立冕宁县革委会的大会上，朱德在讲话里又提到“长征”一词，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长征”一词的布告和讲话。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四川沙窝会议有一个《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里面提到“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这是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长征”的提法。
长征在四川境内经历的路程和时间最长、活动范围广（60%的县）、情况最复杂、内容最丰富。工农红军付出牺牲多、创造的业绩大，自然环境最险恶、敌我战斗最惨烈、党内斗争最激烈。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第一次主力会师（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等很多著名的重要历史事件都是在四川发生的。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也是在四川具备了雏形。
长征事件的起点是江西瑞金。但可以骄傲地说，“长征”理念的明晰提出、或者说“长征文化”符号的提炼，是从四川省开始的。无独有偶，毛泽东的著名“长征”诗所出现的大部分的地名，都在四川境内，绝非巧合。
“长征路线”符合申遗条件
记者：“长征路线”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条件吗？
李后强：我认为是完全符合的。我们的初步想法是先推动申报中国文化遗产，再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三条：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以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的条件第六条：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根据上述“公约”第三条、“条件”第六条，“长征路线”作为举世闻名的线性文化遗产，符合这个条件。
实施长征路线国家扶贫战略
记者：在建议“长征路线”申遗的同时，您和杨先农、沈茂英、郭晓鸣、侯水平几位学者还一起提出了《关于实施长征路线国家扶贫战略的建议》，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李后强： 这是一个“还债工程”和“良心工程”。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走过的老区大多是“老少边穷”地区，为红军和新中国作出了巨大牺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些地区贫困人口规模大，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由于生产生活条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他们的温饱还不稳定，巩固温饱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基本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其温饱的标准还很低，要过上富裕的生活，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落后状况，缩小地区差距，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这些地方没有实现小康，整个中国就不能达到全面小康。
如果能把“长征路线”两翼的地区作为“长征路线扶贫开发区”，纳入国家扶贫战略布局，以“线性扶贫”方式推动“片区扶贫”，将不断改变长征沿线地区的落后面貌。
记者：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困难程度，不亚于当年的红军长征。
李后强：是的。正因如此，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以开展“长征路线”申报中国和世界文化遗产活动为契机，把转变文化发展方式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盘活“长征路线”这个世界闻名的线性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倾斜，大力实施诸如“国际长征文化馆”等重大文化项目带动战略，着力培育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不断优化布局、优化结构、优化配置，增强“长征路线”沿线文化发展的后劲、提高文化发展的效益，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记者：长征路线扶贫，你们的主要建议是什么？
李后强：国家对这些地方要实行特殊政策，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土地、项目等，把产业发展起来、把道路修通、把医疗教育社保体系建起来。主要是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完善投入方式，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要转变扶贫方式，从开发式扶贫转向“特色式”综合扶贫。除了大力发展“长征路线”的红色旅游、特色旅游，还要因地制宜，把经济性扶贫开发与社会性扶贫开发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形成“长征路线”生态经济产业带，比如规划打造“中国中药材原料药”生产种植带，打造名副其实的“中药之库”等。以这样专题性、计划性的运作方式，系统、全面、综合地根除“长征路线”沿线致贫的主客观因素。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在极度困难的境地中顽强拼搏，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书写了最悲壮最光辉的一笔。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结束了长征。
长征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2011年底，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院长侯水平和研究员杨先农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报告，倡议四川省牵头组织“长征路线”申遗，并建设“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文化馆”。
“长征路线”申遗是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推力
记者:“长征路线”申遗，是我省文化建设的大手笔，其意义可以说非同凡响。你们是怎么想到的？
李后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四川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强调，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历史文化，着力打造以红军长征路线、川陕革命根据地、伟人故里、将帅纪念园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文化产业带。长征精神、长征文化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优质文化资源，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鲜活教材，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和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和长征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和“长征文化”，以“长征路线”申请中国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尽快建设“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文化馆”，可以提升四川文化的整体形象和实力，增加美誉度和知名度，此举是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推力。
通过“长征路线”申遗，可以弘扬长征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前行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可以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更能够展现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文化软实力。
长征是举世无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
记者：“长征”是用无数先烈的生命抒写出来的壮美诗篇，这种“中国式”的壮举是否能够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
李后强：当然。许多国家的作家和记者对于史无前例的长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部部记述和歌颂红军长征的著作。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个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上世纪80年代，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以独特的视角评价长征说，人类曾经有四大史诗，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美国人征服西部，但是，它们与长征相比都黯然失色。
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世界各地，有用各种文字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著作。无论作者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如何，无不认为长征是“人类历史上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精神的典范”。
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文化遗产。它的伟大首先是铸就了一种精神——中国工农红军用鲜血和生命造就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已成为人类最珍贵的共同精神财富，无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长征文化的辐射作用是永不消逝的，长征文化的影响力是世界范围的。
对于世界人民来说，以色列老军人武大卫的话很有代表性：“走长征路，是我一生中最大最重要最珍贵的选择。这不是一次旅游，而是一次人生价值、战争价值的学习之旅。我可以说，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的绝唱！今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学术专著《一九三五年长征》，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价道：“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见，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已经走向了世界。其实，长征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自由、民主、幸福、公平和人权，这是世界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长征北上抗日，也是反法西斯的组成部分。因此，长征的意义具有世界性。
记者：“长征路线”申遗，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后强：过去，“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茫茫草原、重重雪山，尽显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风采。今天，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长征是大课堂，长征是大教材，长征是大史书，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长征精神、长征文化除了“感动”，更是“铭记”、“重铸”和“再造”。
四川是展现长征精神、长征文化的主要舞台
记者：红军长征从江西瑞金开始，经过了广东、湖南、广西、贵州等11个省份。这次“长征路线”申遗由我们四川牵头，是否有充分的说服力？
李后强：中国工农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以四川为舞台，展现了长征最精彩纷呈、最威武雄壮、最大气磅礴、最艰苦卓绝、最灿烂辉煌的篇章。
“长征”这个词是在四川第一次提出来的。当年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随着长征的进程分阶段使用“突围”、“转移”和“西征”（北进、北上）这些提法。七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5月20日，红军来到四川冕宁，就要进入彝族聚居区。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随后在成立冕宁县革委会的大会上，朱德在讲话里又提到“长征”一词，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长征”一词的布告和讲话。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四川沙窝会议有一个《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里面提到“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这是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长征”的提法。
长征在四川境内经历的路程和时间最长、活动范围广（60%的县）、情况最复杂、内容最丰富。工农红军付出牺牲多、创造的业绩大，自然环境最险恶、敌我战斗最惨烈、党内斗争最激烈。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第一次主力会师（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等很多著名的重要历史事件都是在四川发生的。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也是在四川具备了雏形。
长征事件的起点是江西瑞金。但可以骄傲地说，“长征”理念的明晰提出、或者说“长征文化”符号的提炼，是从四川省开始的。无独有偶，毛泽东的著名“长征”诗所出现的大部分的地名，都在四川境内，绝非巧合。
“长征路线”符合申遗条件
记者：“长征路线”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条件吗？
李后强：我认为是完全符合的。我们的初步想法是先推动申报中国文化遗产，再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三条：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以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的条件第六条：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根据上述“公约”第三条、“条件”第六条，“长征路线”作为举世闻名的线性文化遗产，符合这个条件。
实施长征路线国家扶贫战略
记者：在建议“长征路线”申遗的同时，您和杨先农、沈茂英、郭晓鸣、侯水平几位学者还一起提出了《关于实施长征路线国家扶贫战略的建议》，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李后强： 这是一个“还债工程”和“良心工程”。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走过的老区大多是“老少边穷”地区，为红军和新中国作出了巨大牺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些地区贫困人口规模大，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由于生产生活条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他们的温饱还不稳定，巩固温饱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基本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其温饱的标准还很低，要过上富裕的生活，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落后状况，缩小地区差距，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这些地方没有实现小康，整个中国就不能达到全面小康。
如果能把“长征路线”两翼的地区作为“长征路线扶贫开发区”，纳入国家扶贫战略布局，以“线性扶贫”方式推动“片区扶贫”，将不断改变长征沿线地区的落后面貌。
记者：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困难程度，不亚于当年的红军长征。
李后强：是的。正因如此，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以开展“长征路线”申报中国和世界文化遗产活动为契机，把转变文化发展方式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盘活“长征路线”这个世界闻名的线性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倾斜，大力实施诸如“国际长征文化馆”等重大文化项目带动战略，着力培育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不断优化布局、优化结构、优化配置，增强“长征路线”沿线文化发展的后劲、提高文化发展的效益，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记者：长征路线扶贫，你们的主要建议是什么？
李后强：国家对这些地方要实行特殊政策，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土地、项目等，把产业发展起来、把道路修通、把医疗教育社保体系建起来。主要是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完善投入方式，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要转变扶贫方式，从开发式扶贫转向“特色式”综合扶贫。除了大力发展“长征路线”的红色旅游、特色旅游，还要因地制宜，把经济性扶贫开发与社会性扶贫开发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形成“长征路线”生态经济产业带，比如规划打造“中国中药材原料药”生产种植带，打造名副其实的“中药之库”等。以这样专题性、计划性的运作方式，系统、全面、综合地根除“长征路线”沿线致贫的主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