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职业编辑，在岗时，电话多了，烦。三言两语打发，挂机。一退休，电话立见减少，及至于无。熟悉的声音凋落，心灵似觉退化到洪荒世纪，难免生命短暂、世态炎凉的伤感。
社里，尤其出版界退休编辑偶尔一两次聚会，都会打听对方过得怎样，回答最多的是，难得接到一个电话啦！一个“啦”字，沧桑无限。
湘籍作家翁新华是我退休后还来电话的人。
之前，他的电话也有，大多与出书有关。忙时，往往回应三两句就挂机，甚至还说，别老打电话，出书有个过程。
眼前，听到那不算标准的朱镕基式普通话，甚感亲切，特愿意与他唠嗑。家长里短，人情世故，父母赡养，气候冷暖，无所不谈。骤然记起是长途，对方要掏钱的，这才依依不舍主动挂了。
最近一次，他又来电话。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头发白了，不能染，染了就过敏。斗胆染一次，减去十岁。也好，坐公交有红领巾让座了。右眼因电脑辐射太长，几近失明，怎么也治不好。我吓一跳。
第二天就去找熟人的熟人，替他在北京物色最有名的眼科专家，然后把信息反馈过去，督促他来京看医生。他迟迟没来。似乎北京的专家也不过如此。有点执拗。不容易为他人左右。联想到他的小说，我写我思，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几乎没有。
一次偶然聚会，遇到本社老领导老同事从维熙、章仲锷、张胜友、侯秀芬、朱珩青、李玉英、杨德华，《人民文学》原编辑部主任向前，《当代》原副主编胡德培，《小说选刊》原主编傅活……提起退休生活，奇了，不约而同，大都在怀念有电话的日子。
历数为数极少还来电话的作家，翁新华总是在列。没有求助，几句温馨的问候而已。一下子，翁的作品似乎飙升了几个檔次，乃至有了一种获得诺奖的不该是莫言，而是他的感觉。感情这东西，就有这么微妙。
翁是作家社出书最多的作家之一，包括1本文学新星丛书、5本长篇小说，6本《翁新华文集》。知名度不算高，作品却是干货。扎实，厚重，有思想。具体到发行，介于保本与略有利润之间。除了《再生屋》《香木》，其余10本都是我与侯秀芬的责编。一次选题会上，有人问，怎么翁新华又有一本啊？副主编侯秀芬说，书稿质量不错，就出呗。作家钟情作家社，不是坏事。这是第8本了，至今没见过面。联系仅限于电话。
翁坐得住。倘若当和尚比赛坐禅，不输唐僧。不介意图书市场行情，没有粉饰与迎合，没有巴结文化权贵的媚态，没有贿赂评论家吹喇叭、拿奖的猥琐。湘人的悲悯情怀与笃实的品格十分显著。
他说，至今只来过北京两次。一次是鲍昌不幸罹患肝癌，从责编潘宪立处得到消息，当即请了三天假，赶到东郊空军医院，刚好赶上鲍昌弥留之际。翁的第一本小说集《再生屋》由李国文和康濯两位前辈推荐给鲍昌，鲍昌拍案赞叹，自发写了评论，发在《小说选刊》上。临终前5天忍着剧疼作序，然后推荐给社长从维熙，再由从社长推荐给一编室主任朱珩青，朱推荐给副主编章仲锷终审。
鲍昌写的序言叫《一个紧紧抓牢大地的文学新人》，是瞒着护士在病历纸上偷偷写成。这是鲍的绝笔。就冲这一点，翁成了鲍昌西去的唯一送行作家。
鲍昌流泪说，我的一个研究生（天津师大），特意给他汇去300元，希望他来送我最后一程。应该来的，没来。而这个湖南小青年，压根没想到会来看我，居然站了一天一夜火车……在鲍昌家里，亚方把先生的话告诉前来安慰的人。在场的冰心、康濯老人唏嘘不已。冰心握着翁的手：“既是教授、著名作家，又是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有权有势时，你没来看过他，待到临终，什么忙都帮不上了，你却来看他！多写啊，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翁说：“以前，我给鲍昌打过电话。在邮局打的。”向前说，我只给翁发过一个中篇，一个报告文学，没见过面。退休后，倒是他逢年过节来电话问好。经我发过作品的人还少吗？自从退休，那些借助《人民文学》浪得大名的人，再也没来过一次电话……
翁与林为进关系很好。翁的长篇处女作《蓝太阳》出版后，受到非议，身为作协创研部长篇小说发言人的林为进，当即发表文章为翁力辩。翁很感激，但与林未曾谋面。
得悉林患癌症不幸早逝，翁在电话里沉默了五分钟，痛悔不曾探访过林为进。
又一次电话唠嗑，翁打听杨德华电话。他说杨编辑出版《回眸——从“文学新星丛书”看一个文学时代》，他们有过E-mail交流，觉得杨是个很热心的人。但最近几个月，杨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应该是换了号码。我告诉他，杨已于两个月前因病离世。翁哎呀一声呃叹：我的感念为何总是迟了一步呢？
……
翁是湖南发表中篇和出版长篇最多的作家之一，但他绝对属于被忽视了的作家。
来自农村，生有三个儿女，个个都送读到博士、硕士。父亲70岁去世，活到91岁的母亲，最后的21年一直跟着他南征北战，享受清贫。评上一级作家15年，月工资才2600元，至今还在写，间或有中篇、长篇问世。却又执拗地拒食周粟，坚守自我。若是瞄准市场，一年涂鸦一部官场小说，也能赚不少稿费。或者多一点媚骨，向官场靠拢，早就行有车食有鱼了。可他愚顽地说不。
我在电话里说，赶紧来北京，先把眼睛治好。那位专家预约好了，已是80高龄，你能拖，她可没多少时间等你啦！
翁还是没来。
翁对北京抱有成见。这一点，我和侯秀芬都知道。
他第二次赴京，是在1991年初春。那是自发参加康老遗体告别仪式。他把妻子和小儿子也带来了。那天，他带着妻子，抱着冻得脸蛋通红的儿子在天安门广场转悠。儿子手上拿一瓣桔子，因手被冻僵，不意悄悄掉落在地。一个戴红袖章的恶棍走过来，指指地上，塞他一张罚单，50元。翁说，对不起，他才3个月，不是故意的，立即改正错误。当即勾身拾起小桔瓣，跑向30米开外的垃圾筒，扔了进去。
返回。罚单变成了100元。还要罚呀？就算罚，也不该翻一倍吧？
磨磨蹭蹭，耽搁老子时间。再啰嗦，罚你1000！
翁只好掏出100元，心里很疼，嘀咕道，想不到首善之区也这样。
恶棍当即揪住翁胸口，又用对讲机叫来三个恶棍，拽住翁一顿暴打。不过瘾，又将他拖向军事博物馆门口的一个栅栏。翁妻一瞅，那儿有一大群恶徒，正肆无忌惮殴打一些外地游客，头破血流，呼爹叫娘。
蒋培香——这个勇敢的中学英语教师，当即将儿子扔在地上，揪住其中一个恶徒以命相拼，不顾生死用头冲撞歹徒的胸腹，并嚎啕大哭：“救命啊！救命啊！北京的土匪打死人啊！”成百上千人围了过来。其中有几个洋人，问是怎么回事。蒋老师边哭边用英语诉说恶徒的暴行。洋人愤怒地举起摄像机。那三个恶徒这才扔下翁，悻悻地离开。
当天晚上，翁就带着满身伤痕，和妻儿离开了北京。我和侯秀芬在电话里劝他，代表北京人民向他道歉，也婉言批评他不要因为几个败类而对整个北京持有偏见。翁说，不是偏见，是心理疾患。以后，我会常打电话。北京有不少人帮助过我，我的感念只能以电话表达。
电话是个好东西。它能拉近人与人的心灵距离。那些正被退休综合症困扰，尤其因退休大权旁落的官人，学习翁新华，拿起你的电话，给生命旅途邂逅过的人，送去问候，送去怀念吧。
翁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感恩的人。这种人的作品，不会有假。
社里，尤其出版界退休编辑偶尔一两次聚会，都会打听对方过得怎样，回答最多的是，难得接到一个电话啦！一个“啦”字，沧桑无限。
湘籍作家翁新华是我退休后还来电话的人。
之前，他的电话也有，大多与出书有关。忙时，往往回应三两句就挂机，甚至还说，别老打电话，出书有个过程。
眼前，听到那不算标准的朱镕基式普通话，甚感亲切，特愿意与他唠嗑。家长里短，人情世故，父母赡养，气候冷暖，无所不谈。骤然记起是长途，对方要掏钱的，这才依依不舍主动挂了。
最近一次，他又来电话。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头发白了，不能染，染了就过敏。斗胆染一次，减去十岁。也好，坐公交有红领巾让座了。右眼因电脑辐射太长，几近失明，怎么也治不好。我吓一跳。
第二天就去找熟人的熟人，替他在北京物色最有名的眼科专家，然后把信息反馈过去，督促他来京看医生。他迟迟没来。似乎北京的专家也不过如此。有点执拗。不容易为他人左右。联想到他的小说，我写我思，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几乎没有。
一次偶然聚会，遇到本社老领导老同事从维熙、章仲锷、张胜友、侯秀芬、朱珩青、李玉英、杨德华，《人民文学》原编辑部主任向前，《当代》原副主编胡德培，《小说选刊》原主编傅活……提起退休生活，奇了，不约而同，大都在怀念有电话的日子。
历数为数极少还来电话的作家，翁新华总是在列。没有求助，几句温馨的问候而已。一下子，翁的作品似乎飙升了几个檔次，乃至有了一种获得诺奖的不该是莫言，而是他的感觉。感情这东西，就有这么微妙。
翁是作家社出书最多的作家之一，包括1本文学新星丛书、5本长篇小说，6本《翁新华文集》。知名度不算高，作品却是干货。扎实，厚重，有思想。具体到发行，介于保本与略有利润之间。除了《再生屋》《香木》，其余10本都是我与侯秀芬的责编。一次选题会上，有人问，怎么翁新华又有一本啊？副主编侯秀芬说，书稿质量不错，就出呗。作家钟情作家社，不是坏事。这是第8本了，至今没见过面。联系仅限于电话。
翁坐得住。倘若当和尚比赛坐禅，不输唐僧。不介意图书市场行情，没有粉饰与迎合，没有巴结文化权贵的媚态，没有贿赂评论家吹喇叭、拿奖的猥琐。湘人的悲悯情怀与笃实的品格十分显著。
他说，至今只来过北京两次。一次是鲍昌不幸罹患肝癌，从责编潘宪立处得到消息，当即请了三天假，赶到东郊空军医院，刚好赶上鲍昌弥留之际。翁的第一本小说集《再生屋》由李国文和康濯两位前辈推荐给鲍昌，鲍昌拍案赞叹，自发写了评论，发在《小说选刊》上。临终前5天忍着剧疼作序，然后推荐给社长从维熙，再由从社长推荐给一编室主任朱珩青，朱推荐给副主编章仲锷终审。
鲍昌写的序言叫《一个紧紧抓牢大地的文学新人》，是瞒着护士在病历纸上偷偷写成。这是鲍的绝笔。就冲这一点，翁成了鲍昌西去的唯一送行作家。
鲍昌流泪说，我的一个研究生（天津师大），特意给他汇去300元，希望他来送我最后一程。应该来的，没来。而这个湖南小青年，压根没想到会来看我，居然站了一天一夜火车……在鲍昌家里，亚方把先生的话告诉前来安慰的人。在场的冰心、康濯老人唏嘘不已。冰心握着翁的手：“既是教授、著名作家，又是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有权有势时，你没来看过他，待到临终，什么忙都帮不上了，你却来看他！多写啊，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翁说：“以前，我给鲍昌打过电话。在邮局打的。”向前说，我只给翁发过一个中篇，一个报告文学，没见过面。退休后，倒是他逢年过节来电话问好。经我发过作品的人还少吗？自从退休，那些借助《人民文学》浪得大名的人，再也没来过一次电话……
翁与林为进关系很好。翁的长篇处女作《蓝太阳》出版后，受到非议，身为作协创研部长篇小说发言人的林为进，当即发表文章为翁力辩。翁很感激，但与林未曾谋面。
得悉林患癌症不幸早逝，翁在电话里沉默了五分钟，痛悔不曾探访过林为进。
又一次电话唠嗑，翁打听杨德华电话。他说杨编辑出版《回眸——从“文学新星丛书”看一个文学时代》，他们有过E-mail交流，觉得杨是个很热心的人。但最近几个月，杨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应该是换了号码。我告诉他，杨已于两个月前因病离世。翁哎呀一声呃叹：我的感念为何总是迟了一步呢？
……
翁是湖南发表中篇和出版长篇最多的作家之一，但他绝对属于被忽视了的作家。
来自农村，生有三个儿女，个个都送读到博士、硕士。父亲70岁去世，活到91岁的母亲，最后的21年一直跟着他南征北战，享受清贫。评上一级作家15年，月工资才2600元，至今还在写，间或有中篇、长篇问世。却又执拗地拒食周粟，坚守自我。若是瞄准市场，一年涂鸦一部官场小说，也能赚不少稿费。或者多一点媚骨，向官场靠拢，早就行有车食有鱼了。可他愚顽地说不。
我在电话里说，赶紧来北京，先把眼睛治好。那位专家预约好了，已是80高龄，你能拖，她可没多少时间等你啦！
翁还是没来。
翁对北京抱有成见。这一点，我和侯秀芬都知道。
他第二次赴京，是在1991年初春。那是自发参加康老遗体告别仪式。他把妻子和小儿子也带来了。那天，他带着妻子，抱着冻得脸蛋通红的儿子在天安门广场转悠。儿子手上拿一瓣桔子，因手被冻僵，不意悄悄掉落在地。一个戴红袖章的恶棍走过来，指指地上，塞他一张罚单，50元。翁说，对不起，他才3个月，不是故意的，立即改正错误。当即勾身拾起小桔瓣，跑向30米开外的垃圾筒，扔了进去。
返回。罚单变成了100元。还要罚呀？就算罚，也不该翻一倍吧？
磨磨蹭蹭，耽搁老子时间。再啰嗦，罚你1000！
翁只好掏出100元，心里很疼，嘀咕道，想不到首善之区也这样。
恶棍当即揪住翁胸口，又用对讲机叫来三个恶棍，拽住翁一顿暴打。不过瘾，又将他拖向军事博物馆门口的一个栅栏。翁妻一瞅，那儿有一大群恶徒，正肆无忌惮殴打一些外地游客，头破血流，呼爹叫娘。
蒋培香——这个勇敢的中学英语教师，当即将儿子扔在地上，揪住其中一个恶徒以命相拼，不顾生死用头冲撞歹徒的胸腹，并嚎啕大哭：“救命啊！救命啊！北京的土匪打死人啊！”成百上千人围了过来。其中有几个洋人，问是怎么回事。蒋老师边哭边用英语诉说恶徒的暴行。洋人愤怒地举起摄像机。那三个恶徒这才扔下翁，悻悻地离开。
当天晚上，翁就带着满身伤痕，和妻儿离开了北京。我和侯秀芬在电话里劝他，代表北京人民向他道歉，也婉言批评他不要因为几个败类而对整个北京持有偏见。翁说，不是偏见，是心理疾患。以后，我会常打电话。北京有不少人帮助过我，我的感念只能以电话表达。
电话是个好东西。它能拉近人与人的心灵距离。那些正被退休综合症困扰，尤其因退休大权旁落的官人，学习翁新华，拿起你的电话，给生命旅途邂逅过的人，送去问候，送去怀念吧。
翁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感恩的人。这种人的作品，不会有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