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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夏，《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辑已经近于杀青，我们却意外发现，韩南教授几年之前交稿的论文，只有一个简单的《小说竞赛》（The Fiction Contest）作为题目。《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得缘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约稿，归于出版社“新编文学史”系列丛书下，因此，在向作者们约稿的时候，都明确说明与出版社商定的各种体例要求，比如，标题就包括了时间、简明的事件概述或引文、正题三个部分的要求。我们后来很有些雷厉风行的意思，对每一篇交稿都要求满足这些规则——尽管文章之事，体例原本并不足道。可是，韩南教授在这本文学史的编辑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惠赐论文表示支持，其时一切尚在起步，谁又能想到这些细枝末节？而迟至2015年夏天，我们的“雷厉风行”则全然没有了用，韩南教授在一年前已然先去。
后来，我看到王德威教授给全书写的导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看到他借用海德格尔动词化的“世界中”（或者更准确的说法，表达动词进行状态的分词形式，世界-ing）作为这部文学史的一个关键词，就想起编辑过程中的这个插曲。韩南的论文应該是我们收到的第一篇稿子，早于一切设想和规则：如此它和体例之间的故事，也许就是一种不为我们的主观所控制的绵延的展开，一个“世界中”的过程。相对于一个静态的、固定的、被作为再现（ representation）对象的世界，海德格尔作为动名词的“世界”具有了动态的、开放的、自发的意义，并且以不断涌现的存在，反对客体化的再现。当王教授把这样一个状态和中国现代文学联系在一起，这对文学史写作的意义，不仅是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个作为背景、作为对话的世界——中国“走向世界”的那个世界：而且，如陈思和教授在他的书评中已经指出的，这里强调了“文学现象的运动过程”，“让无数文学细节成为在自然运行中自在地开启丰富灿烂的状态”，由此跨越了“所谓的历史本质”给文学史写作带来的障碍。诚哉斯言。当140余位作者，彼此背景不同、立场不同，聚集在一起，“众声喧哗”大概就是必然。换而言之，动名词的“世界中”，也可以是重新描述文学史写作和历史上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描述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开放、包容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以内在的丰富和不可规约，对抗具有一统性的历史本质或者宏观叙事。这本文学史里的四个主题，“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穿流交错’”“‘文’与媒介衍生”以及“文学与地理版图想象”，当都能在这一层面得到安置。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想到陈老师自己的《新编当代文学史教程》，在上个世纪末，就石破天惊地把崔健的歌纳入到了文学史的写作范围里。
而另一方面，韩南教授的这一插曲，似乎也在示意动名词“世界中”含藏的另一个意义。“体例”横刀扫兴，斜睨我们为之欢呼的丰富和扩展，可是，它却实实在在是这140余位作者能够同场献艺的前提。体例的这种双重性，让我想到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命题，什么不是世界文学？当世界文学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壁垒，范围日益扩张，这个命题不仅在探寻“世界文学”应当在理论上具有的边界，同样重要的是，它叩问编写诸如课程大纲、作品选集——当然也包括文学史——的原则。没有了原本西欧文学共同的起源、传统作为天然的黏合剂，世界文学的大纲、选集，以及文学史，应当如何整合、约束在理想上和理论上可以无限膨胀的领域？体例，或者由体例所呈现的限制，因此，也牵涉海德格尔另一个重要的概念，Gestell，他的英译者们译作framing或者enframing。与“世界中”相应，我们也可以用“框架中”来对应。
“‘框架中’的中国文学”听上去就令人沮丧。不过，在海德格尔那里，“框架中”并不必然带有否定的意义。人作为主体，给事物以秩序，通过对事物的客体化，支配事物。它使人类得以理解世界，组织自己的生活，是人不可缺少和替代的存在模式。作为技术的根本，它也是现代学科的模式。我们在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或者类似概念的时候，这些学科本身就是框架中的存在，更勿论文学史的写作。但是，在二战后科技成为统治力量的环境下讨论“框架中”，海德格尔更要提醒这种模式的危险性，尤其是对“存在”（Being）的威胁。“框架中”并不止于对身外事物的客体化，而是把人也卷入了物化的陷阱，使人在自我意识中工具化，异化于他的存在，由此也失去存在的开放性。“世界中”所召唤的动态、开放、自发，在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正是针对“框架中”的回应和抗争，是对沉溺于“框架中”的人做出的提醒。
在“世界中”和“框架中”构成的对话里，既然“世界中”以“框架中”为现实底色，关注人的存在、人的境遇、人的生命：那么“‘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除了地理和文化视野的开拓、学科内在的丰富和活力，它还指向了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联的人。不同于作为及物动词、可携带宾语的“mapping”（在某种空间上的标记），“世界中”大体上被海德格尔用作不及物动词
（比如英译本多次出现的The world worlds。至于另一个常用的表达“the worlding of the world”，这个“world”在理论上既可以是宾语也可以是主语）。当它有了一个形式上的宾语——“中国现代文学”或者英文版导论中的“literary China”——这个形式上的宾语，相对于动词“世界中”就形成了一个张力。张力的一方是宾语客体化的形式，它大概就代表了文学史编写的“框架中”，另一方则是这个形式上的宾语在“世界中”对客体化的、外在的再现的反对和消解。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写作者在反抗我们对他们的客体化。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不仅因为文学现象、作品的繁多，更因为我们意识到那些现象里的故事，以及写作品的人的生命的复杂。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体例上要求每一篇论文首先都讲一个故事，而后来最动人的那些篇章，常常很大程度上就决定在故事的动人，甚而完全就是故事。比如，哈金用他小说家的文笔记录了鲁迅写作《狂人日记》这一天的无所事事、平淡无奇：而南洋理工大学的关诗珮教授则定格威妥玛作为英国外交使团一员觐见同治皇帝的一幕，以威氏的口吻追忆他一路走来的经历。在关教授那里，要紧的尚不在把欧洲汉学对中国的回应纳入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而是这是英国最早的汉学家之一最初在中国成为汉学家的故事。其实，有关写故事的人，现代文学有着特别的优势，毕竟去时未远，一切都还如此鲜活，所以，可以有作家们现身说法。于是我们看到1980年代年轻的余华和他的朋友们翻墙的经历——在中国大学校园里出入的年轻人，谁还没有翻过几次墙。也可以是记忆，或者从父辈那里的传承。于是王安忆回忆同是作家的母亲茹志娟写作生涯中的三个关键时刻，而海峡另一边的朱天心追溯也是作家的父亲朱西宁一生最特殊的作品——为三个女儿写下的《婴儿日记》，而这三个女儿现在全都是作家了。 进而言之，作为动名词的“世界中”，还描述了一个文学史的成形过程，一部文学史在文学史写作者的书写中涌现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所录，或者不应仅仅是现代文学的作家，也当包括文学史的写作者以及更广义的批评家的生命的经验。对于一个正在发生、在“世界中”的文学，两者的意义不相上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实亦然。比如，这里有陈思和教授回忆他与王晓明教授在1980年代后期发起有关人文主义的讨论。这一讨论将影响后来几十年中国大陆的文学。王教授执鞭于华东师大，适时正当余华快乐地翻着同一校园的围墙。或者又如胡志德教授写钱锺书一章。这是美国汉学界著名的钱锺书专家，据传荣休前年年在U-CLA讲授《围城》。这一章里，我们终于读到胡老师平静而深情地告诉我们，他1972年在香港与《围城》的不经意邂逅，以及此后贯穿学术生涯的研究经历。这是一篇关于钱锺书的论文，也是一位研究者的个人回忆录。更有意义的是，这篇论文是因为前面种种意外，迟至2016年夏天才临时约来的。胡志德不仅一口答应，而且从邀约到交稿只用了不到两个星期。我想象中，那真是一个蓬勃的写作过程。再或者，这里有老一代汉学家韩南的遗作。
我后来一再想起韩南教授的这一插曲。在这本文学史近乎漫长的编辑过程中，老先生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终于在2014年春天驾鹤离去，这篇论文也成为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篇作品。王德威老师后来为这篇论文按体例重新拟定了标题，再后来，我们收集作者小传的时候，又为老先生写了他的那一份：
Patrick Dewes Hanan （1927-2014） was the Victor S. Thomas Professor Emeritu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Harvard University. He was a Sinologist， literary historian， and translator. He speciatizes in especially pretwentieth century vernacular fiction. His scholarly works include The Chinese Shorty Story（1981）， The Invention of Li Yu（1988）， and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2004）.
这短短几句话的介绍，符合哈佛出版公司对作者小传从内容到长度的所有要求。不过，也许又是最不符合要求的，出版公司要求每位作者提供自己的小传，这却是主编代写的。但是，在一切的体例以及体例代表的“框架中”的努力面前，有什么比起生命的无常更有力量也更让人无奈？同样，又有什么比起韩南作为一位汉学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在一生中为我们这个学科作出的贡献更加重要？或者，仅仅就这一本文学史的编辑，相对于我们后知后觉的诸多规则，又有什么比前辈的支持更让人珍视？
如此，161篇文章，161个故事，关于文学史上的作者，也关于文学史的写作者自己。一个好看的故事，也是哈佛出版公司的体例要求之一，之前系列里的三部新编文学史都是这样做的。不过，对于一部中国文学史而言，我认为，这些故事，尤其是当它们被放在一起，仍然有独特的“中国”的意义。文学史上的美谈逸闻，对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理解，以及来自单篇写作者自身的投注，这些单篇最终以编年的形式看似松散地辑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本文學史的形式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它让我想起中国古典文论中诗话的传统。
但是，在形式之外，让我也许能够把“‘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古典中国的文论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部文学史对“文”的关注。王德威教授在与应磊的访谈中谈道：“归根结底，这是一部‘文’的文学史。‘文’不是一套封闭的意义体系而已，而是主体与种种意念、器物、符号、事件相互应照，在时间之流中所彰显的经验集合。”
海德格尔的“世界”，在于天、地、神、人四重根的映射游戏，而召唤天地神人进入敞开（the Open）的，是语言，或者说语言最纯粹的形式——诗。在海氏诗意又晦涩的表达里，作为事物与世界、人与世界之间的贯通，正是语言使“世界中”以及一系列相关的动名词（thinging，fouring等等）的开放、自发成为可能，并向世人昭示。正如王德威教授所强调，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即使在中国古典自身的语境里，比如在刘勰的论述里，《原道》一篇，“文”作为媒介同样承担了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关联。“‘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以“文”的形式，表达或者说契合了海德格尔“世界中”的诗思：或者反过来，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理论辉映了中国“文”的传统。这个“文”有狭义的文学，也有广义的人文，有对历史天道的回应，也有对个人生命的思考，当然也包括了现代的“文”对于古典的变化和继承。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大概也可以看作在美国的学院和出版制度下一个对中国古典文论传统的致敬，抑或实践。
中西文化、文学之间微妙的对话，本来也许就是“世界中”的一部分。1936年，沈从文在他《小说习作选》的序言里，提到了一座希腊小庙，这座小庙是他的文学梦想，其中供奉人性。对于沈从文而言，人性也联系神性，如他后来在1940年代所言：“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只是不识半点洋文的沈从文大概不会想到，他的希腊小庙居然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得到一位遥远的德国形而上哲学家的呼应：
一座建筑，一座希腊神庙，不描摹什么。它简单地站立在岩石张裂的山谷中。这座建筑装入了神的形象（figure），并在这种隐藏中，经由敞开的柱廊，让它进入围绕的圣地（precinct）中。通过神庙，神莅临神庙。神的莅临，在其本身，是对圣地作为圣地的扩展和界定。而神庙和它的圣地并不消失于无限中。正是作为作品的神庙，首先固定，同时在它的周围聚集了那些道路与关联的统一体，在这些道路与关联中，生与死、祸与福、荣与辱、守与退，为人类获得了命运的形态。这个敞开的关联的场境所辖之域，就是这个历史的民族的世界……
海德格尔在接下来的几页中继续描述这个神庙作为人的作品在天地之间的伫立，以及与天地事物包括与人的互动。
人类的命运在神庙中凝聚，而人神的交流、天地的会合，也在这个有形而敞开的神庙中进行。这个神庙可以为沈从文理想中的小说作一个注脚，而我想象中，也可以是一个文学史的理想。
作者简介：陈婧祾，《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助理，现任教于美国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
后来，我看到王德威教授给全书写的导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看到他借用海德格尔动词化的“世界中”（或者更准确的说法，表达动词进行状态的分词形式，世界-ing）作为这部文学史的一个关键词，就想起编辑过程中的这个插曲。韩南的论文应該是我们收到的第一篇稿子，早于一切设想和规则：如此它和体例之间的故事，也许就是一种不为我们的主观所控制的绵延的展开，一个“世界中”的过程。相对于一个静态的、固定的、被作为再现（ representation）对象的世界，海德格尔作为动名词的“世界”具有了动态的、开放的、自发的意义，并且以不断涌现的存在，反对客体化的再现。当王教授把这样一个状态和中国现代文学联系在一起，这对文学史写作的意义，不仅是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个作为背景、作为对话的世界——中国“走向世界”的那个世界：而且，如陈思和教授在他的书评中已经指出的，这里强调了“文学现象的运动过程”，“让无数文学细节成为在自然运行中自在地开启丰富灿烂的状态”，由此跨越了“所谓的历史本质”给文学史写作带来的障碍。诚哉斯言。当140余位作者，彼此背景不同、立场不同，聚集在一起，“众声喧哗”大概就是必然。换而言之，动名词的“世界中”，也可以是重新描述文学史写作和历史上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描述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开放、包容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以内在的丰富和不可规约，对抗具有一统性的历史本质或者宏观叙事。这本文学史里的四个主题，“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穿流交错’”“‘文’与媒介衍生”以及“文学与地理版图想象”，当都能在这一层面得到安置。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想到陈老师自己的《新编当代文学史教程》，在上个世纪末，就石破天惊地把崔健的歌纳入到了文学史的写作范围里。
而另一方面，韩南教授的这一插曲，似乎也在示意动名词“世界中”含藏的另一个意义。“体例”横刀扫兴，斜睨我们为之欢呼的丰富和扩展，可是，它却实实在在是这140余位作者能够同场献艺的前提。体例的这种双重性，让我想到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命题，什么不是世界文学？当世界文学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壁垒，范围日益扩张，这个命题不仅在探寻“世界文学”应当在理论上具有的边界，同样重要的是，它叩问编写诸如课程大纲、作品选集——当然也包括文学史——的原则。没有了原本西欧文学共同的起源、传统作为天然的黏合剂，世界文学的大纲、选集，以及文学史，应当如何整合、约束在理想上和理论上可以无限膨胀的领域？体例，或者由体例所呈现的限制，因此，也牵涉海德格尔另一个重要的概念，Gestell，他的英译者们译作framing或者enframing。与“世界中”相应，我们也可以用“框架中”来对应。
“‘框架中’的中国文学”听上去就令人沮丧。不过，在海德格尔那里，“框架中”并不必然带有否定的意义。人作为主体，给事物以秩序，通过对事物的客体化，支配事物。它使人类得以理解世界，组织自己的生活，是人不可缺少和替代的存在模式。作为技术的根本，它也是现代学科的模式。我们在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或者类似概念的时候，这些学科本身就是框架中的存在，更勿论文学史的写作。但是，在二战后科技成为统治力量的环境下讨论“框架中”，海德格尔更要提醒这种模式的危险性，尤其是对“存在”（Being）的威胁。“框架中”并不止于对身外事物的客体化，而是把人也卷入了物化的陷阱，使人在自我意识中工具化，异化于他的存在，由此也失去存在的开放性。“世界中”所召唤的动态、开放、自发，在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正是针对“框架中”的回应和抗争，是对沉溺于“框架中”的人做出的提醒。
在“世界中”和“框架中”构成的对话里，既然“世界中”以“框架中”为现实底色，关注人的存在、人的境遇、人的生命：那么“‘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除了地理和文化视野的开拓、学科内在的丰富和活力，它还指向了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联的人。不同于作为及物动词、可携带宾语的“mapping”（在某种空间上的标记），“世界中”大体上被海德格尔用作不及物动词
（比如英译本多次出现的The world worlds。至于另一个常用的表达“the worlding of the world”，这个“world”在理论上既可以是宾语也可以是主语）。当它有了一个形式上的宾语——“中国现代文学”或者英文版导论中的“literary China”——这个形式上的宾语，相对于动词“世界中”就形成了一个张力。张力的一方是宾语客体化的形式，它大概就代表了文学史编写的“框架中”，另一方则是这个形式上的宾语在“世界中”对客体化的、外在的再现的反对和消解。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写作者在反抗我们对他们的客体化。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不仅因为文学现象、作品的繁多，更因为我们意识到那些现象里的故事，以及写作品的人的生命的复杂。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体例上要求每一篇论文首先都讲一个故事，而后来最动人的那些篇章，常常很大程度上就决定在故事的动人，甚而完全就是故事。比如，哈金用他小说家的文笔记录了鲁迅写作《狂人日记》这一天的无所事事、平淡无奇：而南洋理工大学的关诗珮教授则定格威妥玛作为英国外交使团一员觐见同治皇帝的一幕，以威氏的口吻追忆他一路走来的经历。在关教授那里，要紧的尚不在把欧洲汉学对中国的回应纳入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而是这是英国最早的汉学家之一最初在中国成为汉学家的故事。其实，有关写故事的人，现代文学有着特别的优势，毕竟去时未远，一切都还如此鲜活，所以，可以有作家们现身说法。于是我们看到1980年代年轻的余华和他的朋友们翻墙的经历——在中国大学校园里出入的年轻人，谁还没有翻过几次墙。也可以是记忆，或者从父辈那里的传承。于是王安忆回忆同是作家的母亲茹志娟写作生涯中的三个关键时刻，而海峡另一边的朱天心追溯也是作家的父亲朱西宁一生最特殊的作品——为三个女儿写下的《婴儿日记》，而这三个女儿现在全都是作家了。 进而言之，作为动名词的“世界中”，还描述了一个文学史的成形过程，一部文学史在文学史写作者的书写中涌现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所录，或者不应仅仅是现代文学的作家，也当包括文学史的写作者以及更广义的批评家的生命的经验。对于一个正在发生、在“世界中”的文学，两者的意义不相上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实亦然。比如，这里有陈思和教授回忆他与王晓明教授在1980年代后期发起有关人文主义的讨论。这一讨论将影响后来几十年中国大陆的文学。王教授执鞭于华东师大，适时正当余华快乐地翻着同一校园的围墙。或者又如胡志德教授写钱锺书一章。这是美国汉学界著名的钱锺书专家，据传荣休前年年在U-CLA讲授《围城》。这一章里，我们终于读到胡老师平静而深情地告诉我们，他1972年在香港与《围城》的不经意邂逅，以及此后贯穿学术生涯的研究经历。这是一篇关于钱锺书的论文，也是一位研究者的个人回忆录。更有意义的是，这篇论文是因为前面种种意外，迟至2016年夏天才临时约来的。胡志德不仅一口答应，而且从邀约到交稿只用了不到两个星期。我想象中，那真是一个蓬勃的写作过程。再或者，这里有老一代汉学家韩南的遗作。
我后来一再想起韩南教授的这一插曲。在这本文学史近乎漫长的编辑过程中，老先生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终于在2014年春天驾鹤离去，这篇论文也成为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篇作品。王德威老师后来为这篇论文按体例重新拟定了标题，再后来，我们收集作者小传的时候，又为老先生写了他的那一份：
Patrick Dewes Hanan （1927-2014） was the Victor S. Thomas Professor Emeritu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Harvard University. He was a Sinologist， literary historian， and translator. He speciatizes in especially pretwentieth century vernacular fiction. His scholarly works include The Chinese Shorty Story（1981）， The Invention of Li Yu（1988）， and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2004）.
这短短几句话的介绍，符合哈佛出版公司对作者小传从内容到长度的所有要求。不过，也许又是最不符合要求的，出版公司要求每位作者提供自己的小传，这却是主编代写的。但是，在一切的体例以及体例代表的“框架中”的努力面前，有什么比起生命的无常更有力量也更让人无奈？同样，又有什么比起韩南作为一位汉学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在一生中为我们这个学科作出的贡献更加重要？或者，仅仅就这一本文学史的编辑，相对于我们后知后觉的诸多规则，又有什么比前辈的支持更让人珍视？
如此，161篇文章，161个故事，关于文学史上的作者，也关于文学史的写作者自己。一个好看的故事，也是哈佛出版公司的体例要求之一，之前系列里的三部新编文学史都是这样做的。不过，对于一部中国文学史而言，我认为，这些故事，尤其是当它们被放在一起，仍然有独特的“中国”的意义。文学史上的美谈逸闻，对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理解，以及来自单篇写作者自身的投注，这些单篇最终以编年的形式看似松散地辑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本文學史的形式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它让我想起中国古典文论中诗话的传统。
但是，在形式之外，让我也许能够把“‘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古典中国的文论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部文学史对“文”的关注。王德威教授在与应磊的访谈中谈道：“归根结底，这是一部‘文’的文学史。‘文’不是一套封闭的意义体系而已，而是主体与种种意念、器物、符号、事件相互应照，在时间之流中所彰显的经验集合。”
海德格尔的“世界”，在于天、地、神、人四重根的映射游戏，而召唤天地神人进入敞开（the Open）的，是语言，或者说语言最纯粹的形式——诗。在海氏诗意又晦涩的表达里，作为事物与世界、人与世界之间的贯通，正是语言使“世界中”以及一系列相关的动名词（thinging，fouring等等）的开放、自发成为可能，并向世人昭示。正如王德威教授所强调，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即使在中国古典自身的语境里，比如在刘勰的论述里，《原道》一篇，“文”作为媒介同样承担了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关联。“‘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以“文”的形式，表达或者说契合了海德格尔“世界中”的诗思：或者反过来，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理论辉映了中国“文”的传统。这个“文”有狭义的文学，也有广义的人文，有对历史天道的回应，也有对个人生命的思考，当然也包括了现代的“文”对于古典的变化和继承。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大概也可以看作在美国的学院和出版制度下一个对中国古典文论传统的致敬，抑或实践。
中西文化、文学之间微妙的对话，本来也许就是“世界中”的一部分。1936年，沈从文在他《小说习作选》的序言里，提到了一座希腊小庙，这座小庙是他的文学梦想，其中供奉人性。对于沈从文而言，人性也联系神性，如他后来在1940年代所言：“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只是不识半点洋文的沈从文大概不会想到，他的希腊小庙居然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得到一位遥远的德国形而上哲学家的呼应：
一座建筑，一座希腊神庙，不描摹什么。它简单地站立在岩石张裂的山谷中。这座建筑装入了神的形象（figure），并在这种隐藏中，经由敞开的柱廊，让它进入围绕的圣地（precinct）中。通过神庙，神莅临神庙。神的莅临，在其本身，是对圣地作为圣地的扩展和界定。而神庙和它的圣地并不消失于无限中。正是作为作品的神庙，首先固定，同时在它的周围聚集了那些道路与关联的统一体，在这些道路与关联中，生与死、祸与福、荣与辱、守与退，为人类获得了命运的形态。这个敞开的关联的场境所辖之域，就是这个历史的民族的世界……
海德格尔在接下来的几页中继续描述这个神庙作为人的作品在天地之间的伫立，以及与天地事物包括与人的互动。
人类的命运在神庙中凝聚，而人神的交流、天地的会合，也在这个有形而敞开的神庙中进行。这个神庙可以为沈从文理想中的小说作一个注脚，而我想象中，也可以是一个文学史的理想。
作者简介：陈婧祾，《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助理，现任教于美国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