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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降低。文章在此背景下，通过对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解，认为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可以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通过测算发现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也呈现下降趋势。通过分析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文章认为相较于人口红利消失的不可抗性，劳动参与率下降趋势是可以缓和的。鉴于此，文章认为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新动力在于提高劳动参与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动力供给；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经济增长
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劳动供给无弹性的条件下，长期稳态均衡中，一国总产量将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速度增长。虽然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条件十分严格，现实经济状态几乎不可能达到，但是这足以反映出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趋势加快的问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降低。面临这种趋势，全面而深刻地梳理中国劳动力供给及其经济增长效应，探讨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供给的新动力，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从人口红利现状入手，对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解，以期对中国劳动力供给及其经济增长效应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为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 人口红利现状
虽然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根据中国人口和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口预测显示，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面对这种形势，蔡昉（2009）做出人口红利式微的判断，认为当处在劳动年龄人口较多的人口结构时，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增加，加上新生人口减少，人口结构自然地转化为老年人口较多的人口结构，届时人口红利就会消失。同时，通过测算发现“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
人口红利消失，必将造成劳动供给减少，进而对經济产生负面影响。劳动供给减少不仅会降低总的储蓄率，按照索罗模型的结论，储蓄率降低，稳态时经济将到达一个较低的增长率上，同时劳动供给减少也会降低人力资本的积累，根据拉姆齐模型的结论，经济将收敛到较低水平的平衡增长路径上。
二、 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分解
在分析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有些文献并没有就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加以区分，将其都看作“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忽视了经济活动人口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灵活性。由于人口政策较为稳定，人口结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逆转。在这样的前提下，经济活动人口数量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通过制度改革就可以释放其活力。本文将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总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即为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指狭义概念的第一人口红利；二是劳动年龄人口中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即劳动参与率的增加。
为了区分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人均GDP进行分解，得到：
其中，第一项中GDP/经济活动人口即为劳均GDP，第二项中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即为劳动参与率，第三项中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即为狭义概念的第一人口红利，上式可写为：
人均GDP=劳均GDP×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将上式进行对数线性化可得：
即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均GDP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和人口红利增长率。通常认为劳均GDP与技术水平有关，因此在现有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的增长依赖于劳动参与率的增长和人口红利的释放。
在当前人口红利增长率不足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形势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负面影响，拉动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有效劳动投入，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保持不变，劳动参与率高则意味着有效劳动投入量大，对经济增长会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情况下，要维持经济按原速度增长，只能尽量动员劳动年龄人口中本来没有参加劳动的那些人，加入劳动者的队伍，减缓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观察近年来劳动参与率的走势来探索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趋势。
三、 劳动参与率测算
国际劳工组织将劳动参与率定义为劳动力人口数量占16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总数的比率，劳动力人口是指16岁及以上正在工作的从业人口或者暂时无工作但正在寻找工作的失业人口。近年来，对于16岁及以上的劳动力人口，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一个“经济活动人口”的概念，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中国国家统计局也于1994年开始公布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数，将经济活动人口定义为“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其中，从业人员指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根据这个定义，劳动参与率即为经济活动人口占全部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由于统计劳动力资源总量在实际工作中难度较大，同时一般来说劳动力资源总量与劳动年龄人口相差不大，许多学者在计算时采用劳动年龄人口替代劳动力资源这一指标（蔡昉、王美艳，2005）。
结合以上观点以及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本文将劳动参与率定义如下：
根据上述的定义，本文测算了中国1982年～2013年部分年份1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并给出其变动趋势图（见图1）。如图1所示，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变动趋势大致呈现倒“U”型变动。在本文的测算年度间，自1982年～1990年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90年以后开始明显下降，于1990年达到最高点79.01%。此后，虽然在1997年和1998年有小幅度提高，但之后下降态势更加明显，2013年的劳动参与率已经降低到了69.71%，23年间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了约9.3%。 虽然国内外学者在估算中国劳动参与率时，与本文在选取时间段、数据、方法以及最终数值上存在些许差异，但是关于中国劳动参与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这一趋势的判断上基本一致。由于中国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基数不同，城镇及农村劳动参与率必然不同。蔡昉和王美艳（2005）根据国家统计局1‰人口住户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了两种口径的城镇劳动参与率，第一种口径是在假定农村就业人口等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前提下，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活动总人口数减去农村就业人口数得到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第二种口径是用统计年鉴公布的城镇就业人口加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得到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结果发现在1995年～2002年间，总劳动参与率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两种口径计算的城镇劳动参与率虽然数值有些差异，但是都有9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的下降幅度。2013年～2015年“单独”二孩和全面二胎政策相继出台。二胎政策的实施无疑会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数量以及人口结构产生影响，但二孩政策的放开并不会造成出生人口堆积，仅能够起到够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速度的作用，劳动力供给数量仍然会继续下降，二胎政策对劳动参与率下降态势影响不大。
四、 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分析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这种变化主要与经济体制转轨、人口年龄结构、失业、高等学校扩招以及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有关。
1. 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转轨是指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政府部门负责“统包统配”，为愿意参加劳动的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劳动者以个人劳动和闲暇进行分配，按照个人效用最大化指引选择就业。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一个“极高”的劳动参与率，留有巨大的下降空间，才使得转轨后的劳动参与率大幅度下降。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它所实行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内容包括“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者必须参与劳动才能生存下去；其次，计划经济的就业体制运行的结果是“低工资，多就业”，工资在很低的水平，只有积极参与劳动，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再次，由于政府部门负责安排劳动者的工作，因此劳动者找工作不需要成本，也不存在寻找工作的问题，所以更多的人参加工作，造成了“极高”的劳动参与率。
2. 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对于老龄化降低了劳动参与率，理论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第一，从劳动参与率的测算式进行分析。按照前文定义的劳动参与率，15周岁以上总人口作为分母，并没有设置年龄上限，老龄化会造成15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变大，假定人口总量增长保持不变，分母变大，进而拉低劳动参与率。第二，从劳动参与率的年龄差异性进行分析。通常来说在劳动者到达一定年龄之前，劳动意愿与年龄增长呈现正相关，达到一定年龄年限之后，个人劳动意愿趋于下降，因此个人的劳动参与意愿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倒“U”型趋势。图2给出了中国2000年和2010年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根据图2可见，劳动参与率具有年龄差异性，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越趋于老龄化，劳动参与率越低。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逐渐老化，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参与率也随之降低。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是长期的、基础性的而且不可逆转的。
3. 失业使劳动受挫。劳动经济学认为当家庭主要劳动成员失业时，其他家庭成员会进入劳动力市场，使整体劳动参与率增加，但中国目前呈现出失业使劳动者丧失信心、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即“沮丧的劳动者”假说。由于市场上存在着较高的失业率，暂时失业的劳动者与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会对劳动力市场持悲观的态度，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社会劳动参与率降低。这一结论在实证分析中也得到了验证，蔡昉和王美艳（2005）利用Probit模型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实证结果发现处于下岗状态、登记失业以及离退休状态的劳动力，与成功就业者相比，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失业的结果。
4. 高等学校扩招。近些年，高等教育的普及将一大批劳动年龄人口限制在了校园里。中国教育发展使得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愿意继续接受教育，不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随着高等学校的扩招，青年人口入学率的提高，使得这一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逐渐推迟，劳动参与率相对下降。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渐增大了对高技能、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较大一部分劳动者虽然已经达到劳动年龄，但仍愿意接受高等教育、技能培训或者进一步深造。这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被“锁”在校园里，并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劳动参与率下降。
5. 收入水平提高。收入的提高可能使本身收入水平较高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参与率（陆铭、葛苏勤，2000）。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实行“低工资，高就业”就业政策，劳动者收入普遍偏低，收入水平上升的收入效应占主导。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者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4年全年同比增长10.1%，2013年增长10.9%，“十一五”期间年均实际增长率超过8%。收入的快速提高，使一些家庭不再需要全部家庭成员参与劳动来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进而退出劳动力市场享受闲暇，导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五、 結论及政策建议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将会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直接结果就是有效劳动供给的下降，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无疑给中国劳动供给雪上加霜。但通过对劳动参与率下降原因分析，本文发现相较于人口红利消失的不可抗性，劳动参与率下降趋势是可以缓和的。这是因为除去经济体制和人口年龄结构这两个因素外，其他影响因素都是能够以一定的政策进行干预和调控的。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适当延迟城镇从业人员的退休年龄，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伴随着分阶段、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推进，能够适当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缓解养老压力。其次，向就业困难的女性群体提供扶助和就业政策倾斜，为低技能女性劳动者营造就业条件，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最后，加强就业政策激励，提高就业帮扶服务，塑造劳动者的就业信心，降低失业对潜在劳动者和暂时失业者的精神打击，促进更多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提高社会的劳动参与率。
参考文献：
[1] 蔡昉，王美艳.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J].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5，25（4）：15-27.
[2]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 2004，28（2）：2-9.
[3] 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中国人口科学，2009，（1）：2-10.
[4] 陆铭，葛苏勤.经济转轨中的劳动供给变化趋势：理论、实证及含义[J].上海经济研究，2000，（4）： 24-33.
[5]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J].人口研究，2004，（5）：2-11.
作者简介：郭敏（1988-），女，汉族，重庆市合川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宏观经济。
收稿日期：2017-11-12。
关键词：劳动力供给；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经济增长
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劳动供给无弹性的条件下，长期稳态均衡中，一国总产量将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速度增长。虽然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条件十分严格，现实经济状态几乎不可能达到，但是这足以反映出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趋势加快的问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降低。面临这种趋势，全面而深刻地梳理中国劳动力供给及其经济增长效应，探讨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供给的新动力，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从人口红利现状入手，对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解，以期对中国劳动力供给及其经济增长效应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为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 人口红利现状
虽然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根据中国人口和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口预测显示，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面对这种形势，蔡昉（2009）做出人口红利式微的判断，认为当处在劳动年龄人口较多的人口结构时，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增加，加上新生人口减少，人口结构自然地转化为老年人口较多的人口结构，届时人口红利就会消失。同时，通过测算发现“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
人口红利消失，必将造成劳动供给减少，进而对經济产生负面影响。劳动供给减少不仅会降低总的储蓄率，按照索罗模型的结论，储蓄率降低，稳态时经济将到达一个较低的增长率上，同时劳动供给减少也会降低人力资本的积累，根据拉姆齐模型的结论，经济将收敛到较低水平的平衡增长路径上。
二、 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分解
在分析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有些文献并没有就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加以区分，将其都看作“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忽视了经济活动人口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灵活性。由于人口政策较为稳定，人口结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逆转。在这样的前提下，经济活动人口数量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通过制度改革就可以释放其活力。本文将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总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即为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指狭义概念的第一人口红利；二是劳动年龄人口中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即劳动参与率的增加。
为了区分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人均GDP进行分解，得到：
其中，第一项中GDP/经济活动人口即为劳均GDP，第二项中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即为劳动参与率，第三项中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即为狭义概念的第一人口红利，上式可写为：
人均GDP=劳均GDP×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将上式进行对数线性化可得：
即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均GDP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和人口红利增长率。通常认为劳均GDP与技术水平有关，因此在现有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的增长依赖于劳动参与率的增长和人口红利的释放。
在当前人口红利增长率不足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形势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负面影响，拉动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有效劳动投入，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保持不变，劳动参与率高则意味着有效劳动投入量大，对经济增长会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情况下，要维持经济按原速度增长，只能尽量动员劳动年龄人口中本来没有参加劳动的那些人，加入劳动者的队伍，减缓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观察近年来劳动参与率的走势来探索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趋势。
三、 劳动参与率测算
国际劳工组织将劳动参与率定义为劳动力人口数量占16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总数的比率，劳动力人口是指16岁及以上正在工作的从业人口或者暂时无工作但正在寻找工作的失业人口。近年来，对于16岁及以上的劳动力人口，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一个“经济活动人口”的概念，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中国国家统计局也于1994年开始公布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数，将经济活动人口定义为“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其中，从业人员指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根据这个定义，劳动参与率即为经济活动人口占全部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由于统计劳动力资源总量在实际工作中难度较大，同时一般来说劳动力资源总量与劳动年龄人口相差不大，许多学者在计算时采用劳动年龄人口替代劳动力资源这一指标（蔡昉、王美艳，2005）。
结合以上观点以及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本文将劳动参与率定义如下：
根据上述的定义，本文测算了中国1982年～2013年部分年份1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并给出其变动趋势图（见图1）。如图1所示，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变动趋势大致呈现倒“U”型变动。在本文的测算年度间，自1982年～1990年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90年以后开始明显下降，于1990年达到最高点79.01%。此后，虽然在1997年和1998年有小幅度提高，但之后下降态势更加明显，2013年的劳动参与率已经降低到了69.71%，23年间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了约9.3%。 虽然国内外学者在估算中国劳动参与率时，与本文在选取时间段、数据、方法以及最终数值上存在些许差异，但是关于中国劳动参与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这一趋势的判断上基本一致。由于中国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基数不同，城镇及农村劳动参与率必然不同。蔡昉和王美艳（2005）根据国家统计局1‰人口住户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了两种口径的城镇劳动参与率，第一种口径是在假定农村就业人口等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前提下，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活动总人口数减去农村就业人口数得到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第二种口径是用统计年鉴公布的城镇就业人口加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得到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结果发现在1995年～2002年间，总劳动参与率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两种口径计算的城镇劳动参与率虽然数值有些差异，但是都有9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的下降幅度。2013年～2015年“单独”二孩和全面二胎政策相继出台。二胎政策的实施无疑会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数量以及人口结构产生影响，但二孩政策的放开并不会造成出生人口堆积，仅能够起到够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速度的作用，劳动力供给数量仍然会继续下降，二胎政策对劳动参与率下降态势影响不大。
四、 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分析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这种变化主要与经济体制转轨、人口年龄结构、失业、高等学校扩招以及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有关。
1. 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转轨是指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政府部门负责“统包统配”，为愿意参加劳动的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劳动者以个人劳动和闲暇进行分配，按照个人效用最大化指引选择就业。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一个“极高”的劳动参与率，留有巨大的下降空间，才使得转轨后的劳动参与率大幅度下降。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它所实行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内容包括“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者必须参与劳动才能生存下去；其次，计划经济的就业体制运行的结果是“低工资，多就业”，工资在很低的水平，只有积极参与劳动，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再次，由于政府部门负责安排劳动者的工作，因此劳动者找工作不需要成本，也不存在寻找工作的问题，所以更多的人参加工作，造成了“极高”的劳动参与率。
2. 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对于老龄化降低了劳动参与率，理论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第一，从劳动参与率的测算式进行分析。按照前文定义的劳动参与率，15周岁以上总人口作为分母，并没有设置年龄上限，老龄化会造成15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变大，假定人口总量增长保持不变，分母变大，进而拉低劳动参与率。第二，从劳动参与率的年龄差异性进行分析。通常来说在劳动者到达一定年龄之前，劳动意愿与年龄增长呈现正相关，达到一定年龄年限之后，个人劳动意愿趋于下降，因此个人的劳动参与意愿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倒“U”型趋势。图2给出了中国2000年和2010年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根据图2可见，劳动参与率具有年龄差异性，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越趋于老龄化，劳动参与率越低。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逐渐老化，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参与率也随之降低。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是长期的、基础性的而且不可逆转的。
3. 失业使劳动受挫。劳动经济学认为当家庭主要劳动成员失业时，其他家庭成员会进入劳动力市场，使整体劳动参与率增加，但中国目前呈现出失业使劳动者丧失信心、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即“沮丧的劳动者”假说。由于市场上存在着较高的失业率，暂时失业的劳动者与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会对劳动力市场持悲观的态度，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社会劳动参与率降低。这一结论在实证分析中也得到了验证，蔡昉和王美艳（2005）利用Probit模型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实证结果发现处于下岗状态、登记失业以及离退休状态的劳动力，与成功就业者相比，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失业的结果。
4. 高等学校扩招。近些年，高等教育的普及将一大批劳动年龄人口限制在了校园里。中国教育发展使得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愿意继续接受教育，不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随着高等学校的扩招，青年人口入学率的提高，使得这一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逐渐推迟，劳动参与率相对下降。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渐增大了对高技能、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较大一部分劳动者虽然已经达到劳动年龄，但仍愿意接受高等教育、技能培训或者进一步深造。这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被“锁”在校园里，并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劳动参与率下降。
5. 收入水平提高。收入的提高可能使本身收入水平较高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参与率（陆铭、葛苏勤，2000）。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实行“低工资，高就业”就业政策，劳动者收入普遍偏低，收入水平上升的收入效应占主导。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者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4年全年同比增长10.1%，2013年增长10.9%，“十一五”期间年均实际增长率超过8%。收入的快速提高，使一些家庭不再需要全部家庭成员参与劳动来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进而退出劳动力市场享受闲暇，导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五、 結论及政策建议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将会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直接结果就是有效劳动供给的下降，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无疑给中国劳动供给雪上加霜。但通过对劳动参与率下降原因分析，本文发现相较于人口红利消失的不可抗性，劳动参与率下降趋势是可以缓和的。这是因为除去经济体制和人口年龄结构这两个因素外，其他影响因素都是能够以一定的政策进行干预和调控的。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适当延迟城镇从业人员的退休年龄，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伴随着分阶段、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推进，能够适当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缓解养老压力。其次，向就业困难的女性群体提供扶助和就业政策倾斜，为低技能女性劳动者营造就业条件，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最后，加强就业政策激励，提高就业帮扶服务，塑造劳动者的就业信心，降低失业对潜在劳动者和暂时失业者的精神打击，促进更多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提高社会的劳动参与率。
参考文献：
[1] 蔡昉，王美艳.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J].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5，25（4）：15-27.
[2]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 2004，28（2）：2-9.
[3] 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中国人口科学，2009，（1）：2-10.
[4] 陆铭，葛苏勤.经济转轨中的劳动供给变化趋势：理论、实证及含义[J].上海经济研究，2000，（4）： 24-33.
[5]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J].人口研究，2004，（5）：2-11.
作者简介：郭敏（1988-），女，汉族，重庆市合川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宏观经济。
收稿日期：2017-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