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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犹太人被公认为全世界最善于做生意的民族。这个仅占全球人口五百分之一的小民族，却是亿万富翁排行榜上的第一大民族，拥有地球上约三分之一的财富。在美国，占总人口3%的犹太人控制着美国70%以上的财富，华尔街一半以上的金融从业人员有犹太血统，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为此感慨说：“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200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
自公元6世纪起，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逐渐进入中国，并深深被这个自由贸易的免税贸易天堂所吸引。在他们看来，唐帝国简直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前伊斯兰时代的麦加，他们在这里感觉如鱼得水。结果，来华的中东商人越来越多，至安史之乱前，仅广州和泉州两城的阿拉伯移民就多达一二十万，占了全城居民的半数左右，其中绝大多数都以经商为生，他们的组织大都具备商会的特点，并在中国社会中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一）
在巴比伦这个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犹太人首次接触到先进的市场经济社会。考古发掘揭示，当时的巴比伦城规模相当于耶路撒冷城的130倍
如今，犹太人被公认为全世界最善于做生意的民族。这个仅占全球人口五百分之一的小民族，却是亿万富翁排行榜上的第一大民族，拥有地球上约三分之一的财富。在美国，占总人口3%的犹太人控制着美国70%以上的财富，华尔街一半以上的金融从业人员有犹太血统，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为此感慨说：“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200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
犹太人并不是天生就会做生意的。在犹太圣书《旧约》中，多次提及他们的祖先希伯来人以牧羊为生，赶着畜群四处寻找“流淌着奶与蜜之地”。作为游牧民族，由于缺乏食物储备，希伯来人多次在遭遇饥荒时逃入埃及。古埃及拥有先进的农业经济，但商业并不发达。公元前10世纪，利用亚述和埃及的同时衰落，希伯来人建立起短暂繁荣的以色列王国，引进了巴比伦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并与同时中兴的巴比伦、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贸易。但是好景不长，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立即分裂，埃及大军乘机攻陷耶路撒冷，此后的各个犹太国家只能接受列强仆从国的角色，也就注定了其两头不讨好的命运。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吞并，其居民也全部遭到屠杀和同化，南方的犹太国除了向亚述称臣纳贡之外别无选择。
一个世纪之后，巴比伦人推翻了亚述帝国，犹太人由于突然获得独立而变得狂妄自大，结果引来亡国之祸。公元前587年，巴比伦军队攻破耶路撒冷，将残存的犹太贵族掳往巴比伦。在巴比伦这个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犹太人首次接触到先进的市场经济社会。考古发掘揭示，当时的巴比伦城规模相当于耶路撒冷城的130倍，与富可敌国、权倾朝野的巴比伦商会主席相比，传奇的以色列国王所罗门更像是一个街道办主任。这场“巴比伦之囚”持续了48年之后，波斯军队攻占巴比伦，犹太人避免了和古以色列“失踪的十个支派”一样被异族同化的命运，获准带着新学到的经商诀窍返回故里。犹太人当时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波斯人日后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施以援手。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亚洲，犹太人不战而降，波斯帝国随之灭亡。此后的三百年内，希腊人的国家逐渐败落，最终被罗马人与帕提亚人瓜分，犹太人居住的迦南地区落入了罗马帝国之手。从希腊罗马古籍来看，这期间的犹太人虽然广泛经商，但尚未在商业领域表现得多么突出，毕竟他们虽然通过“巴比伦之囚”获得了先进的商业技巧，却严重缺乏经商的资源。由于商业规模不大，此时的犹太人也就没必要成立什么商会。即便如此，新兴的商人集团依然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耶稣基督。
公元30年，耶稣带着一群愤怒的门徒冲入耶路撒冷圣殿，着手进行其“清洁”运动。据《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言行，是因为自“巴比伦之囚”返回以色列以来，犹太民族的主体已经从牧民变成了商人，文化风俗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令持传统观点的犹太人难以接受。
如前文所述，在古巴比伦，神庙是最主要的商业机构之一，肩负银行、商场与职业介绍所的职能。从巴比伦归来后，受巴比伦文化影响，犹太祭司们也开始在自己的神庙里开展金融和商贸业务。然而，与宽容的巴比伦多神教不同，犹太教是严格排他的一神教，以色列当时又不是经济强国，甚至没有能力发行自己的货币。在“巴比伦之囚”与耶稣诞生这段时间内，以色列主要使用腓尼基银币，所罗门神殿祭司甚至规定圣殿税必须用腓尼基银币缴纳，而这些银币上都印着腓尼基的神像，特别是腓尼基主神、耶和华的死敌巴力。在耶和华的圣殿里使用印着巴力神像的银币，对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言是极度亵渎之举，因此在耶稣诞生前后不久，以色列仿照腓尼基和希腊发行自己的银币，巴力像被“耶路撒冷是上帝之城”等标语取代。但没过多久，以色列便被罗马帝国吞并，印有罗马众神和皇帝头像的罗马货币进入耶路撒冷，取代了以色列货币，罗马的犹太总督彼拉多甚至还发行了印有罗马多神教图案的新币。耶稣对这一系列货币改革的意见，体现在他与因热衷商业而闻名的犹太宗派法利赛人的著名对话中。
据《马可福音》记载，法利赛人问耶稣：“纳税给恺撒可以不可以？”耶稣回答：“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恺撒的。”耶稣说：“这样，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如果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读者便能明白耶稣的真意：印有罗马皇帝（恺撒）头像和标志的罗马货币不应该进入耶和华的神殿，甚至不应该进入以色列国境;犹太人不得接触任何异教徒的货币，应该把它们全都归还异教徒，而只使用印有“耶路撒冷是上帝之城”之类圣洁词句的以色列货币。
原来，耶稣打着恢复犹太传统宗教文化的旗号，禁止外汇兑换，禁止高利贷，禁止神职人员从事商业，破坏国际贸易与货币经济……这并不奇怪，因为耶稣家族没有经历过令犹太上层社会大开眼界的“巴比伦之囚”，却曾经多次前往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埃及。对于以色列主流社会而言，耶稣提倡的这一套早就过时了，与时俱进的法利赛人才代表着犹太民族的未来。 （二）
纵观犹太人的古代历史，最大特点是由于长期不受政府保护而颠沛流离。为了自身安全，犹太人结成许多地下团体，它们戒律森严，神秘莫测
固守犹太传统的耶稣为破坏神殿新秩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钉上了十字架。此事在当时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对犹太民族真正重要的事发生在三十多年后。当罗马帝国发生内战的消息传到以色列时，早就对罗马统治心存不满的犹太人开始大规模暴动。但对于训练有素的罗马军团而言，镇压这批乌合之众的反抗实在易如反掌。公元70年，耶路撒冷再度陷落，除了所罗门神殿的西墙（今称“哭墙”）之外，全城都被夷为平地，犹太人被永远禁止进入耶路撒冷地区，大部分都被驱往罗马帝国的其他省份，从此天各一方。
为了躲避罗马帝国的迫害，许多犹太人辗转逃往东方，自愿参加第二次“巴比伦之囚”，投奔当时中东唯一能与罗马帝国抗衡的强权——帕提亚人统治的波斯。
抵达波斯时，犹太难民大吃一惊。由于希腊人经营不善，曾经无比繁华的巴比伦城已经沦为一片废墟，希腊人在其邻近地区兴建了塞琉西亚城，尔后帕提亚人又在附近兴建了新都泰西封，但它们在各个方面都不及古时的巴比伦。帕提亚人是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素来重视商业，近年来更由于汉武帝派张骞等人重开丝绸之路而大发横财。他们欢迎犹太难民，并利用其商业技巧来发展本国经济。随着丝绸、香料等东方财富的不断流入，泰西封、塞琉西亚等城市很快变得更为繁华，巴比伦也得到了重建，但它已经不再是古时的巴比伦城，而只是犹太人、帕提亚人和波斯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建造的新城，居民与古巴比伦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在这座新巴比伦城里，犹太人获得了稳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开始编篡适应新时代的犹太法典，即《密西拿》律法及其注疏《塔木德》。因为是在巴比伦创作的，该书又被称为《巴比伦塔木德》，在现代犹太社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圣经《旧约》。
好景不长。正当犹太人创作《巴比伦塔木德》时，罗马人变得更加强大。公元116年，罗马皇帝图拉真亲征帕提亚，一举攻陷泰西封、塞琉西亚和巴比伦等主要城市，兵锋直抵波斯湾。但罗马人的胜利非常短暂。当帕提亚人和波斯人向中亚草原溃退时，犹太人在西亚各地同时大规模暴动，图拉真被迫回师镇压，却病死途中。作为报复，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再次扫荡了以色列，所有犹太人都被赶出家乡，结果使旅居波斯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在他们的不懈抵抗下，罗马人几经努力，最终还是未能征服两河流域。直到罗马帝国灭亡后，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犹太人才终于被允许返回以色列故土。但没过多久，以日耳曼骑士为主力的基督教联军便渡海来袭，将这片“流淌着奶与蜜之地”重新变成血海，史称“十字军东征”。因长期经商而富裕、却自外于主流宗教社会的犹太人，则成为十字军东征最早的受害者。
纵观犹太人的古代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由于长期不受政府保护而颠沛流离。在大部分时间内，没有政府保护的犹太人为了自身安全，结成许多地下团体，他们戒律森严，神秘莫测，基督教的修道院和许多其他宗教组织都与这些犹太地下团体颇具渊源。自“巴比伦之囚”以后，多数犹太人都以经商为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犹太地下团体也具备商会的特点。但是，真正的商会应当是合法且公开活动的，因此严格地讲，以经商为主业的犹太人由于长期不具备合法集会和组织社团的资格，在古代并没有成立过商会。基于同样的原因，与犹太人同属闪米特民族的阿拉伯人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三）
实际上，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是全民皆商的。因此，阿拉伯人的各种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在内，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商会的性质
古代的阿拉伯半岛远比今日富饶，虽然地下石油和天然气并未得到开发，但可耕地的面积却大得多，其中尤以阿拉伯半岛西南部（今也门和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土地最为肥沃。在这块当今地球上人均水资源最少的地区，公元6世纪之前居民面临的最大自然灾害是频繁暴发的洪水。更为重要的是，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樟脑的产量在古代冠绝全球，还盛产宝石、黄金、珍珠、苏木、檀香、芦荟、番红花等珍品。利用这些天赐优势，当地阿拉伯居民不断向周边国家销售自己的产品，同时还利用控制红海和亚丁湾的地理优势，发展航运业，成为印度洋上的主要贸易枢纽之一。约公元前13世纪，这里出现了两个相互敌对的王国，即马因和示巴。两国都以商业为立国之本，其中马因国与地中海东岸的主要商业集团腓尼基人交好，广泛使用印有巴力神像的腓尼基银币。为了抗衡马因国，示巴国与腓尼基人的死敌犹太人交好，导致了《圣经》记载的示巴女王于公元前10世纪率领庞大商队访问耶路撒冷，拜见以色列国王所罗门的著名事件。《列王纪》这样记载当时的情景：“于是示巴女王将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她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她。另外照自己的厚意馈送她。于是女王和她的臣仆转回本国去了。”示巴女王的财富震动了整个犹太民族，以至于《马太福音》惊呼“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王的拜访，是典型的贡赐贸易形式，这种贸易形式在古代十分常见，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形式。这支商队由女王亲自率领，可见古阿拉伯人对商业贸易之重视。实际上，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是全民皆商的。因此，阿拉伯人的各种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在内，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商会的性质。之所以示巴女王“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是由于以色列在所罗门死后很快分裂衰亡，对阿拉伯人丧失了吸引力，同时示巴国也国势日衰，很快被马因国吞并，残部渡过红海逃往埃塞俄比亚。至公元前7世纪，马因国又被同样热衷商业的赛伯邑国取代，后者对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统治持续至公元前2世纪，这也是希腊人崛起的时代。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中东之后，希腊人在帝国境内四处建立具有一定商会色彩的“同乡会”。作为希腊人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阿拉伯人频繁接触希腊同乡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其影响，这在临近希腊国家的阿拉伯半岛西北部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今约旦与叙利亚境内，阿拉伯人在交通要道上建立起帕尔米拉与佩特拉等商业城邦，这些城邦的“商队”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悠久都令希腊人的商业组织所不及，其领袖被称为“领班”，通常由选举产生，实际上与巴比伦的商会主席接近，在阿拉伯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是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上的中坚力量。基于充裕的经济实力，帕尔米拉在公元2～3世纪逐渐发展成足以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抗衡的强大国家，其女王芝诺比娅不仅击败了波斯大军，还将罗马人赶出了亚洲，进而又征服了埃及，直到被“商会之友”奥勒良皇帝击败为止。 帕尔米拉与佩特拉崛起时，赛伯邑国对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统治已经被同属阿拉伯人的希木叶国取代。希木叶国继续发展商业，并巧妙地击败了罗马帝国的多次进犯，但此时阿拉伯半岛的自然环境已因过度开发而恶化，严重地削弱了希木叶国的经济。公元3～6世纪，利用希木叶国的内乱，埃塞俄比亚和波斯多次入侵阿拉伯半岛，希木叶国灭亡，大量难民向北方的汉志地区迁徙，建立了麦地那城，还一度占领了相邻的阿拉伯圣城麦加，但不久即被麦加城的阿拉伯原住民古莱氏人逐出。
汉志地区资源匮乏，但交通便捷，因此当地居民视经商为命脉。严格地讲，“古莱氏”并不是一个部落名称，它的本意是“聚敛财富”，原指麦加地区高度职业化的一些商业家族。与其他阿拉伯人相比，古莱氏人组织更为严密，很早就制定了商务协定《伊拉菲》与《安全契约》，包括罗马帝国在内，所有与麦加进行商务往来的国家和部落都必须签订并遵守这些法令，等于是麦加的宪法。为了鼓励商业发展，古莱氏人主动放弃阿拉伯社会传统的拾一税，任何到其南郊的欧卡兹集市做买卖的商人，无论来自哪里，都享受完全免税待遇。古莱氏人不仅全民经商，而且频繁召开商业会议，组织和派遣商队，所需费用由全民自愿合资，收益按股分成。公元5世纪之后，麦加的商业规模日益扩大，古莱氏人甚至主动跑到叙利亚和也门等地设立分号，与当地人建立股份制合资企业。古莱氏妇女因为精于理财，地位远高于一般阿拉伯妇女，获得不戴面纱的特权，可以说，古莱氏人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大商会。
（四）
穆罕默德的一生，不仅在与异教徒战斗，更是在与高利贷战斗。他在两方面都成功了
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就出身于古莱氏人。尽管几个亲戚都是巨富，但穆罕默德的父亲经商并不成功，他本人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父子陷入了“高利贷陷阱”。据伊斯兰经典记载，穆罕默德有过三次较大的借款，总数高达13万银币，其余小额贷款不计其数。受犹太人的影响，当时麦加资本市场上高利贷横行，贷款年利率常常高达百分之百，远远超出了古代巴比伦等主流市场的贷款利率，成为债务人难以摆脱的沉重枷锁。为了避免破产而卖身为奴的厄运，穆罕默德被迫外出打工，从而结识了女老板海底澈。作为富有而自由的古莱氏妇女，海底澈欣赏穆罕默德的才干，主动提出与之结婚，这在其他阿拉伯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
建立伊斯兰教之初，穆斯林以穷人和奴隶为主，其中很多都是高利贷的受害者。当时，除犹太人之外，许多古莱氏人也放高利贷，如穆罕默德的两位伯父阿拔斯和艾布·赖赫卜，《古兰经》诅咒后者必遭火刑。他们与古莱氏人的首富倭马亚家族迫害新兴的穆斯林，不仅出于宗教动机，更出于现实利益。受其迫害，穆斯林大量逃奔埃塞俄比亚，后来穆罕默德本人也被迫离开麦加，到麦地那避难。作为移民城市，麦地那社会向来宽容，但当地犹太人还是与穆斯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主要原因便是穆罕默德禁止放高利贷，并指责犹太商人在兑款外汇时弄虚作假。
穆罕默德的一生，不仅在与异教徒战斗，更是在与高利贷战斗。他在两方面都成功了，穆罕默德在晚年前的《辞朝演说》中还特别提到“高利贷已经被禁止了”。不过，临终前，穆罕默德在病榻上问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有没有抢夺过哪一位的财物？我愿意以不多的财产连本带利归还。”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立即偿还了这笔债务，可见穆罕默德生前并非否定一切利息的正当性，而只是反对利率过高的高利贷。但是自此以后，伊斯兰教严厉禁止一切形式的收取利息行为，直到今天。
耶稣与穆罕默德都与高利贷进行过斗争，而后者的成就显然更大。穆罕默德归天之后，他的信徒征服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的广袤地区，所到之处商业蓬勃发展，最终创造出一个零利率的自由经济区。零利率使穆斯林社会内部较为安定团结，但也使穆斯林企业融资较为困难，限制了它们的进一步做大做强。古莱氏人皈依伊斯兰教后不再放高利贷，他们已经获得更大的财源——哈里发的宝座，他们内部的纷争将穆斯林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但无论是哪一派，都继承了祖先对商业的热爱，几位早期的哈里发尽管日理万机，仍然经常亲自上市场卖羊买菜，被外国来访者视为奇闻。
（五）
自公元6世纪起，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逐渐进入中国，并深深被这个自由贸易的免税贸易天堂所吸引
在进入中国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看来，唐帝国简直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前伊斯兰时代的麦加，他们在这里感觉如鱼得水。结果，来华的中东商人越来越多，至安史之乱前，仅广州和泉州两城的阿拉伯移民就多达一二十万，占了全城居民的半数左右，其中绝大多数都以经商为生，他们的组织大都具备商会的特点，并在中国社会中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安史之乱之所以能够平定，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唐朝向大食（阿拉伯）求助;阿拉伯方面愿意派遣援军，看重的主要是在华的商业利益。大批阿拉伯人在华南安居乐业，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持了唐朝政府守住华东、华南地区。但是，公元878年，黄巢的大军攻入岭南，仅在广州就屠杀了多达12万（一说20万）阿拉伯人，将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变成了人间地狱。阿拉伯商人的财富养肥了黄巢，他的军队在几个月内就从数万发展到数十万之众，于是大举北伐，只用1年多的时间便席卷中原，攻破长安，宣告了唐朝的末日。当然，这个完全忽视商业的新政权是注定无法持久的，中国从此陷入一百多年的战乱。
公元9～10世纪，“商人屠夫”黄巢的恶名传遍了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商人无不对中国的经商环境大摇其头。没想到，与黄巢同样可怕的敌人即将出现在他们的家门口，这便是来自欧洲天主教国家的十字军。当然，对于商人来说，危险中总有机遇可寻。
【待续】
自公元6世纪起，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逐渐进入中国，并深深被这个自由贸易的免税贸易天堂所吸引。在他们看来，唐帝国简直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前伊斯兰时代的麦加，他们在这里感觉如鱼得水。结果，来华的中东商人越来越多，至安史之乱前，仅广州和泉州两城的阿拉伯移民就多达一二十万，占了全城居民的半数左右，其中绝大多数都以经商为生，他们的组织大都具备商会的特点，并在中国社会中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一）
在巴比伦这个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犹太人首次接触到先进的市场经济社会。考古发掘揭示，当时的巴比伦城规模相当于耶路撒冷城的130倍
如今，犹太人被公认为全世界最善于做生意的民族。这个仅占全球人口五百分之一的小民族，却是亿万富翁排行榜上的第一大民族，拥有地球上约三分之一的财富。在美国，占总人口3%的犹太人控制着美国70%以上的财富，华尔街一半以上的金融从业人员有犹太血统，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为此感慨说：“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200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
犹太人并不是天生就会做生意的。在犹太圣书《旧约》中，多次提及他们的祖先希伯来人以牧羊为生，赶着畜群四处寻找“流淌着奶与蜜之地”。作为游牧民族，由于缺乏食物储备，希伯来人多次在遭遇饥荒时逃入埃及。古埃及拥有先进的农业经济，但商业并不发达。公元前10世纪，利用亚述和埃及的同时衰落，希伯来人建立起短暂繁荣的以色列王国，引进了巴比伦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并与同时中兴的巴比伦、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贸易。但是好景不长，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立即分裂，埃及大军乘机攻陷耶路撒冷，此后的各个犹太国家只能接受列强仆从国的角色，也就注定了其两头不讨好的命运。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吞并，其居民也全部遭到屠杀和同化，南方的犹太国除了向亚述称臣纳贡之外别无选择。
一个世纪之后，巴比伦人推翻了亚述帝国，犹太人由于突然获得独立而变得狂妄自大，结果引来亡国之祸。公元前587年，巴比伦军队攻破耶路撒冷，将残存的犹太贵族掳往巴比伦。在巴比伦这个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犹太人首次接触到先进的市场经济社会。考古发掘揭示，当时的巴比伦城规模相当于耶路撒冷城的130倍，与富可敌国、权倾朝野的巴比伦商会主席相比，传奇的以色列国王所罗门更像是一个街道办主任。这场“巴比伦之囚”持续了48年之后，波斯军队攻占巴比伦，犹太人避免了和古以色列“失踪的十个支派”一样被异族同化的命运，获准带着新学到的经商诀窍返回故里。犹太人当时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波斯人日后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施以援手。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亚洲，犹太人不战而降，波斯帝国随之灭亡。此后的三百年内，希腊人的国家逐渐败落，最终被罗马人与帕提亚人瓜分，犹太人居住的迦南地区落入了罗马帝国之手。从希腊罗马古籍来看，这期间的犹太人虽然广泛经商，但尚未在商业领域表现得多么突出，毕竟他们虽然通过“巴比伦之囚”获得了先进的商业技巧，却严重缺乏经商的资源。由于商业规模不大，此时的犹太人也就没必要成立什么商会。即便如此，新兴的商人集团依然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耶稣基督。
公元30年，耶稣带着一群愤怒的门徒冲入耶路撒冷圣殿，着手进行其“清洁”运动。据《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言行，是因为自“巴比伦之囚”返回以色列以来，犹太民族的主体已经从牧民变成了商人，文化风俗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令持传统观点的犹太人难以接受。
如前文所述，在古巴比伦，神庙是最主要的商业机构之一，肩负银行、商场与职业介绍所的职能。从巴比伦归来后，受巴比伦文化影响，犹太祭司们也开始在自己的神庙里开展金融和商贸业务。然而，与宽容的巴比伦多神教不同，犹太教是严格排他的一神教，以色列当时又不是经济强国，甚至没有能力发行自己的货币。在“巴比伦之囚”与耶稣诞生这段时间内，以色列主要使用腓尼基银币，所罗门神殿祭司甚至规定圣殿税必须用腓尼基银币缴纳，而这些银币上都印着腓尼基的神像，特别是腓尼基主神、耶和华的死敌巴力。在耶和华的圣殿里使用印着巴力神像的银币，对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言是极度亵渎之举，因此在耶稣诞生前后不久，以色列仿照腓尼基和希腊发行自己的银币，巴力像被“耶路撒冷是上帝之城”等标语取代。但没过多久，以色列便被罗马帝国吞并，印有罗马众神和皇帝头像的罗马货币进入耶路撒冷，取代了以色列货币，罗马的犹太总督彼拉多甚至还发行了印有罗马多神教图案的新币。耶稣对这一系列货币改革的意见，体现在他与因热衷商业而闻名的犹太宗派法利赛人的著名对话中。
据《马可福音》记载，法利赛人问耶稣：“纳税给恺撒可以不可以？”耶稣回答：“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恺撒的。”耶稣说：“这样，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如果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读者便能明白耶稣的真意：印有罗马皇帝（恺撒）头像和标志的罗马货币不应该进入耶和华的神殿，甚至不应该进入以色列国境;犹太人不得接触任何异教徒的货币，应该把它们全都归还异教徒，而只使用印有“耶路撒冷是上帝之城”之类圣洁词句的以色列货币。
原来，耶稣打着恢复犹太传统宗教文化的旗号，禁止外汇兑换，禁止高利贷，禁止神职人员从事商业，破坏国际贸易与货币经济……这并不奇怪，因为耶稣家族没有经历过令犹太上层社会大开眼界的“巴比伦之囚”，却曾经多次前往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埃及。对于以色列主流社会而言，耶稣提倡的这一套早就过时了，与时俱进的法利赛人才代表着犹太民族的未来。 （二）
纵观犹太人的古代历史，最大特点是由于长期不受政府保护而颠沛流离。为了自身安全，犹太人结成许多地下团体，它们戒律森严，神秘莫测
固守犹太传统的耶稣为破坏神殿新秩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钉上了十字架。此事在当时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对犹太民族真正重要的事发生在三十多年后。当罗马帝国发生内战的消息传到以色列时，早就对罗马统治心存不满的犹太人开始大规模暴动。但对于训练有素的罗马军团而言，镇压这批乌合之众的反抗实在易如反掌。公元70年，耶路撒冷再度陷落，除了所罗门神殿的西墙（今称“哭墙”）之外，全城都被夷为平地，犹太人被永远禁止进入耶路撒冷地区，大部分都被驱往罗马帝国的其他省份，从此天各一方。
为了躲避罗马帝国的迫害，许多犹太人辗转逃往东方，自愿参加第二次“巴比伦之囚”，投奔当时中东唯一能与罗马帝国抗衡的强权——帕提亚人统治的波斯。
抵达波斯时，犹太难民大吃一惊。由于希腊人经营不善，曾经无比繁华的巴比伦城已经沦为一片废墟，希腊人在其邻近地区兴建了塞琉西亚城，尔后帕提亚人又在附近兴建了新都泰西封，但它们在各个方面都不及古时的巴比伦。帕提亚人是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素来重视商业，近年来更由于汉武帝派张骞等人重开丝绸之路而大发横财。他们欢迎犹太难民，并利用其商业技巧来发展本国经济。随着丝绸、香料等东方财富的不断流入，泰西封、塞琉西亚等城市很快变得更为繁华，巴比伦也得到了重建，但它已经不再是古时的巴比伦城，而只是犹太人、帕提亚人和波斯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建造的新城，居民与古巴比伦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在这座新巴比伦城里，犹太人获得了稳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开始编篡适应新时代的犹太法典，即《密西拿》律法及其注疏《塔木德》。因为是在巴比伦创作的，该书又被称为《巴比伦塔木德》，在现代犹太社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圣经《旧约》。
好景不长。正当犹太人创作《巴比伦塔木德》时，罗马人变得更加强大。公元116年，罗马皇帝图拉真亲征帕提亚，一举攻陷泰西封、塞琉西亚和巴比伦等主要城市，兵锋直抵波斯湾。但罗马人的胜利非常短暂。当帕提亚人和波斯人向中亚草原溃退时，犹太人在西亚各地同时大规模暴动，图拉真被迫回师镇压，却病死途中。作为报复，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再次扫荡了以色列，所有犹太人都被赶出家乡，结果使旅居波斯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在他们的不懈抵抗下，罗马人几经努力，最终还是未能征服两河流域。直到罗马帝国灭亡后，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犹太人才终于被允许返回以色列故土。但没过多久，以日耳曼骑士为主力的基督教联军便渡海来袭，将这片“流淌着奶与蜜之地”重新变成血海，史称“十字军东征”。因长期经商而富裕、却自外于主流宗教社会的犹太人，则成为十字军东征最早的受害者。
纵观犹太人的古代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由于长期不受政府保护而颠沛流离。在大部分时间内，没有政府保护的犹太人为了自身安全，结成许多地下团体，他们戒律森严，神秘莫测，基督教的修道院和许多其他宗教组织都与这些犹太地下团体颇具渊源。自“巴比伦之囚”以后，多数犹太人都以经商为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犹太地下团体也具备商会的特点。但是，真正的商会应当是合法且公开活动的，因此严格地讲，以经商为主业的犹太人由于长期不具备合法集会和组织社团的资格，在古代并没有成立过商会。基于同样的原因，与犹太人同属闪米特民族的阿拉伯人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三）
实际上，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是全民皆商的。因此，阿拉伯人的各种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在内，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商会的性质
古代的阿拉伯半岛远比今日富饶，虽然地下石油和天然气并未得到开发，但可耕地的面积却大得多，其中尤以阿拉伯半岛西南部（今也门和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土地最为肥沃。在这块当今地球上人均水资源最少的地区，公元6世纪之前居民面临的最大自然灾害是频繁暴发的洪水。更为重要的是，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樟脑的产量在古代冠绝全球，还盛产宝石、黄金、珍珠、苏木、檀香、芦荟、番红花等珍品。利用这些天赐优势，当地阿拉伯居民不断向周边国家销售自己的产品，同时还利用控制红海和亚丁湾的地理优势，发展航运业，成为印度洋上的主要贸易枢纽之一。约公元前13世纪，这里出现了两个相互敌对的王国，即马因和示巴。两国都以商业为立国之本，其中马因国与地中海东岸的主要商业集团腓尼基人交好，广泛使用印有巴力神像的腓尼基银币。为了抗衡马因国，示巴国与腓尼基人的死敌犹太人交好，导致了《圣经》记载的示巴女王于公元前10世纪率领庞大商队访问耶路撒冷，拜见以色列国王所罗门的著名事件。《列王纪》这样记载当时的情景：“于是示巴女王将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她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她。另外照自己的厚意馈送她。于是女王和她的臣仆转回本国去了。”示巴女王的财富震动了整个犹太民族，以至于《马太福音》惊呼“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王的拜访，是典型的贡赐贸易形式，这种贸易形式在古代十分常见，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形式。这支商队由女王亲自率领，可见古阿拉伯人对商业贸易之重视。实际上，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是全民皆商的。因此，阿拉伯人的各种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在内，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商会的性质。之所以示巴女王“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是由于以色列在所罗门死后很快分裂衰亡，对阿拉伯人丧失了吸引力，同时示巴国也国势日衰，很快被马因国吞并，残部渡过红海逃往埃塞俄比亚。至公元前7世纪，马因国又被同样热衷商业的赛伯邑国取代，后者对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统治持续至公元前2世纪，这也是希腊人崛起的时代。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中东之后，希腊人在帝国境内四处建立具有一定商会色彩的“同乡会”。作为希腊人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阿拉伯人频繁接触希腊同乡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其影响，这在临近希腊国家的阿拉伯半岛西北部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今约旦与叙利亚境内，阿拉伯人在交通要道上建立起帕尔米拉与佩特拉等商业城邦，这些城邦的“商队”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悠久都令希腊人的商业组织所不及，其领袖被称为“领班”，通常由选举产生，实际上与巴比伦的商会主席接近，在阿拉伯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是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上的中坚力量。基于充裕的经济实力，帕尔米拉在公元2～3世纪逐渐发展成足以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抗衡的强大国家，其女王芝诺比娅不仅击败了波斯大军，还将罗马人赶出了亚洲，进而又征服了埃及，直到被“商会之友”奥勒良皇帝击败为止。 帕尔米拉与佩特拉崛起时，赛伯邑国对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统治已经被同属阿拉伯人的希木叶国取代。希木叶国继续发展商业，并巧妙地击败了罗马帝国的多次进犯，但此时阿拉伯半岛的自然环境已因过度开发而恶化，严重地削弱了希木叶国的经济。公元3～6世纪，利用希木叶国的内乱，埃塞俄比亚和波斯多次入侵阿拉伯半岛，希木叶国灭亡，大量难民向北方的汉志地区迁徙，建立了麦地那城，还一度占领了相邻的阿拉伯圣城麦加，但不久即被麦加城的阿拉伯原住民古莱氏人逐出。
汉志地区资源匮乏，但交通便捷，因此当地居民视经商为命脉。严格地讲，“古莱氏”并不是一个部落名称，它的本意是“聚敛财富”，原指麦加地区高度职业化的一些商业家族。与其他阿拉伯人相比，古莱氏人组织更为严密，很早就制定了商务协定《伊拉菲》与《安全契约》，包括罗马帝国在内，所有与麦加进行商务往来的国家和部落都必须签订并遵守这些法令，等于是麦加的宪法。为了鼓励商业发展，古莱氏人主动放弃阿拉伯社会传统的拾一税，任何到其南郊的欧卡兹集市做买卖的商人，无论来自哪里，都享受完全免税待遇。古莱氏人不仅全民经商，而且频繁召开商业会议，组织和派遣商队，所需费用由全民自愿合资，收益按股分成。公元5世纪之后，麦加的商业规模日益扩大，古莱氏人甚至主动跑到叙利亚和也门等地设立分号，与当地人建立股份制合资企业。古莱氏妇女因为精于理财，地位远高于一般阿拉伯妇女，获得不戴面纱的特权，可以说，古莱氏人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大商会。
（四）
穆罕默德的一生，不仅在与异教徒战斗，更是在与高利贷战斗。他在两方面都成功了
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就出身于古莱氏人。尽管几个亲戚都是巨富，但穆罕默德的父亲经商并不成功，他本人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父子陷入了“高利贷陷阱”。据伊斯兰经典记载，穆罕默德有过三次较大的借款，总数高达13万银币，其余小额贷款不计其数。受犹太人的影响，当时麦加资本市场上高利贷横行，贷款年利率常常高达百分之百，远远超出了古代巴比伦等主流市场的贷款利率，成为债务人难以摆脱的沉重枷锁。为了避免破产而卖身为奴的厄运，穆罕默德被迫外出打工，从而结识了女老板海底澈。作为富有而自由的古莱氏妇女，海底澈欣赏穆罕默德的才干，主动提出与之结婚，这在其他阿拉伯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
建立伊斯兰教之初，穆斯林以穷人和奴隶为主，其中很多都是高利贷的受害者。当时，除犹太人之外，许多古莱氏人也放高利贷，如穆罕默德的两位伯父阿拔斯和艾布·赖赫卜，《古兰经》诅咒后者必遭火刑。他们与古莱氏人的首富倭马亚家族迫害新兴的穆斯林，不仅出于宗教动机，更出于现实利益。受其迫害，穆斯林大量逃奔埃塞俄比亚，后来穆罕默德本人也被迫离开麦加，到麦地那避难。作为移民城市，麦地那社会向来宽容，但当地犹太人还是与穆斯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主要原因便是穆罕默德禁止放高利贷，并指责犹太商人在兑款外汇时弄虚作假。
穆罕默德的一生，不仅在与异教徒战斗，更是在与高利贷战斗。他在两方面都成功了，穆罕默德在晚年前的《辞朝演说》中还特别提到“高利贷已经被禁止了”。不过，临终前，穆罕默德在病榻上问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有没有抢夺过哪一位的财物？我愿意以不多的财产连本带利归还。”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立即偿还了这笔债务，可见穆罕默德生前并非否定一切利息的正当性，而只是反对利率过高的高利贷。但是自此以后，伊斯兰教严厉禁止一切形式的收取利息行为，直到今天。
耶稣与穆罕默德都与高利贷进行过斗争，而后者的成就显然更大。穆罕默德归天之后，他的信徒征服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的广袤地区，所到之处商业蓬勃发展，最终创造出一个零利率的自由经济区。零利率使穆斯林社会内部较为安定团结，但也使穆斯林企业融资较为困难，限制了它们的进一步做大做强。古莱氏人皈依伊斯兰教后不再放高利贷，他们已经获得更大的财源——哈里发的宝座，他们内部的纷争将穆斯林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但无论是哪一派，都继承了祖先对商业的热爱，几位早期的哈里发尽管日理万机，仍然经常亲自上市场卖羊买菜，被外国来访者视为奇闻。
（五）
自公元6世纪起，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逐渐进入中国，并深深被这个自由贸易的免税贸易天堂所吸引
在进入中国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看来，唐帝国简直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前伊斯兰时代的麦加，他们在这里感觉如鱼得水。结果，来华的中东商人越来越多，至安史之乱前，仅广州和泉州两城的阿拉伯移民就多达一二十万，占了全城居民的半数左右，其中绝大多数都以经商为生，他们的组织大都具备商会的特点，并在中国社会中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安史之乱之所以能够平定，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唐朝向大食（阿拉伯）求助;阿拉伯方面愿意派遣援军，看重的主要是在华的商业利益。大批阿拉伯人在华南安居乐业，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持了唐朝政府守住华东、华南地区。但是，公元878年，黄巢的大军攻入岭南，仅在广州就屠杀了多达12万（一说20万）阿拉伯人，将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变成了人间地狱。阿拉伯商人的财富养肥了黄巢，他的军队在几个月内就从数万发展到数十万之众，于是大举北伐，只用1年多的时间便席卷中原，攻破长安，宣告了唐朝的末日。当然，这个完全忽视商业的新政权是注定无法持久的，中国从此陷入一百多年的战乱。
公元9～10世纪，“商人屠夫”黄巢的恶名传遍了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商人无不对中国的经商环境大摇其头。没想到，与黄巢同样可怕的敌人即将出现在他们的家门口，这便是来自欧洲天主教国家的十字军。当然，对于商人来说，危险中总有机遇可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