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又来了客人。
　　从淮北到上海的火车，晚上发车，凌晨到上海，所以，家乡的客人到达我父母家时，往往都是早上五六点。
　　背着一筐鸡蛋，几斤麻油，两只烧鸡，还有一袋豆子，自己菜地里种的，没有上过化肥，没有施过农药的，农民现在也知道什么是绿色食品。
　　这次来的是我的表妹，还有她夫家的侄女。表妹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也有十多年没见面了，互相赞叹了一番脸上的皱纹，表妹又说：“听说你又要搬家了，来上海还没住多久，怎么又要搬了？多折腾呀！我们特地从乡下赶来看你，看看你的两个孩子，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怪想你的。” 家乡的礼数，我已经不太熟悉，只知道大家都客气，人情礼节最重要，即使家里经济紧巴巴，亲戚朋友结婚生子，都得赶去下礼。果然，看到我们家的两个孩子，表妹立即到口袋里去摸钱，说要送见面礼，最后，花了足足十分钟，如同打了一场架，才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问表妹能在上海住几天，表妹说不住几天，当天晚上的夜车就回去。“家里忙，走不开，就只能来一天，来看你们。”
　　“家里出什么事了？”我问得直截了当，因为我知道，表妹如此来上海一天，肯定不单是来看看我们的。家乡的客人连赶两个夜车到上海找我父亲的，往往是受了什么委屈，要讨个什么公道。
　　果然，表妹的神情黯淡了，说出她来上海的真正目的——就像听黑龙江哈尔滨通河县祥顺乡魏玺村的48户丧失耕地的农民的故事，中国无权无势的农民们寻求公道，故事基本上大同小异。说说也很简单：同村十几户农民的土地，十年前被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租用，说是要造一家养老院。最近，十年租约到期了，养老院还没有盖，房地产开发商要续租约，但是租金却不愿上调分文。农民们知道咱们国家这十年地价房价的涨势，当然不同意，要求或是增加租金，或是把地还给他们。开发商就蛮横起来，突然决定连夜在这块地上施工，村民们集体起来维权，两边的人就在挖土机前动起了拳脚。开发商看寡不敌众，命手下人撤离，临走前扬言，要给这帮农民一点颜色看看。果然，第二天一早，派出所的警车就进了村，七个农民被戴上手铐带走，其中有我表姐夫，还有她的侄女婿。这已是一周前的事，村民们害怕起来，大家说同意原价续约，只要对方放人，但开发商却蛮横起来，放言道，判这几人十年八年的牢狱生活不成问题。
　　我一听就怒火万丈：“我们先去告他们！”我说，上个租约结束，下一个租约还没签，道理当然全在村民这边，还怕他不成。表妹连忙摇手，她到上海来，不是要討公道，而是村子里的父老乡亲要她求我父亲去找关系说情放人。村民们也知道这当然是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抢劫，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当地从公安到地方的干部看来全被开发商捏在手里，和他们斗，不明明是鸡蛋碰石头么？即使这次能赢，那以后就得提心吊胆地生活，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报复，肯定会寻求机会把你掐死呢。表妹不是秋菊，宁可不要什么说法，宁可做缩头乌龟，只要能太太平平地生活。
　　再看看网上关于魏玺村４８户农民失地的报道，也就更明白表妹村民的选择，失地的农民上告屡遭败诉，原告反成被告，甚至受尽牢狱之苦。前两天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栏目对其中两位农民王宝太和陈平的采访，五尺男儿在摄像机前泣不成声，让人跟着落泪，但更让人气愤。
　　我们国家绝大多数人口仍然是农民，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土地。我们4.6% 的失业率在全球说来是非常低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数字中统计的只是城镇人口，失业的农民工不算在内，因为原则上农民是有土地的，城里打工只是额外收入，丢了城里的工作仍可以回家种地为生，不算失业。听到魏玺村的故事，表妹的一句“天下乌鸦一般黑”算是做了概括。
　　表妹和侄女当夜回了安徽，带着父亲的一纸手书找到了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又通过老朋友找到了另外的关系，最终把关系打通到开发商和当地镇委，对方说：放人不起诉可以，但是要交一笔误工费，每人七千元。这笔款子，也就是相当于表妹一家半年的收入。但是，要太平生活，这是表妹唯一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