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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山蜀水走出来的赵一曼，没有萧红历经的那么多坎坷，无论是婚姻，还是其他。民国初始的“天府之国”，有哪一个女人是不缠足的？可刚入少年的赵一曼就敢用柴刀割掉缠足的布条，剁碎了为她准备的那双“小尖脚鞋”，她不吃不喝卧床不起……经过一番激烈的抗争，少女李坤泰，亦即后来令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的那个抗联女将领赵一曼，终于在五个已经缠足的姐姐当中，争得了用宽厚的脚掌大踏步走路的自由。
赵一曼离家求学的愿望同样遭到家庭的阻拦，长兄的恶言指责，激起她奋笔疾书。一篇数千字的檄文《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发表在向警予主办的《妇女周报》上：
我生在黑暗的家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把我关在那铁围城中，受那些黑暗之苦……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识之士并不仅仅将其看作是一个弱女子的简单求助，而将其视为向封建势力宣战的号角！
1925年8月的一天，她趁兄嫂出游之际，毅然走出大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这一年，赵一曼刚满20岁。
她反抗封建家庭成功后，在21岁那年——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随后被组织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年后回国。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将她派遣到东北工作。当萧红在鲁迅身边迅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时，赵一曼来到白雪皑皑的珠河游击区（今尚志市），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北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即不久后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抗日名将。
1935年11月，萧红的《生死场》出版的当月，距萧红故乡百里远的珠河，刚满30岁的赵一曼，在与步步围剿而来的日伪军英勇作战中受伤被俘。次年8月2日，还是在珠河，没能从其口中获得一字半句真情的日寇，残忍地杀害了她。
临就义前的1936年8月2日凌晨，在即将被押上去珠河刑场的囚车时，赵一曼用受伤的手留下了自被捕以来仅有的两张纸条，这也是她一生中留存下来的最后的文字。令侵略者大失所望的是，两张纸条都是留给她幼小的儿子的。
赵一曼留下的第一张饱含血泪的字条如下：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只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囚）车中
另一段文字，同样感人肺腑、视死如归：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为着自由，赵一曼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如果萧红生前能看到赵一曼留下的这两张充满伟大母爱、充满民族气节的纸条，肯定会泪湿满襟，也一定会为她后来计拟中的史诗巨著《红楼》增添一个异常光辉灿烂的女共产党人形象。她一定会在黎明前用一腔母亲的血，去纪念那位伟大的英雄。如若老天爷再给她十年二十年的生命，继完成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史诗作品后，萧红也一定会写出另外一部气吞山河的《红楼》——诚如195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授衔授勋仪式上，对昔日的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发出的由衷感叹：“你们东北抗联比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还要艰苦！”
事实确实如此。东北抗联的将士们始终处在超过五十万之众装备精良的日本关东军的重重围剿之中，而且从来没有形成一块完整的根据地，没有起码的后勤保障，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极端严寒……这些都比中央红军和南方游击战中的红军要艰苦得多。
巧合的是，同样20岁的年华，同样在8月的季节，北方的萧红也选择了和赵一曼一样叛离家庭的道路——为了躲避逼婚，萧红不得不与家庭决裂，出逃古都北平求学。
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洪流，席卷了长江两岸，连绵战争动乱年代，让赵一曼清晰地认识到争自由争女权的斗争，必须融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浪潮中去。没有民族的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可能有个体人格的真正独立。这是赵一曼思想境界一次升华和转折。她的自由观，已经从本能的自发状态进入到了理性的自觉状态。
而萧红离家求学的经历，没有赵一曼那般宏大。她来到哈尔滨，进而跟表哥陆振舜结伴，转赴北平租了两间带院落的小屋，在北师大附中找了一个空位，成天捧着书本直发呆……终因没有经济上的接续，她被迫回到了呼兰。父亲怕她再跑，派人押送她到阿城乡下家族开的一个名叫福昌号屯的商铺暂居。在这里，萧红耳濡目染农民的疾苦和不幸，特别是地主老财百般欺压佃农们的累累罪行。也正是在这里，她的叛逃之心不但没有得到片刻的停顿，相反，她在这里找到了日后写作的小说《王阿嫂的死》《夜风》《看风筝》《生死场》所取之不尽的素材与生命之源。
萧红又逃了，在同情她的姑姑和七婶的帮助下，坐在长工往城里运送大白菜的马车里出逃。在滴水成冰的哈尔滨街头，举目无亲的萧红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这正应验了两年后萧红在《生死场》中着意刻画的“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原始生存状态，让读者见识小人物“生的坚强，死的挣扎”反抗精神的同时，还看到了当时社会中人们对小人物反抗的漠视。最终，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之下，萧红不得不与本是她逃婚抗婚的对象、那个“未婚夫”，在哈尔滨道外16道街的一所名叫东兴顺的旅馆开始了同居。待到她怀孕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践踏了这座号称东方小巴黎的美丽城市，整个东三省沦陷了。坐吃山空的纨绔子弟“未婚夫”抛弃了她，作为抵押600块大洋的人质，她被旅馆老板看管在二楼顶端一间阴暗潮湿的储藏间里，欲将其卖往“圈儿楼（妓院）”抵债。 萧红的命运过于凄惨了。在生她养她的那个家庭里，她失去了精神自由；而在这个浑浑噩噩的世道里，她竟连生存的自由也失去了。
幸好萧红手中握有一支笔。她在绝望中拼尽全身力气发出的渴求生存和自由的呐喊，终于有了回音。在哈尔滨突如其来的一场特大洪水灾难面前，因祸得福，她得救了！在热心肠的《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老斐的组织与发动下，舒群、萧军、方未艾等一干热血青年将她从洪水里救出来……侠义心肠的辽东汉子萧军，和萧红缔结婚姻，开始了新的生活。萧红是幸运的，幸运的萧红依托着萧军的敦厚肩膀，一路颠沛流离，历尽人生艰辛，来到了鲁迅身边，最终锻冶成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战线上的一名杰出战士。
赵一曼的婚姻没有萧红那般坎坷，而且，也缺少那个时代女性特有的浪漫。
1927年9月，同船从上海开赴海参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的学员里，赵一曼和黄埔六期学生陈达邦情缘相投，一见如故。到了莫斯科，他们形影不离，感情日深。这是赵一曼第一次恋爱，也是她平生唯一让她不能忘怀的恋情。
在莫斯科郊外漫天大雪飞舞的白桦林中，在窗棱玻璃上结满了美丽冰雪花的小木屋里，她与他品尝到了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与幸福。然而，这样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的短暂时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八一”南昌起义感召下，赵一曼坚决地向组织提出回国的请求。陈达邦劝不住她，大风雪拽不住她，她独立的人格和解放全人类的火热胸怀，驱使着她怀着身孕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回到了白色恐怖遍布的国民党统治区。
多少年来，赵一曼留给人们的是风吹密发，红衣白马，手握双枪，横眉立目冲杀中的威猛形象，就连当时敌伪的报纸也惊呼惊传：“赵一曼是骑马挥刀的红衣女侠。”
殊不知，赵一曼是被残酷的侵略与反侵略的环境演义神化了的女英雄。无论是那个年代的人们，还是后来的人们也无不这样认为：赵一曼就该是这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模样。
是的，在担负地下工作的大都市哈尔滨的险恶环境下，在统兵抗御日寇侵略的生死战场上，赵一曼曾一度身着红衣，英武中平添一份女性的妩媚。在这里，我们不妨摘录一段方未艾老人有关当年他与赵一曼接头时所见场景的回忆文字：
她一身古铜色的西式衣裙，穿一双深褐色的高跟皮鞋；她坐在一条长椅上，黄色微白的脸颊泛起微笑。她给人最初的印象很像书香门第的小姐，有一种高贵飘逸的风度……
这就是赵一曼。
1988年6月22日萧军逝世后，时年82岁的方未艾老人在同笔者谈及萧红与萧军有幸成为鲁迅学生，并在鲁迅先生精心扶持下出版了两部旗帜鲜明反抗日本侵略的小说《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的同时，也曾谈及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生前喜爱的鲁迅作品。只是，喜爱鲁迅作品的赵一曼，无缘像萧红那样直接得到鲁迅的关爱与真传。但她为祖国为民族英勇献身，同样具有鲁迅身上民族魂的特质。
萧红呢？当年，凭着她的那点有限的自由，在萧军的带领下，历尽艰难险阻，走出荆天棘地的伪满洲国，走出不容于沦陷区热血抗日青年立足的国民党特务鹰犬遍布的青岛，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向鲁迅求教，那段时光，是萧红一生难以忘怀的。这，也是她为什么会在临终弥留时刻，向自己的最后一任丈夫端木蕻良，以及一直守护在病榻前的东北青年左翼作家骆宾基，郑重提出“我死后，将来条件许可了，把我的骨灰运回上海去，葬在鲁迅坟墓一侧”的缘由所在。
1935年的11月6日，萧红和萧军应邀第一次来到鲁迅先生家做客，鲁迅便向他们敞开了心扉。萧红曾回忆道：那夜，和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帝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9点钟10点钟而后11点钟……
赵一曼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萧红不幸贫病交加惨殁于日寇铁蹄占领下的香港，巧的是，两人告别人世的年龄都是31岁。一个死得壮烈无比，一个死得痛苦不堪。两人都留下了最后的文字，即将告别人世已经很难说话的萧红，在病榻上挣扎着坐起身子，从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与进攻香港开始就一直陪伴在自己病榻旁的骆宾基手中接过笔，写下了她的最后一束文字：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赵一曼是“为祖国而牺牲的”，萧红则遗憾“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论及萧红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那半部《红楼》”，乃是指她在五年前鲁迅先生家中，与鲁迅先生及其胞弟周建人先生，还有她当时的战友、曾经的患难夫君萧军同桌就餐时，聆听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讲述红军长征的动人故事后，相隔五年，在香港病榻上向陪伴在她身旁的东北老乡骆宾基一再强调的：一俟将来她病愈，并在打败入侵者之后，会同曾经朝夕相处、有着共同目标的战友、著名左翼作家丁玲、聂绀弩、萧军以及自病重以来一直陪护在床头的东北同乡抗日作家骆宾基等人一起，遍访红军长征走过的雪山草地大渡河，而拟续写的一部划时代的史诗作品。更有临终半年前，萧红高扬爱国御侮大旗，发表在香港《时代文学》与《大公报》上的气吞山河的《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与《“九一八”致弟弟书》等为证。
这四年前，当“七七”全民抗战爆发后，萧红毅然决然地将友人李洁吾发自已经深陷于日本侵略军全面包围中的北平的来信，发表于1937年8月5日出版的《中流》第2卷第10期上，对国民党当局限制爱国抗日军队全面抗日以及汉奸走狗的无耻行径来了个无情揭露。萧红在“按语”中写道：住在上海的租界里，我们是看不到那真实的斗争，所知道的也就是报纸上或朋友们的信件上所说的。若来发些个不自由的议论，或是写些个有限度的感想，倒不如把这身所直受的人的话语抄写在这里。
读罢，我们不能不为萧红身上凸显的中华儿女无所畏惧、从容撰文、憎爱分明的情怀所感动。我们也见证了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灵魂上都升华了的萧红：面对侵略者的磨刀霍霍，冥冥中心有灵犀一点通，她把赵一曼四年前殷殷期盼而方未艾不及转告她的“有机会你对他们做些忠告，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作战力量大”的肺腑之言，化作了实实在在的行为。民族危亡时刻，两个人的心是相通的。
赵一曼离家求学的愿望同样遭到家庭的阻拦，长兄的恶言指责，激起她奋笔疾书。一篇数千字的檄文《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发表在向警予主办的《妇女周报》上：
我生在黑暗的家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把我关在那铁围城中，受那些黑暗之苦……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识之士并不仅仅将其看作是一个弱女子的简单求助，而将其视为向封建势力宣战的号角！
1925年8月的一天，她趁兄嫂出游之际，毅然走出大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这一年，赵一曼刚满20岁。
她反抗封建家庭成功后，在21岁那年——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随后被组织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年后回国。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将她派遣到东北工作。当萧红在鲁迅身边迅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时，赵一曼来到白雪皑皑的珠河游击区（今尚志市），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北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即不久后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抗日名将。
1935年11月，萧红的《生死场》出版的当月，距萧红故乡百里远的珠河，刚满30岁的赵一曼，在与步步围剿而来的日伪军英勇作战中受伤被俘。次年8月2日，还是在珠河，没能从其口中获得一字半句真情的日寇，残忍地杀害了她。
临就义前的1936年8月2日凌晨，在即将被押上去珠河刑场的囚车时，赵一曼用受伤的手留下了自被捕以来仅有的两张纸条，这也是她一生中留存下来的最后的文字。令侵略者大失所望的是，两张纸条都是留给她幼小的儿子的。
赵一曼留下的第一张饱含血泪的字条如下：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只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囚）车中
另一段文字，同样感人肺腑、视死如归：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为着自由，赵一曼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如果萧红生前能看到赵一曼留下的这两张充满伟大母爱、充满民族气节的纸条，肯定会泪湿满襟，也一定会为她后来计拟中的史诗巨著《红楼》增添一个异常光辉灿烂的女共产党人形象。她一定会在黎明前用一腔母亲的血，去纪念那位伟大的英雄。如若老天爷再给她十年二十年的生命，继完成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史诗作品后，萧红也一定会写出另外一部气吞山河的《红楼》——诚如195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授衔授勋仪式上，对昔日的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发出的由衷感叹：“你们东北抗联比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还要艰苦！”
事实确实如此。东北抗联的将士们始终处在超过五十万之众装备精良的日本关东军的重重围剿之中，而且从来没有形成一块完整的根据地，没有起码的后勤保障，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极端严寒……这些都比中央红军和南方游击战中的红军要艰苦得多。
巧合的是，同样20岁的年华，同样在8月的季节，北方的萧红也选择了和赵一曼一样叛离家庭的道路——为了躲避逼婚，萧红不得不与家庭决裂，出逃古都北平求学。
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洪流，席卷了长江两岸，连绵战争动乱年代，让赵一曼清晰地认识到争自由争女权的斗争，必须融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浪潮中去。没有民族的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可能有个体人格的真正独立。这是赵一曼思想境界一次升华和转折。她的自由观，已经从本能的自发状态进入到了理性的自觉状态。
而萧红离家求学的经历，没有赵一曼那般宏大。她来到哈尔滨，进而跟表哥陆振舜结伴，转赴北平租了两间带院落的小屋，在北师大附中找了一个空位，成天捧着书本直发呆……终因没有经济上的接续，她被迫回到了呼兰。父亲怕她再跑，派人押送她到阿城乡下家族开的一个名叫福昌号屯的商铺暂居。在这里，萧红耳濡目染农民的疾苦和不幸，特别是地主老财百般欺压佃农们的累累罪行。也正是在这里，她的叛逃之心不但没有得到片刻的停顿，相反，她在这里找到了日后写作的小说《王阿嫂的死》《夜风》《看风筝》《生死场》所取之不尽的素材与生命之源。
萧红又逃了，在同情她的姑姑和七婶的帮助下，坐在长工往城里运送大白菜的马车里出逃。在滴水成冰的哈尔滨街头，举目无亲的萧红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这正应验了两年后萧红在《生死场》中着意刻画的“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原始生存状态，让读者见识小人物“生的坚强，死的挣扎”反抗精神的同时，还看到了当时社会中人们对小人物反抗的漠视。最终，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之下，萧红不得不与本是她逃婚抗婚的对象、那个“未婚夫”，在哈尔滨道外16道街的一所名叫东兴顺的旅馆开始了同居。待到她怀孕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践踏了这座号称东方小巴黎的美丽城市，整个东三省沦陷了。坐吃山空的纨绔子弟“未婚夫”抛弃了她，作为抵押600块大洋的人质，她被旅馆老板看管在二楼顶端一间阴暗潮湿的储藏间里，欲将其卖往“圈儿楼（妓院）”抵债。 萧红的命运过于凄惨了。在生她养她的那个家庭里，她失去了精神自由；而在这个浑浑噩噩的世道里，她竟连生存的自由也失去了。
幸好萧红手中握有一支笔。她在绝望中拼尽全身力气发出的渴求生存和自由的呐喊，终于有了回音。在哈尔滨突如其来的一场特大洪水灾难面前，因祸得福，她得救了！在热心肠的《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老斐的组织与发动下，舒群、萧军、方未艾等一干热血青年将她从洪水里救出来……侠义心肠的辽东汉子萧军，和萧红缔结婚姻，开始了新的生活。萧红是幸运的，幸运的萧红依托着萧军的敦厚肩膀，一路颠沛流离，历尽人生艰辛，来到了鲁迅身边，最终锻冶成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战线上的一名杰出战士。
赵一曼的婚姻没有萧红那般坎坷，而且，也缺少那个时代女性特有的浪漫。
1927年9月，同船从上海开赴海参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的学员里，赵一曼和黄埔六期学生陈达邦情缘相投，一见如故。到了莫斯科，他们形影不离，感情日深。这是赵一曼第一次恋爱，也是她平生唯一让她不能忘怀的恋情。
在莫斯科郊外漫天大雪飞舞的白桦林中，在窗棱玻璃上结满了美丽冰雪花的小木屋里，她与他品尝到了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与幸福。然而，这样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的短暂时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八一”南昌起义感召下，赵一曼坚决地向组织提出回国的请求。陈达邦劝不住她，大风雪拽不住她，她独立的人格和解放全人类的火热胸怀，驱使着她怀着身孕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回到了白色恐怖遍布的国民党统治区。
多少年来，赵一曼留给人们的是风吹密发，红衣白马，手握双枪，横眉立目冲杀中的威猛形象，就连当时敌伪的报纸也惊呼惊传：“赵一曼是骑马挥刀的红衣女侠。”
殊不知，赵一曼是被残酷的侵略与反侵略的环境演义神化了的女英雄。无论是那个年代的人们，还是后来的人们也无不这样认为：赵一曼就该是这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模样。
是的，在担负地下工作的大都市哈尔滨的险恶环境下，在统兵抗御日寇侵略的生死战场上，赵一曼曾一度身着红衣，英武中平添一份女性的妩媚。在这里，我们不妨摘录一段方未艾老人有关当年他与赵一曼接头时所见场景的回忆文字：
她一身古铜色的西式衣裙，穿一双深褐色的高跟皮鞋；她坐在一条长椅上，黄色微白的脸颊泛起微笑。她给人最初的印象很像书香门第的小姐，有一种高贵飘逸的风度……
这就是赵一曼。
1988年6月22日萧军逝世后，时年82岁的方未艾老人在同笔者谈及萧红与萧军有幸成为鲁迅学生，并在鲁迅先生精心扶持下出版了两部旗帜鲜明反抗日本侵略的小说《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的同时，也曾谈及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生前喜爱的鲁迅作品。只是，喜爱鲁迅作品的赵一曼，无缘像萧红那样直接得到鲁迅的关爱与真传。但她为祖国为民族英勇献身，同样具有鲁迅身上民族魂的特质。
萧红呢？当年，凭着她的那点有限的自由，在萧军的带领下，历尽艰难险阻，走出荆天棘地的伪满洲国，走出不容于沦陷区热血抗日青年立足的国民党特务鹰犬遍布的青岛，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向鲁迅求教，那段时光，是萧红一生难以忘怀的。这，也是她为什么会在临终弥留时刻，向自己的最后一任丈夫端木蕻良，以及一直守护在病榻前的东北青年左翼作家骆宾基，郑重提出“我死后，将来条件许可了，把我的骨灰运回上海去，葬在鲁迅坟墓一侧”的缘由所在。
1935年的11月6日，萧红和萧军应邀第一次来到鲁迅先生家做客，鲁迅便向他们敞开了心扉。萧红曾回忆道：那夜，和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帝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9点钟10点钟而后11点钟……
赵一曼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萧红不幸贫病交加惨殁于日寇铁蹄占领下的香港，巧的是，两人告别人世的年龄都是31岁。一个死得壮烈无比，一个死得痛苦不堪。两人都留下了最后的文字，即将告别人世已经很难说话的萧红，在病榻上挣扎着坐起身子，从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与进攻香港开始就一直陪伴在自己病榻旁的骆宾基手中接过笔，写下了她的最后一束文字：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赵一曼是“为祖国而牺牲的”，萧红则遗憾“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论及萧红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那半部《红楼》”，乃是指她在五年前鲁迅先生家中，与鲁迅先生及其胞弟周建人先生，还有她当时的战友、曾经的患难夫君萧军同桌就餐时，聆听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讲述红军长征的动人故事后，相隔五年，在香港病榻上向陪伴在她身旁的东北老乡骆宾基一再强调的：一俟将来她病愈，并在打败入侵者之后，会同曾经朝夕相处、有着共同目标的战友、著名左翼作家丁玲、聂绀弩、萧军以及自病重以来一直陪护在床头的东北同乡抗日作家骆宾基等人一起，遍访红军长征走过的雪山草地大渡河，而拟续写的一部划时代的史诗作品。更有临终半年前，萧红高扬爱国御侮大旗，发表在香港《时代文学》与《大公报》上的气吞山河的《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与《“九一八”致弟弟书》等为证。
这四年前，当“七七”全民抗战爆发后，萧红毅然决然地将友人李洁吾发自已经深陷于日本侵略军全面包围中的北平的来信，发表于1937年8月5日出版的《中流》第2卷第10期上，对国民党当局限制爱国抗日军队全面抗日以及汉奸走狗的无耻行径来了个无情揭露。萧红在“按语”中写道：住在上海的租界里，我们是看不到那真实的斗争，所知道的也就是报纸上或朋友们的信件上所说的。若来发些个不自由的议论，或是写些个有限度的感想，倒不如把这身所直受的人的话语抄写在这里。
读罢，我们不能不为萧红身上凸显的中华儿女无所畏惧、从容撰文、憎爱分明的情怀所感动。我们也见证了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灵魂上都升华了的萧红：面对侵略者的磨刀霍霍，冥冥中心有灵犀一点通，她把赵一曼四年前殷殷期盼而方未艾不及转告她的“有机会你对他们做些忠告，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作战力量大”的肺腑之言，化作了实实在在的行为。民族危亡时刻，两个人的心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