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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早期旅美华侨深受美国立国思想之洗礼，在社会建构上经历了“邦联”到“联邦”的转变。这种建构形式对团结侨众、维护侨益、应对排华事件，作用甚大。但由于中美之间文化、制度的差异，也因华侨自身强烈的地域意识和宗派观念，致使这种联合机制一度受阻。后经驻美领事加以整饬，以及华侨社会内部重组，使得这种机制得以进一步延续。
关键词 邦联 联邦 旧金山 华侨社会
x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8.071
邦联与联邦原本是美国在体制上不断寻求完善的两个阶段。事实上，早期的旧金山华侨社会在建构上也颇有类似之举。自淘金开矿开始，美国华侨就因地域、习俗、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在旧金山先后建立起大大小小的会馆组织，以吸纳各地华侨加入，构成了早期华侨社会的雏形。此后，这些会馆又联合成立中华会馆，用以管理全华侨事务。本文在此以这些会馆组织为基础，并结合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试对早期旧金山华侨社会的建构做一简要论述。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 从旧金山会馆组织建立到“邦联”
所谓邦联，是指由若干主权国家组成的政治或军事联盟。1787年以前的美国，就是由十三个独立州组成的政治军事联盟。同美国国家建构一样，早期旧金山华侨社会也是由六大会馆联立组成的一个社会大联盟——中华会馆 。与之不同的是，各大会馆是由地域而组成的互助性团体，既非主权国家，亦非政治、军事实体。但笔者认为，无论中华会馆与美国的组织形式如何，两者在建构上颇有相似之处。
早期华侨赴美，因言语不通，深感非靠有组织互助不可。他们眼见白人矿工的互助办法，立即仿效，各依其所来之乡里县籍，结成会社，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样，地域性会馆组织便伴随着华侨移民逐渐形成。
1849年，冈州会馆借神庙之址率先在金山成立；1850年，珠三角中心地带的南海、顺德、番禺三县侨民在旧金山创立三邑会馆；同年末，新宁、新会、开平、恩平四县侨民联合起来，在旧金山建立四邑会馆；1854年，新宁人脱离四邑会馆另组宁阳会馆。 后几经分分合合，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金山各地会馆组织渐趋于稳定。为主理全加州华侨之事，从1860年起，这些会馆遂联合成立中华总会馆，但对外宣称公司。至1862年，金山有华侨六大会馆，即三邑、阳和、人和、宁阳、冈州与合和会馆，并组建新的中华会馆，西人称之为“六大公司”（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 其后，又有肇庆会馆加入，中华会馆遂演变为七大会馆，但仍沿用“六大公司”的称谓。1876年，赴美参观的李圭，在其《东行日记》中对美国华侨地域构成及其所建立的会馆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美国卡厘方利亚省（加州）之三藩谢司戈城（圣弗朗西斯科，即旧金山），华人以其地产金，称为金山。……计华人在美男女共约十六万名口，居三藩城者约四万人，居卡省别城者约十万人，余皆散处腹地各属。三藩城立有粤人六大会馆，计“三邑会馆”——南海、番禺、顺德，附三水、清远、花县——约一万一千人；“阳和会馆”——香山、东莞、增城，附博罗——约一万二千人； “冈州会馆”——新会，附鹤山、四会——约一万五千人；“宁阳会馆”——新宁，凡余姓人不入——约七万五千人；“合和会馆”——新宁余姓、开平、恩平——约三万五千人；“人和会馆”——新安、归善、嘉应州——约四千人。其不入馆者，别省人及教徒、优伶共约二千人。……此丙子（光绪二年，1876）夏季之数也。
以上会馆组织，皆有强制命令的权利。凡市中之华侨，必须隶属。各县之人，隶属于其县之会馆。全体之人，皆隶属于中华会馆。而各会馆与中华会馆之关系，颇似美国各省与联邦之关系。美国先有各省，后乃有联邦。彼亦先有各会馆，乃有中华会馆。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后，尚加入三十余省。彼亦中华会馆成立后，加入两会馆（合和、恩平乃后加入者）。美国联邦政府初建时，其财政不能独立，由各省赋之；彼各会馆之于“中华”亦然。质而言之，中华会馆之地位，与美国独立后、立宪前十年间（美以1776年独立，以1787年立宪）费城之总政府绝相类。
当然，中华会馆最初成立的宗旨乃是各会馆通过合作的方式，达到管理华侨社区的目的。然而，此时的中华会馆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整体机构，并无多大实权。各会馆实际上是各司其政，拥有自己独立的章程、组织架构、管理阶层以及经费收支，会馆也是各自购地自造。殆1878年驻美领事馆设立，中华会馆渐成为中国使馆与华侨社会的媒介，其地位有所提升，“会馆内设总董一人，绅董若干名，通事和庶务各一名，总董由各会馆司事轮值充任 ”。不仅如此，当时日益增长的反华情绪，各大会馆组织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共同抵抗加州的排华风暴。
二、 从“邦联”到“联邦”
联邦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实体（共和国、州、邦）结合而成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由各个联邦成员组成，各成员单位先于联邦国家存在。联邦成员在联邦国家成立之前，是单独的享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加入联邦之后，虽然不再有完全独立的主权，但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联邦成员的主权仍受到法律的保护，联邦成员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将部分权力让给联邦政府的同时，又保留了部分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早期旧金山的华侨社会亦是如此，为应对排华事件，各会馆彼此放下成见、团结一致，利用中华会馆与美国当局进行交涉，但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自管理会馆会务的权利。
1882年，黄遵宪就任旧金山总领事。当时，排华风潮正浓，华侨内部争斗不断。鉴于此，黄遵宪乃从美国法治的角度对华侨会馆进行整治与革新。在与各会馆商董洽谈之后，黄遵宪便向郑藻如公使提出整合中华会馆的建议，“中华会馆与总会馆现议合报而为一，既据两馆绅董联名同递一禀，□□为之草立章程，亦经与各董商妥，仍声明俟呈请宪台核定后乃作为定章” ，联合在美华侨之力量，抵御种族主义者对华侨的攻击和骚乱。 几经波折，中华会馆最终合并。合并后的中华会馆在组织机构上仍沿用1878年金山总会馆的结构，“馆中各有董事一名或二名，通事一名，遇有事端，董事等为之料理，亦有病故无依亲之骸骨，为之捡运卑葬于故里者。此一事亦有不归会馆办理，各邑自立善堂代为营运者。” 形成了中华会馆总董、绅董和商董的人事架构，总董由各会馆董事轮流担任，再禀告总领事札派。有事集议时，则八会馆 主席同到。其印由八家轮掌之，经费则由八会馆摊派。其大邑派一份半或两份（如三邑、宁阳、冈州之类），其小邑派一份乃至半份（如其余五家）。并与各会馆划分一定的职责，“一切大小事，大率决于各邑之本会馆。苟非关于华人全体之利害，或甲乙两邑交涉者，不集中华。” 自此，华侨社会便从“邦联”向“联邦”转变，进入“二元联邦主义”时期。各会馆与中华会馆在其权限范围内各自独立行使权力，并享有至高的地位，即“分层蛋糕” 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早期从邦联过渡到联邦是经过各州代表反复磋商和妥协而达成的，而华侨社会的这种转变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却是有着复杂的内外部因素。首先，就内部而言，华侨自身的种种恶习极大的损害了中国人的形象，为排华分子提供了口实，华侨需要以抱团的形式来抵制日趋严重的排华风暴。其次，驻美领事馆为维护国家形象以及加强对华社的管控，也需一个代表全体华侨的组织作为桥梁。毫无疑问，中华会馆是其理想的选择。正是在驻美领事的外部干涉下，中华会馆逐渐成为华侨社会的“联邦政府”。
三、“联邦”危机及延续
在排华早期，中华会馆具有绝对的权威。中华会馆也尽其责、竭其力全力维护华侨的权益，在协调华侨社区的内部矛盾，改善华侨社区的形象，以及安定华侨社区的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但是，到1892年美国国会修订排华移民法时，中华会馆在三邑会馆司事陈大照的推动下，联合各会馆司事集议于中华会馆，一方面通告全美各地华工，不可遵律注册，一方面筹募十万余金，延聘律师赴美京交涉，遭受失败。执行此律之财部人员，以华工不肯注册，指为违法，将华工百余人拘捕，局势顿趋纷扰，一部分华工更指不遵律注册之举，实由大照倡议。华侨社会一片哗然，中华会馆威信大减。
自此之后，华侨社会危机四伏。各会馆对中华会馆置若罔闻。梁启超对此有较为细致的描述，“吾见其各会馆之规条，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甚文明，甚续密。及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即如中华会馆者，其犹全市之总政府也。而每次议事，其所谓各会馆之主席及董事，到者不及十之一。百事废弛，莫之或问。或以小小意见，而各会馆抗不纳中华会馆之经费，中华无如何也。至其议事，则更有可笑者。吾尝见海外中华会馆之议事者数十处，其现象不外两端。其一则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是者，名之为寡人专制政体。其二则所谓卜流计全文人无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决断，各无赖少年环立于其旁，一议出则群起而噪之，而事终不得决” 。久而久之，一些大的、财力雄厚的会馆逐渐掌管了中华会馆的控制权，为所欲为，引发其他会馆强烈不满， 分裂局势日趋严重。伴随分裂的加剧，华侨“窝里斗”的事件也日趋严重，终于在十九世纪末期导致了三邑华侨与四邑华侨的大规模冲突。
华侨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华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清政府的威逼之下，中国驻美使领馆开始对旧金山华侨社会进行大力整饬：对中华会馆重新进行整顿，修订章程，使其法制化；对会馆收费进一步规范，令其账目公开、用于实处。此外，强化中华会馆的人事架构，不致某一会馆权利过大，形成分裂。重组后的中华会馆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黄遵宪为其定制的“联邦”机制，并在其基础上得到一定的发展。
总之，早期旧金山华侨社会并不完全是处于封闭的状态。实际上，他们深受美国立国思想之洗礼，在社会建构上经历了“邦联”到“联邦”的转变。这种建构形式对团结侨众、维护侨益、应对排华事件，作用甚大。但由于中美之间文化、制度的差异，也因华侨自身的地域意识和宗派观念，致使这种联合机制一度受阻。后经驻美领事加以整饬，以及华侨社会内部重组，使得这种机制得以进一步延续。
注释：
构成中华会馆的团体除了会馆组织外，还包括一些宗族集团、堂会和行会。
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150.新宁县在1914年改名为台山县。
William Hoy， 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 A Short， General Historical Resume of Its Origin， Function， and Importance in the Life of the California Chinese， San Francisco： China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1942， p.9.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晚清海外笔记选.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112.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47，156.
傅云龙.游历美利坚图经·余记（第五卷）.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铅印本第4-5页.
陈铮.黄遵宪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461，462.
郑海麟.黄遵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137.
该八会馆是指三邑、冈州、宁阳、合和、肇庆、恩外（肇庆属之恩平，开平）、阳和、人和会馆。
谭融.权力的分配与权力的角逐——美国分权体制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4.176.
三邑总会馆简史1850-1974.三邑总会馆.1975年刊印.152.
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 Are Disrupted， San Francisco Call， July 31， 1895.
关键词 邦联 联邦 旧金山 华侨社会
x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8.071
邦联与联邦原本是美国在体制上不断寻求完善的两个阶段。事实上，早期的旧金山华侨社会在建构上也颇有类似之举。自淘金开矿开始，美国华侨就因地域、习俗、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在旧金山先后建立起大大小小的会馆组织，以吸纳各地华侨加入，构成了早期华侨社会的雏形。此后，这些会馆又联合成立中华会馆，用以管理全华侨事务。本文在此以这些会馆组织为基础，并结合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试对早期旧金山华侨社会的建构做一简要论述。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 从旧金山会馆组织建立到“邦联”
所谓邦联，是指由若干主权国家组成的政治或军事联盟。1787年以前的美国，就是由十三个独立州组成的政治军事联盟。同美国国家建构一样，早期旧金山华侨社会也是由六大会馆联立组成的一个社会大联盟——中华会馆 。与之不同的是，各大会馆是由地域而组成的互助性团体，既非主权国家，亦非政治、军事实体。但笔者认为，无论中华会馆与美国的组织形式如何，两者在建构上颇有相似之处。
早期华侨赴美，因言语不通，深感非靠有组织互助不可。他们眼见白人矿工的互助办法，立即仿效，各依其所来之乡里县籍，结成会社，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样，地域性会馆组织便伴随着华侨移民逐渐形成。
1849年，冈州会馆借神庙之址率先在金山成立；1850年，珠三角中心地带的南海、顺德、番禺三县侨民在旧金山创立三邑会馆；同年末，新宁、新会、开平、恩平四县侨民联合起来，在旧金山建立四邑会馆；1854年，新宁人脱离四邑会馆另组宁阳会馆。 后几经分分合合，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金山各地会馆组织渐趋于稳定。为主理全加州华侨之事，从1860年起，这些会馆遂联合成立中华总会馆，但对外宣称公司。至1862年，金山有华侨六大会馆，即三邑、阳和、人和、宁阳、冈州与合和会馆，并组建新的中华会馆，西人称之为“六大公司”（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 其后，又有肇庆会馆加入，中华会馆遂演变为七大会馆，但仍沿用“六大公司”的称谓。1876年，赴美参观的李圭，在其《东行日记》中对美国华侨地域构成及其所建立的会馆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美国卡厘方利亚省（加州）之三藩谢司戈城（圣弗朗西斯科，即旧金山），华人以其地产金，称为金山。……计华人在美男女共约十六万名口，居三藩城者约四万人，居卡省别城者约十万人，余皆散处腹地各属。三藩城立有粤人六大会馆，计“三邑会馆”——南海、番禺、顺德，附三水、清远、花县——约一万一千人；“阳和会馆”——香山、东莞、增城，附博罗——约一万二千人； “冈州会馆”——新会，附鹤山、四会——约一万五千人；“宁阳会馆”——新宁，凡余姓人不入——约七万五千人；“合和会馆”——新宁余姓、开平、恩平——约三万五千人；“人和会馆”——新安、归善、嘉应州——约四千人。其不入馆者，别省人及教徒、优伶共约二千人。……此丙子（光绪二年，1876）夏季之数也。
以上会馆组织，皆有强制命令的权利。凡市中之华侨，必须隶属。各县之人，隶属于其县之会馆。全体之人，皆隶属于中华会馆。而各会馆与中华会馆之关系，颇似美国各省与联邦之关系。美国先有各省，后乃有联邦。彼亦先有各会馆，乃有中华会馆。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后，尚加入三十余省。彼亦中华会馆成立后，加入两会馆（合和、恩平乃后加入者）。美国联邦政府初建时，其财政不能独立，由各省赋之；彼各会馆之于“中华”亦然。质而言之，中华会馆之地位，与美国独立后、立宪前十年间（美以1776年独立，以1787年立宪）费城之总政府绝相类。
当然，中华会馆最初成立的宗旨乃是各会馆通过合作的方式，达到管理华侨社区的目的。然而，此时的中华会馆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整体机构，并无多大实权。各会馆实际上是各司其政，拥有自己独立的章程、组织架构、管理阶层以及经费收支，会馆也是各自购地自造。殆1878年驻美领事馆设立，中华会馆渐成为中国使馆与华侨社会的媒介，其地位有所提升，“会馆内设总董一人，绅董若干名，通事和庶务各一名，总董由各会馆司事轮值充任 ”。不仅如此，当时日益增长的反华情绪，各大会馆组织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共同抵抗加州的排华风暴。
二、 从“邦联”到“联邦”
联邦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实体（共和国、州、邦）结合而成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由各个联邦成员组成，各成员单位先于联邦国家存在。联邦成员在联邦国家成立之前，是单独的享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加入联邦之后，虽然不再有完全独立的主权，但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联邦成员的主权仍受到法律的保护，联邦成员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将部分权力让给联邦政府的同时，又保留了部分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早期旧金山的华侨社会亦是如此，为应对排华事件，各会馆彼此放下成见、团结一致，利用中华会馆与美国当局进行交涉，但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自管理会馆会务的权利。
1882年，黄遵宪就任旧金山总领事。当时，排华风潮正浓，华侨内部争斗不断。鉴于此，黄遵宪乃从美国法治的角度对华侨会馆进行整治与革新。在与各会馆商董洽谈之后，黄遵宪便向郑藻如公使提出整合中华会馆的建议，“中华会馆与总会馆现议合报而为一，既据两馆绅董联名同递一禀，□□为之草立章程，亦经与各董商妥，仍声明俟呈请宪台核定后乃作为定章” ，联合在美华侨之力量，抵御种族主义者对华侨的攻击和骚乱。 几经波折，中华会馆最终合并。合并后的中华会馆在组织机构上仍沿用1878年金山总会馆的结构，“馆中各有董事一名或二名，通事一名，遇有事端，董事等为之料理，亦有病故无依亲之骸骨，为之捡运卑葬于故里者。此一事亦有不归会馆办理，各邑自立善堂代为营运者。” 形成了中华会馆总董、绅董和商董的人事架构，总董由各会馆董事轮流担任，再禀告总领事札派。有事集议时，则八会馆 主席同到。其印由八家轮掌之，经费则由八会馆摊派。其大邑派一份半或两份（如三邑、宁阳、冈州之类），其小邑派一份乃至半份（如其余五家）。并与各会馆划分一定的职责，“一切大小事，大率决于各邑之本会馆。苟非关于华人全体之利害，或甲乙两邑交涉者，不集中华。” 自此，华侨社会便从“邦联”向“联邦”转变，进入“二元联邦主义”时期。各会馆与中华会馆在其权限范围内各自独立行使权力，并享有至高的地位，即“分层蛋糕” 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早期从邦联过渡到联邦是经过各州代表反复磋商和妥协而达成的，而华侨社会的这种转变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却是有着复杂的内外部因素。首先，就内部而言，华侨自身的种种恶习极大的损害了中国人的形象，为排华分子提供了口实，华侨需要以抱团的形式来抵制日趋严重的排华风暴。其次，驻美领事馆为维护国家形象以及加强对华社的管控，也需一个代表全体华侨的组织作为桥梁。毫无疑问，中华会馆是其理想的选择。正是在驻美领事的外部干涉下，中华会馆逐渐成为华侨社会的“联邦政府”。
三、“联邦”危机及延续
在排华早期，中华会馆具有绝对的权威。中华会馆也尽其责、竭其力全力维护华侨的权益，在协调华侨社区的内部矛盾，改善华侨社区的形象，以及安定华侨社区的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但是，到1892年美国国会修订排华移民法时，中华会馆在三邑会馆司事陈大照的推动下，联合各会馆司事集议于中华会馆，一方面通告全美各地华工，不可遵律注册，一方面筹募十万余金，延聘律师赴美京交涉，遭受失败。执行此律之财部人员，以华工不肯注册，指为违法，将华工百余人拘捕，局势顿趋纷扰，一部分华工更指不遵律注册之举，实由大照倡议。华侨社会一片哗然，中华会馆威信大减。
自此之后，华侨社会危机四伏。各会馆对中华会馆置若罔闻。梁启超对此有较为细致的描述，“吾见其各会馆之规条，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甚文明，甚续密。及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即如中华会馆者，其犹全市之总政府也。而每次议事，其所谓各会馆之主席及董事，到者不及十之一。百事废弛，莫之或问。或以小小意见，而各会馆抗不纳中华会馆之经费，中华无如何也。至其议事，则更有可笑者。吾尝见海外中华会馆之议事者数十处，其现象不外两端。其一则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是者，名之为寡人专制政体。其二则所谓卜流计全文人无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决断，各无赖少年环立于其旁，一议出则群起而噪之，而事终不得决” 。久而久之，一些大的、财力雄厚的会馆逐渐掌管了中华会馆的控制权，为所欲为，引发其他会馆强烈不满， 分裂局势日趋严重。伴随分裂的加剧，华侨“窝里斗”的事件也日趋严重，终于在十九世纪末期导致了三邑华侨与四邑华侨的大规模冲突。
华侨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华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清政府的威逼之下，中国驻美使领馆开始对旧金山华侨社会进行大力整饬：对中华会馆重新进行整顿，修订章程，使其法制化；对会馆收费进一步规范，令其账目公开、用于实处。此外，强化中华会馆的人事架构，不致某一会馆权利过大，形成分裂。重组后的中华会馆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黄遵宪为其定制的“联邦”机制，并在其基础上得到一定的发展。
总之，早期旧金山华侨社会并不完全是处于封闭的状态。实际上，他们深受美国立国思想之洗礼，在社会建构上经历了“邦联”到“联邦”的转变。这种建构形式对团结侨众、维护侨益、应对排华事件，作用甚大。但由于中美之间文化、制度的差异，也因华侨自身的地域意识和宗派观念，致使这种联合机制一度受阻。后经驻美领事加以整饬，以及华侨社会内部重组，使得这种机制得以进一步延续。
注释：
构成中华会馆的团体除了会馆组织外，还包括一些宗族集团、堂会和行会。
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150.新宁县在1914年改名为台山县。
William Hoy， 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 A Short， General Historical Resume of Its Origin， Function， and Importance in the Life of the California Chinese， San Francisco： China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1942， p.9.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晚清海外笔记选.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112.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47，156.
傅云龙.游历美利坚图经·余记（第五卷）.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铅印本第4-5页.
陈铮.黄遵宪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461，462.
郑海麟.黄遵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137.
该八会馆是指三邑、冈州、宁阳、合和、肇庆、恩外（肇庆属之恩平，开平）、阳和、人和会馆。
谭融.权力的分配与权力的角逐——美国分权体制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4.176.
三邑总会馆简史1850-1974.三邑总会馆.1975年刊印.152.
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 Are Disrupted， San Francisco Call， July 31， 1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