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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
此后不久，五四学生运动爆发，这场学生运动最终使白话文运动成为主流，新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过，在这场胜利前后，陈独秀因为旧派的攻击离开了北大，并将他主编的《新青年》带到了上海。
胡适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他看来，陈独秀离开北大，使留在北京的新派知识分子失去了最重要的思想阵地《新青年》，并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新派之间的分歧
1919年初，不仅新旧两派之间的思想冲突尖锐化，在新派内部，也有了分歧。这里的新派，指的就是《新青年》同仁内部之间的分歧。具体而言，指的就是胡适与陈独秀、钱玄同在一些议题上的分歧。 胡适与陈独秀的分歧主要体现在“谈不谈政治”这一问题上。1917年胡适回国时，恰逢国内张勋复辟，深受刺激的胡适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希望从思想文化方面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胡适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曾达成共识。到了1918年年底，一向关注政治的陈独秀忍不住要谈政治了。两人妥协的结果就是1918年12月《每周评论》的创办。一方面，胡适等人可以在《新青年》杂志上继续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陈独秀也可以在《每周评论》谈政治。《每周评论》创办初期，陈独秀多次向胡适约稿。胡适发表在这份刊物上的文字，大多都是翻译外国文学家的作品。陈独秀对此行径不以为然。
胡适与钱玄同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待论敌的态度方面。胡适认为应该让论敌畅所欲言；不赞同的地方写文章反驳，进一步商讨。钱玄同则是不理睬，痛骂之。胡适对待论敌的姿态，让钱玄同很不满意。
钱玄同与陈独秀是留日派，胡适与陶孟和是英美派。《新青年》内部留日派与英美派的分歧，可能很大程度上源于所受教育的不同，这也是导致《新青年》同仁分裂的重要诱因。
胡适与《新潮》
《新青年》内部同仁的分歧，胡适作为当事人之一，再清楚不过。因此，当1918年年底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人计划创办一份刊物并请他做顾问时，胡适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并建议将刊物的名称定为《新潮》。《新潮》的英文名是TheRenaissance，指的是文艺复兴。胡适在论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都指出这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新潮》杂志于1919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成为当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可以说，《新潮》杂志最能体现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具体设计。因此，晚年胡适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活动时说：
这封《新潮》月刊表现得甚为特出，编写俱佳。互比之下，我们教授们所办的《新青年》的编排和内容，实在相形见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明确将这场文化运动定义为新潮，并于1919年12月发表了鸿文《新思潮的意义》。他给这场文化运动设置了路线图：“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重铸文明。”
以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为代表的《新潮》杂志的北大学生们，可谓胡适这一主张的忠实实践者。这一时期，《新潮》杂志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贞节问题、女子求学问题、青年读书问题等等，都是对胡适呼吁“研究问题”的响应。此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乃是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深化；顾颉刚的“古史辨”，乃是直接受胡适疑古思潮的启发；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学术实践，也都是对胡适呼吁“整理国故”的响应。
更耐人寻味的是，《新潮》杂志社的核心成员，在五四学生运动中都是领导者。其中最知名的两位，莫过于傅斯年与罗家伦。按照预先设计的示威游行的路线图，他们是要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提交意见书，并希望美国总统威尔逊来为中国主持公道的。这里涉及当时知识界天真的理想主义情怀。伴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坏消息纷至沓来，这种大期望一下子变成大失望。巨大的心理落差是导致五四运动爆发的心理诱因。经历过五四运动后，胡适就多次说过“不存大希望，就没有大失望”的言论。
6月初，政府进一步逮捕学生，北大的部分校舍也成为关押学生的监狱。其中，北大法科一地，成為关押学生的第一监狱。第二天，胡适借得一张执照，得以进入北大法科，探望被关押在这里的学生。这时，胡适做了三件事。第一，通过交涉，给关押的学生送去了三十多个铺盖，不过关押的学生多达176人，肯定不够用。第二，学生被关押后，长时间没吃饭，胡适探监知晓情况后，立即委托北大的教职员工买了一些面包送进去，以免学生挨饿。第三，忙完这一切后，立刻给报社主笔张东荪写了一封长信，将详细情形报告给了上海的新闻媒体。收到胡适这封长信后，张东荪以《北京学生受辱记-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来函》的标题将此信全文发表在6月8日的《时事新报》上。
6月11日，陈独秀写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并委托胡适将这封传单翻译成了英文。当天下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当晚后半夜知晓这一消息的胡适，立刻开始营救陈独秀。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跟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老乡，胡适希望借乡谊来打动吴，并由自己出名作保，将陈独秀保释出狱。为此，他还邀约安徽旧派文人马其昶与姚永概出名营救陈独秀。此二人是陈胡掀起的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但是，当陈独秀被捕之时，两人却签名保释陈独秀。这种旧派文人风范，也算是久违了。
对胡适而言，他最关注的无疑还是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一直对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持高度赞扬的态度。他个人将这场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当西方媒体将他赞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时，胡适自己不仅欣然接受，而且以此为最大的荣誉。晚年的胡适，在听到蒋介石批评五四的口吻后，要当场反驳蒋介石，要立即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辩护。在他看来，他一生最大的功绩，无疑就是这场由他以北大为阵地而掀起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死后，覆盖其身躯的，也正是北大的校旗。
1962年，胡适之在台湾逝世。临死之际，在演讲中，他念念不忘的乃是科学在中国生根的問题。死神降临之前的胡适，魂归五四。五四五四，魂兮归来。（作者系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师）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
此后不久，五四学生运动爆发，这场学生运动最终使白话文运动成为主流，新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过，在这场胜利前后，陈独秀因为旧派的攻击离开了北大，并将他主编的《新青年》带到了上海。
胡适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他看来，陈独秀离开北大，使留在北京的新派知识分子失去了最重要的思想阵地《新青年》，并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新派之间的分歧
1919年初，不仅新旧两派之间的思想冲突尖锐化，在新派内部，也有了分歧。这里的新派，指的就是《新青年》同仁内部之间的分歧。具体而言，指的就是胡适与陈独秀、钱玄同在一些议题上的分歧。 胡适与陈独秀的分歧主要体现在“谈不谈政治”这一问题上。1917年胡适回国时，恰逢国内张勋复辟，深受刺激的胡适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希望从思想文化方面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胡适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曾达成共识。到了1918年年底，一向关注政治的陈独秀忍不住要谈政治了。两人妥协的结果就是1918年12月《每周评论》的创办。一方面，胡适等人可以在《新青年》杂志上继续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陈独秀也可以在《每周评论》谈政治。《每周评论》创办初期，陈独秀多次向胡适约稿。胡适发表在这份刊物上的文字，大多都是翻译外国文学家的作品。陈独秀对此行径不以为然。
胡适与钱玄同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待论敌的态度方面。胡适认为应该让论敌畅所欲言；不赞同的地方写文章反驳，进一步商讨。钱玄同则是不理睬，痛骂之。胡适对待论敌的姿态，让钱玄同很不满意。
钱玄同与陈独秀是留日派，胡适与陶孟和是英美派。《新青年》内部留日派与英美派的分歧，可能很大程度上源于所受教育的不同，这也是导致《新青年》同仁分裂的重要诱因。
胡适与《新潮》
《新青年》内部同仁的分歧，胡适作为当事人之一，再清楚不过。因此，当1918年年底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人计划创办一份刊物并请他做顾问时，胡适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并建议将刊物的名称定为《新潮》。《新潮》的英文名是TheRenaissance，指的是文艺复兴。胡适在论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都指出这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新潮》杂志于1919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成为当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可以说，《新潮》杂志最能体现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具体设计。因此，晚年胡适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活动时说：
这封《新潮》月刊表现得甚为特出，编写俱佳。互比之下，我们教授们所办的《新青年》的编排和内容，实在相形见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明确将这场文化运动定义为新潮，并于1919年12月发表了鸿文《新思潮的意义》。他给这场文化运动设置了路线图：“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重铸文明。”
以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为代表的《新潮》杂志的北大学生们，可谓胡适这一主张的忠实实践者。这一时期，《新潮》杂志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贞节问题、女子求学问题、青年读书问题等等，都是对胡适呼吁“研究问题”的响应。此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乃是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深化；顾颉刚的“古史辨”，乃是直接受胡适疑古思潮的启发；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学术实践，也都是对胡适呼吁“整理国故”的响应。
更耐人寻味的是，《新潮》杂志社的核心成员，在五四学生运动中都是领导者。其中最知名的两位，莫过于傅斯年与罗家伦。按照预先设计的示威游行的路线图，他们是要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提交意见书，并希望美国总统威尔逊来为中国主持公道的。这里涉及当时知识界天真的理想主义情怀。伴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坏消息纷至沓来，这种大期望一下子变成大失望。巨大的心理落差是导致五四运动爆发的心理诱因。经历过五四运动后，胡适就多次说过“不存大希望，就没有大失望”的言论。
6月初，政府进一步逮捕学生，北大的部分校舍也成为关押学生的监狱。其中，北大法科一地，成為关押学生的第一监狱。第二天，胡适借得一张执照，得以进入北大法科，探望被关押在这里的学生。这时，胡适做了三件事。第一，通过交涉，给关押的学生送去了三十多个铺盖，不过关押的学生多达176人，肯定不够用。第二，学生被关押后，长时间没吃饭，胡适探监知晓情况后，立即委托北大的教职员工买了一些面包送进去，以免学生挨饿。第三，忙完这一切后，立刻给报社主笔张东荪写了一封长信，将详细情形报告给了上海的新闻媒体。收到胡适这封长信后，张东荪以《北京学生受辱记-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来函》的标题将此信全文发表在6月8日的《时事新报》上。
6月11日，陈独秀写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并委托胡适将这封传单翻译成了英文。当天下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当晚后半夜知晓这一消息的胡适，立刻开始营救陈独秀。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跟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老乡，胡适希望借乡谊来打动吴，并由自己出名作保，将陈独秀保释出狱。为此，他还邀约安徽旧派文人马其昶与姚永概出名营救陈独秀。此二人是陈胡掀起的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但是，当陈独秀被捕之时，两人却签名保释陈独秀。这种旧派文人风范，也算是久违了。
对胡适而言，他最关注的无疑还是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一直对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持高度赞扬的态度。他个人将这场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当西方媒体将他赞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时，胡适自己不仅欣然接受，而且以此为最大的荣誉。晚年的胡适，在听到蒋介石批评五四的口吻后，要当场反驳蒋介石，要立即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辩护。在他看来，他一生最大的功绩，无疑就是这场由他以北大为阵地而掀起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死后，覆盖其身躯的，也正是北大的校旗。
1962年，胡适之在台湾逝世。临死之际，在演讲中，他念念不忘的乃是科学在中国生根的問题。死神降临之前的胡适，魂归五四。五四五四，魂兮归来。（作者系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