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在中央国家机关安全保卫工作岗位有35年经历的人，从上世纪50年代公安部二局一处内勤岗位到1991年从公安部二局一处处长岗位上离休。“文革”前公安部六局是文保局，“文革”后原先的文保局并入二局称经济文化保卫局。自此，我才与文化保卫工作结了缘。在1978至1991年这十几年中，我对国家文化系统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安全保卫工作尤为关注。北京故宫不仅为全国人民所关注，在国际上也是极负盛名的，故而做好故宫博物院的安全保卫工作，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
　　现就我亲历的加强对故宫安全保卫工作的一些轶事概述如下：
　　一、北京故宫博物院“文革”中未遭任何损坏是周恩来总理及时下达关闭的指令所致。我记得1966年8月的一天，当周总理阅知北京社情的简报中有故宫太和殿的龙椅被移动的信息，就立即下达次日起關闭故宫的指令，因那段时日，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来北京串联，大批红卫兵在北京必定会去故宫参观。就这样，从1966年8月下旬故宫就关闭了。接着国外媒体就有北京故宫遭破坏的不实报道。对此，1967年元旦期间，恰逢有几位法国媒体记者来北京参访，周总理就指示，安排这几个法国记者进入故宫参观。法国记者回法国后就写了北京故宫安全无恙的报道，这就消除了国外媒体说北京故宫遭破坏的谎言。
　　二、“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即调任质彬（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此前任贵州省委书记）任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之职。此时，国家文物局没有设保卫处，只有一位兼职的保卫干部。为了建议国家文物局设保卫处，1978年间我陪同公安部二局孙振局长（公安部党组成员）去国家文物局（当时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沙滩的原北京大学红楼）拜访任质彬，任质彬当即就决定国家文物局在党组领导下设保卫处。事后，由我推荐一位有二十年公安保卫工作经历的同志任保卫处长。这就使国家文物系统和直属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安全保卫工作得到了加强。
　　三、我否定了调武警进驻故宫内部替代原有故宫党委领导下的保卫处直属的警卫队的工作。1978年间，有两次当时国家文物局的干部到我处（二局一处）来谈工作中，曾提出要更换武警进驻故宫内部的想法。我就坚决反对。我说如果换成武警，那么每年要有多个武警复员，每年要换几个，这样下去故宫内部的种种情况，要不了十年八年，全国不少地方的人就熟知故宫内部情况了，这对安全保卫带来了极大隐患。同时，我向他们阐明调动一个连队兵力，必须报国务院批准。我说，连我这个小小的处级干部也通不过的。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提由武警替换在党委领导下的警卫队的事了。我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期间，北京故宫博物院曾有两次抓获深夜隐藏在珍宝馆附近的盗贼。一次是盗了珍宝馆的金册;一次是盗了珍宝馆的金印，这两个盗贼均依法判处死刑。这些事例也充分说明安全保卫工作必须置于党委的绝对领导下，这个原则是绝不能有任何动摇的。
　　在我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以一个已离休近30年的公安保卫战线上的老战士身份，用亲身经历的事例，来证明党的领导是我们革命取得胜利，以及我国从富国走向强国的关键，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让我们坚定地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从已有的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021年2月20日
　　（作者为公安部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