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庐山会议后的1959年冬天，全国各地农村逐渐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饥荒。胡耀邦在庐山会议上的担心成了现实，使他忧心如焚。在团中央各种会议上，胡耀邦总是强调，青年们要团结起来，战胜暂时的困难。但在团系统小规模会议上，对自己熟悉的人，胡耀邦多次讲到，现在出现的问题，恐怕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我们的工作出了大问题。1961年初秋，他对十分熟悉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唐非（后任副总编辑）说，我要到农村亲眼看一看，你和我一起去。
面对农村出现的严峻饥荒，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初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又称《十二条》），着手纠正一些错误做法。为扭转农村形势，周恩来总理提出，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一万名干部下放到灾区基层，主要到“五风”严重的安徽、河南、山东等省农村，帮助整风整社，恢复生产。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组成了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很快从中央和国家机关选调了9600余人下农村劳动，其中包括团中央机关20余人，12月离开北京下乡工作。
政策调整开始了。1961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4月2日至5月16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到自己的老家湖南省宁乡县作了44天的社会调查，真切地看到了农村的严重情况，不由地心灵震撼，决心正视农村问题，调整政策，纠正“人祸”。他鼓励更多的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到基层作调查。
下车伊始，先看到聊城的饥荒
胡耀邦积极响应，他要到农村亲眼看看，灾害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看看能够有什么办法来克服如此严重的饥荒？
1961年炎夏即将过去，胡耀邦决心到灾情严重的山东、安徽、河南调查。他点名秘书李彦、团中央办公厅干部冯若赐，还有《中国青年报》记者唐非随同南下。
9月4日，一行人坐火车从北京到达德州，换乘吉普车，先去鲁西南的聊城、金乡县。到聊城后，吉普车直接向农村开去，很随意地进了一个村子，走向一户人家。
灾后农村的贫困一览无遗地袒露在胡耀邦面前：土坯墙干裂了，难庇风雨。这个农户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墙上连一个纸片也没有。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女人在炕边坐着，向来客有气无力地打招呼。屋角的灶边有几个破碗，炕上有一个权当饭桌的小木架子。炕上还躺着两个男孩，身上长满疥疮。胡耀邦问了几句，才知道这家的男主人去安徽扛活去了，或许是讨饭也未可知。见此情景，胡耀邦低下头，默然无语地退了出来。
离开这个村庄回县城的路上，开车的司机告诉北京来的“中央首长”，聊城遭了大灾！他说，距离这儿不远的水库边上，饿死者的尸骨还没有收呢！
听到这句话，胡耀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聊城农村看到的情景使胡耀邦心情沉重，他不在聊城县城停留，直接驱车去了金乡县，专程看望正在金乡下放劳动、帮助工作的20余名团中央干部，其中有几人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用后来话说，是挨了整的。
胡耀邦要去看望他们，传递十分重要的信息。
“这么多同志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原来，在几个月前的5月21日至6月12日，胡耀邦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工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等文件，都是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其中的《农业六十条》规定，农村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向农户提供自留地，对是否把农村食堂办下去，要视农民的拥护程度而定，实际上是否定农村食堂制度。
6月12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农村工作有考虑不周之处，说：“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他还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县以下的基层去。他还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
由于毛泽东提出对“反右倾”要进行甄别，党内出现了为1957年“反右”运动中搞错了的人进行改正的呼声。
胡耀邦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得风气之先，他要把新的精神告诉在金乡县农村的团中央系统干部们。
来到金乡，胡耀邦住进金乡县委大院东边第二排的平房，屋前有一棵大树，给随行的唐非留下很深印象。当晚，县委为胡耀邦组织了部分县里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介绍当地情况。
9月5日上午，听县委书记王德光介绍情况后，胡耀邦会见来到这里的团中央工作人员。在他们中，《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董易任金乡县委副书记，《中国青年报》印刷厂人事科长张华任鸡黍公社副书记（不久即任司马公社书记）。其他人住到几个村庄劳动。董易通知所有团中央干部前来县委，与胡耀邦会面。
人员到齐，董易向胡耀邦汇报说，大家劳动热情很高，有些人因为口粮不足而出现了浮肿，但是情绪没有大的波动。
胡耀邦即席讲话说，你们从北京大城市下放到这里，很辛苦，部分同志可能还不适应艰苦的生活。今后，一定要向农村学习、向农民学习，克服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努力把工作做好，为金乡人民造福。团中央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关心你们，帮助你们。他特别讲到：目前各方面都很困难，你们要经受住困难、挫折、委屈、风险的考验。
面前的年轻人中有几位受到了“反右倾”运动的伤害，胡耀邦也说到这个问题，却把问题的范围拉得更宽。他坦率地说，团中央的“反右”和审干运动有问题，对“反右倾”，现在看起来批判得宽了。团中央的几次斗争都有缺点，我提醒过几次，说要搞得稳一点。这些事情谁负责？我们书记处的同志要负责。我们虽然没有对大家面对面斗争，但是领导运动的是我们。我趁此机会说一下，几次运动，成绩是有的，但是问题不少。
胡耀邦的讲话语惊四座。他说，在座的挨过批判的，我说基本上都不是事实。因此，账嘛，我主张不算了，大体上一笔勾销。没戴帽子的，将来填表就不写了。基本上都是好同志，缺点每个人都是有的。我代表团中央书记处作自我批评，同志们的包袱可以卸下来。 胡耀邦安慰大家说，我看到大家都很好，心里宽慰了一些。在几年前的运动中，造成这么多同志犯了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请大家不要灰心，经受住了锻炼，我们还要回去，接着好好工作就是了。
胡耀邦一番话，使工作队的年轻人感到极大的宽慰。其中就有来自《中国少年报》的刘易晏。几十年后她回忆胡耀邦在金乡的讲话，说青年人应该怎样面对“困难、挫折、委屈、风险”，使自己心灵震撼，增添了生活的信心。
中午，团中央下放干部们没有在县城吃饭，各自回到所在村庄。
第二天（9月6日），胡耀邦参加金乡县团干部会议，对青年团的工作提出了要求。会场上气氛活跃，胡耀邦在结束讲话时大声问团干部们：“我们金乡是个英雄的地方，大家说刘伯承、邓小平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时羊山战役是从哪天开始打的？”
当地年轻人大都知道这次战斗，回答得八九不离十。
胡耀邦追问：“刘伯承在羊山大捷后写了一首诗，大家能背上来吗？”
此诗无人知晓。胡耀邦当即大声背诵：
狼山战捷复羊山，
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
欣看子弟夺城关。
梁山道上说水浒英雄好汉
离开金乡，胡耀邦于9月7日晚到达梁山县。山东省委副书记刘秉琳、菏泽地委书记狄生闻讯前来陪同胡耀邦。见面以后，胡耀邦说：“当前正值‘三秋’农忙季节，农民需要你们领导，要安排好农民生活，我只需一位县委领导陪同活动就可以了。”
此后几天，主要是梁山县委副书记吴觉、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林萍、菏泽团地委书记张梅林陪同胡耀邦考察。
9月8日上午，胡耀邦参加梁山部分公社党委书记，县直农业、粮食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共青团干部座谈，听取粮食征购和农民生活情况汇报。
这在当时是个敏感话题，众人不敢多言。胡耀邦有感而发：“同志们还怕‘反右’吗？不要怕，说实话我保证没有人敢打棍子、扣帽子、装袋子！我告诉大家，党中央有指示，现在就要开始为错划‘右派’甄别平反摘帽！”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头的一本书盖上头顶，随后又拿下来，会场上出现了笑声。事后看来，胡耀邦这话说得太早了。
会议气氛由此活跃起来，有人说了一声“胡书记”，要开口讲话了。胡耀邦插了一句：“请同志们不要叫我‘胡书记’，共青团不兴喊职务，大家都叫我‘耀邦’或‘耀邦同志’，彼此多亲切啊！”
梁山县委副书记吴觉为胡耀邦介绍与会人员，说到拳铺公社党委书记朱士江、班鸠店公社党委书记马玉振时，胡耀邦连称：“幸会！幸会！”他说：“你们拳铺是《水浒传》中朱贵卖酒的地方，实际是‘上梁山’的联络点。班鸠店是程咬金的家乡，程咬金是唐朝开国名将、鲁国公，也是大英雄。真是梁山英雄地，自古多英雄！”
接下来，胡耀邦认真听取发言。听到一个公社书记说获得了粮食高产的时候，他质疑：“你们公社的粮食产量有这么高吗？当领导要掌握实情，不要受骗，更不能骗人！”
座谈发言逐渐热烈，大家终于如实说出了此地购了过头粮，许多农民挨饿的情况。胡耀邦不时点头，时而长叹。
下午，胡耀邦游览梁山寨遗址。他对《水浒传》很熟悉，游览中一路讲了许多水浒英雄的传说。来到黑风口时，胡耀邦说：“这就是李逵把守的险要关口？风好大啊！传说‘无风三尺浪，有风刮掉头！’”
走到梁孝王墓坑时，胡耀邦说：“这个帝王墓坑与梁山的来历有关。梁山本名良山，西汉时梁孝王常在良山北麓打猎，后葬于此，良山由此改名梁山。”
胡耀邦还称赞说：“梁山大名鼎鼎，一部《水浒》名扬天下，这是中国和世界的骄傲，更是梁山人的光荣！要上下一齐努力把梁山建好。”他说：“梁山是游览的好地方，一百单八将在梁山的活动点很多，应当根据历史记载逐步修复，使《水浒》景点真实再现，让后人观赏它的原貌。”
此时的梁山经受了1958年大炼钢铁之劫，砍去了大量树木，以致到处山石裸露。胡耀邦指点着说：“当年梁山森林茂密，是藏龙卧虎之地。现在应该多种树，把山绿起来。”
胡耀邦走后，梁山县团委连年组织青年上梁山栽植柏树。几十年坚持不懈，梁山逐渐重披绿装。
离开梁山前，胡耀邦将调研所知当地严重缺粮的情况向省、地委负责人简要通报，希望把梁山县征购的“过头粮”尽快返还农民，他连声说：“这可是救命粮啊！”
和“包产到户”的最初接触
离开梁山，胡耀邦从山东进入安徽，来到了宿县。这里的情况比鲁西南稍好。唐非印象中特别深刻的是，进入安徽境内，胡耀邦一路和当地各级负责人讨论，如何度过饥荒、恢复生产？
这时，淮北农村纷纷出现各种形式生产经营和分配方式，其中就包括在“文革”后被肯定、发展起来的“农田承包到户”（即“大包干”的前身）。既然是着手调研，胡耀邦很快就听到了关于“承包到户”的介绍，有些介绍人的口吻中分明带有“请示”的意思。
“承包到户”岂不是分田单干吗？胡耀邦对此感到新奇，也拿不定主意。他和唐非交换意见说，觉得这办法“有些危险”，听后“心里发虚”。但他又觉得，“承包”有吸引力，是可以抵御灾荒的一个好办法，但它如若发展起来会不会导致否定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这确实是当时胡耀邦不愿触及，也是他最担心的。
和宿县地委负责人一起讨论种种度荒办法的时候，胡耀邦的主导思想还是“放开”，多给农民一些自留地，让他们自己耕作，度过灾荒。当时的胡耀邦不主张普遍搞“承包到户”，但他明确地认为，在最贫困的地方，在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可以把土地经营自主权基本上交给农民，甚至采取“借”地给农民的办法，让农民充分利用土地，度过灾荒再说。
离开宿县后，胡耀邦来到蚌埠，听说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凤阳县闹出大饥荒，饿死数万农民，为了稳定凤阳的情况，省委已任命曾任团省委副书记的马维民前去担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胡耀邦认识马维民，立即要秘书李彦打电话过去，说要去凤阳考察两天。 胡耀邦是否去了凤阳？没有见到确切记载，但是随行秘书李彦（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对胡耀邦关切安徽饥荒的急切心态，直到晚年还有深刻的印象。
安徽灾情严重，农民们采用多种方式“承包”抗灾的做法，确实激活了胡耀邦的思想，是坚持人民公社原有的分配制度，还是支持“承包到户”？胡耀邦反复考虑了一路。
当时，从人民日报抽调的一批干部来到河南省鹿邑县，担任从县委、区委到公社一级的党委书记。其中到鹿邑县贾滩区任区委副书记的陈援（即陈满正）回忆说，胡耀邦这次从安徽进入河南，在鹿邑县向县委负责人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胡耀邦说，少奇同志在安徽视察的时候，指示省委将土地“借”给农民，每个农民借得好地三分，叫做“救命田”，用来生产口粮救命。
胡耀邦的传达正合县委之意。胡耀邦离开之后，鹿邑县委马上把这个意见传达到区、社和生产大队，要求把土地“借”给农民。陈援奉命到当地的杨湖口大队搞“借地”试点。
没想到农民被合作化浪潮吓坏了，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借”地。陈援首先做通大队支部书记的工作，由他带头“借”地，终于把百余户农民带动起来，纷纷“借”地生产，结果对解除饥荒产生了明显作用。
胡耀邦从河南漯河结束此行的考察调研，上火车回北京。
在邯郸下车写“察看”报告
火车开动了，胡耀邦把唐非叫进包厢，谈了这次调研的感受。胡耀邦对唐非说，他要把这一路考察的结果，写成一个上报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
胡耀邦越说越激动，说到后来坐不住了。火车开到邯郸站，他们干脆下车住进了市委招待所。用一天时间，胡耀邦口授，唐非执笔整理，写出此行观感。
这份报告中要不要将此行看到的农村饥荒景象写出来？胡耀邦犹豫了半天，饥荒的景象一定使他内心痛苦。但是长期党内生活的理智也肯定提醒他考虑种种因素，最后，他决定不写那些惨状，他对唐非说：“把我们看到的这些记在心里吧。”
在邯郸写成调研报告初稿，大家登上火车返回北京。胡耀邦在火车上一路批阅修改，到北京后确定下一个长长的题目《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
胡耀邦将这份“农村察看”送给团中央一些负责人征求意见，《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孙轶青看后有不同看法，直言相告，走那么25天，就跑了3600里地，这样“走马观花”地剖析中国农村，行吗？
胡耀邦考虑了一下，仍然认为这份报告站得住，并于10月2日上报中央办公厅，呈送毛泽东。
中央办公厅摘编了这份报告，摘编文本说：
我带了3名工作人员，从9月4日到29日，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除乘火车外，行程约3600里。观感如下：（一）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
（二）水灾和水利问题。所到地区今年雨量并不算特别多，为什么水灾严重？原因有两条：一是雨下得很集中，二是水利建设有问题。今后不同的地区必须有不同的水利建设方针。
（三）另一种灾荒和教训。为什么同样土质、气候条件而且紧紧相邻的县、社、队，却有好有坏：坏的地方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再加上今年的工作一再错过时机，吃了未能“见事早、抓得紧”的亏。
（四）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60条。
（五）调动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
（六）经营管理要更细，多劳多得要落实。
（七）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
我们在安徽看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许多生产队实行了一种叫做计划、分配、大农话、抗灾、用水看水五个统一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实际内容就是按劳力分等，把田长期分到户管，包死产量，超产全奖，减产受罚，遭灾减免。许多群众通俗地把它叫叫做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听说，别的省也有少数地方自发地实行了这种办法。对此，我们的意见是：1.在一些“五风”刮得严重的地方，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2.这种做法已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3.这种责任制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二是各户对产量要负完全责任，这两个前提势必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4.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但要允许不同意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得绝对，避免被动。如果要转过来，也要有准备、有计划地转，不要造成混乱，使生产再受损失。
（八）完全恢复生产力的决定一环，在于能解决多少生产需要的大牲口。
（九）市场、中小城镇和职工生活。农村集市都放开了，很活跃，但有些地方也有点乱。怎样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对此，我们感到：1.集体商业似乎要加快一点建立，并且似乎可以全部以货易货，以此来抵制和缩小各种投机者的捣乱。2.对盗窃国家财产和谋财害命的大盗窃犯必须法办。农民对小件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求很多，最突出的是要布。城乡供求关系更加紧张，职工生活下降很大。对此要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以解决。
（十）要教育干部把团结看作生命。有些地方干部之间还有隔阂，主要是因为一些受委屈的同志还没有平反，心情不舒畅。有些出了毛病的好同志检讨未过关，觉得出力不讨好。这件事在有些地方还得很好地抓一下。
毛泽东很快看到了这份报告，在4天后的10月6日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转发到团中央，高勇见到了非常高兴，立即送到胡耀邦面前报告说：“耀邦同志，主席对你的报告作了批示，称赞写得很好。”
胡耀邦也非常高兴，抱怨了孙轶青一句话，说他只看到标题上的25天和3600里路，就断定是跑马观花，“满脑子形而上学”。
显然，胡耀邦的这份报告有几处使毛泽东宽心和满意。首先是报告认为，农村形势“确实比去年好”，而且说“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其次，报告赞同毛泽东关于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指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报告的第7条中，专门阐述了他对安徽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做法的认识，认为这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积极方面是“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但是他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是在抵御大饥荒时“暂时采用”，如果“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为什么会这样？胡耀邦没有说。以当时情况推论，“包产到户”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相抵触。毛泽东认为，这条底线不能碰。
其实，胡耀邦这条意见中的观点相互矛盾。一方面说“包产到户”有“积极作用”，又说不能发展下去；既说“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又说要允许不采用这个办法，“以免被动”。
也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对胡耀邦的报告是有限赞同，这从他批示之简短可以看出，而且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及。
而胡耀邦对这个报告论述的思想却在不断思索，逐渐倾向乃至最后支持“包产到户”。这种认识的发展过程，倒是胡耀邦的一个亮点。1982年10月，来到安徽视察的胡耀邦特地约请当年与他见面时积极介绍“承包到户”的地、县领导人，当面道歉，作自我批评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曾希圣同志搞责任田，我来调查过，我持不同意见，并报告了中央。”
面对农村出现的严峻饥荒，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初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又称《十二条》），着手纠正一些错误做法。为扭转农村形势，周恩来总理提出，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一万名干部下放到灾区基层，主要到“五风”严重的安徽、河南、山东等省农村，帮助整风整社，恢复生产。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组成了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很快从中央和国家机关选调了9600余人下农村劳动，其中包括团中央机关20余人，12月离开北京下乡工作。
政策调整开始了。1961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4月2日至5月16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到自己的老家湖南省宁乡县作了44天的社会调查，真切地看到了农村的严重情况，不由地心灵震撼，决心正视农村问题，调整政策，纠正“人祸”。他鼓励更多的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到基层作调查。
下车伊始，先看到聊城的饥荒
胡耀邦积极响应，他要到农村亲眼看看，灾害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看看能够有什么办法来克服如此严重的饥荒？
1961年炎夏即将过去，胡耀邦决心到灾情严重的山东、安徽、河南调查。他点名秘书李彦、团中央办公厅干部冯若赐，还有《中国青年报》记者唐非随同南下。
9月4日，一行人坐火车从北京到达德州，换乘吉普车，先去鲁西南的聊城、金乡县。到聊城后，吉普车直接向农村开去，很随意地进了一个村子，走向一户人家。
灾后农村的贫困一览无遗地袒露在胡耀邦面前：土坯墙干裂了，难庇风雨。这个农户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墙上连一个纸片也没有。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女人在炕边坐着，向来客有气无力地打招呼。屋角的灶边有几个破碗，炕上有一个权当饭桌的小木架子。炕上还躺着两个男孩，身上长满疥疮。胡耀邦问了几句，才知道这家的男主人去安徽扛活去了，或许是讨饭也未可知。见此情景，胡耀邦低下头，默然无语地退了出来。
离开这个村庄回县城的路上，开车的司机告诉北京来的“中央首长”，聊城遭了大灾！他说，距离这儿不远的水库边上，饿死者的尸骨还没有收呢！
听到这句话，胡耀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聊城农村看到的情景使胡耀邦心情沉重，他不在聊城县城停留，直接驱车去了金乡县，专程看望正在金乡下放劳动、帮助工作的20余名团中央干部，其中有几人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用后来话说，是挨了整的。
胡耀邦要去看望他们，传递十分重要的信息。
“这么多同志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原来，在几个月前的5月21日至6月12日，胡耀邦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工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等文件，都是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其中的《农业六十条》规定，农村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向农户提供自留地，对是否把农村食堂办下去，要视农民的拥护程度而定，实际上是否定农村食堂制度。
6月12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农村工作有考虑不周之处，说：“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他还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县以下的基层去。他还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
由于毛泽东提出对“反右倾”要进行甄别，党内出现了为1957年“反右”运动中搞错了的人进行改正的呼声。
胡耀邦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得风气之先，他要把新的精神告诉在金乡县农村的团中央系统干部们。
来到金乡，胡耀邦住进金乡县委大院东边第二排的平房，屋前有一棵大树，给随行的唐非留下很深印象。当晚，县委为胡耀邦组织了部分县里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介绍当地情况。
9月5日上午，听县委书记王德光介绍情况后，胡耀邦会见来到这里的团中央工作人员。在他们中，《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董易任金乡县委副书记，《中国青年报》印刷厂人事科长张华任鸡黍公社副书记（不久即任司马公社书记）。其他人住到几个村庄劳动。董易通知所有团中央干部前来县委，与胡耀邦会面。
人员到齐，董易向胡耀邦汇报说，大家劳动热情很高，有些人因为口粮不足而出现了浮肿，但是情绪没有大的波动。
胡耀邦即席讲话说，你们从北京大城市下放到这里，很辛苦，部分同志可能还不适应艰苦的生活。今后，一定要向农村学习、向农民学习，克服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努力把工作做好，为金乡人民造福。团中央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关心你们，帮助你们。他特别讲到：目前各方面都很困难，你们要经受住困难、挫折、委屈、风险的考验。
面前的年轻人中有几位受到了“反右倾”运动的伤害，胡耀邦也说到这个问题，却把问题的范围拉得更宽。他坦率地说，团中央的“反右”和审干运动有问题，对“反右倾”，现在看起来批判得宽了。团中央的几次斗争都有缺点，我提醒过几次，说要搞得稳一点。这些事情谁负责？我们书记处的同志要负责。我们虽然没有对大家面对面斗争，但是领导运动的是我们。我趁此机会说一下，几次运动，成绩是有的，但是问题不少。
胡耀邦的讲话语惊四座。他说，在座的挨过批判的，我说基本上都不是事实。因此，账嘛，我主张不算了，大体上一笔勾销。没戴帽子的，将来填表就不写了。基本上都是好同志，缺点每个人都是有的。我代表团中央书记处作自我批评，同志们的包袱可以卸下来。 胡耀邦安慰大家说，我看到大家都很好，心里宽慰了一些。在几年前的运动中，造成这么多同志犯了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请大家不要灰心，经受住了锻炼，我们还要回去，接着好好工作就是了。
胡耀邦一番话，使工作队的年轻人感到极大的宽慰。其中就有来自《中国少年报》的刘易晏。几十年后她回忆胡耀邦在金乡的讲话，说青年人应该怎样面对“困难、挫折、委屈、风险”，使自己心灵震撼，增添了生活的信心。
中午，团中央下放干部们没有在县城吃饭，各自回到所在村庄。
第二天（9月6日），胡耀邦参加金乡县团干部会议，对青年团的工作提出了要求。会场上气氛活跃，胡耀邦在结束讲话时大声问团干部们：“我们金乡是个英雄的地方，大家说刘伯承、邓小平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时羊山战役是从哪天开始打的？”
当地年轻人大都知道这次战斗，回答得八九不离十。
胡耀邦追问：“刘伯承在羊山大捷后写了一首诗，大家能背上来吗？”
此诗无人知晓。胡耀邦当即大声背诵：
狼山战捷复羊山，
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
欣看子弟夺城关。
梁山道上说水浒英雄好汉
离开金乡，胡耀邦于9月7日晚到达梁山县。山东省委副书记刘秉琳、菏泽地委书记狄生闻讯前来陪同胡耀邦。见面以后，胡耀邦说：“当前正值‘三秋’农忙季节，农民需要你们领导，要安排好农民生活，我只需一位县委领导陪同活动就可以了。”
此后几天，主要是梁山县委副书记吴觉、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林萍、菏泽团地委书记张梅林陪同胡耀邦考察。
9月8日上午，胡耀邦参加梁山部分公社党委书记，县直农业、粮食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共青团干部座谈，听取粮食征购和农民生活情况汇报。
这在当时是个敏感话题，众人不敢多言。胡耀邦有感而发：“同志们还怕‘反右’吗？不要怕，说实话我保证没有人敢打棍子、扣帽子、装袋子！我告诉大家，党中央有指示，现在就要开始为错划‘右派’甄别平反摘帽！”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头的一本书盖上头顶，随后又拿下来，会场上出现了笑声。事后看来，胡耀邦这话说得太早了。
会议气氛由此活跃起来，有人说了一声“胡书记”，要开口讲话了。胡耀邦插了一句：“请同志们不要叫我‘胡书记’，共青团不兴喊职务，大家都叫我‘耀邦’或‘耀邦同志’，彼此多亲切啊！”
梁山县委副书记吴觉为胡耀邦介绍与会人员，说到拳铺公社党委书记朱士江、班鸠店公社党委书记马玉振时，胡耀邦连称：“幸会！幸会！”他说：“你们拳铺是《水浒传》中朱贵卖酒的地方，实际是‘上梁山’的联络点。班鸠店是程咬金的家乡，程咬金是唐朝开国名将、鲁国公，也是大英雄。真是梁山英雄地，自古多英雄！”
接下来，胡耀邦认真听取发言。听到一个公社书记说获得了粮食高产的时候，他质疑：“你们公社的粮食产量有这么高吗？当领导要掌握实情，不要受骗，更不能骗人！”
座谈发言逐渐热烈，大家终于如实说出了此地购了过头粮，许多农民挨饿的情况。胡耀邦不时点头，时而长叹。
下午，胡耀邦游览梁山寨遗址。他对《水浒传》很熟悉，游览中一路讲了许多水浒英雄的传说。来到黑风口时，胡耀邦说：“这就是李逵把守的险要关口？风好大啊！传说‘无风三尺浪，有风刮掉头！’”
走到梁孝王墓坑时，胡耀邦说：“这个帝王墓坑与梁山的来历有关。梁山本名良山，西汉时梁孝王常在良山北麓打猎，后葬于此，良山由此改名梁山。”
胡耀邦还称赞说：“梁山大名鼎鼎，一部《水浒》名扬天下，这是中国和世界的骄傲，更是梁山人的光荣！要上下一齐努力把梁山建好。”他说：“梁山是游览的好地方，一百单八将在梁山的活动点很多，应当根据历史记载逐步修复，使《水浒》景点真实再现，让后人观赏它的原貌。”
此时的梁山经受了1958年大炼钢铁之劫，砍去了大量树木，以致到处山石裸露。胡耀邦指点着说：“当年梁山森林茂密，是藏龙卧虎之地。现在应该多种树，把山绿起来。”
胡耀邦走后，梁山县团委连年组织青年上梁山栽植柏树。几十年坚持不懈，梁山逐渐重披绿装。
离开梁山前，胡耀邦将调研所知当地严重缺粮的情况向省、地委负责人简要通报，希望把梁山县征购的“过头粮”尽快返还农民，他连声说：“这可是救命粮啊！”
和“包产到户”的最初接触
离开梁山，胡耀邦从山东进入安徽，来到了宿县。这里的情况比鲁西南稍好。唐非印象中特别深刻的是，进入安徽境内，胡耀邦一路和当地各级负责人讨论，如何度过饥荒、恢复生产？
这时，淮北农村纷纷出现各种形式生产经营和分配方式，其中就包括在“文革”后被肯定、发展起来的“农田承包到户”（即“大包干”的前身）。既然是着手调研，胡耀邦很快就听到了关于“承包到户”的介绍，有些介绍人的口吻中分明带有“请示”的意思。
“承包到户”岂不是分田单干吗？胡耀邦对此感到新奇，也拿不定主意。他和唐非交换意见说，觉得这办法“有些危险”，听后“心里发虚”。但他又觉得，“承包”有吸引力，是可以抵御灾荒的一个好办法，但它如若发展起来会不会导致否定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这确实是当时胡耀邦不愿触及，也是他最担心的。
和宿县地委负责人一起讨论种种度荒办法的时候，胡耀邦的主导思想还是“放开”，多给农民一些自留地，让他们自己耕作，度过灾荒。当时的胡耀邦不主张普遍搞“承包到户”，但他明确地认为，在最贫困的地方，在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可以把土地经营自主权基本上交给农民，甚至采取“借”地给农民的办法，让农民充分利用土地，度过灾荒再说。
离开宿县后，胡耀邦来到蚌埠，听说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凤阳县闹出大饥荒，饿死数万农民，为了稳定凤阳的情况，省委已任命曾任团省委副书记的马维民前去担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胡耀邦认识马维民，立即要秘书李彦打电话过去，说要去凤阳考察两天。 胡耀邦是否去了凤阳？没有见到确切记载，但是随行秘书李彦（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对胡耀邦关切安徽饥荒的急切心态，直到晚年还有深刻的印象。
安徽灾情严重，农民们采用多种方式“承包”抗灾的做法，确实激活了胡耀邦的思想，是坚持人民公社原有的分配制度，还是支持“承包到户”？胡耀邦反复考虑了一路。
当时，从人民日报抽调的一批干部来到河南省鹿邑县，担任从县委、区委到公社一级的党委书记。其中到鹿邑县贾滩区任区委副书记的陈援（即陈满正）回忆说，胡耀邦这次从安徽进入河南，在鹿邑县向县委负责人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胡耀邦说，少奇同志在安徽视察的时候，指示省委将土地“借”给农民，每个农民借得好地三分，叫做“救命田”，用来生产口粮救命。
胡耀邦的传达正合县委之意。胡耀邦离开之后，鹿邑县委马上把这个意见传达到区、社和生产大队，要求把土地“借”给农民。陈援奉命到当地的杨湖口大队搞“借地”试点。
没想到农民被合作化浪潮吓坏了，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借”地。陈援首先做通大队支部书记的工作，由他带头“借”地，终于把百余户农民带动起来，纷纷“借”地生产，结果对解除饥荒产生了明显作用。
胡耀邦从河南漯河结束此行的考察调研，上火车回北京。
在邯郸下车写“察看”报告
火车开动了，胡耀邦把唐非叫进包厢，谈了这次调研的感受。胡耀邦对唐非说，他要把这一路考察的结果，写成一个上报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
胡耀邦越说越激动，说到后来坐不住了。火车开到邯郸站，他们干脆下车住进了市委招待所。用一天时间，胡耀邦口授，唐非执笔整理，写出此行观感。
这份报告中要不要将此行看到的农村饥荒景象写出来？胡耀邦犹豫了半天，饥荒的景象一定使他内心痛苦。但是长期党内生活的理智也肯定提醒他考虑种种因素，最后，他决定不写那些惨状，他对唐非说：“把我们看到的这些记在心里吧。”
在邯郸写成调研报告初稿，大家登上火车返回北京。胡耀邦在火车上一路批阅修改，到北京后确定下一个长长的题目《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
胡耀邦将这份“农村察看”送给团中央一些负责人征求意见，《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孙轶青看后有不同看法，直言相告，走那么25天，就跑了3600里地，这样“走马观花”地剖析中国农村，行吗？
胡耀邦考虑了一下，仍然认为这份报告站得住，并于10月2日上报中央办公厅，呈送毛泽东。
中央办公厅摘编了这份报告，摘编文本说：
我带了3名工作人员，从9月4日到29日，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除乘火车外，行程约3600里。观感如下：（一）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
（二）水灾和水利问题。所到地区今年雨量并不算特别多，为什么水灾严重？原因有两条：一是雨下得很集中，二是水利建设有问题。今后不同的地区必须有不同的水利建设方针。
（三）另一种灾荒和教训。为什么同样土质、气候条件而且紧紧相邻的县、社、队，却有好有坏：坏的地方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再加上今年的工作一再错过时机，吃了未能“见事早、抓得紧”的亏。
（四）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60条。
（五）调动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
（六）经营管理要更细，多劳多得要落实。
（七）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
我们在安徽看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许多生产队实行了一种叫做计划、分配、大农话、抗灾、用水看水五个统一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实际内容就是按劳力分等，把田长期分到户管，包死产量，超产全奖，减产受罚，遭灾减免。许多群众通俗地把它叫叫做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听说，别的省也有少数地方自发地实行了这种办法。对此，我们的意见是：1.在一些“五风”刮得严重的地方，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2.这种做法已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3.这种责任制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二是各户对产量要负完全责任，这两个前提势必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4.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但要允许不同意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得绝对，避免被动。如果要转过来，也要有准备、有计划地转，不要造成混乱，使生产再受损失。
（八）完全恢复生产力的决定一环，在于能解决多少生产需要的大牲口。
（九）市场、中小城镇和职工生活。农村集市都放开了，很活跃，但有些地方也有点乱。怎样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对此，我们感到：1.集体商业似乎要加快一点建立，并且似乎可以全部以货易货，以此来抵制和缩小各种投机者的捣乱。2.对盗窃国家财产和谋财害命的大盗窃犯必须法办。农民对小件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求很多，最突出的是要布。城乡供求关系更加紧张，职工生活下降很大。对此要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以解决。
（十）要教育干部把团结看作生命。有些地方干部之间还有隔阂，主要是因为一些受委屈的同志还没有平反，心情不舒畅。有些出了毛病的好同志检讨未过关，觉得出力不讨好。这件事在有些地方还得很好地抓一下。
毛泽东很快看到了这份报告，在4天后的10月6日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转发到团中央，高勇见到了非常高兴，立即送到胡耀邦面前报告说：“耀邦同志，主席对你的报告作了批示，称赞写得很好。”
胡耀邦也非常高兴，抱怨了孙轶青一句话，说他只看到标题上的25天和3600里路，就断定是跑马观花，“满脑子形而上学”。
显然，胡耀邦的这份报告有几处使毛泽东宽心和满意。首先是报告认为，农村形势“确实比去年好”，而且说“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其次，报告赞同毛泽东关于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指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报告的第7条中，专门阐述了他对安徽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做法的认识，认为这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积极方面是“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但是他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是在抵御大饥荒时“暂时采用”，如果“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为什么会这样？胡耀邦没有说。以当时情况推论，“包产到户”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相抵触。毛泽东认为，这条底线不能碰。
其实，胡耀邦这条意见中的观点相互矛盾。一方面说“包产到户”有“积极作用”，又说不能发展下去；既说“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又说要允许不采用这个办法，“以免被动”。
也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对胡耀邦的报告是有限赞同，这从他批示之简短可以看出，而且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及。
而胡耀邦对这个报告论述的思想却在不断思索，逐渐倾向乃至最后支持“包产到户”。这种认识的发展过程，倒是胡耀邦的一个亮点。1982年10月，来到安徽视察的胡耀邦特地约请当年与他见面时积极介绍“承包到户”的地、县领导人，当面道歉，作自我批评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曾希圣同志搞责任田，我来调查过，我持不同意见，并报告了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