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未获成功的集体企业私有化进程，陷入彼此两难的僵局
　　
　　廿载相知，一朝陌路。这是目前上海华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生化工）两支人脉之间关系的写照。
　　华生化工曾是中国最大的涂料企业，也曾是上海市最大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鼎盛期，其税收占上海市黄浦区的十分之一，至今公司总资产仍有20亿元之巨。
　　戏剧性的突变发生在9月中旬。9月13日，20多名职工代表发出《告华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职工书》，要求紧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隆铭不当经营等问题。当天，全厂405名职工中就有266人签名支持。
　　9月15日上午，李隆铭之子、华生化工总经理李建中召集中层干部开会，宣布免去华生化工厂常务副厂长张荣华职务；下午，职工们临时召开“紧急职工代表大会”并产生“临时董事会”，推举张荣华为董事长，宣布罢免李隆铭的职务。
　　至此，华生化工有了两个董事会，两套高管班子：老董事长李隆铭、总经理李建中仍在位于外滩的古象大楼办公，控制着财务等核心部门；“临时董事会”及其任命的高管则在古象大楼四楼的一个空房间里，简单摆上几张桌椅议事。
　　公司生产经营则近于停顿，并引起了公司所在的黄浦区政府的关注。9月18日，由黄浦区总工会、政法委、国资委、劳动局等部门组成的华生化工工作指导小组入驻公司。黄浦区国资委主任沈正娟表示，工作组的目标是保障华生化工的生产、经营管理有序开展。
　　“临时董事会”董事长张荣华则说，区国资委进驻后在会上宣称，华生化工有国资成分，张的介入是想趁机掠夺集体企业。“你们说我们企业资产中有国资成分，至少要拿出依据来，空口无凭，我们难以信服。”
　　两个董事会势同水火，政府介入受到抵制，黄浦区委宣传部长孙甘霖叹息：“两拨人互相沟通都没有，更无力化解矛盾。”
　　梳理此番事件可知，成立24年来的华生化工仍有许多基本问题没有厘清。今天的冲突，恰是集体企业改制难题的一面镜子。
　　
　　“政变”
　　此次“华生风波”的核心，是如今年逾七十的企业创办人李隆铭。李向来在华生化工职工中享有口碑，然而近年来企业日益不景气，责任也多被归咎于李隆铭。
　　华生化工召开的“紧急职工代表大会”列举了李隆铭的三大问题：一为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任人唯亲，将集体企业视同家族企业；二是用人不当；三是未经职代会授权，亦无集体领导会签，历年来动用约5亿元资金购买信托产品，至今只追回4700万元收益和200万元本金，4.98亿元本金可能血本无归。
　　三大问题中，前两项可谓积怨，第三项则直接招致众怒。
　　当天的职代会出席代表共43人，占全体代表总数的80％，最后以41票的绝对多数（另一票弃权，一票作废）通过决议，罢免了李隆铭董事长职务，同时推选了临时董事会和监事会人员。
　　9月17日，临时董事会、监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张荣华为董事长，并对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办公室主任等职务进行了任免，李建中仍被选举为董事及公司副总经理。
　　张荣华说，李隆铭对企业的贡献不能抹煞，他们希望他能出任名誉董事长，“我们在股改中会对李家的利益作充分考虑，但这需要全体职工的认可。”
　　9月18日，由黄浦区国资委副主任张汝其带队的工作组来到华生，要求公司恢复原状，并强调两条：一是华生化工有国资成分，二是未经公司党组织和区总工会同意召开职代会是违法的。至此，临时董事会与原董事会的对立，变成了临时董事会与工作组的对立。
　　公司是否有国资成分？这对处于新一轮改制中的华生化工至关重要。临时董事会当场指出，公司一向是集体企业，从未认定过国资成分。之后，黄浦区国资委改口称，有无国资成分有待进一步确认，当务之急是两派停止对抗，恢复生产。
　　
　　两次改制
　　华生化工的前身，是李隆铭与几名回城知青在1982年创办的上海华生化工厂，属集体所有制企业，后变更为华生化工公司。
　　20多年来，华生化工从一个集体小厂发展为涂料业巨头，其当家品牌“古象”牌涂料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产销量达到全国第一，李隆铭曾任中国涂料工业协会副会长。之后，涂料行业竞争加剧，华生化工转身进军房地产，开发古象大酒店、武夷花园等项目，资产越做越大。
　　很长时间里，华生化工在性质上一直是集体企业，“所有者权益全部为华生劳动群众所有”。这一局面，直到1998年华生化工启动第一次改制才发生变化。
　　这些改制采取了曲折的“四步走”方案——
　　第一步，首先将华生化工公司更名为上海古象涂料制造中心（下称古象中心）；
　　第二步，古象中心出资10亿元，注册成立一个新独资企业——上海古象涂料销售总汇（下称古象总汇）；
　　第三步，将古象总汇的10亿元集体资产作三份分割：4500万元划归全体员工（除李隆铭）所有，并成立华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500万元划归李隆铭个人所有；9.5亿元由古象中心所有，代表集体资产。
　　第四步，由此，古象总汇变为由三个投资主体共同投资，总股本为10亿元，并改名为上海华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显然，这是一次不彻底的改制。改制后，原华生化工的集体资产，只有5％落实到华生员工和创办人李隆铭的名下；另外的95％资产，仍然归属集体企业性质的古象中心。而古象中心实质功能已蜕变为类似“职工持股会”，其实际控制者则是华生创办人李隆铭。相对于投资主体明确的上海华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古象中心的资产归属依然是一片迷雾。
　　这给日后的产权争端继续埋下伏笔。
　　1999年至2000年间，第二次改制启动。这次改制没有改变原有的股权结构，惟一的变化是李隆铭和职工持股会在华生化工扩股6000万元，而资金由古象中心解决。这意味着，古象中心持有的集体资产进一步向李隆铭和职工明晰，只是其规则仍然随意而不具备可复制性。
　　扩股之后，华生化工总股本为10.6亿元，古象中心仍出资9.5亿元，持股89.62％；李隆铭个人出资增至2000万元，持股1.89％；职工持股会增资至9000万元，持股8.49％。
　　同时，职工持股会的股份按照工龄和职务，全部量化到公司405名职工。
　　此后，华生化工尽管成立了董事会，公司章程也规定股东大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但华生化工一直没有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也未曾进行过换届选举。
　　至此，尽管经历了两次改制，古象中心在华生化工所持股份却未细分，仍属控制权操于李隆铭之手而名分未变的集体资产。
　　2006年初，由李隆铭父子实际控制的华生化工重新启动改制。改制方案大体上是将全体职工按工龄进行“买断”，每年2万元则保留职务，3万元则清退。当时在职职工371人，总工龄数5000多年，若全部“买断”，需要逾亿元资金。
　　“买断”工龄的实质，是改变全体员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身份，令其变为“社会人”，从而失去在古象中心中的集体产权的所有权。在华生员工看来，此举等同于“李家”以区区1亿余元的成本，“独占”了古象中心的全部集体产权，日后将这部分集体产权转为私有，将是举手之劳。而一旦古象中心“私有化”，则李隆铭对华生化工的持股将高达90％以上。
　　这一方案招来很大的反对。张荣华等临时董事会成员认为，考虑到李隆铭对华生化工的贡献，他们最多可接受李持有公司20％的股份。这一分歧导致职工上访，并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如今的激化局面。
　　
　　“集体”的困境
　　目前，“乱局”还在继续。华生化工到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还是《公司法》，事件各方莫衷一是。
　　从理论上看，职工召开紧急职工代表大会于法无据。因为非常明确，改制后的华生化工属于多元投资的有限公司，应按照《公司法》及企业章程，由股东大会来罢免和选举董事会；职代会的所有权限中，并没有罢免董事会、董事长这一条。
　　实际上，职工们可以主张自身权益的，应该仍然是身为集体企业的古象中心。但由于古象中心经过几番变迁，已经不是一个经营实体，实际功能只剩下股权投资，或曰“职工持股会”，并无具体的机构和规则可以主张权利。也许正因为此，职工们才不得不求助于召开被视为“非法”的“紧急职工代表大会”。
　　很显然，由于缺乏确定的制度安排，造成作为集体企业的华生化工多年来一直在模糊的资产状态中发展，也为矛盾的解决设置了重重障碍。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周放生曾撰文“集体企业改革：路在何方”指出，困扰集体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矛盾中，产权是核心。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向来是“名为集体所有，实为职工空有”。集体企业的退出为大势所趋，其出路在于改制也是共识，然而，种种现实因素使得集体企业的改制面临重重难关。
　　首先是法规滞后。当前，集体企业沿用的仍是1990年6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1年9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1996年10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这些法规早已不能解决集体企业改革中遇到的问题。
　　其次是管理体制不明确。长期以来，国务院机构中并无专门管理集体企业改革的部门。因为缺少管理依据，不少地方政府和部门仍习惯于用“二国营”的办法，比照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集体企业。
　　此外，相关政策长期不配套，无论是税收、融资、兼并破产，还是解除劳动关系，国家基本不曾制定针对集体企业改革的政策。
　　当前集体企业的产权界定有两个重要依据：一是1994年发布的《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暂行办法》，一是1996年颁发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
　　周放生认为，这两个依据只对属于国家、集体、个人、各类经济组织的财产权进行了界定，但对集体资产中实际成为“模糊资产”、“无主资产”的归属及产权未做任何规定。
　　周放生认为，从华生化工改制的过程看，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还是《公司法》，都不适用本案例。目前指导集体企业改制的，只有2005年11月国务院《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国函[2005]88号文)。
　　但这个规定是针对国有企业兴办的集体企业，而像华生化工这样的城镇集体企业改制，目前在制度上仍属于空白地带。他建议国家尽快出台新的法规，并以此为依据指导城镇集体企业的改革。 ■
　　
　　本刊记者张宇哲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