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天我们对于心血管疾病、癌症甚至艾滋病的研究与治疗都有了办法的时候，自杀仍旧像梦魇一样侵袭着每一个不快乐的人。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挽救这些生命？消除自杀，不仅是精神卫生的问题，更是一个公共卫生体系的问题。
　　
　　SARS之后，重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被提到了更迫切的层面
　　11月2日晚6时30分，一名轻生者跳下了北京地铁站台，跪在了铁轨中间，地铁为此断电5分钟，人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拉上来……
　　
　　这一天是星期日，也正是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举行采摘活动的日子。在北京昌平北流果园，900多亩的果树已经收获完毕，只剩下孤零零的十几棵还挂着红彤彤的苹果。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摘，参加者多为轻生者或自杀者的家属，每个人都有一段痛苦经历：47岁的杜老师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上十几岁，他是尿毒症患者，每周要做3次透析，痛苦不堪；另一位40多岁的妇女，中年离婚，后又被男友骗去了半生积蓄，她也曾经想过终结自己的生命。
　　
　　去年12月3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回龙观医院成立后，中心就组织了这样一个“自杀者亲友团”，为不幸者提供心理服务；每个月搞一次活动，至今没有中断过。
　　
　　虽然已是深秋，果园生产队长郑全华还是为这个不平常的活动留下了十几棵果树，“摘苹果时候，不要向下拽，只要向上一翻，果子就会脱落，保存了上面的小柄，苹果不容易坏”，郑介绍说。人群中两个“洋娃娃”经常引起人们的欢笑，她们是“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的女儿，一个五年级，一个一年级。
　　
　　费立鹏是一位在中国工作了19年的加拿大医生，他的妻子毕曼丽也在中国生活了15年，目前在“中心”做培训顾问。
　　
　　苹果摘下来，装满了一辆拖拉机，每个人举着自己摘的大苹果，在果树前合影。一位患抑郁症的女孩儿，一直由她的母亲陪同，这时也露出了笑容。
　　
　　“我们希望让每个人明白，生命是一个过程，总要经历风雨”，活动的组织者“中心”宣传科主任张晓丽对记者说，“我们春天还在这里组织种树，放风筝。让每个参与者体会生命的价值和乐趣。”春种秋收生生不息，这些都是最简单的道理，因为活着本身就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中国平均每两分钟就有1人死于自杀，8人自杀未遂。”
　　
　　人们从媒体上已经读过一系列关于自杀的数字：自杀是中国人口中第五位的死因，而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肖水源对记者说，根据去年北京回龙观医院公布的自杀研究成果，“中国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平均每两分钟就有1人死于自杀，8人自杀未遂。”
　　
　　“媒体可能更注意那些‘大数’，比如每年的平均自杀人数，还有多少自杀未遂，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费立鹏说，“百分比有时并无价值，一个自杀者，对于他的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就是全部，是百分之百。最重要的是关注他们，挽救他们。”
　　
　　“中心”副主任张艳萍不管有多忙，都会参加类似采摘这样的活动。除了户外活动，这种聚会常会以座谈或上大课的形式展开。“每一位自杀死者或未遂者，都会给亲友留下巨大的创伤”，张艳萍对记者说，“而现实中，没有什么人愿意听他们的宣泄。我们提供一个场所，每个人都来倾诉自己的痛苦。事实证明，倾诉是至关重要的治疗手段。”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目标，是把中国的自杀率降低20%，相当于每年拯救5～6万人的生命。
　　
　　今年的9月10日是世界首个预防自杀日，“中心”在西单广场做宣传活动，一次招收了40余名志愿者。然而事实上，社会对于自杀的预防与救助的重视程度仍是让人失望的。张晓丽两个月前就开始联系活动场所，她希望找到一家农场，能够为这个特殊的群体提供免费采摘，但四处碰壁。所幸，30年前15岁的张晓丽曾在昌平北流农场插队。最后，还是当年的生产队长郑全华帮了她。
　　
　　“如果没有你的谈话和倾听，我是活不下来的”
　　
　　去年成立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为北京市民提供了一条800免费电话，外省市用户则可按普通电话拨入。所有的电话会接入复杂的电脑系统，接线员首先会告之这是一部录音电话，并承诺会为每一位求助者严格保守秘密。
　　
　　张艳萍告诉记者，高峰时一天会接到上千个电话；平时24小时热线分为三班，每班两人上岗，平均每班都能接到六七十个电话，“往往电话一扣下，就会再度响起。”这条纤细的电话线成为系住不少自杀者的最后一道缆绳，“大多数自杀者的心理都是矛盾的，打电话的一刹那，求生的本能已经开始起作用。这是一个信号——他希望得到帮助”，张艳萍说。
　　
　　而他们该如何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每个自杀者都对人世有留恋的地方”，南京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陈进说，“一旦发现这丝留恋，就应该把它转化为现实。”
　　
　　陈进跟记者谈起一个成功的案例。一位妇女哭泣着打进电话，说她的丈夫和他的秘书有了外遇，她动用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劝说都没起到作用；本来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好，她无法面对这个现实，“她说她已经准备好安眠药了，自杀的日子也已经选好，给我们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有些不甘心——‘因为别人不知道我为什么死’。”救助人员首先设法稳住她的情绪，然后发现了一个敏感问题——她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她担心死后孩子会有一个不好的后妈。“我们抓住了这一点，问她‘你有没有想过死后小孩子怎么办？’我们把她的注意力集中到孩子身上，然后描述她的死对孩子的身心、个性、学业的各种不良影响”。陈进说，“最后，我们要求她留下电话，并且承诺，至少今天不要轻生，一切会有办法。”第二天一早陈进再度和这位妇女联系，帮她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赶到她家里，联络她的丈夫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从孩子的角度分析利弊，最终使丈夫放弃了婚外恋情。
　　
　　自杀是人们面临困境的一种选择，“但我们要让自杀者知道，这是最糟糕的选择，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令陈进记忆犹新的还有另外一个电话，“一位50多岁的妇女，她的态度非常坚决，说‘你们不要想知道我是谁，过两天看报纸吧。’她应该是机关干部，很多年来一直在向上举报领导的问题，但多次受到打压，现在得了癌症，她要和她的领导同归于尽。她问我们，‘我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会落得这种下场？只有造成轰动，别人才会理解我’。我们说，你错了，这种违背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是不会得到同情的，也是和你以往长期坚持的信念不符的。我们帮她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她一共打了三次电话，最终选择了生存。”
　　
　　费立鹏的妻子毕曼丽在中心的工作就是告诉接线员如何与自杀者交谈。“我们首先会给对方5～10分钟的时间，让他诉说自己的情况，倾听他的不幸，争取信任”，毕曼丽说，“然后我们用一个标准对他进行评估，一共有九个项目，比如对‘日常活动兴趣索然’、‘内疚、无价值或无助感’、‘是不是睡不好吃不好’等，如果其中有5个项目的症状维持了两周，那么我们就倾向于判断他患有抑郁症。我们会直接问，有没有想过自杀？想过几次？用什么方式？不要怕这些问题会刺激到求助者。恰恰相反，他会感到你在关心他，这样会把问题谈开。如果发现对方有抑郁症，我们会直接告诉他来治疗。”
　　
　　和大多数人的想象相反，接线员并不会告诉求助者应该怎么办，所有的方法都是求助者自己说出的。“我们会问他，除了自杀之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哪种方法更好？如果他说除了死之外没有办法，我就会问他，你想过找朋友找大夫去诉说吗？你不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吗？最后我们会说，挂了电话后你愿不愿意按刚才说的方法试一下呢？放下电话后你先做什么呢？”毕曼丽说，他们强调的是每个人对生命的责任。
　　
　　“我们调查发现，每一个自杀者最强的感受是，别人不理解他的苦闷”，协和医科大学慢性病与危险因素研究中心主任杨功焕说。因此，倾听是所有危机干预者的首要职责。
　　
　　马弘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副主任医师，她曾多次参加灾难后的心理干预工作，其中包括1993年的新疆克拉玛依大火。“44个小孩烧死了43人，只有一个小女孩是幸存者，而且烧成了重伤，躺在医院里。她也不想活了，她完全失去了她的生活环境，没有了同学和老师，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马弘回忆说，“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说，那就闭嘴，听着！倾听更重要。”
　　
　　马弘说，作为一个心理干预的精神医生，她也时常会怀疑自己的作用，“人家都死人了，我就这么说说听听，有用吗？”直到多年以后，马弘收到了那个小女孩的来信 “谢谢阿姨，如果没有你的谈话，我是活不下来的。”
　　
　　“你能找的人，可能不超过200个”
　　
　　全国每年有28万人自杀身亡，自杀未遂数量则是这个数字的8到10倍，也就是说至少每年有200万人有过自杀行为。如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中国至少有1600万的抑郁症患者。
　　
　　对于这样一个数量的人群，社会应该建立一个完整的自杀干预体系，这个干预体系，与日常人们印象中的精神病医生的工作是不同的。
　　
　　精神病医院的工作重点是重视精神病人的住院治疗；而预防和处理自杀则是一种新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体系：它包括——媒体应该清楚地传播有自杀倾向者的症状，让更多的人对此敏感；社区卫生组织要有受过培训的医务人员，对于自杀者的症状和危险程度有初步判断和处理；专门的危机干预中心能够提供专业的自杀干预服务，包括对轻生者的精神疾病，进行倾听、谈话及重症者需要服药和住院治疗；专家顾问机构，提供专业的危机干预培训和现场指导。
　　
　　但中国目前的精神医疗资源，远远无法满足救助的需要，能够提供自杀干预的机构和专业人员严重不足。
　　
　　据记者了解，目前只有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大连等几个城市有专门针对自杀者的危机干预中心。其中，隶属于南京脑科医院的南京危机干预中心于1991年成立，是最早的援助机构。中心副主任陈进告诉记者，目前中心只有4名员工，和两位不固定的老专家，而他们的救助热线也只能在上班时间开通。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目前有40多名员工，其中医生10名。张艳萍告诉记者，中心目前承担着北京市科委的自杀流行病调研课题，“这一年来感觉最强烈的就是人才匮乏，尤其是专门的儿童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以及高级研究人员。”
　　
　　今年9月，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心理卫生中心成立了一支100余人的危机干预志愿救助队，这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自杀干预志愿者组织。中心副主任杨彦春告诉记者，四川心理咨询师培训中心刚刚完成一期培训，志愿队的成员大都来源于此，但由于成员各自都有相应的工作，目前还只是轮流上岗。
　　
　　能够从事自杀及危机干预的人才，不仅应有精神医学、心理学背景，还要经过严格而专业的训练。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曾对北京70%以上医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能够提供某种心理服务的医院超过了一半，但大多数情况下，服务者只是一两个受过3个月左右的精神卫生培训的兼职医务人员。
　　
　　“你能找的人，可能不超过200个”，马弘对记者说。
　　
　　即使马弘这样较早介入灾难心理危机干预的专家，也认为自己“专业”得太晚了。“1993年克拉玛依大火时，国内还没有相当的专业培训，我也没有能够将自己隔离保护起来”，马弘说，“事隔多年，我还会在提及往事时大哭一场。我总想起那些死去的孩子，如果活着的话，他们该上大学了吧。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来培训时，认为我也受到了那次事件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