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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生前长期负责港澳事务,主持党的侨务工作,被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公认为最可亲近、最可信赖的知心朋友。在廖承志看来,开展侨务工作,处理港澳事务,就是要善于结交各方面的朋友。他说:“三教九流都可以结交,只要心中有数,只要做到‘你有乾坤,我有日月’。”他认为:“交友贵在雪中送炭,持之以恒。”他不仅为团结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对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然而,港澳问题的历史性、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该问题的处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廖承志出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后,具体负责侨务工作和处理港澳事务。在长期的交往中,廖承志与许多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此同时,许多回大陆观光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的精神面貌,无不感慨万分。更有人将看故宫、爬长城、听廖承志作报告,视为来北京必做的三件事。
为陈振敬解决双重国籍
陈振敬,广东澄海人。这位一直不愿加入泰国国籍的爱国老华侨,本来是与另一位泰国华侨蚁美厚一起应邀参加1950年的国庆庆典活动的,可他却留在了香港,不肯前来北京。当廖承志诧异地询问蚁美厚何故只身前来而不与陈振敬同行时,蚁美厚的一番回答令廖承志颇感意外:“老先生不愿回来。他在香港对我说:过去国民党不要我,现在国家独立了,人民当家做主了,共产党又不要我了。这样做,不对嘛!”
廖承志明白了,这是由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所引起的误会和矛盾。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居住国的现状,在海外生活并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和侨裔,数量不在少数。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由各国国籍法的原则规定不一致造成的。它的不合理存在理应解决。但是,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遵循的是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平等互利,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就难免让一些海外侨胞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华侨政策有误解,甚至想不通了。为了让蚁美厚回香港后能向陈振敬解释清楚,并宣传好新中国关于华侨国籍的有关政策问题,廖承志对他说:
“祖国鼓励华侨按照自愿的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或保留中国国籍,反对强迫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或放弃中国国籍。对于加入了居住国国籍的人,就是当地的公民,我们应当尊重其外国国籍身份,但与祖国人民的亲戚之情、朋友之情,同样应当受到尊重。对于保留祖国国籍的华侨,要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民族文化、人民经济利益,以促进华侨与居住国人民的文化交流、经济合作,发展有利于当地人民生计的事业,促进祖国与居住国的友好关系。如果华侨的正当利益受到侵害,祖国政府有权力加以保护,一定会要求居住国政府尊重和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的。”
廖承志让蚁美厚把他的个人想法直接转达给陈振敬:不加入当地国籍很难生存,有的地方做买卖、当工人都不行。新中国的政策是为广大华侨着想的。
蚁美厚一回到香港,便径直前往陈振敬的住处与他谈心:
“廖公让我劝你冷静地好好想一想。他可是完全从你的事业发展考虑的,祖国也是爱你的啊!那天,廖公专门就你的国籍问题与我谈了很长时间。他分析说,陈先生不加入泰国国籍,地产不能做,实业办不成,许多生意也做不了,这还怎么发展呢?因为是从你的事业发展着想,所以廖公才建议你尽早加入泰国国籍的呀!”
“唉……”陈振敬深深地叹了口气,“廖公爱我的心,我不是不明白,可我是中国人哪!你说,我能光为自己发展赚钱而不爱自己的祖国吗?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我会觉得愧对自己的祖国,别人也会骂我不爱国啊!”
蚁美厚闻言恳切地说:“廖公说,你在泰国得到发展,为促进中泰两国间的友谊多做工作,你就成了沟通两国人民感情的民间大使。中泰两国的睦邻情同手足,这对两国都是十分有利的事情。老先生何乐而不为呢?”
疙瘩总算被解开了。陈振敬最终加入了泰国国籍。
请何贤出面“架桥”
何贤,广东番禺人,是一位在澳门各界都能呼风唤雨的人物。当年,虽说因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比较奢侈的生活方式,何贤一直不被大陆多数人看好,但廖承志却十分看重他的特殊影响和所能起到的特殊作用。
抗战时期,就是这位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的何贤,以大无畏的胆量和超群的睿智,巧妙地周旋于日本陆、海军特务机关和澳葡总督特谢拉之间,为30万澳门同胞的生存问题竭尽全力进行交涉。经过各方努力,最终迫使侵华日军放弃了对澳门的封锁和占领。随后,何贤又坚持不懈地出面调解日本特务机关与澳葡警察之间的矛盾,不仅使澳门同胞免受了日军的侵害与蹂躏,而且还使澳门成了抗日救亡的活动基地。当时的中共地下组织,甚至把澳门作为中转站,先后多次组织澳门青年奔赴祖国的抗日战场。
新中国成立前后,何贤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关系,与祖国大陆建立起了联系。1950年,蚁美厚援助广东春荒的大批粮食,在途经香港运抵澳门后,就是通过何贤、马万祺、柯正平等人而送达广东各地的;而由港英当局扣留的70架起义飞机和许多重要财产,也是得益于他临危受命进行保护,最后通过关系才运抵内地的。不久,廖承志仍然是通过他,又将一批国内匮乏的橡胶、钢材和奇缺药品,经澳门转入内地,把美国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硬是撕开了一个口子,从而对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贡献。
在1952年的“关闸事件”十五轮谈判中,在1955年葡萄牙拟筹备开展的澳门“开埠四百周年”纪念活动等大是大非的具体事务中,何贤根据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廖承志的具体指导,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优势施展影响,频繁穿梭于各方之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几次事关澳门命运的事件,颇受争议的神秘何贤不仅声名鹊起,而且更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于是,各方人士把何贤视作“华人代表”,先后推举他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澳门政府华人代表、澳门立法会议员和立法会副主席等职;而澳葡当局只要遇有大事,也总忘不了要征询一下何贤的意见。
不仅仅是在港澳地区,即使在内地,何贤同样也有着很大的名气。然而,有人就是看不惯他与三教九流的交往,更看不惯他的生活方式,由此说他不可信任。廖承志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又不是发展党员!倘若何贤果真是个普通百姓,又怎么能会发挥出那么大的作用?何先生愿意来北京,我一定请周总理出来接见!”
1956年12月,何贤应邀来到北京。廖承志信守承诺,果真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他不仅请出了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接见,而且还亲自安排并陪同他到全国各地参观考察。
廖承志亲自为何贤安排大陆之行,让何贤由衷地发出了“廖公平等待人,十分真诚,是一个真正的好朋友”的感慨。随着日后交往的增多,情谊日深的两人结成了亲如兄弟般的真挚友情。何贤每次赴京,必定来廖承志家中做客。廖承志则总是热情款待,与之促膝交谈。
有了何贤及马万祺等知名人士的周旋,在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之间很快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开辟了一条对话的通道……
为马万祺安排“蜜月”之旅
1950年,马万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邀请的第一个东北观光团的副团长来到北京,廖承志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亲自在北京火车站迎候。
虽说是初次见面,可廖承志却像接待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热情、周到。他不仅亲自安排观光团参观故宫、天安门、颐和园、北海,还请出周恩来、朱德及母亲何香凝等人出面接见。万分感动的马万祺挥笔写下了一首诗:“品德垂千仞,功勋盖万勋。慈祥亲接待,语重载殷殷。”
马万祺很快与廖承志成了莫逆之交。此后每次来京,他都要到廖家做客。
1955年国庆节前夕,由费彝民、马万祺为正、副团长的港澳代表团应国务院邀请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身为澳门妇女界活动家的马夫人罗柏心也来到北京。于是,夫妇俩一起来到廖承志家。年近八旬的何香凝亲自在自家小院门前迎候。廖承志听说马万祺夫妇已到自己家中访晤,马上放下手头工作赶回家中。廖承志告诉马万祺夫妇:去江南苏杭一带游览观光的线路已安排好,自己因为要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就不陪同前往了。
“肥仔,那你一定得安排好他们的行程。”何香凝叮嘱儿子。廖承志说:“妈,您就放心吧。电话都是我亲自打的。”随后,他又转身对马万祺眨眨眼睛,神秘地说:“这条线路的接待,很有特色。相信你们夫妇俩一定会留下难忘的印象!”
待到真的走上这条游览线路,马万祺夫妇才恍然大悟。原来,每到一处,都为他俩布置了“新房”,而且都是廖承志精心安排的,目的是为他们补度一个在战时无法安排的“新婚蜜月”。马万祺夫妇感叹地说:“我们结婚已多年,而且已做起了几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如今居然能在江南苏杭的天堂补度‘新婚蜜月’。没想到,真没想到!”
邓小平邀“菩萨”进“庙”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经过“文革”五年“慢火焖鱼”般的软禁,廖承志又增添了不少白发,心脏的毛病也越发加重,但风趣幽默、乐观向上的性格依然如故,工作起来依旧风风火火,紧张有序。碰到以前专管香港工作的老同事、老部下,他会迫不及待地询问一通香港的情况和港澳朋友们的近况;有香港客人来京,则想方设法见面详谈,仔细询问香港的形势怎样,港人的生活如何,人们都有些什么想法,等等。他一心想着要排除“左”的干扰,肃清“文革”的影响,尽快把华侨和港澳工作开展起来。
很快,邓小平也再度复出。廖承志愈加振奋了。
复出后的邓小平,亲自倡议恢复侨务机构,强调把侨务工作提上日程。他说:侨务工作要尽快恢复起来,要有“庙”,还要有“菩萨”。现在,“菩萨”我给你们请来了,他就是廖公。
1978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仰光侨胞代表时指出:“十一二年来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侨务机构没有了。……海外侨胞没有一个机构管了,你们理所当然地会遇到一些困难,有些问题本应解决却没有解决。”三个月后,邓小平在会见来北京参观的侨胞代表时又说:“去年国庆,我提议应该有一个‘庙’。没有一个机构,没有人管不行。总要有一个‘庙’,‘庙’里摆几个‘菩萨’。他(指廖承志)就是‘菩萨’。现在,把‘庙’建起来,就来管这件事。”
也就是在这年的1月4日,廖承志的长篇文章《批判“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列举了林彪、“四人帮”给有所谓“海外关系”的人横加的诸如“里通外国”、“特务经费”、“黑七类”、“特务联合国”、“海外关系无好人”等种种罪名,深刻批判了“文革”期间在侨务工作和港澳工作上的极左错误,重申了“对侨眷、归侨一视同仁,不能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并强调:“侨眷、归侨绝大部分同全国劳动人民一样,是革命的动力。”廖承志的文章,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同年8月,在邓小平过问下,中央决定成立港澳小组,协助中央处理港澳事务。同时,由廖承志兼任主任的国务院港澳办也很快成立。
“庙”已建成,“菩萨”业已就位。走马上任的廖承志感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的形势正在发生着有利于我国的重大变化。二战后所形成的冷战格局已经被打破,和平与发展将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课题。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日趋成熟。作为具体负责港澳工作的领导,必须加快工作步伐和工作节奏。港澳办一成立,廖承志便采取分行业、分批进北京座谈的办法,逐一解决港澳及侨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陈霞子“士为知己者死”
陈霞子,广东南海人。1956年在香港创办《晶报》,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陈霞子凭借自己独特的视角,以清新活泼、入木三分的头版言论,赢得广大读者对《晶报》的青睐。周恩来夸赞他的言论写得绝妙;廖承志也曾感慨地说,“陈先生怎么对我们的政策了解这么深”。香港的不少报纸则干脆纷纷仿效《晶报》,相继开辟起言论专栏。一时间,港澳报刊的趣味性、可读性和客观性大大提高,发行量陡增。
原来,陈霞子办报自有他的“法宝”:熟读并灵活运用《论语》、《孙中山言论》和《毛泽东选集》。有了这三大“法宝”,加之他每天都到香港最热闹的茶楼,借品茶闲聊之际摸准香港市民的喜怒哀乐,故总能以最得体的言论,述说着香港的万千变化,描绘出香港的市井风情。
有人曾这样评说过当年的陈霞子:陈主编明明是赞同共产党的政策,可话一经他的笔端落到报纸上,没有毛泽东的一句原话,没有共产党说的一个字眼,只有孔夫子怎么说,孙中山怎么说,故而应该怎么说。这样的文章,不要说是港英当局,就是与大陆针锋相对的台湾当局也能接受。在当时严禁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进入台湾的那种年代,陈霞子主编的《晶报》却总能畅通无阻。
然而,“文革”波及香港后,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宣传的同志开始横加干涉《晶报》,令其与内地报纸保持一致,否则便是“反毛主席”。终于,陈霞子原有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报思路被全盘否定,销量大幅下跌。视报业为生命的陈霞子,只能尽其所能抵制一些极左的东西。但他没料到,《晶报》还是在自己眼皮底下闯了“红祸”:
那天,陈霞子在看完大样后照例打起了盹。偏偏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不幸逝世的消息和有关方面限制悼念规格的规定,被同时传了过来。报馆的人在没有叫醒告知他的情况下,竟将报纸发排付印了。
报纸印出来后,才发现报头依然是套红的。从此,这张套红报纸成了陈霞子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他为此伤心流泪,痛心疾首。
一次,陈霞子应邀随香港报馆同仁到北京后,很快抽出时间直奔廖承志家中。他要向廖承志请罪并辞职。
“廖公,我悔啊!这是我永远无法弥补、无法原谅的大错!老朽无颜面对香港读者。再则,我年纪也大了。你就让我告老辞官吧!”
握着这位爱国老报人的双手,廖承志坦诚地说:霞老您不要再为此伤心流泪,为此内疚自责。十年“文革”,不仅伤害了一大批爱国敬业的老同志,更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灾难。现在,百废待兴,我由衷地希望老先生能再考虑一下我的真诚挽留,从而在香港报业界的拨乱反正和再次振兴中继续施展才华,发挥余热……
“士为知己者死!有廖公这一席话,老朽想通了——我不退了!”
重回报馆以后,陈霞子再次焕发了青春,此后一直工作在《晶报》第一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
与廖一原共商重振香港电影业大计
廖一原,祖籍广东新会,生于香港。1956年转入电影界,先后出任香港新联影业公司总经理,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影业公司董事长,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会长等职。
“文革”结束后,历史进入拨乱反正新时期。一天,廖一原从广州乘火车赶到了北京。那时,廖承志所召集的香港报馆拨乱反正会议还没有结束,但他仍安排时间单独接见了廖一原。在认真听完有关香港电影业横遭摧残的情况之后,廖承志痛心地说:
“‘文革’期间,内地‘左’的一套被强行搬到香港,尽搞那些千篇一律的‘三突出’。这样的电影怎么会有艺术?不过话也说回来,尽管江青一直在阻碍电影业的发展,香港电影业的成绩还是占主流。60年代,我让你亲自抓的那几十个电影题材,虽然后来被迫中断,但还是拍出了像《阮玲玉》、《憩园》等不少很好的片子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我将你们希望到全国著名风景区和名山大川拍电影的要求,在全国旅游工作会上提出来了。李先念非常支持,让电影局予以协助。中央几位领导也都发话了,香港电影制作的范围可以比内地更广些,凡是有利于爱国统一战线的都可以拍。题材由你们自己选择,只要不违反爱国原则,不是黄色颓废的,内地都支持你们。”
说到这里,廖承志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他十分怀旧地问:“还记得当年给电影公司选的那几十个剧目吗?能不能再接着搞下去?”
“怎么不记得!那可是根据您当时给我提出的要在三个电影公司每年推出24部电影(每个电影公司计划每年出8部电影)的基础上,准备好三年的电影题材。当时,我可是在北京跑遍了大小书店,翻阅了大量历史名著,求教阿英,拜访夏衍,在京城整整调研了一个月,并经过您的多次指导帮助才选定下来的呀……”说到这里,廖一原忍不住长叹一声,继续说道,“经过‘文革’这么一折腾,加之编导人员老的老,去世的去世,演员、队员青黄不接啊!更重要的是,形势变化了,观众的兴趣和口味也与过去大不一样了。现在,香港和海外的年青人,更喜欢看李小龙的武侠片。”
“武侠片有什么不好?前几年我闲得没事做的时候,就看了几本金庸送我的书,过瘾呀!中国的少林和太极两大武派源远流长,许多民间武侠故事家喻户晓,世人皆知。我看啊,你们完全可以从这两个题材着手,先搞出个本子来,我们一块研究。”
廖一原兴奋地一拍脑袋说: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
根据这一建议,廖一原在廖承志的指导和过问下,大胆起用功夫演员并直接到实地拍摄,最后果真拍出了一炮走红的《少林寺》。今天,人们由《少林寺》而记住了李连杰的名字,却很少知晓廖承志在这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为查济民、荣毅仁的特区建议鼓与呼
一天,廖承志收到一封由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的香港查济民的建议信:
“最好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划出一个区,鼓动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回国投资。这个建议是我今年夏天在尼日利亚开始酝酿的。我在尼日利亚的企业规模是万把人,加纳企业是两三千人,都在赚大钱;但租约期满后,厂房产业都得归当地政府。如把企业办到祖国领土上,东西最后通通交给国家,岂不更好!港澳、华侨资本家、知识分子爱国的多卖国的少,灵活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这件事做得好,对于解决香港、澳门以及台湾问题,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查济民,浙江海宁人。这位著名的香港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后来不仅捐巨资设立桑麻基金会和求是科技基金会,奖励对中国纺织业及科技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团队和个人,还出任过国务院香港事务顾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并荣获首批颁发的香港大紫荆勋章。
阅读着查济民的这封建议信,廖承志感慨万千: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心中,祖国永远是最伟大的母亲。为了祖国的翻身解放,为了祖国的建设发展,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战争年代他们忘我报国,建设时期他们无私奉献,改革年代他们又在谋划投资。这可是一支支援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啊,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个建议,万不可冷落了他们的一腔爱国热忱!
无独有偶。就在廖承志挥笔写下批示,并将查济民的建议信呈报中央不久,在一次开会时,他又收到一份由荣毅仁受其侄儿荣智鑫之托递来的《关于设立华侨投资区的若干意见》的信件。
一个是香港的查济民,一个是内地的荣毅仁;一个在境外,一个在境内,他们竟不谋而合地想到了一块儿——建议中央政府把靠近香港的内地前沿深圳,作为大陆改革开放的试点。
廖承志迅即展纸挥笔,写下了如下一则简短报告:
这是荣毅仁提出的在广东宝安、深圳一带设立投资区的意见,我觉得可以研究,但没有把握。请先念、秋里、耿飚同志指示。
廖承志 9月5日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时隔三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以这次全会为标志,长期处于封闭、保守状态下的中国,开始在邓小平的引领下实行改革开放和搞活政策。
1979年1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提议: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成立深圳市委。3月初,国务院批复同意。4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广东提出的将深圳和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的提议得到邓小平支持。邓小平对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你们自己去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4月13日、14日,廖承志又就此前查济民提出的关于投资创办集成电路厂及投资经营大屿山等事宜,两次致信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王匡,明确指出:“查济民的集成电路厂,我看是非办不可,对他的合理要求,应当予以支持”;“查济民的那事不能下马,也不能撒手不管,我们必须坚持支持到底。我们给予他们的原则,一条也不改变”;“我提议由你们负起全责,促成这件事。这件事搞好,同其他问题都连在一起,大屿山也可以有所鼓励”。
经过一番筹划,中央在深圳成立经济特区的决定对外公布了。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经济特区,正式宣告诞生。改革开放的春风,由此吹遍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然而,港澳问题的历史性、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该问题的处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廖承志出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后,具体负责侨务工作和处理港澳事务。在长期的交往中,廖承志与许多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此同时,许多回大陆观光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的精神面貌,无不感慨万分。更有人将看故宫、爬长城、听廖承志作报告,视为来北京必做的三件事。
为陈振敬解决双重国籍
陈振敬,广东澄海人。这位一直不愿加入泰国国籍的爱国老华侨,本来是与另一位泰国华侨蚁美厚一起应邀参加1950年的国庆庆典活动的,可他却留在了香港,不肯前来北京。当廖承志诧异地询问蚁美厚何故只身前来而不与陈振敬同行时,蚁美厚的一番回答令廖承志颇感意外:“老先生不愿回来。他在香港对我说:过去国民党不要我,现在国家独立了,人民当家做主了,共产党又不要我了。这样做,不对嘛!”
廖承志明白了,这是由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所引起的误会和矛盾。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居住国的现状,在海外生活并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和侨裔,数量不在少数。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由各国国籍法的原则规定不一致造成的。它的不合理存在理应解决。但是,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遵循的是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平等互利,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就难免让一些海外侨胞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华侨政策有误解,甚至想不通了。为了让蚁美厚回香港后能向陈振敬解释清楚,并宣传好新中国关于华侨国籍的有关政策问题,廖承志对他说:
“祖国鼓励华侨按照自愿的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或保留中国国籍,反对强迫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或放弃中国国籍。对于加入了居住国国籍的人,就是当地的公民,我们应当尊重其外国国籍身份,但与祖国人民的亲戚之情、朋友之情,同样应当受到尊重。对于保留祖国国籍的华侨,要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民族文化、人民经济利益,以促进华侨与居住国人民的文化交流、经济合作,发展有利于当地人民生计的事业,促进祖国与居住国的友好关系。如果华侨的正当利益受到侵害,祖国政府有权力加以保护,一定会要求居住国政府尊重和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的。”
廖承志让蚁美厚把他的个人想法直接转达给陈振敬:不加入当地国籍很难生存,有的地方做买卖、当工人都不行。新中国的政策是为广大华侨着想的。
蚁美厚一回到香港,便径直前往陈振敬的住处与他谈心:
“廖公让我劝你冷静地好好想一想。他可是完全从你的事业发展考虑的,祖国也是爱你的啊!那天,廖公专门就你的国籍问题与我谈了很长时间。他分析说,陈先生不加入泰国国籍,地产不能做,实业办不成,许多生意也做不了,这还怎么发展呢?因为是从你的事业发展着想,所以廖公才建议你尽早加入泰国国籍的呀!”
“唉……”陈振敬深深地叹了口气,“廖公爱我的心,我不是不明白,可我是中国人哪!你说,我能光为自己发展赚钱而不爱自己的祖国吗?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我会觉得愧对自己的祖国,别人也会骂我不爱国啊!”
蚁美厚闻言恳切地说:“廖公说,你在泰国得到发展,为促进中泰两国间的友谊多做工作,你就成了沟通两国人民感情的民间大使。中泰两国的睦邻情同手足,这对两国都是十分有利的事情。老先生何乐而不为呢?”
疙瘩总算被解开了。陈振敬最终加入了泰国国籍。
请何贤出面“架桥”
何贤,广东番禺人,是一位在澳门各界都能呼风唤雨的人物。当年,虽说因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比较奢侈的生活方式,何贤一直不被大陆多数人看好,但廖承志却十分看重他的特殊影响和所能起到的特殊作用。
抗战时期,就是这位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的何贤,以大无畏的胆量和超群的睿智,巧妙地周旋于日本陆、海军特务机关和澳葡总督特谢拉之间,为30万澳门同胞的生存问题竭尽全力进行交涉。经过各方努力,最终迫使侵华日军放弃了对澳门的封锁和占领。随后,何贤又坚持不懈地出面调解日本特务机关与澳葡警察之间的矛盾,不仅使澳门同胞免受了日军的侵害与蹂躏,而且还使澳门成了抗日救亡的活动基地。当时的中共地下组织,甚至把澳门作为中转站,先后多次组织澳门青年奔赴祖国的抗日战场。
新中国成立前后,何贤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关系,与祖国大陆建立起了联系。1950年,蚁美厚援助广东春荒的大批粮食,在途经香港运抵澳门后,就是通过何贤、马万祺、柯正平等人而送达广东各地的;而由港英当局扣留的70架起义飞机和许多重要财产,也是得益于他临危受命进行保护,最后通过关系才运抵内地的。不久,廖承志仍然是通过他,又将一批国内匮乏的橡胶、钢材和奇缺药品,经澳门转入内地,把美国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硬是撕开了一个口子,从而对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贡献。
在1952年的“关闸事件”十五轮谈判中,在1955年葡萄牙拟筹备开展的澳门“开埠四百周年”纪念活动等大是大非的具体事务中,何贤根据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廖承志的具体指导,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优势施展影响,频繁穿梭于各方之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几次事关澳门命运的事件,颇受争议的神秘何贤不仅声名鹊起,而且更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于是,各方人士把何贤视作“华人代表”,先后推举他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澳门政府华人代表、澳门立法会议员和立法会副主席等职;而澳葡当局只要遇有大事,也总忘不了要征询一下何贤的意见。
不仅仅是在港澳地区,即使在内地,何贤同样也有着很大的名气。然而,有人就是看不惯他与三教九流的交往,更看不惯他的生活方式,由此说他不可信任。廖承志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又不是发展党员!倘若何贤果真是个普通百姓,又怎么能会发挥出那么大的作用?何先生愿意来北京,我一定请周总理出来接见!”
1956年12月,何贤应邀来到北京。廖承志信守承诺,果真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他不仅请出了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接见,而且还亲自安排并陪同他到全国各地参观考察。
廖承志亲自为何贤安排大陆之行,让何贤由衷地发出了“廖公平等待人,十分真诚,是一个真正的好朋友”的感慨。随着日后交往的增多,情谊日深的两人结成了亲如兄弟般的真挚友情。何贤每次赴京,必定来廖承志家中做客。廖承志则总是热情款待,与之促膝交谈。
有了何贤及马万祺等知名人士的周旋,在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之间很快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开辟了一条对话的通道……
为马万祺安排“蜜月”之旅
1950年,马万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邀请的第一个东北观光团的副团长来到北京,廖承志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亲自在北京火车站迎候。
虽说是初次见面,可廖承志却像接待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热情、周到。他不仅亲自安排观光团参观故宫、天安门、颐和园、北海,还请出周恩来、朱德及母亲何香凝等人出面接见。万分感动的马万祺挥笔写下了一首诗:“品德垂千仞,功勋盖万勋。慈祥亲接待,语重载殷殷。”
马万祺很快与廖承志成了莫逆之交。此后每次来京,他都要到廖家做客。
1955年国庆节前夕,由费彝民、马万祺为正、副团长的港澳代表团应国务院邀请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身为澳门妇女界活动家的马夫人罗柏心也来到北京。于是,夫妇俩一起来到廖承志家。年近八旬的何香凝亲自在自家小院门前迎候。廖承志听说马万祺夫妇已到自己家中访晤,马上放下手头工作赶回家中。廖承志告诉马万祺夫妇:去江南苏杭一带游览观光的线路已安排好,自己因为要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就不陪同前往了。
“肥仔,那你一定得安排好他们的行程。”何香凝叮嘱儿子。廖承志说:“妈,您就放心吧。电话都是我亲自打的。”随后,他又转身对马万祺眨眨眼睛,神秘地说:“这条线路的接待,很有特色。相信你们夫妇俩一定会留下难忘的印象!”
待到真的走上这条游览线路,马万祺夫妇才恍然大悟。原来,每到一处,都为他俩布置了“新房”,而且都是廖承志精心安排的,目的是为他们补度一个在战时无法安排的“新婚蜜月”。马万祺夫妇感叹地说:“我们结婚已多年,而且已做起了几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如今居然能在江南苏杭的天堂补度‘新婚蜜月’。没想到,真没想到!”
邓小平邀“菩萨”进“庙”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经过“文革”五年“慢火焖鱼”般的软禁,廖承志又增添了不少白发,心脏的毛病也越发加重,但风趣幽默、乐观向上的性格依然如故,工作起来依旧风风火火,紧张有序。碰到以前专管香港工作的老同事、老部下,他会迫不及待地询问一通香港的情况和港澳朋友们的近况;有香港客人来京,则想方设法见面详谈,仔细询问香港的形势怎样,港人的生活如何,人们都有些什么想法,等等。他一心想着要排除“左”的干扰,肃清“文革”的影响,尽快把华侨和港澳工作开展起来。
很快,邓小平也再度复出。廖承志愈加振奋了。
复出后的邓小平,亲自倡议恢复侨务机构,强调把侨务工作提上日程。他说:侨务工作要尽快恢复起来,要有“庙”,还要有“菩萨”。现在,“菩萨”我给你们请来了,他就是廖公。
1978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仰光侨胞代表时指出:“十一二年来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侨务机构没有了。……海外侨胞没有一个机构管了,你们理所当然地会遇到一些困难,有些问题本应解决却没有解决。”三个月后,邓小平在会见来北京参观的侨胞代表时又说:“去年国庆,我提议应该有一个‘庙’。没有一个机构,没有人管不行。总要有一个‘庙’,‘庙’里摆几个‘菩萨’。他(指廖承志)就是‘菩萨’。现在,把‘庙’建起来,就来管这件事。”
也就是在这年的1月4日,廖承志的长篇文章《批判“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列举了林彪、“四人帮”给有所谓“海外关系”的人横加的诸如“里通外国”、“特务经费”、“黑七类”、“特务联合国”、“海外关系无好人”等种种罪名,深刻批判了“文革”期间在侨务工作和港澳工作上的极左错误,重申了“对侨眷、归侨一视同仁,不能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并强调:“侨眷、归侨绝大部分同全国劳动人民一样,是革命的动力。”廖承志的文章,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同年8月,在邓小平过问下,中央决定成立港澳小组,协助中央处理港澳事务。同时,由廖承志兼任主任的国务院港澳办也很快成立。
“庙”已建成,“菩萨”业已就位。走马上任的廖承志感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的形势正在发生着有利于我国的重大变化。二战后所形成的冷战格局已经被打破,和平与发展将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课题。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日趋成熟。作为具体负责港澳工作的领导,必须加快工作步伐和工作节奏。港澳办一成立,廖承志便采取分行业、分批进北京座谈的办法,逐一解决港澳及侨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陈霞子“士为知己者死”
陈霞子,广东南海人。1956年在香港创办《晶报》,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陈霞子凭借自己独特的视角,以清新活泼、入木三分的头版言论,赢得广大读者对《晶报》的青睐。周恩来夸赞他的言论写得绝妙;廖承志也曾感慨地说,“陈先生怎么对我们的政策了解这么深”。香港的不少报纸则干脆纷纷仿效《晶报》,相继开辟起言论专栏。一时间,港澳报刊的趣味性、可读性和客观性大大提高,发行量陡增。
原来,陈霞子办报自有他的“法宝”:熟读并灵活运用《论语》、《孙中山言论》和《毛泽东选集》。有了这三大“法宝”,加之他每天都到香港最热闹的茶楼,借品茶闲聊之际摸准香港市民的喜怒哀乐,故总能以最得体的言论,述说着香港的万千变化,描绘出香港的市井风情。
有人曾这样评说过当年的陈霞子:陈主编明明是赞同共产党的政策,可话一经他的笔端落到报纸上,没有毛泽东的一句原话,没有共产党说的一个字眼,只有孔夫子怎么说,孙中山怎么说,故而应该怎么说。这样的文章,不要说是港英当局,就是与大陆针锋相对的台湾当局也能接受。在当时严禁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进入台湾的那种年代,陈霞子主编的《晶报》却总能畅通无阻。
然而,“文革”波及香港后,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宣传的同志开始横加干涉《晶报》,令其与内地报纸保持一致,否则便是“反毛主席”。终于,陈霞子原有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报思路被全盘否定,销量大幅下跌。视报业为生命的陈霞子,只能尽其所能抵制一些极左的东西。但他没料到,《晶报》还是在自己眼皮底下闯了“红祸”:
那天,陈霞子在看完大样后照例打起了盹。偏偏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不幸逝世的消息和有关方面限制悼念规格的规定,被同时传了过来。报馆的人在没有叫醒告知他的情况下,竟将报纸发排付印了。
报纸印出来后,才发现报头依然是套红的。从此,这张套红报纸成了陈霞子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他为此伤心流泪,痛心疾首。
一次,陈霞子应邀随香港报馆同仁到北京后,很快抽出时间直奔廖承志家中。他要向廖承志请罪并辞职。
“廖公,我悔啊!这是我永远无法弥补、无法原谅的大错!老朽无颜面对香港读者。再则,我年纪也大了。你就让我告老辞官吧!”
握着这位爱国老报人的双手,廖承志坦诚地说:霞老您不要再为此伤心流泪,为此内疚自责。十年“文革”,不仅伤害了一大批爱国敬业的老同志,更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灾难。现在,百废待兴,我由衷地希望老先生能再考虑一下我的真诚挽留,从而在香港报业界的拨乱反正和再次振兴中继续施展才华,发挥余热……
“士为知己者死!有廖公这一席话,老朽想通了——我不退了!”
重回报馆以后,陈霞子再次焕发了青春,此后一直工作在《晶报》第一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
与廖一原共商重振香港电影业大计
廖一原,祖籍广东新会,生于香港。1956年转入电影界,先后出任香港新联影业公司总经理,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影业公司董事长,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会长等职。
“文革”结束后,历史进入拨乱反正新时期。一天,廖一原从广州乘火车赶到了北京。那时,廖承志所召集的香港报馆拨乱反正会议还没有结束,但他仍安排时间单独接见了廖一原。在认真听完有关香港电影业横遭摧残的情况之后,廖承志痛心地说:
“‘文革’期间,内地‘左’的一套被强行搬到香港,尽搞那些千篇一律的‘三突出’。这样的电影怎么会有艺术?不过话也说回来,尽管江青一直在阻碍电影业的发展,香港电影业的成绩还是占主流。60年代,我让你亲自抓的那几十个电影题材,虽然后来被迫中断,但还是拍出了像《阮玲玉》、《憩园》等不少很好的片子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我将你们希望到全国著名风景区和名山大川拍电影的要求,在全国旅游工作会上提出来了。李先念非常支持,让电影局予以协助。中央几位领导也都发话了,香港电影制作的范围可以比内地更广些,凡是有利于爱国统一战线的都可以拍。题材由你们自己选择,只要不违反爱国原则,不是黄色颓废的,内地都支持你们。”
说到这里,廖承志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他十分怀旧地问:“还记得当年给电影公司选的那几十个剧目吗?能不能再接着搞下去?”
“怎么不记得!那可是根据您当时给我提出的要在三个电影公司每年推出24部电影(每个电影公司计划每年出8部电影)的基础上,准备好三年的电影题材。当时,我可是在北京跑遍了大小书店,翻阅了大量历史名著,求教阿英,拜访夏衍,在京城整整调研了一个月,并经过您的多次指导帮助才选定下来的呀……”说到这里,廖一原忍不住长叹一声,继续说道,“经过‘文革’这么一折腾,加之编导人员老的老,去世的去世,演员、队员青黄不接啊!更重要的是,形势变化了,观众的兴趣和口味也与过去大不一样了。现在,香港和海外的年青人,更喜欢看李小龙的武侠片。”
“武侠片有什么不好?前几年我闲得没事做的时候,就看了几本金庸送我的书,过瘾呀!中国的少林和太极两大武派源远流长,许多民间武侠故事家喻户晓,世人皆知。我看啊,你们完全可以从这两个题材着手,先搞出个本子来,我们一块研究。”
廖一原兴奋地一拍脑袋说: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
根据这一建议,廖一原在廖承志的指导和过问下,大胆起用功夫演员并直接到实地拍摄,最后果真拍出了一炮走红的《少林寺》。今天,人们由《少林寺》而记住了李连杰的名字,却很少知晓廖承志在这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为查济民、荣毅仁的特区建议鼓与呼
一天,廖承志收到一封由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的香港查济民的建议信:
“最好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划出一个区,鼓动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回国投资。这个建议是我今年夏天在尼日利亚开始酝酿的。我在尼日利亚的企业规模是万把人,加纳企业是两三千人,都在赚大钱;但租约期满后,厂房产业都得归当地政府。如把企业办到祖国领土上,东西最后通通交给国家,岂不更好!港澳、华侨资本家、知识分子爱国的多卖国的少,灵活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这件事做得好,对于解决香港、澳门以及台湾问题,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查济民,浙江海宁人。这位著名的香港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后来不仅捐巨资设立桑麻基金会和求是科技基金会,奖励对中国纺织业及科技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团队和个人,还出任过国务院香港事务顾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并荣获首批颁发的香港大紫荆勋章。
阅读着查济民的这封建议信,廖承志感慨万千: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心中,祖国永远是最伟大的母亲。为了祖国的翻身解放,为了祖国的建设发展,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战争年代他们忘我报国,建设时期他们无私奉献,改革年代他们又在谋划投资。这可是一支支援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啊,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个建议,万不可冷落了他们的一腔爱国热忱!
无独有偶。就在廖承志挥笔写下批示,并将查济民的建议信呈报中央不久,在一次开会时,他又收到一份由荣毅仁受其侄儿荣智鑫之托递来的《关于设立华侨投资区的若干意见》的信件。
一个是香港的查济民,一个是内地的荣毅仁;一个在境外,一个在境内,他们竟不谋而合地想到了一块儿——建议中央政府把靠近香港的内地前沿深圳,作为大陆改革开放的试点。
廖承志迅即展纸挥笔,写下了如下一则简短报告:
这是荣毅仁提出的在广东宝安、深圳一带设立投资区的意见,我觉得可以研究,但没有把握。请先念、秋里、耿飚同志指示。
廖承志 9月5日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时隔三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以这次全会为标志,长期处于封闭、保守状态下的中国,开始在邓小平的引领下实行改革开放和搞活政策。
1979年1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提议: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成立深圳市委。3月初,国务院批复同意。4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广东提出的将深圳和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的提议得到邓小平支持。邓小平对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你们自己去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4月13日、14日,廖承志又就此前查济民提出的关于投资创办集成电路厂及投资经营大屿山等事宜,两次致信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王匡,明确指出:“查济民的集成电路厂,我看是非办不可,对他的合理要求,应当予以支持”;“查济民的那事不能下马,也不能撒手不管,我们必须坚持支持到底。我们给予他们的原则,一条也不改变”;“我提议由你们负起全责,促成这件事。这件事搞好,同其他问题都连在一起,大屿山也可以有所鼓励”。
经过一番筹划,中央在深圳成立经济特区的决定对外公布了。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经济特区,正式宣告诞生。改革开放的春风,由此吹遍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