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一件“小事”显出名片的“新用途”。
　　
　　交换一张名片，交往一个朋友。人们为联系方便，似乎都有自己的名片。
　　说起名片，就想起央视一次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坐火车公干，两人闲得无聊，就拿出各自保存在身边的名片，玩起“比大小”的游戏。在普通人手中，名片或许是一种资源和财富；在商家手中，名片或许是给当权者送礼的工具。
　　在香港，一件“小事”显出名片的“新用途”。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苏锦梁，凭一张小小名片，代替入息（收入）证明，于4月中旬引发香港政坛乃至社会一场大风波，扰攘一时，只是后来甲型H1N1流感袭港，喜新的香港人才将话题转移。
　　2个月前，苏锦梁家中的菲佣要续期留港工作，于是向香港入境处申请，按规定，雇主必须向入境处递交自己的纳税单、薪俸结算书、银行存款证明等文件，以表明自己有足够支付外籍佣工的工资。苏锦梁却交给那位菲佣一张自己的名片。入境处竟然也接纳以名片作雇主的一系列证明文件。有人将此事向香港传媒报料，结果引起社会一片哗然。
　　苏锦梁2008年8月加入香港政府工作，月薪为22.3万港元，加入政府工作前夕，发生过“隐瞒加拿大国籍”事件，后又发生“找政务官写讲辞”事件，一再引来社会舆论的非议，被称为“惹火尤物”。这次名片事件，再度引火上身。其实，入境处需要的数据，政府一个副局长都是公开的，在网上都能查到，在内地人看来，香港人似乎是小题大做。但香港人却认为，这位官员有滥用政府高官特权之嫌。
　　有学者说：“都什么年代了，号称国际大都会的香港，还有什么比发生这种事情更匪夷所思呢？三四十年前，仍是特权横行的时代，一张权贵的名片，令人望而生畏，继而后门洞开，手续畅通无阻。今天居然还有官员以名片招摇，享用特权，高层官员竟然还为其掩饰说项，把政府的声誉全押了上去。”
　　有媒体评论说：“副局长上任七八个月，每月都收到入息单据，这样的证明有七八张了，何须动用那张尊贵的名片。舍入息证明而用名片，是要体现权力背后的虚荣。以名片代替入息证明，肯定超乎操作层面，而涉及原则问题，特别是官拜副局长，此举一定予人摆款、摆官威的感受，因此招来非议。香港是法制社会，凡事讲究章法，无论达官贵人抑或贩夫走卒，都要遵守，没人能享有特权而凌驾法律之上，这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
　　有读者调侃说：“特区政府应就此事发出指引，教导属下高官如何正确使用名片。名片一般派给跟你有业务来往的机构，不能派给政府部门作身份证明文件用。名片可以当签名用，例如留给你所欣赏的食店，以示到此一游，但不能当会员卡之用。名片不能作为银行户口存款证明，除非是精子银行。名片代表阁下服务的机构，名片滥用是政府的尴尬。”
　　50岁的苏锦梁，是香港建制派民建联的要员，有舆论认为，这是一次反建制派找准机会向亲政府力量的抨击。其实，这原本就是一处软肋，被抨擊有理。事后，苏锦梁多次公开道歉，承认“处理粗疏”。这一认“错”，又引发新一轮批判潮。苏锦梁不懂避嫌，如果只是政治敏感度不足，事态还算单纯，如果以为凭借官员名片就能得到方便，事态就令人担心了。因此，不在于是否“粗疏”，而是完全不应该这么做。
　　入境处高层事后解释，只是以酌情权处理苏锦梁的申请，并没有不妥。这一荒谬解释更引起市民不满，不少市民讲述自己的经历，说入境处处理他们的申请时，对文件证明的要求极其严谨，稍有不足，就要一次次回家补取。入境处处理申请肯定有酌情权，但为什么普通市民无法享受，副局长却能凭名片得到酌情权？这就违背人人平等的原则，运用酌情权的原则，不应该凭高官的名片来判断，否则就显示了高官凌驾规章制度之上。
　　香港政府多位官员对笔者说，这一事件给官员一个警钟，就是问责制官员在处理私人事务时千万留神，绝对不能与自己的职权攀上任何关系，以免被指有利益冲突；政府部门在处理官员私人事务时，万万不能出现官官相护而放水的情况。社会对问责制官员期望颇大，即使官员并没有想到特权，但会让人产生误解的，也要力求避免。
　　这件“小事”值得内地官场中人细细咀嚼，正是见微知著：“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