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各种“主义”风起云涌的世纪。在这五花八门的“主义”中，泛非主义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得到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公认并昂首进入21世纪的“主流思潮”。

波折中前进的“泛非主义”

　　所谓“泛非主义”，即“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确切地说，是“黑非洲是黑非洲人的黑非洲”。
　　泛非主义的口号，最初系西印度群岛的非洲黑奴后裔提出，真正成为政治运动则是在美国黑人的推动下开始的。随着非洲大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泛非主义的中坚，也迅速转换为“真正的非洲人”。其代表人物则是来自黄金海岸（今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

　　一些非洲国家在国旗上同时使用红、黑、绿、黄四种主色调。

　　首届在非洲本土举办（1958年4月，加纳首都阿克拉）的泛非主义大会，与会国只有寥寥8个：进入20世纪时仅有的三个非洲独立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战后摆脱保护国地位的北非“大马格里布四国”—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以及当时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
　　此后短短几年间，非洲大地上崛起了30个以上的主权独立国家。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立。独立较早的非洲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加纳、坦桑尼亚等，积极支援津巴布韦、安哥拉、纳米比亚等国的解放斗争。
　　尽管恩克鲁玛在1966年“2·24政变”中被推翻，但他所倡导的“新泛非主义”却在非洲大地生根发芽，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主流思潮”。乌干达的穆塞韦尼、卢旺达的卡加梅、刚果（金）的老卡比拉、津巴布韦的恩科诺和穆加贝，以及南非的曼德拉等，都曾受到非统组织和“泛非主义国家”的慷慨援助，又在本国解放运动大功告成后，反哺非统组织和其他兄弟国家。

　　其中还有个插曲是，以恩克鲁玛为代表的泛非主义本土派，对“舶来”的泛非三原色（红、黑、绿）不感冒，不想突出“黑色代表非洲人”的意涵，而选择了埃塞俄比亚（自建国至二战前从未被外族殖民或占领）国旗上的绿、黄、红三色，作为新的“泛非三色”。有十多个国家在国旗中跟风效仿。但肯尼亚、马拉维两国还是选择“老三原色”，还有一些非洲国家（如津巴布韦、南非、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南苏丹）在国旗上同时使用红、黑、绿、黄四种主色调。
　　近年来，“非洲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共识，在经历一番波折后再度凝聚。作为非统组织的继承者，非洲联盟（非盟）2001年5月在亚的斯亚贝巴成立。其拥有55个成员国，覆盖1100万平方公里土地，以“团结而强大的非洲”作为座右铭，还在2005年成立了一个“非洲安理会改革十国元首委员会”，长期呼吁“2 2”原则（即非洲应在联合国安理会至少拥有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各2个），不为洲外某些国家和组织的拉拢、分化所动。

艰难的一体化

　　泛非主义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始终将“非洲一体化”当作奋斗的终极目标。但这一主张，很快就因泛非主义的分化而陷入困境。
　　坚持“和平、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几内亚、加纳、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马里等国组成“卡萨布兰卡集团”，主张各国间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盟，加速推动非洲统一进程;而主张“更稳妥一些”的原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国家—塞内加尔、科特迪瓦、中非、喀麦隆、刚果（布）等，则组成“布拉柴维尔集团”，更多依靠宗主国发展。
　　不少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的经历很坎坷，甚至在各领导人的荒唐政策下，过上了战乱频仍的悲剧生活。如在阿明统治乌干达的8年期间，至少有30万乌干达人死在他的手下;又如中非暴君博卡萨，用政治犯喂狮子和鳄鱼，还亲手杀害了一些儿童，最后被他的近亲、卷土重来的前总统推翻。

　　随着冷战的加剧，美苏各自在非洲“寻求代理人”，泛非主义一度陷入彷徨，非洲国家普遍被内战、政变困扰。
　　冷战结束后，超级大国及其援助远离了非洲，各国重新认识到“抱团取暖”的重要性。
　　1999年，在时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倡导下，“非洲合众国”的概念首次被提起，并在2008年第十届非盟峰会上获得热烈讨论。但隨着卡扎菲的盛极而衰，这一概念也随之沉寂。
　　非洲是全球国家数量最多的一个大洲，还是各种区域性共同体、共同市场组织最多的大洲。前些年，由于国际市场石油、矿产品和经济作物等原材料价格大涨，以此为主业的非洲各国经济增长迅速，一些国家（如安哥拉）增长率更高达两位数。这让不少国家的领导人产生了更强烈的对外合作欲望。
　　然而必须看到，非洲虽然拥有璀璨的古代文明，但由于地域条件限制，各文明之间往往互不接壤，自行发展，地区差异极大;历史上从无“统一非洲”，甚至至今在大多数黑非洲国家，习惯上仍不把北非几国看作“非洲的一部分”（同样，一些马格里布国家的人也不认为自己属于非洲）。 　　非洲多数国家境内，都有数十乃至上百个民族，一些民族又被分隔在几个不同国家，许多国民认同自己是“某族人”的理念，要远胜过认同自己是“某国人”。部族冲突、边界纠葛、宗教矛盾，导致了几十年来非洲连绵不绝的冲突和纠葛。即使一度被誉为“非洲民族国家典范”的肯尼亚，也未能解开部族冲突这一死结。
　　从经济上看，大多数GDP增长较快的非洲国家，如苏丹、安哥拉、塞拉利昂，均得益于石油或其他矿产品资源的开发，而一旦国际市场波动，就会受到极大冲击，甚至就此一蹶不振。

　　一度被誉为“非洲民族国家典范”的肯尼亚，也未能解开部族冲突这一死结。

　　非洲各国金融管控能力薄弱，大多数国家（包括南非、尼日利亚、加纳）货币币值不稳定，许多甚至不能自由兑换。尽管非洲法郎区拥有统一的、稳定的、某种程度上可兑换的非洲法郎，但这一货币的实现和保持，却建立在法国金融体系支持和担保基础上。
　　如此不同调的经济体，很难往一体化方向疾驰。尽管如此，半个世纪以来，非洲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拥有次区域合作组织最多的国家。这为2019年泛非主义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复兴在2019？

　　2019年非洲各国在联合、发展方面的“大动作”，格外引人关注。
　　7月7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其核心宗旨是，实现成员国间90%的关税减免，并以该自贸区为基本框架，努力成为与洲外其他大型经济体、国际组织间经济合作谈判的“单一窗口”，从而避免因不团结而被各个击破。
　　在这一年里，与非洲国家联合、发展相关的若干概念被津津乐道。其中包括旨在调整2063年之前非洲总体发展重点、优先顺序的“非洲2063议程”（倡导者是前非盟主席祖马），主张非洲经济逐步升级的“三次工业海啸”蓝图（意味着“让非洲全面赶超亚洲”，具体时间节点则是2050年），以及非盟的“非洲森林恢复倡议”（目标是在2030年恢复1亿公顷非洲退化森林）等等。非洲各国还认真讨论了推动实现“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的步驟。
　　非洲在当代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相对滞后，更需要和洲外国家、国际组织间建立密切的合作机制。2019年，这类机制被频繁提起，并有实质性“大动作”—非洲各国和美国于8月举行了“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论坛峰会，和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展开了密集谈判、讨论与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在12月尼日尔和科特迪瓦之行中，打“去殖民化牌”。
　　由此，一大堆崭新的洲际合作框架（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的“非洲愿景”计划、法国的“经济机遇平等”方案）堆到了非洲各国领导人面前，如何平衡、取舍，倒颇费思量。
　　12月21日，到访科特迪瓦（原“象牙海岸”）的马克龙宣布，创立于1945年、一直被公认为“非洲最稳定货币”的非洲法郎（CFAF），将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8国，即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被废除，取而代之的将是2020年崭新面世的统一货币“埃科”（Eco）。
　　和非洲法郎不同，“埃科”涵盖原西非法郎区和非法郎区的15个国家，其中发挥核心地位的不再是昔日的宗主国法国，而是崛起中的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
　　非洲法郎稳定可靠的代价，是非洲各法郎区国家将自己外汇储备的50%寄存到法国中央银行。这样一来，包括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8国、中非经济货币共同体6国和科摩罗共15国的非洲法郎区，固然获得了一种可靠的货币，却付出了牺牲本国财政金融主权的代价。
　　在新体制下，法国将退出西非国家央行（BCEAO）管理层，也不再要求“外汇存入法国央行”，但新的货币将继续通过法国的担保，维持与欧元挂钩的固定汇率。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西非法郎的退场和“埃科”的推出，将是非洲各国推动泛非主义在新时代里向更深、更广层面，及非洲一体化从“空中楼阁”到成为现实的关键一步，也将是非洲各国所必须共同应对的、更严峻考验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