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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自产生以来，就被纳入中国伦理之道，在中国古老而独特的伦理思想哺育与规范下，形成了武林之人应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中华武术的一个重要内涵——武德。
武德是中国武术伦理观的核心，“武德”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左传·宣公十二年》中说：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虽然所讲的是对诸侯用兵道德的要求，但与武林的“武德”仍有渊源关系。
武德的伦理很丰富，其萌芽、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春秋战国时期是武德理论形成时期，并且深受儒家等伦理思想的影响。如孔子的“仁”为核心的伦理体系，《礼记》倡导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道德理想，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人格，孟子的善、信、美、大、圣等道德观等，正是在这些传统道德观和民族精神滋润和培育下，武德理论形成并不断充实、完善：而且带有鲜明的儒家色彩和我们这个仁义之国、礼仪之邦的民族特征。
武德伦理观念的中心是儒家思想核心，“仁”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孔子从不同角度阐述“仁”的内容，并将“仁”与“爱”联系起来，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同时孔子特别强调“仁”就是“爱”，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进而罗列出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内容，显然“仁”是一个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武德”观念恰恰以这些内容为主而构成。
“艺无德不立”是历代武林宗师挂在口边的一句至理名言，也是儒家人学伦理的具体体现。由于武林重德，中国武术众多的流派。其拳道家法开章明义几乎无例外地阐明武德，历代大师在择徒授艺之际，从来都要从天姿、根骨和德行上苛求。要求承传人习练武艺时首先要有高尚的武德。这不只是在一般道德规范中存在，更多的则反应在拳派的门规戒律中，少林《剑经拳法备要》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枪法·戒谨篇》说：“不知者不言，不仁者不与传，谈元授道，贵乎择人。”《永春白鹤拳·拳谱》说：“不信者不传，无礼者不教。”《昆吾剑箴言》更具体规定了十种人不传：“人品不端者不传、不忠孝者不传、人无恒者不传、不知珍贵者不传、文武不就者不传、俗气入骨者不传、市井人不传、拳脚行不传，何也？恐有玷昆吾之高尚也。”没有合适的传人，甚至“宁可失传，也不轻传。”可见武林人置武德于首位，态度极为鲜明。也正是这个缘故，学艺就是求道，艺人至境即道之所在，拳与道合，艺与心合，最后达到拳道合一，拳心合一，这是武德最高境界。历史上，不少武林人士习武重道，立身正直，堪称师表。
尊师、谦和、忍让，这是儒家人伦规范下所形成的武林各门各派，共同尊奉的又一道德标准。武林历来师门规矩甚严，很讲究师徒之间、朋友之间的礼仪。《少林戒约》说：“平日对待师长，宜敬谨从事，勿得有违抗傲慢之行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尊师早已成为武林的传统，在为人处事方面，武林则遵循“见利思义”、“舍己从人”等儒家要义，提倡谦和忍让。《永春白鹤拳·檩十戒》强调处世作人“戒私斗、戒好胜、戒好名、戒好利、戒骄、戒诈、戒浮夸逞能、戒弄虚作假、戒挑拨离间、戒为非作歹”等等。武德蕴含着多么明了而深刻的处世做人的道理。
见义勇为是中国传统武德之一，孔子讲：“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品格正直、嫉恶如仇，具有崇高牺牲精神的人，必须在危急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因此，见义勇为是武林中人显示自我存在价值的一个重要方式，“重义轻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锄强扶弱”等等即是这一方式的不同表达。
武德内涵深层最宝贵的爱国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传统美德在武林中体现尤为突出。每当河山破碎，神州沉沦，凡是具有民族感的武林人皆悲国士之沦亡，痛异族之压迫，敌忾同仇，击楫中流。仗剑抵御，舍身保国。著名明代爱国军事家、武术家戚继光自幼痛恨倭寇横行，“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立志保卫祖国海防：少林宗派曾将“恢复河山之志”作为第一目的。少林寺曾在抗倭卫国战争中奋力杀敌，其英勇事迹至今在东南沿海传颂。可见爱国、忧国被视为至要武德。
武德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中国武术的核心是搏击、功防格斗。要格斗、搏击，自然就意味着暴力、流血乃至丧命。然而，就是这般拳脚横飞、刀光剑影、性命相搏的武术攻防格斗中，同样“仁爱”伦理影响颇深。金恩中《少林七十二艺练法》载少林拳妙兴大师言：“技击之道，尚德不尚力，重守不重攻。”接着又载：“兵刃之举，圣人不得己而为之，而短打宁可轻用乎？故即不得不打，仍示之打而非打不可之打，而分筋截脉之道出焉。圣人之用心苦也。夫所谓截脉者，不过截其血脉，壅其气息，使心神昏迷，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致伤人。”武术技击战术的运用，同样体现仁道，这就是非伤害对手，只是制服对手。金恩中又指出：少林阴劲、轻功、一指禅、朱砂掌和仙人掌功等，因为“着人必死，无可救药，似太嫌狠毒，有乖仁道”，因此规定，练习这些功法，“最宜左手，盖恐右手练成，于无意中伤人也”。武术流传的“八打”与“八不打”同样是本着“仁爱”之道而对具体技击技术的使用加以限制，适可而止，不可太过。正是由于受这种儒家伦理的影响，中国武术家多表现为大义服人，先礼后兵，比武较技时采取“点到为止”，即便是像武术套路这一特殊形式，中国武术家也十分注重“仁”与“礼”的道德规范。
总之，中国武术与中国伦理源远流长，武德伦理观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可谓是中国“仁义之国，礼仪之邦”的缩影。（作者简介：盛松芬，中国武术七段、国家武术一级裁判、中国武术段位制指导员、中国武术段位制考评员、哈尔滨市武术协会办公室主任、武术协会副秘书长、市太极拳协会副秘书长、日中传统武术协会分会长、日本太极健身学舍特别顾问，哈尔滨市盛世武馆馆长。）
武德是中国武术伦理观的核心，“武德”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左传·宣公十二年》中说：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虽然所讲的是对诸侯用兵道德的要求，但与武林的“武德”仍有渊源关系。
武德的伦理很丰富，其萌芽、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春秋战国时期是武德理论形成时期，并且深受儒家等伦理思想的影响。如孔子的“仁”为核心的伦理体系，《礼记》倡导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道德理想，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人格，孟子的善、信、美、大、圣等道德观等，正是在这些传统道德观和民族精神滋润和培育下，武德理论形成并不断充实、完善：而且带有鲜明的儒家色彩和我们这个仁义之国、礼仪之邦的民族特征。
武德伦理观念的中心是儒家思想核心，“仁”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孔子从不同角度阐述“仁”的内容，并将“仁”与“爱”联系起来，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同时孔子特别强调“仁”就是“爱”，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进而罗列出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内容，显然“仁”是一个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武德”观念恰恰以这些内容为主而构成。
“艺无德不立”是历代武林宗师挂在口边的一句至理名言，也是儒家人学伦理的具体体现。由于武林重德，中国武术众多的流派。其拳道家法开章明义几乎无例外地阐明武德，历代大师在择徒授艺之际，从来都要从天姿、根骨和德行上苛求。要求承传人习练武艺时首先要有高尚的武德。这不只是在一般道德规范中存在，更多的则反应在拳派的门规戒律中，少林《剑经拳法备要》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枪法·戒谨篇》说：“不知者不言，不仁者不与传，谈元授道，贵乎择人。”《永春白鹤拳·拳谱》说：“不信者不传，无礼者不教。”《昆吾剑箴言》更具体规定了十种人不传：“人品不端者不传、不忠孝者不传、人无恒者不传、不知珍贵者不传、文武不就者不传、俗气入骨者不传、市井人不传、拳脚行不传，何也？恐有玷昆吾之高尚也。”没有合适的传人，甚至“宁可失传，也不轻传。”可见武林人置武德于首位，态度极为鲜明。也正是这个缘故，学艺就是求道，艺人至境即道之所在，拳与道合，艺与心合，最后达到拳道合一，拳心合一，这是武德最高境界。历史上，不少武林人士习武重道，立身正直，堪称师表。
尊师、谦和、忍让，这是儒家人伦规范下所形成的武林各门各派，共同尊奉的又一道德标准。武林历来师门规矩甚严，很讲究师徒之间、朋友之间的礼仪。《少林戒约》说：“平日对待师长，宜敬谨从事，勿得有违抗傲慢之行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尊师早已成为武林的传统，在为人处事方面，武林则遵循“见利思义”、“舍己从人”等儒家要义，提倡谦和忍让。《永春白鹤拳·檩十戒》强调处世作人“戒私斗、戒好胜、戒好名、戒好利、戒骄、戒诈、戒浮夸逞能、戒弄虚作假、戒挑拨离间、戒为非作歹”等等。武德蕴含着多么明了而深刻的处世做人的道理。
见义勇为是中国传统武德之一，孔子讲：“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品格正直、嫉恶如仇，具有崇高牺牲精神的人，必须在危急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因此，见义勇为是武林中人显示自我存在价值的一个重要方式，“重义轻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锄强扶弱”等等即是这一方式的不同表达。
武德内涵深层最宝贵的爱国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传统美德在武林中体现尤为突出。每当河山破碎，神州沉沦，凡是具有民族感的武林人皆悲国士之沦亡，痛异族之压迫，敌忾同仇，击楫中流。仗剑抵御，舍身保国。著名明代爱国军事家、武术家戚继光自幼痛恨倭寇横行，“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立志保卫祖国海防：少林宗派曾将“恢复河山之志”作为第一目的。少林寺曾在抗倭卫国战争中奋力杀敌，其英勇事迹至今在东南沿海传颂。可见爱国、忧国被视为至要武德。
武德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中国武术的核心是搏击、功防格斗。要格斗、搏击，自然就意味着暴力、流血乃至丧命。然而，就是这般拳脚横飞、刀光剑影、性命相搏的武术攻防格斗中，同样“仁爱”伦理影响颇深。金恩中《少林七十二艺练法》载少林拳妙兴大师言：“技击之道，尚德不尚力，重守不重攻。”接着又载：“兵刃之举，圣人不得己而为之，而短打宁可轻用乎？故即不得不打，仍示之打而非打不可之打，而分筋截脉之道出焉。圣人之用心苦也。夫所谓截脉者，不过截其血脉，壅其气息，使心神昏迷，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致伤人。”武术技击战术的运用，同样体现仁道，这就是非伤害对手，只是制服对手。金恩中又指出：少林阴劲、轻功、一指禅、朱砂掌和仙人掌功等，因为“着人必死，无可救药，似太嫌狠毒，有乖仁道”，因此规定，练习这些功法，“最宜左手，盖恐右手练成，于无意中伤人也”。武术流传的“八打”与“八不打”同样是本着“仁爱”之道而对具体技击技术的使用加以限制，适可而止，不可太过。正是由于受这种儒家伦理的影响，中国武术家多表现为大义服人，先礼后兵，比武较技时采取“点到为止”，即便是像武术套路这一特殊形式，中国武术家也十分注重“仁”与“礼”的道德规范。
总之，中国武术与中国伦理源远流长，武德伦理观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可谓是中国“仁义之国，礼仪之邦”的缩影。（作者简介：盛松芬，中国武术七段、国家武术一级裁判、中国武术段位制指导员、中国武术段位制考评员、哈尔滨市武术协会办公室主任、武术协会副秘书长、市太极拳协会副秘书长、日中传统武术协会分会长、日本太极健身学舍特别顾问，哈尔滨市盛世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