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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暴恐事件产生的伤害不仅仅作用于无辜受害者，它更大的伤害，在于产生的民族隔阂、恐怖效应与社会恐慌。例如昆明“3·01”事件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一些媒体提到暴徒的时候冠以“来自新疆的恐怖分子”，新疆的形象、新疆人的形象再一次受到损害。因此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成了当务之急。
【关键词】民族团结 民族认同 暴恐事件
当今我国正面临着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恐怖活动，如 “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等，严重地威胁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在2014年，3月1日21时许，昆明火车站广场发生蒙面暴徒砍人事件。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损失。对此，新闻媒体也进行了各方面综合报道，但是，有些媒体将“暴力、恐怖事件”贴上特定群体标签，将恐怖主义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混为一谈，将恐怖分子绑定在特定的民族、地域身份之上。如在昆明事件中，很多媒体的新闻标题多为“幕后黑手是新疆分裂势力”、“新疆暴力分子”、“暴恐分子遭维族同胞谴责”等，引起新疆和维吾尔族普通人士的反感。有网友发现，昆明事件之后，一些人乘坐地铁时看到两位维族模样的人士，都远远躲开了。
暴恐事件本身是不幸的，但更值得防范的危机是其产生的后续反应。这些符号化的信息造成了日益加重的民族隔阂。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对此高度重视，促进民族团结，粉碎恐怖分子分裂祖国的阴谋。本文就促进民族团结及融合，形成“民族认同感”的途径作一探讨。
一、以物质文化促进民族融合
在昆明事件中出现女性暴恐分子，她们因为文化程度低，被绝对服从男性的愚昧观念所控制，才犯下弥天大错。而近年来男性暴恐分子，尤其是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亦多是受到极端宗教主义迷信言说的蛊惑。
文化水平低，与外界沟通少，单一地深受极端宗教文化影响是这些恐怖分子的共同特征。由此，尝试通过文化的交流，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胞与外界增进了解，避免被愚昧无知所操控，不失为一种可以促进民族融合，增强社会稳定的策略。
文化的结构有三种，分别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指的是物质生产过程，物质生产器物性、实体性的成果，它凝结着人的精神因素，主要体现着物的特性。精神文化指的是人类精神生产过程及精神生产成果。制度文化指的是规定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产物。
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以物质文化为载体，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的融合，首先会是物质文化的碰撞，正如大多数人看过美国大片，才知道美国的英雄主义情节是什么。而互联网的诞生，西方用它把世界连在一起，同时人们也不知不觉开始了解西方文明。不管叫做文化霸权主义或是文化侵略，我们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计算机及计算机技术的诞生，使得我们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碰撞与融合。对自身的文化进行了完善，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互联网的作用无可辩驳。
信息是21世纪与物质和能量同等重要，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资源。以史为鉴，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首先就要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胞享有更多信息资源。
但现状是，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地处偏远，各种信息物质载体匮乏，以互联网的使用为例。在2009年7月到2010年3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做了一次以“少数民族网络使用情况”的调查。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176个自治村中，平均网络普及率为13.2%，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个别自治村甚至没有一台联网电脑，少数村民只能通过手机上网。
我们找到了问题所在，也就可以设计相应的策略。由网络普及率低，手机上网人数多，年轻人、打工者和学生网民较多等调查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手机等新型网络设备大大降低了少数民族地区同胞接触网络的成本，这是外界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得以和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交融的物质基础，而且这个基础随着科技的进步将越来越坚实。
2、年轻人接受网络的意愿与能力强，他们无论是以外出打工，还是上学的形式，都比上一辈有着更强烈的沟通欲望，这是一个趋势，为物质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奠定了群众基础。
3、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文化建设投入还需加强。在有的自治村没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说明这些地区还比较贫困，我们需要在对其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文化领域的交融，促进团结与稳定。
4、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先行，是潜移默化地促进民族融合，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民族共识的策略。少数民族文化与外界文化接洽，可以防止少数民族地区同胞受到极端宗教势力的蛊惑，增进民族间的了解，促进和谐，共同繁荣。
二、“整合——发展——整合”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感
亨廷顿曾说过：“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中华民族的概念从1840年到1949年建国，其内涵不断扩展，发展成为今天包括我国各个民族的民族国家概念。时至今日，随着改革开放，世界格局激烈变化的国内外现状，我们需要协调不同利益团体，需要凝聚人心继续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建设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感有了新的历史使命，成为当下紧迫且重要的一项任务。
消解冲突，促进文化融合，民族融合是关键。这种融合不是说丧失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性，而是增加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让彼此优秀的成果互相借鉴学习，形成共识，一同进步。如果不允许自己民族吸收先进文化，而一味强调保持传统，实则是客观上进行文化的专制。以保护“民族多样性”的旗帜而实际消灭了族内的“文化多样性”和民族间的文化共享性。 我们首先得承认少数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或多或少的差异性，文化冲突，既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转型的内在机制，也是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是落后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推动力。
借鉴学者刘敏提出的落后山村的社会发展“二源动力聚合转换理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有三个阶段：由外动力嵌入发展型，到内外源动力聚合型发展，再到内源动力扩张型发展。这种理论也适用于让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健康发展，促进汉族和少数民族同胞文化的交融和互相了解。
第一阶段：外源动力的输入，激发内源动力，以提升整合民族地区内部文化，留精华，去糟粕。这里的内源动力指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外源动力指外来文化，包括汉族文化和外族外国文化。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还处于由第一种类型的发展向第二种类型的发展过度的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和向第三个阶段发展。
第二个阶段：内外源动力合流，少数民族文化开始吸收外来文化，并判断其中适合本民族发展的部分和与本民族价值观相左部分，借鉴并吸收。最后一个阶段，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得到全面的发展与扬弃，产生了强大的内源动力，并有进行生长和扩张的强大欲望。
第三个阶段：少数民族文化已经是发展过的文化，它与外界有着许多的共识与联系，在这个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吸引力增强的基础上，民族整合才是健康和有效的，整合带来的认同感也就越强。最终形成一个“整合——发展——整合”的良性互动循环机制。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不到10%，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散落在我国60%的区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以互联网技术日益兴盛为背景的信息社会中，更加便利的与外来文化相冲击，也在冲击中相融合。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使得矛盾的各个方面取得进步。和谐与冲突从来都是循环上升，正如王希恩所说：“一个族群在它的早期历史中与其他群体发生的冲突越多，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认同感就越高。”
历史给今天的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也具备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无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我们只要把握好当下的机遇，就一定能够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指日可待。
【本文为《基于现代传播学视阈下的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研究》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项目批号：GS[2013]GHB0906】
参考文献
①岳广鹏：《冲击·适应·重塑——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M].中央民族出版社，2010：113
②马戎：《中华民族的文化建构》，《文化蓝皮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8
③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均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民族团结 民族认同 暴恐事件
当今我国正面临着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恐怖活动，如 “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等，严重地威胁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在2014年，3月1日21时许，昆明火车站广场发生蒙面暴徒砍人事件。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损失。对此，新闻媒体也进行了各方面综合报道，但是，有些媒体将“暴力、恐怖事件”贴上特定群体标签，将恐怖主义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混为一谈，将恐怖分子绑定在特定的民族、地域身份之上。如在昆明事件中，很多媒体的新闻标题多为“幕后黑手是新疆分裂势力”、“新疆暴力分子”、“暴恐分子遭维族同胞谴责”等，引起新疆和维吾尔族普通人士的反感。有网友发现，昆明事件之后，一些人乘坐地铁时看到两位维族模样的人士，都远远躲开了。
暴恐事件本身是不幸的，但更值得防范的危机是其产生的后续反应。这些符号化的信息造成了日益加重的民族隔阂。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对此高度重视，促进民族团结，粉碎恐怖分子分裂祖国的阴谋。本文就促进民族团结及融合，形成“民族认同感”的途径作一探讨。
一、以物质文化促进民族融合
在昆明事件中出现女性暴恐分子，她们因为文化程度低，被绝对服从男性的愚昧观念所控制，才犯下弥天大错。而近年来男性暴恐分子，尤其是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亦多是受到极端宗教主义迷信言说的蛊惑。
文化水平低，与外界沟通少，单一地深受极端宗教文化影响是这些恐怖分子的共同特征。由此，尝试通过文化的交流，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胞与外界增进了解，避免被愚昧无知所操控，不失为一种可以促进民族融合，增强社会稳定的策略。
文化的结构有三种，分别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指的是物质生产过程，物质生产器物性、实体性的成果，它凝结着人的精神因素，主要体现着物的特性。精神文化指的是人类精神生产过程及精神生产成果。制度文化指的是规定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产物。
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以物质文化为载体，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的融合，首先会是物质文化的碰撞，正如大多数人看过美国大片，才知道美国的英雄主义情节是什么。而互联网的诞生，西方用它把世界连在一起，同时人们也不知不觉开始了解西方文明。不管叫做文化霸权主义或是文化侵略，我们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计算机及计算机技术的诞生，使得我们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碰撞与融合。对自身的文化进行了完善，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互联网的作用无可辩驳。
信息是21世纪与物质和能量同等重要，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资源。以史为鉴，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首先就要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胞享有更多信息资源。
但现状是，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地处偏远，各种信息物质载体匮乏，以互联网的使用为例。在2009年7月到2010年3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做了一次以“少数民族网络使用情况”的调查。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176个自治村中，平均网络普及率为13.2%，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个别自治村甚至没有一台联网电脑，少数村民只能通过手机上网。
我们找到了问题所在，也就可以设计相应的策略。由网络普及率低，手机上网人数多，年轻人、打工者和学生网民较多等调查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手机等新型网络设备大大降低了少数民族地区同胞接触网络的成本，这是外界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得以和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交融的物质基础，而且这个基础随着科技的进步将越来越坚实。
2、年轻人接受网络的意愿与能力强，他们无论是以外出打工，还是上学的形式，都比上一辈有着更强烈的沟通欲望，这是一个趋势，为物质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奠定了群众基础。
3、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文化建设投入还需加强。在有的自治村没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说明这些地区还比较贫困，我们需要在对其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文化领域的交融，促进团结与稳定。
4、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先行，是潜移默化地促进民族融合，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民族共识的策略。少数民族文化与外界文化接洽，可以防止少数民族地区同胞受到极端宗教势力的蛊惑，增进民族间的了解，促进和谐，共同繁荣。
二、“整合——发展——整合”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感
亨廷顿曾说过：“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中华民族的概念从1840年到1949年建国，其内涵不断扩展，发展成为今天包括我国各个民族的民族国家概念。时至今日，随着改革开放，世界格局激烈变化的国内外现状，我们需要协调不同利益团体，需要凝聚人心继续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建设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感有了新的历史使命，成为当下紧迫且重要的一项任务。
消解冲突，促进文化融合，民族融合是关键。这种融合不是说丧失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性，而是增加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让彼此优秀的成果互相借鉴学习，形成共识，一同进步。如果不允许自己民族吸收先进文化，而一味强调保持传统，实则是客观上进行文化的专制。以保护“民族多样性”的旗帜而实际消灭了族内的“文化多样性”和民族间的文化共享性。 我们首先得承认少数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或多或少的差异性，文化冲突，既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转型的内在机制，也是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是落后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推动力。
借鉴学者刘敏提出的落后山村的社会发展“二源动力聚合转换理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有三个阶段：由外动力嵌入发展型，到内外源动力聚合型发展，再到内源动力扩张型发展。这种理论也适用于让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健康发展，促进汉族和少数民族同胞文化的交融和互相了解。
第一阶段：外源动力的输入，激发内源动力，以提升整合民族地区内部文化，留精华，去糟粕。这里的内源动力指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外源动力指外来文化，包括汉族文化和外族外国文化。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还处于由第一种类型的发展向第二种类型的发展过度的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和向第三个阶段发展。
第二个阶段：内外源动力合流，少数民族文化开始吸收外来文化，并判断其中适合本民族发展的部分和与本民族价值观相左部分，借鉴并吸收。最后一个阶段，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得到全面的发展与扬弃，产生了强大的内源动力，并有进行生长和扩张的强大欲望。
第三个阶段：少数民族文化已经是发展过的文化，它与外界有着许多的共识与联系，在这个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吸引力增强的基础上，民族整合才是健康和有效的，整合带来的认同感也就越强。最终形成一个“整合——发展——整合”的良性互动循环机制。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不到10%，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散落在我国60%的区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以互联网技术日益兴盛为背景的信息社会中，更加便利的与外来文化相冲击，也在冲击中相融合。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使得矛盾的各个方面取得进步。和谐与冲突从来都是循环上升，正如王希恩所说：“一个族群在它的早期历史中与其他群体发生的冲突越多，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认同感就越高。”
历史给今天的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也具备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无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我们只要把握好当下的机遇，就一定能够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指日可待。
【本文为《基于现代传播学视阈下的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研究》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项目批号：GS[2013]GHB0906】
参考文献
①岳广鹏：《冲击·适应·重塑——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M].中央民族出版社，2010：113
②马戎：《中华民族的文化建构》，《文化蓝皮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8
③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均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