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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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的变革其实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诺斯指出，制度变迁过程既可以由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和命令强制推行，也可以由个人或社会团体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前者被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后者则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革。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行为主体为主体、自下而上进行的一种制度变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强调的是通过公权力强制推进制度变革，诱致性制度变迁倡导的是通过社会自治，让制度自我进行缓慢的调整和改良，最终以达到改革的效果。显然，前者推崇权力和强制，后者倡导自发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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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的变革其实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诺斯指出，制度变迁过程既可以由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和命令强制推行，也可以由个人或社会团体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前者被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后者则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革。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行为主体为主体、自下而上进行的一种制度变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强调的是通过公权力强制推进制度变革，诱致性制度变迁倡导的是通过社会自治，让制度自我进行缓慢的调整和改良，最终以达到改革的效果。显然，前者推崇权力和强制，后者倡导自发和自愿。
其他文献
在过去的50年中，出现了众多关于叙事在历史知识中的价值的讨论。而在其中，“叙事”则表现为一个给定的、并且仅与认识论相关的概念。笔者不认同这种观点。“叙事”的概念随文化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并学家作为首要性、性”不应业历史学产生”这且在独立专著这一特定的与讲故事相关的媒介中被暗中模仿。关于“历史的自然形式就是一个历史个体写作的一本著者的自主性、继续被当作是既家同时面临机遇一方面．为考察书”这样的信念内在于20世纪中绝大多数关于“叙事”的讨论．这意味着语言的作品的独立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新的传媒生态中，
民族主义发端于中世纪欧洲。民族归属感的比喻可回溯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现代民族与前现代时期的民族截然不同。18世纪后半叶，制度化和职业化的历史研究出现，科学的历史学兴起。历史学家成为民族叙述发展的重要因素。19世纪，浪漫主义的民族历史编纂学在欧洲各地崛起。语言、历史和文化被用来论证民族的特殊性。1850--1950年，民族历史编纂是欧洲历史编纂的主导形式。历史学家排斥或调和宗教、阶级和种族因素对民族历史的侵蚀，维护民族叙述的统一性。二战中的战争、占领与大屠杀导致欧洲各国的民族历史经历重新审视。战后，历史编纂
文体源流论是魏晋以前最主要的文学批评形式。进入南朝以后，文体源流论与文体风格论逐渐合流．并衍化发展出了作家专论和文学史专论的批评形式，从而把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引向了极为宽广的天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文体研究的成熟和对文体认识的深化，是文学研究得以全面展开的基础，文体论是其时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基础性环节。
苏六朋，字枕琴，广东顺德勒流南水村人，清嘉庆至光绪初年（1791—1875年）间人，具体生卒年有四说，一作（1791—1862年），或作（1798-1875年），或（1798—1862年），或（17967—18617年）。其号众多，有的从其名或字得之，如“怎道人、怎叔、枕琴居士、枕琴道人、阿朋、浮同阿朋”等，有的从其乡里得之，如“南水村佬、南水渔郎、南溪渔者、南水渔人、南溪渔隐”等.
合同外包的行为过程，涉及政府、公共服务机构、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及复合目标，研究发现，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作为服务供应者的政府与作为服务生产者的服务机构，因同属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方而在资源配置和措施选择上趋向一致性行动。产生舍约共谋现象。在制度约束松弛和社会参与不足的环境下．合同外包的实际效果与预设的政策目标有可能相去甚远。如果不从公共治理的权力结构和参与机制来分析合同外包的政策过程，或者是仅仅将合同外包看成单纯的招标一签约行为，就难以解释合同外包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合约共谋”现象．更谈不上防范和治理不利于公共
本文将审视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类全球史中的一些关键部分。第一，我将探究雅斯贝尔斯的“文明连续性”理念及其“轴心时代”中的范例。轴心时代聚焦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同时而又彼此独立发生的诸文明起源上。尽管轴心时代展现出一个清晰的世界主义意向，但它容易受到缺乏一种经验根据的指责。第二，我认为，雅斯贝尔斯的文明相互嫁接理念比轴心时代更有助于人类确立文明连续性理念．因为这一见解是建立在经验历史基础之上的。我将充分利用历史学学术研究，详细阐述耶稣会会士与包括康熙皇帝在内的中国上层阶级之间的内在关系。他们对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做出了多种叙述，这些叙述或拥抱或挑战民族认同和民族建构的神话。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厄内斯特·斯考特围绕“自由天赋”的概念，建构澳大利亚民族起源和特征的基本框架。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反复通过“后设叙述”的方式，探讨同伴之谊、白澳和战争牺牲等主题，独特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由此产生。此后，这种建构同质性民族的历史叙事遭到挑战，各种修正观念在民族认同、种族和性别等问题上彼此争论激烈。90年代以后，围绕澳大利亚白人和土著人的历史问题．爆发了新的分歧和争论．澳大利亚的民族叙述受
发展主义来自19世纪，为编写历史、分析当下和想象未来提供了强大的叙事模板，并继续发挥功用。其历史源头之一，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化论话语。“发展”理念从严复译述《天演论》进入中国．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文学文化现代转型的主题。发展主题凭借进化论的本土传播,具体而微地培育了中国本土的现代思维。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建构了从生物到人类、从童年到成人、从野蛮到文明、从个体到民族国家的一组组具有相同结构的发展主义式框架，这一套“落地知识”框架，在改变历史、国家、世界想象和叙事的同时，也设下了牢笼。鲁迅等本土知识精英一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明代成化丙戌年（1466年）出生于广东增城县甘泉镇沙贝里村（今增城新塘镇）。其祖父湛江，字宗远，号樵林，与当时广东著名学者丘浚、陈献章（字白沙）有交往，在若水9岁时去世。若水父湛瑛，字伯琛，号恰庵，于若水19岁时去世。
个人叙事是构建历史真实的重要素材之一。历史学者谢泳发表的关于“沈崇事件”的演讲引发了诸多以个人叙事的形式出现的批驳之声，为研究个人叙事与历史真实性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案例。本文从叙事表演的角度，通过分析被述事件的叙事情境、叙事者的身份构建以及叙事手段的使用等要素，重点审视有关批驳谢泳演讲的个人叙事。本文认为。个人叙事对于事件的重构是否有效，并不取决于叙事者身份及其依靠的主流价值，而是有赖于讲述的准确性、逻辑性与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