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美国在全球的相对衰落成了常见的争论主题。“后美国论”的支持者通常以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美国长期衰退和中国的稳步崛起作为论据。他们多是国际关系专家，从经济竞争力角度检视地缘政治，将全球秩序想象为一个跷跷板，认为一方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衰落。
　　但完全专注于经济指标导致这些论者没有注意到一个美国国内趋势的地缘政治影响—美国严重精神病发病率的日渐上升（这一比率已经多年保持高位）。这个趋势也经常被讨论，但讨论者常常是另一群专家。
　　美国严重精神病的普遍程度已经达到了“传染病”的级别，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这种论调，以至于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了。不过，因为那些被诊断为狂躁抑郁症（包括严重单相抑郁）或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而引起我们国家在国际政治上受到影响，这听起来可是很严重。
　　不管从生物学还是从症候方面都很难去区分这些不同类型的病症，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最有可能是在复杂性上而不是严重性上的连续统一体。事实上，这些疾病中的最常见者—单向抑郁症从症状来说是最不复杂的，但也是最致命的：据统计，20%的抑郁症患者会走上自杀之路。
　　但狂躁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都属于精神病范畴，其特征是患者无法控制自身行为和思想，其发作具有周期性，发作时患者不能被视为拥有自由意志的行为人。沉溺于自杀的想法和缺少动机使抑郁症患者也可以归为精神病。
　　这些病症常常伴有精心构造的妄想—即混淆了来自意识的信息和来自外部提供的信息的现实影像。通常，符号及其意象之间的区别会消失，患者开始将人仅仅视为某种想象力量的代表。保守地说，这类人的判断是不可信任的。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2001～2003年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统计研究估算，美国成年人（18～54岁）终身严重抑郁发病率为16%以上。终身精神分裂症患病率约为1.7%。这些慢性疾病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首次发作（通常在18岁之前）后，就可能一直持续到患者生命终结。
　　对美国大学生进行的调查表明，2010年有20%的受访者符合抑郁症和焦虑症标准，2012年则有25%。其他研究也一致表明每一代人的发病率都在增加，有人指出，如果旧的统计数字是错的，则错在低估了精神疾病的普遍性。
　　所有这些表明，多达20%的美国成年人可能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这些可获数据的重要性有多大是可以商榷的，如果考虑这一点，我们可以假设只有10%的美国成年人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假设这些症状在人口中均匀分布，那么它们必然同样折磨着相当大比例的决策者、公司高管、教育家、各级军士和军官，精神病的定期发作让他们产生幻觉，无法做出正确判断。
　　如果说将这一状况称为可怕被认为是感觉论者，那么还可以加上一点：更大比例的人口（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估计这一比例接近50%）受程度较轻的精神疾病的影响，而这类疾病只是偶尔干扰神经功能。
　　比较流行病学家一再注意到，这些疾病存在显著特征：只有西方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一神论传统的社会），特别是繁荣的西方国家，存在如此程度的精神病普遍程度。南亚国家对严重精神疾病尤其免疫；在其他地区，贫困或欠发展似乎可以成为“保护性壁垒”。
　　我在近著《思维、现代性和疯狂》（Mind， Modernity， Madness）中说明了严重精神疾病如此集中高发于发达西方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的性质。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包括程度较轻的形式）“病毒”根源在于文化：从社会成员的自我定义和个人身份角度讲，这些社会存在选择困难，以至于许多人迷失了方向，只能随波逐流。
　　美国提供了范围最广的个人自我定义；也存在世界上最大的选择无能症候群。除非严重精神病的日渐普遍被严肃对待、有效纠正，否则它将成为美国领导力的唯一指标。这一点可不能怪中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