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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一个明媚春日，丹麦王储腓烈特谈起自己在澳大利亚出生的王妃玛丽时说，她首次访问丹麦，只认识三个丹麦人：他本人、安徒生和约恩·乌松——悉尼歌剧院设计者。
是的，约恩·乌松。在很多丹麦人看来，他是一个可以和安徒生相提并论的人。虽然，如今有人再看他的照片时的那种感觉，就像京剧《珠帘寨》里的沙陀王妃隔着门帘偷窥偶像一样——原来也是个糟老头子啊。
他看起来的确很苍老，下巴微扬，鹰鼻高耸，只是眼神中流露出几分倔强。在万里之外，他一手设计的建筑屹立在悉尼海边，也闪耀在世人的梦里。它不仅让他获得了世界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甚至还改变了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形象。
一只震惊世界的橘子
上世纪50年代，一个丹麦小伙来中国背包旅游，从山西大同的佛教庙宇，到紫禁城的皇家建筑，他流连忘返。形形色色的建筑灵感蜂拥进入他的大脑。
在这一天，一位满脸正气的警察拦住了他，要查看他的相关证件。接下来，小伙的话让警察吓了一大跳，他说：“哦，对不起，毛主席没有告诉你吗？我是他的客人，我有特别邀请函。”
这位小伙就是约恩·乌松，刚刚30多岁的他有几分狡黠，说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然而，在那个年代，这个显而易见的谎话不但有人信，而且屡试不爽。
乌松对中国建筑的兴趣由来已久，上学时，他就看过一本有插图的宋代建筑手册《营造法式》，认为这堪称“建筑学经典”。而他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设计悉尼歌剧院做准备。
乌松于1918年4月9日出生于丹麦，他的父亲是一位造船匠。乌恩从小就对大海情有独钟，少时的志向是当一名优秀的水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他梦想的肥皂泡彻底破灭。他前往哥本哈根皇家学院学习建筑学，毕业后，成为一个建筑工作室的小职员。又几年，他变成一位建筑设计师，有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起初他默默无闻，直到1957年，他的传奇正式起笔。
1954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特别委员会受命规划筹建歌剧院，首先从30个地点里选中了三面环海的便利朗角作为兴建地点。1955年9月13日，当时执政的工党新南威尔士州首长约瑟夫·卡希尔向全球发出悉尼歌剧院设计招标，拉开了这场包含了各种要素在内的历史正剧。
截至1957年，共有32个国家的233份设计方案参与“悉尼歌剧院”设计竞标。那一天，作为主要评选委员的美国建筑大师沙里宁因故迟到，这时其他评委已经选出了10个方案。但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沙里宁对这些方案不屑一顾，乃至亲自动手，从废纸堆里拣出了一张只有潦草几笔的设计方案。
方案的作者就是约恩·乌松。许多年后，人们用多种方式来阐释这一方案，有的认为设计理念来自于乌松的北欧血统，把海盗船的船体倒了过来；有的认为，他明显吸收了故宫中的设计元素……而据乌松回忆，他对悉尼歌剧院最早的外观造型设计只是受到剥橘子动作的启发：“14瓣的建筑可以结合成完美的球状建筑体”。
州政府要破产了
在沙里宁的推荐下，乌松的设计方案中标了。在沙里宁看来，这“必将成为伟大非凡的超群创作”。
这个结果让业界非议不断，连乌松本人都感觉不可思议，毕竟，当时他只是个37岁的无名小辈，只设计过一些私人住宅。而且，他的方案没有任何细节，与其说是设计图，倒不如说更像一幅画。
首次中标的乌松热血沸腾。为了将方案变成现实，他还萌生了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念头。1963年，歌剧院兴建期间，乌松举家迁往悉尼的比特渥特。这个一向只跟建筑打交道的单纯男人无法想象，他即将陷入澳大利亚的政治漩涡当中。
一个歌剧院为何与政治纠缠不清？这要从当时悉尼的地位说起。上世纪50年代的悉尼还只是一个乱哄哄的工业城市，而当时南部的墨尔本，则被视为该国的现代文明中心。在1956年，墨尔本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享有国际声誉。由此，这一歌剧院成为两大城市竞争的重点工程，也成为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焦点。
1959年3月，悉尼歌剧院开工，工程预算720万澳元，预计3年左右完工。但事实上，这一建筑最后花了1.02亿澳元（约为当时的1亿美元），完工成本是预算的14倍多，工期也拖到14年。出现这样的结果，前台的乌松似乎应该负主要责任，但幕后却有政客如影随形。
2005年，丹麦奥尔堡大学计划学教授本特·弗林夫伯格曾撰文指出，悉尼歌剧院建筑成本超支，是因为当时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为了尽快让工程上马，而故意低估成本。
工程由乌松和著名结构工程师艾拉普监督执行。而到这时，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还没有最终完成。
悉尼歌剧院的特殊造型使施工极为困难，加上乌松无法忍受丝毫瑕疵，短短一年内，建筑经费已经追加到980万澳元。为凑集不断升高的建筑经费，州政府几乎破产。无奈之下，州政府甚至还发行了歌剧院彩票。
接下来，大力支持歌剧院兴建的约瑟夫·卡希尔在任内去世了。外界的批评声雨点一般打在乌松的脸上，他被称为“悉尼的千古罪人”以及“半路出家的二把刀”。
闭上眼睛体验奇迹
1965年，罗伯特·阿斯金当选新南威尔士州首长，官方的态度日趋强硬。乌松与州政府的关系也日趋恶化。1966年初，官方决定停止给乌松和其设计施工团队付款。而且，还决定对乌松实施惩罚性收税，这意味着乌松不仅不能在悉尼歌剧院项目中赚钱，还要为其濒临破产。
1966年2月28日，乌松在给官方的信中写道：“你已然迫使我离职。”1966年，乌松和家人离开澳大利亚，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歌剧院的兴建分为三个阶段：1959年～1963年为第一阶段，建立建筑基座；1963年～1967年为第二阶段，建立半球形外壳；1967年-1973年为第三阶段，完成剩余结构体及内部装修。在乌松离开时，第二阶段还没完成。州政府向乌松买下130幅第三阶段的设计图，并另外指派一个本土建筑团队接手工程。
为尽快完工，新建筑团队对乌松的设计做了多处改动，由此歌剧院留下了一些被诟病的缺陷，比如歌剧厅空间过小，音乐效果不佳等。
1973年10月20日，悉尼歌剧院盛大开幕，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临现场剪彩，乌松收到邀请但没有前往。2007年，悉尼歌剧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被誉为是20世纪最经典的建筑之一。
悉尼歌剧院对澳大利亚和乌松的影响都极为巨大，但这是截然不同的效果。它让悉尼成为享誉世界的旅游景点，改变了悉尼甚至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形象；却也让乌松背上了“败家子”和“逃兵”的黑锅。这严重束缚了乌松在建筑界创作、接案、竞标的机会，让他付出了的沉重的人生成本。
离开澳大利亚以后，面对所有的指责，乌松并未辩解，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保持缄默。尽管乌松在晚年表示并不怨恨澳大利亚，但他内心从没有真正释怀。因为，无论是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学院授予建筑金奖，还是悉尼授予“城市之匙”自由奖章，乌松从未前去领奖。
乌松拒绝一切故地重游的邀请，如他所言，“一个纯粹的美学追求者一旦陷入政治的泥沼，就如同一个处女被强奸。我不会对自己失身的过程指指点点，做任何点评”。
2008年11月29日，乌松与世长辞。对于自己亲自设计的伟大建筑，乌松从未亲眼观赏过。对此他的儿子简说，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体验过这幢建筑，“作为它的创造者，他只是不得不闭上他的眼睛去体验它”。
编辑 朱国伟
是的，约恩·乌松。在很多丹麦人看来，他是一个可以和安徒生相提并论的人。虽然，如今有人再看他的照片时的那种感觉，就像京剧《珠帘寨》里的沙陀王妃隔着门帘偷窥偶像一样——原来也是个糟老头子啊。
他看起来的确很苍老，下巴微扬，鹰鼻高耸，只是眼神中流露出几分倔强。在万里之外，他一手设计的建筑屹立在悉尼海边，也闪耀在世人的梦里。它不仅让他获得了世界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甚至还改变了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形象。
一只震惊世界的橘子
上世纪50年代，一个丹麦小伙来中国背包旅游，从山西大同的佛教庙宇，到紫禁城的皇家建筑，他流连忘返。形形色色的建筑灵感蜂拥进入他的大脑。
在这一天，一位满脸正气的警察拦住了他，要查看他的相关证件。接下来，小伙的话让警察吓了一大跳，他说：“哦，对不起，毛主席没有告诉你吗？我是他的客人，我有特别邀请函。”
这位小伙就是约恩·乌松，刚刚30多岁的他有几分狡黠，说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然而，在那个年代，这个显而易见的谎话不但有人信，而且屡试不爽。
乌松对中国建筑的兴趣由来已久，上学时，他就看过一本有插图的宋代建筑手册《营造法式》，认为这堪称“建筑学经典”。而他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设计悉尼歌剧院做准备。
乌松于1918年4月9日出生于丹麦，他的父亲是一位造船匠。乌恩从小就对大海情有独钟，少时的志向是当一名优秀的水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他梦想的肥皂泡彻底破灭。他前往哥本哈根皇家学院学习建筑学，毕业后，成为一个建筑工作室的小职员。又几年，他变成一位建筑设计师，有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起初他默默无闻，直到1957年，他的传奇正式起笔。
1954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特别委员会受命规划筹建歌剧院，首先从30个地点里选中了三面环海的便利朗角作为兴建地点。1955年9月13日，当时执政的工党新南威尔士州首长约瑟夫·卡希尔向全球发出悉尼歌剧院设计招标，拉开了这场包含了各种要素在内的历史正剧。
截至1957年，共有32个国家的233份设计方案参与“悉尼歌剧院”设计竞标。那一天，作为主要评选委员的美国建筑大师沙里宁因故迟到，这时其他评委已经选出了10个方案。但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沙里宁对这些方案不屑一顾，乃至亲自动手，从废纸堆里拣出了一张只有潦草几笔的设计方案。
方案的作者就是约恩·乌松。许多年后，人们用多种方式来阐释这一方案，有的认为设计理念来自于乌松的北欧血统，把海盗船的船体倒了过来；有的认为，他明显吸收了故宫中的设计元素……而据乌松回忆，他对悉尼歌剧院最早的外观造型设计只是受到剥橘子动作的启发：“14瓣的建筑可以结合成完美的球状建筑体”。
州政府要破产了
在沙里宁的推荐下，乌松的设计方案中标了。在沙里宁看来，这“必将成为伟大非凡的超群创作”。
这个结果让业界非议不断，连乌松本人都感觉不可思议，毕竟，当时他只是个37岁的无名小辈，只设计过一些私人住宅。而且，他的方案没有任何细节，与其说是设计图，倒不如说更像一幅画。
首次中标的乌松热血沸腾。为了将方案变成现实，他还萌生了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念头。1963年，歌剧院兴建期间，乌松举家迁往悉尼的比特渥特。这个一向只跟建筑打交道的单纯男人无法想象，他即将陷入澳大利亚的政治漩涡当中。
一个歌剧院为何与政治纠缠不清？这要从当时悉尼的地位说起。上世纪50年代的悉尼还只是一个乱哄哄的工业城市，而当时南部的墨尔本，则被视为该国的现代文明中心。在1956年，墨尔本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享有国际声誉。由此，这一歌剧院成为两大城市竞争的重点工程，也成为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焦点。
1959年3月，悉尼歌剧院开工，工程预算720万澳元，预计3年左右完工。但事实上，这一建筑最后花了1.02亿澳元（约为当时的1亿美元），完工成本是预算的14倍多，工期也拖到14年。出现这样的结果，前台的乌松似乎应该负主要责任，但幕后却有政客如影随形。
2005年，丹麦奥尔堡大学计划学教授本特·弗林夫伯格曾撰文指出，悉尼歌剧院建筑成本超支，是因为当时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为了尽快让工程上马，而故意低估成本。
工程由乌松和著名结构工程师艾拉普监督执行。而到这时，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还没有最终完成。
悉尼歌剧院的特殊造型使施工极为困难，加上乌松无法忍受丝毫瑕疵，短短一年内，建筑经费已经追加到980万澳元。为凑集不断升高的建筑经费，州政府几乎破产。无奈之下，州政府甚至还发行了歌剧院彩票。
接下来，大力支持歌剧院兴建的约瑟夫·卡希尔在任内去世了。外界的批评声雨点一般打在乌松的脸上，他被称为“悉尼的千古罪人”以及“半路出家的二把刀”。
闭上眼睛体验奇迹
1965年，罗伯特·阿斯金当选新南威尔士州首长，官方的态度日趋强硬。乌松与州政府的关系也日趋恶化。1966年初，官方决定停止给乌松和其设计施工团队付款。而且，还决定对乌松实施惩罚性收税，这意味着乌松不仅不能在悉尼歌剧院项目中赚钱，还要为其濒临破产。
1966年2月28日，乌松在给官方的信中写道：“你已然迫使我离职。”1966年，乌松和家人离开澳大利亚，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歌剧院的兴建分为三个阶段：1959年～1963年为第一阶段，建立建筑基座；1963年～1967年为第二阶段，建立半球形外壳；1967年-1973年为第三阶段，完成剩余结构体及内部装修。在乌松离开时，第二阶段还没完成。州政府向乌松买下130幅第三阶段的设计图，并另外指派一个本土建筑团队接手工程。
为尽快完工，新建筑团队对乌松的设计做了多处改动，由此歌剧院留下了一些被诟病的缺陷，比如歌剧厅空间过小，音乐效果不佳等。
1973年10月20日，悉尼歌剧院盛大开幕，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临现场剪彩，乌松收到邀请但没有前往。2007年，悉尼歌剧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被誉为是20世纪最经典的建筑之一。
悉尼歌剧院对澳大利亚和乌松的影响都极为巨大，但这是截然不同的效果。它让悉尼成为享誉世界的旅游景点，改变了悉尼甚至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形象；却也让乌松背上了“败家子”和“逃兵”的黑锅。这严重束缚了乌松在建筑界创作、接案、竞标的机会，让他付出了的沉重的人生成本。
离开澳大利亚以后，面对所有的指责，乌松并未辩解，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保持缄默。尽管乌松在晚年表示并不怨恨澳大利亚，但他内心从没有真正释怀。因为，无论是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学院授予建筑金奖，还是悉尼授予“城市之匙”自由奖章，乌松从未前去领奖。
乌松拒绝一切故地重游的邀请，如他所言，“一个纯粹的美学追求者一旦陷入政治的泥沼，就如同一个处女被强奸。我不会对自己失身的过程指指点点，做任何点评”。
2008年11月29日，乌松与世长辞。对于自己亲自设计的伟大建筑，乌松从未亲眼观赏过。对此他的儿子简说，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体验过这幢建筑，“作为它的创造者，他只是不得不闭上他的眼睛去体验它”。
编辑 朱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