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前，当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中弹倒在“林肯牌”专车座位上时，专车上还坐着两个人，“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和州长夫人纳莉·康纳利。35年后，当年总统专车内惟一的健在者，州长夫人纳莉·康纳利翻出了一本发黄的老日记。
　　在肯尼迪遇刺后的第三周，颇为心细的纳莉详详细细地在三张调查登记纸上写下了总统遇刺当天的日记。1963年12月，纳莉把日记搁在一边，直到她的丈夫1993年去世后才在整理遗物时重新翻了出来，但直到现在才把它拿出来公诸于众。在这本从未示人的日记中，纳莉再次证实了当年老州长康纳利的说法：确确实实有第三颗“神奇的子弹”击中了肯尼迪!这一说法与美国政府授权成立的“华伦调查委员会”的最终调查结果相去甚远。1998年初，历经35年调查取证的“肯尼迪总统遇刺案华伦调查委员会”拿出了最后的结果：当时各有一颗子弹分别打中了肯尼迪总统和康纳利州长，绝没有第三枪!纳莉·康纳利一家都不相信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暗杀说”，但坚持凶手李·奥斯沃尔德一定是开了第三枪。
　　以下便是纳莉·康纳利夫人的日记：
　　1963年11月22日达拉斯一扫几天来阴雨不断的天气，突然变成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这样的天气是最适合出行了。在总统专机降落前，我悄悄地问约翰(指康纳利州长)，我们在达拉斯是否有机会跟总统和第一夫人一起乘同一辆专车?约翰点了点头，肯定地说：“当然了!”
　　我真希望在达拉斯会给总统和第一夫人留下热情友好的印象。约翰和我的脸上都挂着真诚的微笑，因为今天真是太美好了。
　　当我们的车队穿街而行的时候，路的两边挤满了友好的达拉斯市居民。我情不自禁地扭过头对总统说：“总统先生，你肯定不会说达拉斯不爱你吧!”总统的脸上也浮现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一声巨大可怕的声音。这声音是从我身后传来的。我转过身，正好看到总统捂着脖子慢慢地倒在专车的座位上。他已经说不出任何的话，也看不出脸上有什么特殊的表情，我也没反应过来刚才是什么声音。好半天，我才明白过来：“那是枪声!”一种极其恐惧的想法从我心里油然升起：“总统被打中了!他死了!”紧接着第二声枪响，我一下子跳了起来，一把将约翰拉进我的怀里，我们得马上趴在车里。接着是第三声枪响，约翰衣衫的前面已经被血浸透了，瘫在我的双臂里一动不动，我以为我的丈夫已经死了。车里的那个总统安全保卫特工高声喊叫了起来：“赶紧把车驶离车队!”他用无线电话通知为我们开道的摩托车队：“去最近的医院!”
　　约翰轻轻地动了一下，让我知道他还活着，我紧紧地贴着他的耳边说：“亲爱的，安静，安静，一切都会好的!”我们的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抱着丈夫的我差一点失去了平衡。很快，我们就赶到了“帕克兰医院”，林肯牌专车尖叫着停了下来。医院里到处都是白宫的特工人员，他们哭叫着：“总统先生!总统先生!”有的特工请求第一夫人杰奎琳赶紧先从车里出去，他们在我们的身边乱成一团，但没有人管我们，也没有人帮我把约翰抬出轿车。
　　突然，约翰猛地从我的胳膊里挣脱了出去，一下子摔在车门外。这时候，总算有几个好心人把约翰像抱婴儿那样抱起来，放在等在一边的担架上。眼看他们把约翰推上一条走廊往里边跑，我也跟着跑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跑，也不知道往哪里跑。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但我又能做什么呢?我知道，我的丈夫还活着，因为他发出呻吟说：“我受伤了!”他们把约翰抬进了一个小房间，让我站在门外。我从来没有这么孤独地站在大门外。
　　有人送来了两把靠背椅子，一把给第一夫人杰奎琳，一把给我。他们把椅子放在急救室外，而我们受伤的丈夫就在门的那一边。我心里乱糟糟的：他们的医生是不是很够?他们是不是光救总统而不管约翰?当我最终走进急救室看到约翰时，眼前的一幕让我感到万分震惊：他在左腿上、左手臂上、背上、胸前全都是绷带，脸上还有氧气罩。我差一点没有瘫倒在地，但还是强撑着走到病床前，吻了他的脸。
　　星期六上午，约翰问我总统怎么了，我回答说：“总统死了!”他低声应了一句：“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