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来,基层劳工的遭遇及其抗争,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引人注目的是深圳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自杀事件。富士康母公司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专程赶赴深圳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派出高层级调查组对富士康的管理体制进行深入调查。
　　与此同时,由于对工资不满,广州本田佛山变速箱工厂的工人于5月17日停工,并提出改组工会的要求。
　　在北方,同样在汽车行业,因不满工资待遇,为北京现代汽车提供车身框架及零部件的北京星宇车科技有限公司1000余名员工于5月28日停工,要求提升工资。次日下午,北京现代汽车派出负责人出面协调,承诺提高工资,员工恢复生产。
　　据报道,在此一时间段内,全国其他地区也发生了数起工人停工事件。
　　凡此种种表明:沿海新兴工业区的低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正在流逝,中国或已进入一场深刻的、大规模的劳资关系调整期,人们谈论已久的经济结构转型获得了来自底层的驱动力量。
　　这个节点到來之迅速似乎出人意料。按照人们熟知的比较优势战略模型,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逐渐变得相对稀缺,劳工的工资水平将会不断提高。但中国官学两界的主流意见一直倾向于认为,由于农民劳动力仍没有充分转移,加之城市中淤积着大量大学毕业生,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将会是一个遥遥远景。
　　企业界一直以来也颇为认同这一判断,因而鲜有企业对员工薪资和企业管理模式进行主动调整。
　　上述判断可能忽略了两个变量。其一是政治生态的微妙变化。伴随中国经济增长而来的不同群体间收入的严重分化,近年来已日渐威胁社会与政治秩序稳定。为应对这种局面,中央政府把调整分配结构作为一项基本决策确定下来,尽管增长主义的发展观在一定程度消解了这类政策的效果。政府最近通过加快制定《工资条例》,则表明了从“亲商”向适当照顾劳工转变的姿态,其间立法部门更是透过媒体对试图阻止该条例制定的垄断企业施加压力。
　　其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本轮劳工权益问求者的主体为新生代农民工。过去几年中,农民工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代际替换。国家统计局3月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2.29亿名农民工中,年龄在16岁至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61.6%。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多方面有别于他们的父兄辈。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负责人曾指出这一代农民工与其父辈最重大的区别: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较高,更加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自身权利的保护,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参保率相对较高。
　　此外,这一代农民工的抗压性和对负面环境的容忍度亦显著区别于其父兄辈。可以预料,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加入劳工大军,行之经年的简单粗暴的军事化管理模式将难以为继。
　　面对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界该怎么办?
　　近些年来,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了东部沿海地区人力成本上涨的压力,将投资转向中西部,或把东部工厂搬迁到西部。然而,考虑到农民工结构变化的大趋势,这样的位移并不能有效消化相关人力资源的压力——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年轻劳工的人格尊严和权利意识是普遍的,并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同时,在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慢、社会内部关系趋向紧张的背景下,政府提高普通劳工收入的政治决心会更坚定。中央政府处理此次富士康事件的态度,基层政府处理本田工人停工事件的措施,已体现出这一点。政府不会、亦无法再像以前处理劳资纠纷时那样主要倾向于企业投资者、经营管理者一边,而更多寻求在资方与员工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
　　由是观之,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已令劳工境遇之改善、收入之提高变成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企业界宜积极主动应对,接受劳动力结构变化的事实,顺应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的趋势,以产业升级、管理现代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进而正面地推动经济结构的良性变迁。
　　从政府角度而言,则应积极稳妥开放相应制度空间,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工会的进程,从而使劳资双方能在一个制度性平台上展开谈判,避免自发和个体化极端式抗争常态化,进而恶化整体营商环境,造成劳资两败俱伤。
　　此外,考虑到沿海制造业利润空间普遍偏低,难以遽然大幅提升员工福利这一结构性因素,政府在“超然”于劳资具体纠纷的同时,实应发动自身财源,以减税和提高政府保障比例等手段同时向劳资双方让渡利益,使劳资双方在低福利、高就业和高福利、低就业两极悖论之间,相对从容寻觅一个利益适中点,进而使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能够得以相对平稳顺滑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