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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十日出笼的《参翁同书片》，是曾国藩所有参片中最负盛名的一道。之所以最负盛名，一是被参对象翁同书既是近代中国颇有名望的翁氏家族重要成员，又曾担任安徽巡抚，地位高、后台硬;二是参片写得极其老辣，既“杀机四伏”，又字字见血，一出炉即被各大衙门的幕僚争相传抄，奉为圭臬;三是参片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众说纷纭，难以定论;四是参片所产生的影响深远。
曾国藩为何弹劾翁同书
咸丰八年（1858）六月，翁同书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时，曾国藩刚刚复出带兵。咸丰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当上两江总督后，安徽虽属两江管辖，但并无节制安徽军务之权。曾国藩真正能够介入安徽，是咸丰十一年（1861）秋天湘军打下安庆，尤其是当年十月曾国藩受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之后。然而，早在9个月前，翁同书就不再担任安徽巡抚了。
既然如此， 曾国藩为什么要“ 多管闲事”，甘冒政治风险去弹劾翁同书呢？这就不能不提到翁同书前几年在安徽的恶劣表现。翁同书担任安徽巡抚后，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在定远（今属安徽省滁州市）等地指挥清军与捻军和太平军作战。一年后定远陷落，他弃城逃跑，退守寿州（即寿春，今属安徽省淮南市），被革职留任。不久，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围攻寿州，翁同书兵力单薄，于是招抚淮北团练首领苗沛霖相助。
苗沛霖本是一介书生，当太平军和捻军的起义烈火燃遍大江南北之时，他投笔从戎，打着办团的旗号在淮河流域发展自己的势力，并得到胜保的赏识和保荐，官至四川川北道道员（未赴任）。但此人为人凶悍，反复无常，在清政府、捻军和太平天国三方之间来回投靠，是一个毫无原则的军阀。等到北京被外国人占领时，他觉得这是割据称雄的好机会，于是公然与清廷分庭抗礼。
陈玉成退走后不久，苗沛霖便以部下数人被寿州当地团练头领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等人杀害为由，反过来围攻寿州。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清政府一方面要求翁同书秉公调查此案，一方面指示他做好苗沛霖的安抚工作。翁同书却采取偏袒一方、打击另一方的政策，致使局面愈发难以收拾。
数月后，寿州弹尽粮绝，眼看就要守不住，原来主张讨苗的翁同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以“通捻”罪名杀了徐立壮，将孙家泰下狱并致其自杀，又将蒙时中送交苗沛霖，以此换取苗的退兵;同时上奏朝廷，为苗沛霖的叛逆行为开脱。
咸丰十一年初，朝廷免去了翁同书的职务并召其还京，他交卸后，却因身陷苗沛霖与孙家泰等人的仇杀案中而无法脱身。更让翁同书意想不到的是，苗沛霖达到目的后，并不撤兵，最终导致寿州失守，翁同书等一干大吏也成了苗沛霖的阶下囚。此后，贪生怕死的翁同书在苗的胁迫下，一味为其说好话，希望朝廷宽恕他。事实已与苗沛霖围城之初翁同书上奏的内容判若天渊。
打下安庆后，曾国藩的权势不仅如日中天，而且求胜心切，极想扩大战果，大展宏图。于是，他全面布局，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分别推荐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李续宜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四省巡抚。
可当时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只有江西比较稳定，浙江、江苏和安徽都乱成一团。更让曾国藩头痛不已的是：江浙两省的对手只有太平军，安徽则大不然。这里不仅是太平军主力陈玉成的大本营，而且是捻军的发源地和老根据地。如今，由于翁同书不能妥善处置境内团练首领之间的内部矛盾，致使安徽的形势变得错综复杂，处理起来尤为棘手。
正因为安徽这个烂摊子让人望而生畏，咸丰十一年底，经曾国藩举荐，湘军名将李续宜改任安徽巡抚，半年后即授钦差大臣，有了统辖境内武装力量和临机处置事宜的权力。恰在这时，李母去世，李续宜回家处理丧事后，便以身体欠佳为由，再未出来带兵。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担心剿灭不了苗沛霖而故意回避，毕竟强龙难斗地头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忍无可忍的曾国藩才决定弹劾翁同书，全面清算他的罪行。
为了取得朋友和有关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好让他们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同时也是为了宣扬翁同书的罪恶，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初三日，短短四天时间内，曾国藩连续给严树森、李桓、袁甲三、李瀚章、李续宜等高官写信。
弹章为何迟迟没有出笼
曾国藩既然已下定决心，为什么不马上出手，非要拖到次年正月才放手一搏呢？原来，翁家一门鼎盛，是当时的第一家族。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翰林出身，咸丰朝官至体仁阁大學士，入值上书房，不仅道光帝诸子包括咸丰皇帝和恭亲王在内都做过他的学生，而且也是同治皇帝的师傅。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都赫赫有名：翁同爵时任盐运使，后来做到陕西和湖北巡抚并兼署湖广总督;翁同龢当时中状元入仕，后来做过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师傅，并在光绪朝官至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翁家门生弟子布满朝列，在皇帝面前“圣眷”甚隆，要将翁同书扳倒谈何容易。
曾国藩还有一层顾虑，就是自己“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方自攻其恶之不暇，不欲更翘人短以炫己长，以是徘徊未决”。这是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写给同科进士兼好友、时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信中的原话。曾国藩征求他的意见，恳请他帮自己拿主意：“祈阁下代为詹尹之卜，何去何从，早惠南针。”为了表明决心，曾国藩又信誓旦旦地写道：“弟于身家恩怨无所顾惜。所疑者，虚名太盛，又管闲事，恐识者斥为高兴耳。”（《曾国藩全集·书信》第2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可见曾国藩的内心是多么矛盾。
此事确实关系极大，牵动面太广，对曾国藩来说又属“管闲事”，出手前犹豫再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笔者甚至觉得，如果不是李鸿章的启蒙老师、“庐州三怪”之一的徐子苓的到来，曾国藩最终会不会弹劾翁同书，都还值得怀疑。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徐子苓来到安庆大营，当天与曾国藩谈了许久的话。曾国藩虽然没有记载谈话内容，但从第二天即与安徽籍幕僚程桓生和李鸿章“久论徽事，深以为虑”（《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7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这个细节看来，徐子苓肯定向曾国藩说到了这些年发生在安徽的事。徐子苓是合肥人，又长期待在家乡，不仅对安徽的情况了如指掌，且曾向翁同书提过军务方面的建议却遭拒，如今到了安庆，自然会向曾国藩反映“安徽罪人”翁同书的问题。果然，二十九日徐子苓再来时，不仅再与曾国藩长谈，而且专门谈论了“庐州内应之事”（《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7册）。 曾国藩本有弹劾翁同书之心并做了相应准备，如今又有徐子苓“火上浇油”，他也就不再犹豫，下决心参上一本。《参翁同书片》的出笼与徐子苓的到来确实大有关系。翁同龢后来甚至怀疑此弹章就是徐子苓所写的。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二日《翁同龢日记》写道：“得徐毅甫诗集读之，必传之作（自注：毅甫名子苓，乙未举人，合肥人，能古文）。集中有指斥寿春旧事，盖尝上书陈军务，未见听用，虽加体貌，而不合以去。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翁同龢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
弹章究竟出自谁手
翁同龢的怀疑虽有一定道理并得到不少人的认同，但事实毕竟不足，不能草率下结论。从行文风格和当时的事实看，笔者更倾向于此弹章是李鸿章写的。
一是徐子苓的文笔没有这么老辣，李鸿章写文章则“素有奇气”：“及陈报军情，军中幕客令文忠秉笔，一挥而就。时主稿者为半通之学子，阅之不以为然，大加删改。文忠贵日，辄述及之，曰：‘吾武事弗如也，而谓我握管行文，乃不若彼耶。’盖文忠之文素有奇气，难免有铺张之处。”（《异辞录》卷一《李鸿章虚报战功》，中华书局1988年版）
二是徐子苓虽是有名的文人，但并没有做秘书的经历，一个公文生手，是绝对写不出这道老辣圆熟的弹章的。李鸿章则完全不同。他不仅擅于握笔行文，而且有着丰富的秘书工作经历，经他之手起草的奏折和批阅的公文，无不十分得体，曾国藩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有一次还情不自禁地当面夸赞：“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庸庵笔记》卷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三是徐子苓来到安庆大营后，虽然留下未走，此后一两年也在曾国藩阵营，但职事一直不明，似乎是个来去自由的闲人。曾国藩晚年幕僚薛福成的《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也没有将其列为幕府成员。
四是李鸿章此时虽已内定为援沪主将，但并未离开曾国藩幕府，写此弹章的时间不存在任何疑问。
五是曾国藩请来接替李鸿章的是蒋嘉棫，而不是徐子苓。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蒋来报到后，李鸿章才于二十四日离开曾氏幕府，移居新营盘。徐子苓既然不是曾国藩请来的机要秘书，如此重大机密之事，以曾国藩惯有的谨慎和周密，怎么可能让他做这道弹章的操刀者？再说，徐子苓如果能写出《参翁同书片》，曾国藩何必要为李鸿章物色替手？
第六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参翁同书片》中写到的主要内容，在曾国藩写给严树森、李续宜等人的信件中不仅反复出现过，而且有些用词几乎一模一样。究其原因，这些重要书信多由李鸿章代笔，两个月后他写作《参翁同书片》时，顺手移植了过来，也就自然而然了。仅此一点就可证明，此文确系出自李鸿章之手。
影响深远的《参翁同书片》
李鸿章执笔的这篇“杀机四伏”的雄文实在十分精彩，兹摘录如下：
再，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咸丰八年七月间梁园之挫，退守定远。维时接任未久，尚可推诿。乃驻定一载，至九年六月定远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该抚独弃城远遁，逃往寿州，势穷力绌，复倚苗沛霖为声援，屡疏保荐，养痈贻患，绅民忿憾，遂有孙家泰与苗练仇杀之事。……至其上年正月奏称苗沛霖之必应诛剿，一折三片脍炙人口。有“身为封疆大吏，当为朝廷存体制，兼为万古留纲常。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等语。又云：“誓为国家守此疆域，保此残黎。”俨然刚正不屈，字挟风霜。逮九月寿州城破，翁同书具奏一折二片，则力表苗沛霖之忠义。视正月一疏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渊。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莫此为甚。……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附片具奏。（《曾国藩全集·奏稿》第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
此文虽然只有区区690余字，作者却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在杯水中兴风波，不仅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贪生怕死、弃城而逃，措置失当、连失两城等数条罪状，而且指出翁同书所上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的种种狡辩之言。弹章结尾的一句更可称为文章之眼，表明上奏者完全是為朝廷着想，不敢徇私害公。弹章整体上写得恭敬诚恳，说得入情入理，却又字字如刀、句句见血;既义正辞严，又毫不留情;既环环相扣，又层层推进，十分老辣圆熟，绝非出自一般人之手。
此文一上，立即参倒了翁同书这个地位高、后台硬的大人物。经王大臣会同审讯，翁同书不仅被判处死刑，而且“亲识满朝，无策解免”（《能静居日记》第4册，岳麓书社2013年版）。只因其父年过七十，卧病在床，听闻噩耗，急火攻心，病情加剧，于年底去世，两宫皇太后眷念两朝老臣翁心存，翁同书才被暂释回家，让他得以尽孝。翌年改判，罪减一等，改为“充军”。同治四年（1865）翁同书死于西北军营。
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二十九日，翁同龢与曾国藩在北京相见，看到曾国藩“无一语及前事”，翁同龢虽然十分悲伤地想起了已葬回老家的父亲和兄长：“南望松楸，相隔愈远，往年犹得展拜墓下，今何可得哉！”在心里对曾国藩恨得咬牙切齿，却提醒自己“忠恕二字一刻不可离，能敬方能诚”（《翁同龢日记》第2册）。
翁同龢不敢得罪或说奈何不了曾国藩，后来却迁怒于李鸿章，可见他对《参翁同书片》的作者究竟是谁，最终也无法认定。除了徐子苓，李鸿章当然也是翁同龢的重点怀疑对象。在他心目中，李鸿章即使没有写作《参翁同书片》，至少也是曾国藩的同谋，何况他是曾国藩事业的主要继承者。
另外，翁家与李鸿章还有一层特殊关系，就是李鸿章考进士时的阅卷老师是孙锵鸣，而孙的座师是翁心存，所以翁心存是李鸿章的正宗“师爷”。在科举制度下，不仅一向有攀援师生关系的陋习，而且师生之间往往构成同一政治派系。李鸿章倒好，关键时刻不仅不帮翁家说话，反而与曾国藩联合起来，置“师叔”于死地。对这种忘恩负义之人，翁同龢能不耿耿于怀吗？
光绪年间，李鸿章与翁同龢同朝为官，两人势同水火，由于翁同龢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李鸿章因而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压，熟悉朝中情况的王闿运为此写道：“为翁叔平（翁同龢）所排，至兴大役，欲致之死。先议铁路，扼颃关口，李（李鸿章）失计，不敢出一言，赖张香涛（张之洞）陵空构虚，翁乃仓皇出走。然日本之役，李虽幸免，而名败莫赎矣。”（《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一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
“日本之役”即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爆发前，在对日战与和问题上，李鸿章是主和派代表人物，翁同龢是主战派代表人物。李鸿章主和，是因为他深知自己亲手创建的北洋水师是只纸老虎，中看不中用，一旦燃起战火，必败无疑，自己也将威风扫地。翁同龢恰恰相反，他就是要借日本人之手，让李鸿章在世人面前出丑。
内斗的结果是翁同龢赢了：中日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彻底失败，清政府与日本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李鸿章也罢北洋之任，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久居散地，终岁僦居贤良寺。
此后，李鸿章常常抚膺太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又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庚子西狩丛谈》卷之四，中华书局2009年版）
除了发泄对翁同龢等人的怨恨，李鸿章也倒出了心中的苦水和无奈。
（作者系文史学者）
曾国藩为何弹劾翁同书
咸丰八年（1858）六月，翁同书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时，曾国藩刚刚复出带兵。咸丰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当上两江总督后，安徽虽属两江管辖，但并无节制安徽军务之权。曾国藩真正能够介入安徽，是咸丰十一年（1861）秋天湘军打下安庆，尤其是当年十月曾国藩受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之后。然而，早在9个月前，翁同书就不再担任安徽巡抚了。
既然如此， 曾国藩为什么要“ 多管闲事”，甘冒政治风险去弹劾翁同书呢？这就不能不提到翁同书前几年在安徽的恶劣表现。翁同书担任安徽巡抚后，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在定远（今属安徽省滁州市）等地指挥清军与捻军和太平军作战。一年后定远陷落，他弃城逃跑，退守寿州（即寿春，今属安徽省淮南市），被革职留任。不久，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围攻寿州，翁同书兵力单薄，于是招抚淮北团练首领苗沛霖相助。
苗沛霖本是一介书生，当太平军和捻军的起义烈火燃遍大江南北之时，他投笔从戎，打着办团的旗号在淮河流域发展自己的势力，并得到胜保的赏识和保荐，官至四川川北道道员（未赴任）。但此人为人凶悍，反复无常，在清政府、捻军和太平天国三方之间来回投靠，是一个毫无原则的军阀。等到北京被外国人占领时，他觉得这是割据称雄的好机会，于是公然与清廷分庭抗礼。
陈玉成退走后不久，苗沛霖便以部下数人被寿州当地团练头领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等人杀害为由，反过来围攻寿州。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清政府一方面要求翁同书秉公调查此案，一方面指示他做好苗沛霖的安抚工作。翁同书却采取偏袒一方、打击另一方的政策，致使局面愈发难以收拾。
数月后，寿州弹尽粮绝，眼看就要守不住，原来主张讨苗的翁同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以“通捻”罪名杀了徐立壮，将孙家泰下狱并致其自杀，又将蒙时中送交苗沛霖，以此换取苗的退兵;同时上奏朝廷，为苗沛霖的叛逆行为开脱。
咸丰十一年初，朝廷免去了翁同书的职务并召其还京，他交卸后，却因身陷苗沛霖与孙家泰等人的仇杀案中而无法脱身。更让翁同书意想不到的是，苗沛霖达到目的后，并不撤兵，最终导致寿州失守，翁同书等一干大吏也成了苗沛霖的阶下囚。此后，贪生怕死的翁同书在苗的胁迫下，一味为其说好话，希望朝廷宽恕他。事实已与苗沛霖围城之初翁同书上奏的内容判若天渊。
打下安庆后，曾国藩的权势不仅如日中天，而且求胜心切，极想扩大战果，大展宏图。于是，他全面布局，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分别推荐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李续宜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四省巡抚。
可当时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只有江西比较稳定，浙江、江苏和安徽都乱成一团。更让曾国藩头痛不已的是：江浙两省的对手只有太平军，安徽则大不然。这里不仅是太平军主力陈玉成的大本营，而且是捻军的发源地和老根据地。如今，由于翁同书不能妥善处置境内团练首领之间的内部矛盾，致使安徽的形势变得错综复杂，处理起来尤为棘手。
正因为安徽这个烂摊子让人望而生畏，咸丰十一年底，经曾国藩举荐，湘军名将李续宜改任安徽巡抚，半年后即授钦差大臣，有了统辖境内武装力量和临机处置事宜的权力。恰在这时，李母去世，李续宜回家处理丧事后，便以身体欠佳为由，再未出来带兵。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担心剿灭不了苗沛霖而故意回避，毕竟强龙难斗地头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忍无可忍的曾国藩才决定弹劾翁同书，全面清算他的罪行。
为了取得朋友和有关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好让他们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同时也是为了宣扬翁同书的罪恶，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初三日，短短四天时间内，曾国藩连续给严树森、李桓、袁甲三、李瀚章、李续宜等高官写信。
弹章为何迟迟没有出笼
曾国藩既然已下定决心，为什么不马上出手，非要拖到次年正月才放手一搏呢？原来，翁家一门鼎盛，是当时的第一家族。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翰林出身，咸丰朝官至体仁阁大學士，入值上书房，不仅道光帝诸子包括咸丰皇帝和恭亲王在内都做过他的学生，而且也是同治皇帝的师傅。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都赫赫有名：翁同爵时任盐运使，后来做到陕西和湖北巡抚并兼署湖广总督;翁同龢当时中状元入仕，后来做过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师傅，并在光绪朝官至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翁家门生弟子布满朝列，在皇帝面前“圣眷”甚隆，要将翁同书扳倒谈何容易。
曾国藩还有一层顾虑，就是自己“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方自攻其恶之不暇，不欲更翘人短以炫己长，以是徘徊未决”。这是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写给同科进士兼好友、时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信中的原话。曾国藩征求他的意见，恳请他帮自己拿主意：“祈阁下代为詹尹之卜，何去何从，早惠南针。”为了表明决心，曾国藩又信誓旦旦地写道：“弟于身家恩怨无所顾惜。所疑者，虚名太盛，又管闲事，恐识者斥为高兴耳。”（《曾国藩全集·书信》第2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可见曾国藩的内心是多么矛盾。
此事确实关系极大，牵动面太广，对曾国藩来说又属“管闲事”，出手前犹豫再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笔者甚至觉得，如果不是李鸿章的启蒙老师、“庐州三怪”之一的徐子苓的到来，曾国藩最终会不会弹劾翁同书，都还值得怀疑。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徐子苓来到安庆大营，当天与曾国藩谈了许久的话。曾国藩虽然没有记载谈话内容，但从第二天即与安徽籍幕僚程桓生和李鸿章“久论徽事，深以为虑”（《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7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这个细节看来，徐子苓肯定向曾国藩说到了这些年发生在安徽的事。徐子苓是合肥人，又长期待在家乡，不仅对安徽的情况了如指掌，且曾向翁同书提过军务方面的建议却遭拒，如今到了安庆，自然会向曾国藩反映“安徽罪人”翁同书的问题。果然，二十九日徐子苓再来时，不仅再与曾国藩长谈，而且专门谈论了“庐州内应之事”（《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7册）。 曾国藩本有弹劾翁同书之心并做了相应准备，如今又有徐子苓“火上浇油”，他也就不再犹豫，下决心参上一本。《参翁同书片》的出笼与徐子苓的到来确实大有关系。翁同龢后来甚至怀疑此弹章就是徐子苓所写的。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二日《翁同龢日记》写道：“得徐毅甫诗集读之，必传之作（自注：毅甫名子苓，乙未举人，合肥人，能古文）。集中有指斥寿春旧事，盖尝上书陈军务，未见听用，虽加体貌，而不合以去。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翁同龢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
弹章究竟出自谁手
翁同龢的怀疑虽有一定道理并得到不少人的认同，但事实毕竟不足，不能草率下结论。从行文风格和当时的事实看，笔者更倾向于此弹章是李鸿章写的。
一是徐子苓的文笔没有这么老辣，李鸿章写文章则“素有奇气”：“及陈报军情，军中幕客令文忠秉笔，一挥而就。时主稿者为半通之学子，阅之不以为然，大加删改。文忠贵日，辄述及之，曰：‘吾武事弗如也，而谓我握管行文，乃不若彼耶。’盖文忠之文素有奇气，难免有铺张之处。”（《异辞录》卷一《李鸿章虚报战功》，中华书局1988年版）
二是徐子苓虽是有名的文人，但并没有做秘书的经历，一个公文生手，是绝对写不出这道老辣圆熟的弹章的。李鸿章则完全不同。他不仅擅于握笔行文，而且有着丰富的秘书工作经历，经他之手起草的奏折和批阅的公文，无不十分得体，曾国藩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有一次还情不自禁地当面夸赞：“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庸庵笔记》卷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三是徐子苓来到安庆大营后，虽然留下未走，此后一两年也在曾国藩阵营，但职事一直不明，似乎是个来去自由的闲人。曾国藩晚年幕僚薛福成的《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也没有将其列为幕府成员。
四是李鸿章此时虽已内定为援沪主将，但并未离开曾国藩幕府，写此弹章的时间不存在任何疑问。
五是曾国藩请来接替李鸿章的是蒋嘉棫，而不是徐子苓。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蒋来报到后，李鸿章才于二十四日离开曾氏幕府，移居新营盘。徐子苓既然不是曾国藩请来的机要秘书，如此重大机密之事，以曾国藩惯有的谨慎和周密，怎么可能让他做这道弹章的操刀者？再说，徐子苓如果能写出《参翁同书片》，曾国藩何必要为李鸿章物色替手？
第六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参翁同书片》中写到的主要内容，在曾国藩写给严树森、李续宜等人的信件中不仅反复出现过，而且有些用词几乎一模一样。究其原因，这些重要书信多由李鸿章代笔，两个月后他写作《参翁同书片》时，顺手移植了过来，也就自然而然了。仅此一点就可证明，此文确系出自李鸿章之手。
影响深远的《参翁同书片》
李鸿章执笔的这篇“杀机四伏”的雄文实在十分精彩，兹摘录如下：
再，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咸丰八年七月间梁园之挫，退守定远。维时接任未久，尚可推诿。乃驻定一载，至九年六月定远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该抚独弃城远遁，逃往寿州，势穷力绌，复倚苗沛霖为声援，屡疏保荐，养痈贻患，绅民忿憾，遂有孙家泰与苗练仇杀之事。……至其上年正月奏称苗沛霖之必应诛剿，一折三片脍炙人口。有“身为封疆大吏，当为朝廷存体制，兼为万古留纲常。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等语。又云：“誓为国家守此疆域，保此残黎。”俨然刚正不屈，字挟风霜。逮九月寿州城破，翁同书具奏一折二片，则力表苗沛霖之忠义。视正月一疏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渊。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莫此为甚。……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附片具奏。（《曾国藩全集·奏稿》第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
此文虽然只有区区690余字，作者却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在杯水中兴风波，不仅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贪生怕死、弃城而逃，措置失当、连失两城等数条罪状，而且指出翁同书所上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的种种狡辩之言。弹章结尾的一句更可称为文章之眼，表明上奏者完全是為朝廷着想，不敢徇私害公。弹章整体上写得恭敬诚恳，说得入情入理，却又字字如刀、句句见血;既义正辞严，又毫不留情;既环环相扣，又层层推进，十分老辣圆熟，绝非出自一般人之手。
此文一上，立即参倒了翁同书这个地位高、后台硬的大人物。经王大臣会同审讯，翁同书不仅被判处死刑，而且“亲识满朝，无策解免”（《能静居日记》第4册，岳麓书社2013年版）。只因其父年过七十，卧病在床，听闻噩耗，急火攻心，病情加剧，于年底去世，两宫皇太后眷念两朝老臣翁心存，翁同书才被暂释回家，让他得以尽孝。翌年改判，罪减一等，改为“充军”。同治四年（1865）翁同书死于西北军营。
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二十九日，翁同龢与曾国藩在北京相见，看到曾国藩“无一语及前事”，翁同龢虽然十分悲伤地想起了已葬回老家的父亲和兄长：“南望松楸，相隔愈远，往年犹得展拜墓下，今何可得哉！”在心里对曾国藩恨得咬牙切齿，却提醒自己“忠恕二字一刻不可离，能敬方能诚”（《翁同龢日记》第2册）。
翁同龢不敢得罪或说奈何不了曾国藩，后来却迁怒于李鸿章，可见他对《参翁同书片》的作者究竟是谁，最终也无法认定。除了徐子苓，李鸿章当然也是翁同龢的重点怀疑对象。在他心目中，李鸿章即使没有写作《参翁同书片》，至少也是曾国藩的同谋，何况他是曾国藩事业的主要继承者。
另外，翁家与李鸿章还有一层特殊关系，就是李鸿章考进士时的阅卷老师是孙锵鸣，而孙的座师是翁心存，所以翁心存是李鸿章的正宗“师爷”。在科举制度下，不仅一向有攀援师生关系的陋习，而且师生之间往往构成同一政治派系。李鸿章倒好，关键时刻不仅不帮翁家说话，反而与曾国藩联合起来，置“师叔”于死地。对这种忘恩负义之人，翁同龢能不耿耿于怀吗？
光绪年间，李鸿章与翁同龢同朝为官，两人势同水火，由于翁同龢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李鸿章因而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压，熟悉朝中情况的王闿运为此写道：“为翁叔平（翁同龢）所排，至兴大役，欲致之死。先议铁路，扼颃关口，李（李鸿章）失计，不敢出一言，赖张香涛（张之洞）陵空构虚，翁乃仓皇出走。然日本之役，李虽幸免，而名败莫赎矣。”（《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一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
“日本之役”即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爆发前，在对日战与和问题上，李鸿章是主和派代表人物，翁同龢是主战派代表人物。李鸿章主和，是因为他深知自己亲手创建的北洋水师是只纸老虎，中看不中用，一旦燃起战火，必败无疑，自己也将威风扫地。翁同龢恰恰相反，他就是要借日本人之手，让李鸿章在世人面前出丑。
内斗的结果是翁同龢赢了：中日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彻底失败，清政府与日本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李鸿章也罢北洋之任，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久居散地，终岁僦居贤良寺。
此后，李鸿章常常抚膺太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又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庚子西狩丛谈》卷之四，中华书局2009年版）
除了发泄对翁同龢等人的怨恨，李鸿章也倒出了心中的苦水和无奈。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