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流年似水。时光的流逝淡化了不少记忆，湮没了许多往事。但有些人、有些事，却令人难以忘却，常常萦绕于怀，铭记在心。恩师丘兰生就是其中一位。
　　恩师笔名晓丘，是一位军旅老作家。
　　我是1968年2月从南昌六中应征入伍的，1970年8月被任命为福州军区某守备团炮营排长，同年9月任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主要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我和恩师的相识，就是从此开始的。记得刚到团部，宣传股的同志就告诉我，股里还有一位老股长，叫丘兰生，是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
　　在部队工作期间，恩师对我的帮助历历在目。
　　1979年年初，我在基层调研时，听到了一个连队干部回乡探亲时恋爱的故事，很受启发，并萌生了以此为原型写一篇小说的想法。但当时以爱情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仍属冷门，很多人不敢涉足，我也犹豫不决。恩师得知后鼓励我说，当下“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百废待兴。爱情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宣传美好的爱情，自古有之，应该大胆用手中的笔去赞美纯洁的爱情，以实际行动迎接文艺百花园万紫千红的春天。在恩师的鼓励下，我开始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描写海防前线一位连队指导员与一位青年女教师的恋爱故事。其间，我得到了恩师耐心的指导。他经常利用节假日休息的时间，和我一起商量研究写作的细节，小说初稿完成后，恩师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经过几次改动，我的第一篇小说《相亲记》在1979年10月26日的《厦门日报》“海燕”副刊上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当时以爱情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为数不多，我这篇小说新颖动人，在军内外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这篇小说的署名虽然是我的名字，但背后凝聚了恩师多少心血，只有我知道。
　　提起恩师一家对我生活上的照顾，往事又一幕幕涌现在眼前。我刚从连队调到团部工作时，恩师一家还租住在驻地镇上的民房里（当时部队规定随军家属不能住营房）。记得1972年我在部队结婚时，恩师还请我和爱人到他家里做客。恩师和师母一起下厨，做了一桌丰盛可口的菜肴招待我们，至今令我回味无穷。后来恩师一家搬到团政治处宿舍住，和我又成了邻居。那年头从事宣传报道工作，晚上经常加班加点，第二天起得较晚，食堂早关门了，恩师家便成了我的“第二食堂”，喝上一碗香喷喷的地瓜稀饭，心里暖融融的。有一天我从连队采访回来，由于饮食不当，加之又淋了雨，患上了急性腸胃炎，上吐下泻，闹得整夜不得安宁。恩师知道后，给我送来了肠胃药让我服下，并叫师母给我煮了一碗红糖生姜汤，我的病情得到控制，很快康复。更令人感动的是，1978年8月，我女儿在驻地部队医院降生，爱人在回到部队营房坐月子期间，又得到恩师一家的精心照料。当时，食品供应比较紧张，恩师托人给我买来奶粉，师母也时不时地给我爱人买点瘦肉、猪肚、猪腰等，保证了爱人在月子期间的营养需要。恩师一家不但对我关爱有加，对政治处的同志也是如此。当时政治处的同志大多是年轻人，成了家的爱人也不在身边，过的都是单身汉的生活。每逢过年过节，恩师都会把我们这些“单身汉”请到家里，安排一顿可口的饭菜招待我们，使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至今，老战友见面，还常常会聊起这些往事，对恩师一家充满感激。
　　人的一生，走过的是岁月，留下的是故事，记录的是轨迹，难忘的是真情。恩师在81岁高龄时，因病无治驾鹤西去。遗憾的是，我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他的告别仪式，送他最后一程。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只有以努力学习、积极进取的实际行动，来报答恩师的教诲，安慰他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