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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金融开放下的遏制战略
文/本刊记者 沈 刚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与社会转型已进入关键时期，国内经济发展矛盾开始汇焦于金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已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因大张旗鼓的改制而露出近似浴火重生的曙光，但国际金融环境日趋复杂和国内金融体制不够完善，在这两方面主要因素的不断夹击下，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安全风险加大，这也成为中国经济安全的最薄弱环节。
随着中国金融不断扩大开放，外部金融风险通过多种渠道传导至国内，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将产生很大冲击。巨额国际游资为投机人民币升值，通过多种渠道入境，加剧股市与房地产市场泡沫，这不仅增加银行坏账与汇率等风险，而且直接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
同时，一些“走出去”的中资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原先潜伏的金融风险迅速暴露。2002年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违规被重罚；2005年中航油和中储棉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买卖巨亏；2006年“国储铜”在国际资本市场投资巨亏等。这些极大地挫伤了中资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对东道国以及国内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
金融开放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
一项战略选择
金融作为一国经济核心，已成为与传统海权陆权同样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素。历史上，美国曾利用各类金融手段牵制前苏联、遏制日本以及应对欧洲一体化的挑战。江涌认为这样的历史可能再次上演，“如今，以金融开放‘敲打中国’正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一项战略选择。”
江涌分析认为，美国的这项战略选择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
第一，近年来美国不断以贸易逆差与“操纵汇率”等为借口，制造一轮又一轮贸易摩擦，逼迫中国接受金融开放。同时，美国多次公开施压希望人民币升值，这像上个世纪80年代对付日本一样，让日本经济倒退10年。
第二，美国金融机构在东道国落地生根后，会利用该国的金融市场缺陷与监管漏洞，通过一系列金融操作制造金融动荡，吸食该国财富。主要做法是商业与投资银行提供杠杆资金，会计师事务所与投资银行提供信息，评级机构提供与创造契机，对冲基金则实施攻击。“中国金融体制缝隙甚多，未来被袭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第三，美国金融机构很多背景复杂，在中国境内活动日趋频繁，投资银行与评级机构已经掌握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的主导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会计审计业已经形成垄断，由此涉猎大量政治、经济、商务乃至国防工业信息。世界诸多国家限其于境内活动，而中国目前极少戒备，金融及信息安全受到威胁。
第四，伦敦与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资金、资本与期货市场，世界各国机构与企业都向往在两大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投资以及其他金融交易。但在美国眼中，中国一直被看作迅速崛起的“另类”，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美国金融市场投融资以及进行其他金融交易时不断遭受非议、歧视甚至讹诈。
金融“道德风险”突出
江涌指出，“道德风险”普遍存在金融领域各个层次。在微观层面，一些机构借“股改”之名，行增进管理层利益之实，改制直接成本过多集中于被裁减员工，有的甚至出现中外合谋，欺骗政府与百姓，获取不正当利益。在行业层面，金融决策屡屡出现照顾相关机构或利益集团的倾向，公正、合理与科学性令人怀疑。“当前，最为突出的‘道德风险’是政府在相关利益集团的强大游说下三番五次为金融机构坏账、国有机构投机巨亏买单。”
银行坏账冲销、金融集团倒闭、证券公司破产、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社会保障基金、股市泡沫消除等等最后都集中到国家头上。国有银行没有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信用，即储户对国有银行国家所有的信任。但是，国家信用是有限的。
江涌说，东亚金融危机表明，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国家银行当初同样有国家信用支持，可是当风暴袭来，国家信用于一夜之间消失。由于制度设计缺陷，政府大包统揽，无限“兜底”，这不仅造成严重的“道德风险”，而且还导致国家信用资源加速流失。长此以往，很难避免信任危机。
江涌建议：一要发挥债权国的主导权利，现在我们有很多方面受制于美国，这就要求我们转换思路，由被动转成主动，发挥债权国的作用。“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的主权一定要控制在自己手里，这非常关键。这么多年我们的货币主权处于丧失半丧失状态。”二要切断我国金融集团与华尔街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联系。
金融体制亟须深层次改革
江涌认为，银行风险依旧是金融安全的重心。据银监会公布，国有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由2004年初的约20%降到2006年末的约9%。但是，有研究表明，若剔除财务重组和政策性剥离等因素，同期实际不良贷款余额与比率难以乐观。更为严重的是，不良贷款比率的降低主要通过“扩大分母”（即多贷款）所致，且多半为中长期贷款，这极大地增加了未来银行风险，一些风险（如千亿计的高校扩张贷款）正在显形化。
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疏于内部治理，信用和市场风险不佳，操作风险则更为严重。近年来，国有银行大要案此起彼伏，上到高管下到电脑操作员，涉案金额动辄数百万乃至数亿，触目惊心，暴露出因金融违规、金融腐败、监管滞后而导致操作风险的防控存在严重缺陷。尽管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股改”，但是熟悉内情的人士普遍认为，国内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没有实质改观。
房地产泡沫正在生成，而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研究显示，银行直接与间接进入房地产业的资金占银行新增资产约60%。由于银行系统仍以抵押为基础，在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生成过程中，抵押估值过高，因此一旦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破灭或持续遭遇重挫，银行不良贷款将迅速增加，极有可能形成与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一样的银行危机。 此外，在体制转型与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银行和国企之间形成了一种扭曲的、非市场的信用关系，信贷资金财政化，银行在政治压力下大量发放“安定团结贷款”，成了改革成本的重要承担者。
对于外汇管理体制来说，江涌则建议，“外汇储备不应该由人民银行来管理，应该由财政部管理，因为，是要把外汇储备纳入到一国财政管理体系中来，也可以放在国资委来管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不能既有货币政策制定者又有货币管理职能，这样受部门利益影响很大。”
江涌认为，外汇储备没有实际价值，我国外汇储备过多，应该花掉一些。“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外汇储备在6000亿到8000亿就差不多了。”但是要花掉外汇也不太那么容易，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收购有诸多限制，而欠发达国家又不适合我国的发展要求。江涌建议我国应该走另一条花掉外汇的法子——用这些外汇储备收购外国在华投资资产。“外国在华投资总额在2万亿到3万亿之间，甚至可以溢价收购。像外资在华汽车产业中占有30%以上的股份，我们可以通过外汇储备收购把这个比例降到10%左右，这对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工程机械、电子设备等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殷剑峰建议，“国家应该鼓励国内企业利用外汇储备到国外直接投资，民企和国企同样对待。”
防止金融开放失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总结诸多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指出，金融自由化必须遵循的“最优次序”是：宏观经济自由化→结构调整→贸易自由化与实体经济部门的调整→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江涌对记者说：“金融开放失序势必增加中国金融风险。世界大国在经济发展与崛起过程中都跌过跟头，很多还不止一次，唯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没有，对此不能麻痹大意。”
江涌介绍说，自2002年以来，全球资本以直接、间接或战略投资等名目，以像房地产、股权、风险投资基金，甚至改头换面的对冲基金的身份，通过各种渠道加速涌进中国。国际金融的日趋动荡，由此也威胁到中国汇率稳定、巨额外汇储备与美元资产价值，加速国际金融风险向中国金融市场传递。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强调，金融开放对内对外要“一视同仁”。他说：“这次金融危机后，很多外资企业把持有的中国银行业股份都卖掉了，而且获利丰厚。这反映了我们国家金融开放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他认为，我国的金融安全问题主要是金融体系的建设，以防止破产倒闭、发生大范围的金融危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国内面临的金融安全风险就是过去十年信贷发行的过快；2、外部的资金流入压力比较大。
殷剑峰介绍，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我国银行贷款规模增长了大约30万亿。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贷款总额大约是60万亿，这就是说有一半的信贷是在过去四年中发放的。其中，这30万亿中有三分之一给了地方融资平台，这些信贷大部分都是长期的，都是“铁公基”项目，除了信用风险外，还面临流动风险。同时，银行的理财产品发展的非常快，今年可能超过20万亿，这里面有一半左右是给信贷融资的，靠滚动发行去维持其流动性，长期下去容易发生金融安全风险，国家在资金流量统计方面也不够全面。
在金融开放过程中，难以避免国际资本的冲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建议，“对外资的流入，应该实行浮动汇率，这是防止外资冲击最好的防御方式。”“现在我们之所以没有实行浮动汇率，我想主要是觉得自己在国际资本市场太弱，经不起外资的冲击。”
江涌强调指出，中国不适宜搞金融自由化。“贸然的金融自由化，客观上就配合美国，吸食我国的社会财富，损害国家金融主权。”
文/本刊记者 沈 刚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与社会转型已进入关键时期，国内经济发展矛盾开始汇焦于金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已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因大张旗鼓的改制而露出近似浴火重生的曙光，但国际金融环境日趋复杂和国内金融体制不够完善，在这两方面主要因素的不断夹击下，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安全风险加大，这也成为中国经济安全的最薄弱环节。
随着中国金融不断扩大开放，外部金融风险通过多种渠道传导至国内，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将产生很大冲击。巨额国际游资为投机人民币升值，通过多种渠道入境，加剧股市与房地产市场泡沫，这不仅增加银行坏账与汇率等风险，而且直接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
同时，一些“走出去”的中资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原先潜伏的金融风险迅速暴露。2002年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违规被重罚；2005年中航油和中储棉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买卖巨亏；2006年“国储铜”在国际资本市场投资巨亏等。这些极大地挫伤了中资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对东道国以及国内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
金融开放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
一项战略选择
金融作为一国经济核心，已成为与传统海权陆权同样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素。历史上，美国曾利用各类金融手段牵制前苏联、遏制日本以及应对欧洲一体化的挑战。江涌认为这样的历史可能再次上演，“如今，以金融开放‘敲打中国’正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一项战略选择。”
江涌分析认为，美国的这项战略选择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
第一，近年来美国不断以贸易逆差与“操纵汇率”等为借口，制造一轮又一轮贸易摩擦，逼迫中国接受金融开放。同时，美国多次公开施压希望人民币升值，这像上个世纪80年代对付日本一样，让日本经济倒退10年。
第二，美国金融机构在东道国落地生根后，会利用该国的金融市场缺陷与监管漏洞，通过一系列金融操作制造金融动荡，吸食该国财富。主要做法是商业与投资银行提供杠杆资金，会计师事务所与投资银行提供信息，评级机构提供与创造契机，对冲基金则实施攻击。“中国金融体制缝隙甚多，未来被袭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第三，美国金融机构很多背景复杂，在中国境内活动日趋频繁，投资银行与评级机构已经掌握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的主导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会计审计业已经形成垄断，由此涉猎大量政治、经济、商务乃至国防工业信息。世界诸多国家限其于境内活动，而中国目前极少戒备，金融及信息安全受到威胁。
第四，伦敦与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资金、资本与期货市场，世界各国机构与企业都向往在两大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投资以及其他金融交易。但在美国眼中，中国一直被看作迅速崛起的“另类”，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美国金融市场投融资以及进行其他金融交易时不断遭受非议、歧视甚至讹诈。
金融“道德风险”突出
江涌指出，“道德风险”普遍存在金融领域各个层次。在微观层面，一些机构借“股改”之名，行增进管理层利益之实，改制直接成本过多集中于被裁减员工，有的甚至出现中外合谋，欺骗政府与百姓，获取不正当利益。在行业层面，金融决策屡屡出现照顾相关机构或利益集团的倾向，公正、合理与科学性令人怀疑。“当前，最为突出的‘道德风险’是政府在相关利益集团的强大游说下三番五次为金融机构坏账、国有机构投机巨亏买单。”
银行坏账冲销、金融集团倒闭、证券公司破产、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社会保障基金、股市泡沫消除等等最后都集中到国家头上。国有银行没有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信用，即储户对国有银行国家所有的信任。但是，国家信用是有限的。
江涌说，东亚金融危机表明，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国家银行当初同样有国家信用支持，可是当风暴袭来，国家信用于一夜之间消失。由于制度设计缺陷，政府大包统揽，无限“兜底”，这不仅造成严重的“道德风险”，而且还导致国家信用资源加速流失。长此以往，很难避免信任危机。
江涌建议：一要发挥债权国的主导权利，现在我们有很多方面受制于美国，这就要求我们转换思路，由被动转成主动，发挥债权国的作用。“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的主权一定要控制在自己手里，这非常关键。这么多年我们的货币主权处于丧失半丧失状态。”二要切断我国金融集团与华尔街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联系。
金融体制亟须深层次改革
江涌认为，银行风险依旧是金融安全的重心。据银监会公布，国有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由2004年初的约20%降到2006年末的约9%。但是，有研究表明，若剔除财务重组和政策性剥离等因素，同期实际不良贷款余额与比率难以乐观。更为严重的是，不良贷款比率的降低主要通过“扩大分母”（即多贷款）所致，且多半为中长期贷款，这极大地增加了未来银行风险，一些风险（如千亿计的高校扩张贷款）正在显形化。
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疏于内部治理，信用和市场风险不佳，操作风险则更为严重。近年来，国有银行大要案此起彼伏，上到高管下到电脑操作员，涉案金额动辄数百万乃至数亿，触目惊心，暴露出因金融违规、金融腐败、监管滞后而导致操作风险的防控存在严重缺陷。尽管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股改”，但是熟悉内情的人士普遍认为，国内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没有实质改观。
房地产泡沫正在生成，而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研究显示，银行直接与间接进入房地产业的资金占银行新增资产约60%。由于银行系统仍以抵押为基础，在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生成过程中，抵押估值过高，因此一旦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破灭或持续遭遇重挫，银行不良贷款将迅速增加，极有可能形成与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一样的银行危机。 此外，在体制转型与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银行和国企之间形成了一种扭曲的、非市场的信用关系，信贷资金财政化，银行在政治压力下大量发放“安定团结贷款”，成了改革成本的重要承担者。
对于外汇管理体制来说，江涌则建议，“外汇储备不应该由人民银行来管理，应该由财政部管理，因为，是要把外汇储备纳入到一国财政管理体系中来，也可以放在国资委来管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不能既有货币政策制定者又有货币管理职能，这样受部门利益影响很大。”
江涌认为，外汇储备没有实际价值，我国外汇储备过多，应该花掉一些。“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外汇储备在6000亿到8000亿就差不多了。”但是要花掉外汇也不太那么容易，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收购有诸多限制，而欠发达国家又不适合我国的发展要求。江涌建议我国应该走另一条花掉外汇的法子——用这些外汇储备收购外国在华投资资产。“外国在华投资总额在2万亿到3万亿之间，甚至可以溢价收购。像外资在华汽车产业中占有30%以上的股份，我们可以通过外汇储备收购把这个比例降到10%左右，这对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工程机械、电子设备等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殷剑峰建议，“国家应该鼓励国内企业利用外汇储备到国外直接投资，民企和国企同样对待。”
防止金融开放失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总结诸多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指出，金融自由化必须遵循的“最优次序”是：宏观经济自由化→结构调整→贸易自由化与实体经济部门的调整→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江涌对记者说：“金融开放失序势必增加中国金融风险。世界大国在经济发展与崛起过程中都跌过跟头，很多还不止一次，唯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没有，对此不能麻痹大意。”
江涌介绍说，自2002年以来，全球资本以直接、间接或战略投资等名目，以像房地产、股权、风险投资基金，甚至改头换面的对冲基金的身份，通过各种渠道加速涌进中国。国际金融的日趋动荡，由此也威胁到中国汇率稳定、巨额外汇储备与美元资产价值，加速国际金融风险向中国金融市场传递。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强调，金融开放对内对外要“一视同仁”。他说：“这次金融危机后，很多外资企业把持有的中国银行业股份都卖掉了，而且获利丰厚。这反映了我们国家金融开放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他认为，我国的金融安全问题主要是金融体系的建设，以防止破产倒闭、发生大范围的金融危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国内面临的金融安全风险就是过去十年信贷发行的过快；2、外部的资金流入压力比较大。
殷剑峰介绍，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我国银行贷款规模增长了大约30万亿。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贷款总额大约是60万亿，这就是说有一半的信贷是在过去四年中发放的。其中，这30万亿中有三分之一给了地方融资平台，这些信贷大部分都是长期的，都是“铁公基”项目，除了信用风险外，还面临流动风险。同时，银行的理财产品发展的非常快，今年可能超过20万亿，这里面有一半左右是给信贷融资的，靠滚动发行去维持其流动性，长期下去容易发生金融安全风险，国家在资金流量统计方面也不够全面。
在金融开放过程中，难以避免国际资本的冲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建议，“对外资的流入，应该实行浮动汇率，这是防止外资冲击最好的防御方式。”“现在我们之所以没有实行浮动汇率，我想主要是觉得自己在国际资本市场太弱，经不起外资的冲击。”
江涌强调指出，中国不适宜搞金融自由化。“贸然的金融自由化，客观上就配合美国，吸食我国的社会财富，损害国家金融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