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当选总理托尼·阿博特称自己将是一位“亚洲优先”的总理。他说：“涉及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决定，将在与雅加达、北京、东京、首尔协商后作出，就像要与华盛顿商量一样。”阿博特是否会兑现竞选时的表态不得而知，因为被称为“外交门外汉”的他不止一次在外交问题上失言。不过，重视亚洲目前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朝野政党的共识，阿博特只不过是把其前任的亚洲政策做了通俗化的提炼。
　　与陆克文温文尔雅的单一形象相比，阿博特可以说是矛盾的复合体。澳大利亚天主教徒的传统支持对象是工党，但身为自由党领袖的阿博特却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他还曾做过天主教神父。阿博特有着强烈的“盎格鲁文化”情结和优越感，毫不掩饰自己的“亲美”倾向，发表过“很少有澳大利亚人认为美国是外国”的言论。但在融入亚洲的问题上，阿博特表现得比此前澳大利亚领导人都更加直言不讳。从这个意义上说，“矛盾”的阿博特成了澳大利亚在亚太格局变迁背景下国家定位上纠结的经典代表。

“亚洲优先”虚实

　　在刚刚结束的澳大利亚选战中，外交并没有成为执政党与反对党攻防的焦点。阿博特竞选期间提出的“12点行动计划”，只有“加强边界管控”算得上与外交沾点边。阿博特的个人网站最近上传了他的新书《强大的澳大利亚：下届政府的价值观、方向和政策重点》。这本书收录了阿博特在竞选期间的9篇重要演讲，内容涵盖经济、环境、社区建设、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演讲主题都是围绕如何提升澳大利亚的国家竞争力展开，“密切与亚洲的联系”也被置于这个大主题下。阿博特政治资历主要在国内政策领域，他的“亚洲优先”外交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国内视角，尤其是经贸视角。他团队里可能出任外长的茱莉·毕什普说得更直白，“外交政策即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即外交政策”。
　　但阿博特的“亚洲优先”外交不会仅仅局限在经贸领域，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加强与亚洲的联系也是政策重点。在他为数不多的亚洲政策表述中，相对具体的要数“新版科伦坡计划”。“科伦坡计划”是1950年代由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英联邦国家发起的针对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援助项目，旨在以资金、技术、教育培训等援助方式帮助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2012年在墨尔本的一次演讲中，阿博特提出如果当选，他将在两年内启动“新版科伦坡计划”，推动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之间双向的、精英人才培训计划。阿博特把这一计划作为影响亚洲未来、拓展澳大利亚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总的来说，阿博特的“亚洲优先”外交不是澳大利亚战略的大转向，充其量只是对其前任的继承和发展。2012年10月，吉拉德政府发布了《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白皮书，这是澳政府历史上首次制定专门针对亚洲的、涵盖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外交战略。阿博特对这份白皮书表示了肯定。事实上，他的“新版科伦坡计划”与白皮书中的“澳大利亚奖”项目基本一致，他声称当选后要首先访问印尼、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表态，也与白皮书中将中国、日本、韩国、印尼、印度列为亚洲外交重点基本吻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迈克尔·韦斯利表示，在具体外交手法上，阿博特会与霍华德政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同的只是任务如何分配。霍华德当时主抓对美和对华关系，把其他外交关系交给外长，阿博特很可能会主抓与美国和印尼的关系。

在中美间寻求平衡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如何抓住“亚洲世纪”带来的机遇，最大的挑战是平衡与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和最重要的安全依靠美国之间的关系。从1972年中澳建交到2007年霍华德政府结束，这种平衡对澳大利亚都没有构成挑战，甚至都没有成为一个问题。2007年底陆克文第一次出任总理后，提出“亚太共同体”的设想，以此化解中国崛起导致的中美战略竞争。但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上，陆克文更像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代理人”。他曾在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谈话中表示，“亚太共同体”意在防止中国控制东亚峰会，防止出现中国版的门罗主义以及一个没有美国的亚洲。陆克文执政时期公布的“2009年版国防白皮书”，把中国军事现代化认定为潜在的地区稳定威胁。在此期间，中澳关系也因人权、西藏等问题波折不断，并且影响到双边经贸合作。
　　吉拉德就任总理后，在战略上与美国接近的势头没有改变。尤其是2011年11月奥巴马访澳期间宣布美国将在达尔文驻军，这一举动增加了中澳战略上的猜疑。不过与陆克文不同的是，吉拉德在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同时，也在战略上拉近与中国的距离。她主导下的《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对美国着墨不多，而且将中国看作机遇而非威胁。她任内的“2013年版国防白皮书”，在对华基调上摒弃了2009年国防白皮书的立场，认为中国军力现代化是经济发展后正常、正当的结果。在2013年4月吉拉德访华期间，中澳双方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建立两国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目前中国只与德国、英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建立了类似机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阿博特处理中美关系的手法可能是霍华德与吉拉德的“混合版”。一方面，阿博特对霍华德时期成功平衡澳美同盟关系与澳中经济关系赞赏有加，不赞成陆克文走向前台公开介入中美战略竞争的做法。另一方面，吉拉德在中澳双边关系层面为阿博特留下了相对优质的政治遗产。中澳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制度化的高层对话渠道，有助于阿博特管控中澳分歧，缓解对美安全关系与对华经济关系之间的张力。不过澳大利亚大学国立大学教授休·怀特最近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如今的情况，与2007年霍华德卸任时不同了。中美战略竞争更加公开，而且只会越来越激烈。澳大利亚面临的来自双方的压力更大，给阿博特留下的操控和模糊空间，比霍华德时代要小得多。”

纠结的“幸运之国”

　　在2012年年初的一次演讲中，阿博特说：“唐纳德·霍恩讽刺性地把澳大利亚称为幸运之国40年后，吉拉德政府依然在依靠好运气而不是好的治理来争取我们国家的未来。”霍恩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他在1964年撰写的《澳大利亚人：幸运之国的国民》一书中称，“澳大利亚是一个主要由二流水平的人物治理的幸运之国”，并提出了三点警告：必须接受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带来的挑战；在确定经济发展优先次序方面需要有革命性的变化；认识到大胆地重新评估国家现状的必要性。
　　作为紧邻亚洲、资源丰富、“生来现代”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幸运是毫无疑问的。从日本、亚洲“四小龙”到如今的中国，亚洲地区的每一波发展高潮，总能给澳大利亚带来经济繁荣。持续数十年的“亚洲需求”，让澳大利亚成为1991年以来唯一一个没有经历经济衰退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牢固的澳美军事同盟，使澳大利亚战后的安全担忧几乎仅限于非法移民。霍恩在其著作中写道，澳大利亚人生活在受人保护的舒服和天真无知的状态中太久了，他们的一个突出弱点就是，把先依赖英国、后依赖美国的实力看作理所当然，而经常忽略这种实力的现实状况，没有对这种现实状况加以仔细考虑。
　　澳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今年4月做的民调显示，76%的澳大利亚人把中国看作最重要的经济伙伴，选择美国的只占16%；但支持澳美军事同盟的占82%，认为中国未来可能成为军事威胁的占41%。这种“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依赖美国”的二元格局，使得澳大利亚既不希望中美的战略竞争过于激烈，也不希望美国在亚太战略优势弱化。怀特表示，对澳大利亚人来说，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已经嵌入国家身份，“澳大利亚现在真正面临的选择，不是东方还是西方，而是是否尽一切可能促成新的亚太秩序”。无论是“亚洲世纪”还是“亚洲优先”，都表明澳大利亚的政治领导人意识到了地缘战略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冲击。吉拉德政府的《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白皮书，以及阿博特的《强大的澳大利亚》一书，着眼点都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