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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建立了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很难无微不至地照顾到每一个孤儿与老人。”而善堂,就填补了这其中的空白。
2010年1月14日,汕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湖南来汕头打工的李湘军身受重伤,躺在医院一层一个四人间的简陋病房里。
进行了简单急救的李湘军,无奈地躺着,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1月12日一大早,李湘军制止了一个正在偷车的偷车贼,却被其手持一米长的砍刀砍了30多刀。
110随后赶来,把李湘军送进汕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警察认可李湘军的见义勇为,但是对于医治的医药费则不能垫付,“要层层报批”。
汕头市的存心善堂,在看到有关李湘军的电视报道后,派副会长范进乐给李湘军送来3万块钱。
范进乐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等政府批下来什么都晚了。善堂有非常灵活的应急机制,只要认为扶持李湘军这种社会正气值得,就能迅速启动应急机制。”
潮汕地区十分发达的善堂,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般的民间慈善机构。自明清时起,善堂就开始施医赠药、施殓施棺、救贫济困、养老育婴、发埋孤骨、敬惜纸字及兴办义学。建国后,善堂一度萧条。改革开放后,善堂重新发挥作用,也从比较单纯的传统慈善救济,逐渐向社会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务转型。
善堂所提供的服务涵盖了很多范围,甚至是社会基本保障的范围,如“养老院”“乐龄护理中心”等。而其兴办的“义塾”“特殊学校”,则属于义务教育范围。“修桥造路、建学校、建医院、建消防队。他们甚至把救火都当做是他们的本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汕头大学原党委书记黄赞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善堂肩负着很多并不属于慈善救济事业的多种职能,已经覆盖了民众社会生活保障的方方面面。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善堂。”据统计,在近1万多平方公里、1300多万人口的潮汕地区,有近1000家大大小小的民间善堂。差不多每一个村,就有一个善堂。
最早用来收养被弃的女婴
存心善堂是汕头市最大的一家善堂,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善堂位于汕头市外马路57号,由一组三座并列相连的庙堂式古建筑组成。
存心善堂会长蔡木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存心善堂最早是一座用来收养女婴的弃婴堂。在建国前,潮汕地区重男轻女的风气严重,很多人基于家族或者贫困的原因,把女婴抛弃在被认为是内陆尽头、省尾国角的汕头海边。
在清末、民国以及汕头沦陷日伪时期,政府基本处于瘫痪的状态。“当时社会的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都是由民间承担。”于是,存心儿童教养院、存心医院、存心学校、存心施粥局、存心掩埋队、存心救护队、存心义山等一系列救助机构相继成立,扶贫救困、赈济饥民。“在战乱时,存心掩埋队曾一天收埋1200具尸骸,收尸的数量以百万计。”
1927年,在海内外华侨资金的支持下,存心善堂还修建了用于消防的存心水龙局。存心水龙局拥有汕头历史上第一辆消防车。蔡木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购买了三辆消防车,都是从西德进口,用了两年的时间才运到中国。”
如今的存心善堂,还有粤东第一家公益慈善诊所“存心善堂诊所”,免费为穷困的民众治疗和取药;类似的则还有“存心慈善园”,为孤寡残疾老人免费提供衣、食、住、医、送终服务;“存心特教学校”,免费为残疾智障儿童提供特殊教育;“存心快餐厅”,全年免费向社会残疾人供应每日三餐。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餐厅门口看到,领餐的还有社会低保特困户、空巢老人、单亲户及周边困难群众。
“免费也是有条件的,善堂有自己的救助制度。”蔡木通对记者说,需要帮助者要填申请表,低保特困户要有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证明,生病的则要有医院的证明。
不久前,存心善堂还启动了民间慈善交通救济金,按照交警部门的有效证明,对交通肇事、交通伤害、交通死亡、交通逃逸等4类需紧急救助者提供及时的资金帮助。如果救助者发生交通事故后家庭非常困难,还会按月向救助者家里发放大米和食油等用品。
“宗教、姓氏、国别都不计较,只看你值不值得帮助。”蔡木通说,善堂的救助和保障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补充,“钱要用对地方”。
经费从何而来
善堂收入的固定来源,是善堂会员缴纳的类似于会费的款项。蔡木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有近两万会员,这些会员中有汕头市居民、有外来打工人员、有商人、也有普通工薪阶层的成员,具有草根慈善的性质。
另外,潮汕地区海外华侨很多,偶尔也会有华侨把行善的款项捐在善堂。
善堂内也设有功德箱,有人进来会捐赠一些钱物。一位赵姓家庭主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和姐妹们经常会凑钱买一两包米捐赠到善堂,“捐多少不拘,哪怕是捐一块钱在这也不会受到歧视。”
存心善堂收到的捐赠物品五花八门。旧衣服、旧家具、护理工具、轮椅等皆有。
善堂的财务支出非常公开。善堂的支出每三个月都要上报当地审计部门一次。除了审计部门的财务审计,善堂内部还设有监事会和耆老会共同监督理事会。每年正月初九,善堂开会员大会之时,善堂的会计人员则会把所有开支都挂在墙上,受所有捐款者监督。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乐捐善款及实物的财务收支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中看到:一年半来,该善堂募集的善款1984多万元,募集大米63.5多万斤、食用油1.6多万斤,伊面4.6多万件。同时募集南方雪灾的赈灾物资价值65万元、募集四川汶川地震赈灾物资价值322万元。
“一年发放1400多万的善款,相当于一个区县级的民政局。”蔡木通说。
2008年雪灾时,大量返乡民工滞留汕头火车站,“政府还没响应,善堂里150个义工24小时三班倒,坚持了十五天”,为滞留旅客免费提供御寒衣物、棉被以及速食面、麦片、姜汤等。
存心善堂负责救济救灾的76岁老人陈文元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雪灾,他曾经在冰天雪地中押送善堂筹集的9卡车生活必需品到达湖南郴州;汶川地震时,经过三天三夜近3000公里的长途跋涉,押送了发电机、帐篷等7车物资奔赴四川什邡灾区,从四川回到汕头后,又筹集救灾物资从汕头奔赴甘肃文县。
“善堂的老人就是想做善事,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更信任善堂,更愿意把钱捐给善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汕头大学原党委书记黄赞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没有传统和宗教作为支柱,善堂很难长久”
走在汕头拐来拐去的大街小巷里,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小的善堂善会,几个老人煮各种各样的中草药凉茶,摆在路边,路过的人、三轮车夫、环卫工人都会停下来喝两口。
汕头外马路上的榕香蚝烙饭店,每天提供80份的免费炒饭。每到中午十一点,饭店门口的大榕树下就会排着长长的队。乞丐、干苦力的、捡垃圾的、环卫工人、邻街的老人常在队伍中。饭店老板蔡乳武为贫困人群提供免费午饭已经有16年,中间也经常会有人拿油米给饭店。“给钱的我都不要,给油米的,都是小时候吃过人家饭的。”
潮汕人的先民多来自中原,有的是征战士兵,有的是举家而迁的灾民,有的是因家族或村落争斗而被迫南迁的难民。在长途迁徙中,扶老携幼,历经颠簸,方达潮地。但在这个“蛮荒”之地,等待他们的仍是艰辛的生存环境。“重信仰,寻寄托,求庇佑,是绝大多数潮汕人的心理形态。”黄赞发说。
也因此,潮汕人对诸神都很崇拜。记者在汕头云湖庵就看到有佛、有道、又有地方神摆在一起的祭拜形式,甚至把最早建立善堂行善的大峰大师也作为神来崇拜。存心善堂所在的外马路上,则既有善堂这样的地道中式古建筑,也有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的典型西洋楼房。
善堂也经常举行各种大小传统宗教仪式和活动,接受各界捐赠。“把传统活动作为凝聚社会的力量,变为慈善活动。”蔡木通告诉记者,“没有传统和宗教作为支柱,善堂很难长久。”
靠海的潮汕人还有怒海讨生的风俗习惯。如今,海内海外各有潮人一千多万,“海内有一个潮州,海外也有一个潮州”。
善堂文化也随着潮人离乡背井出洋。他们离乡时,往往捧着某善堂或神庙香火,一起渡洋,待到事业有成,生活改善,便合建善堂或神庙,作为敬奉处、思乡所、会聚点,并以善堂为机构组织救困扶危。为后来出洋的潮人提供食宿,帮忙找工作,为当地国家解决了很多移民问题。
现在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地都先后出现了善堂机构,“在泰国曼谷街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很可能公立医院的救护车还没到,泰国报德善堂的车已经到了。”蔡木通告诉记者,泰国报德善堂医院里面的血浆、骨髓比国内医院的还多。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告诉记者,如今他很关心中国的慈善事业,慈善是社会保障和缓解贫富差距的一个补充,“更难得的,还有对精神的陶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善堂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以存心善堂为例,1953年,存心善堂曾经作为封建财产被没收。1985年,存心善堂等多家善堂集体上书要求正确看待善堂的作用,“行善不是迷信,善堂没有了很多社会服务都没有人做了”,终获批准。
1995年,由于善堂所在地的产权等原因,“社会团体财产归人民所有”,存心善堂被强制取缔。
2003年,经汕头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正式批准,存心善堂为汕头市慈善总会分支机构,全称“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但存心善堂不可以再设分支机构,它下面的学校,文武学校、养老院、慈善诊所等不能独立开展活动。直到2009年,存心善堂独立登记,成为独立法人,全称汕头市存心慈善会。
汕头市民政局副局长钟岳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现在情况要发生变化,民政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将改为业务指导单位。“作为业务指导单位,善堂要来登记,每年要年检,财务年检,人员、会员的变动,开展哪些活动,重大活动等都要备案,主要是敦促善堂遵守法律法规,健康规范发展,出了什么问题民政局要去清算清理。”而据记者了解,汕头市在民政局登记的善堂,大概有46家左右。
钟岳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汕头市民政局也在培育慈善机构,但主要是增加政府指导下的中华慈善总会下的分支机构,“有一些情况必须由汕头市慈善总会和汕头市红十字会来进行,善堂不可以公开募捐,只能依法接受捐赠,大的事情政府统筹会更好一点。”去年汶川地震,存心善堂向社会募捐拿的箱子,都冠名为“中华慈善总会”。“钱的来龙去脉,是需要政府规范的,要不没有办法监管。”钟岳峰说。
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对中国善会善堂史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社会始终未曾产生独立于官或超脱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组织。而“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也曾感叹,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但中国,是非政府组织“购买”政府的服务。
2009年末,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王长胜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规定》通过,“东莞试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凡是能够由社会组织解决的事,移交给社会组织解决管理;政府通过采购或特定委托方式,购买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逐步将政府直接‘养机构、养人、办事’,转变为向公益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2010年1月14日,汕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湖南来汕头打工的李湘军身受重伤,躺在医院一层一个四人间的简陋病房里。
进行了简单急救的李湘军,无奈地躺着,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1月12日一大早,李湘军制止了一个正在偷车的偷车贼,却被其手持一米长的砍刀砍了30多刀。
110随后赶来,把李湘军送进汕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警察认可李湘军的见义勇为,但是对于医治的医药费则不能垫付,“要层层报批”。
汕头市的存心善堂,在看到有关李湘军的电视报道后,派副会长范进乐给李湘军送来3万块钱。
范进乐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等政府批下来什么都晚了。善堂有非常灵活的应急机制,只要认为扶持李湘军这种社会正气值得,就能迅速启动应急机制。”
潮汕地区十分发达的善堂,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般的民间慈善机构。自明清时起,善堂就开始施医赠药、施殓施棺、救贫济困、养老育婴、发埋孤骨、敬惜纸字及兴办义学。建国后,善堂一度萧条。改革开放后,善堂重新发挥作用,也从比较单纯的传统慈善救济,逐渐向社会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务转型。
善堂所提供的服务涵盖了很多范围,甚至是社会基本保障的范围,如“养老院”“乐龄护理中心”等。而其兴办的“义塾”“特殊学校”,则属于义务教育范围。“修桥造路、建学校、建医院、建消防队。他们甚至把救火都当做是他们的本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汕头大学原党委书记黄赞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善堂肩负着很多并不属于慈善救济事业的多种职能,已经覆盖了民众社会生活保障的方方面面。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善堂。”据统计,在近1万多平方公里、1300多万人口的潮汕地区,有近1000家大大小小的民间善堂。差不多每一个村,就有一个善堂。
最早用来收养被弃的女婴
存心善堂是汕头市最大的一家善堂,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善堂位于汕头市外马路57号,由一组三座并列相连的庙堂式古建筑组成。
存心善堂会长蔡木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存心善堂最早是一座用来收养女婴的弃婴堂。在建国前,潮汕地区重男轻女的风气严重,很多人基于家族或者贫困的原因,把女婴抛弃在被认为是内陆尽头、省尾国角的汕头海边。
在清末、民国以及汕头沦陷日伪时期,政府基本处于瘫痪的状态。“当时社会的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都是由民间承担。”于是,存心儿童教养院、存心医院、存心学校、存心施粥局、存心掩埋队、存心救护队、存心义山等一系列救助机构相继成立,扶贫救困、赈济饥民。“在战乱时,存心掩埋队曾一天收埋1200具尸骸,收尸的数量以百万计。”
1927年,在海内外华侨资金的支持下,存心善堂还修建了用于消防的存心水龙局。存心水龙局拥有汕头历史上第一辆消防车。蔡木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购买了三辆消防车,都是从西德进口,用了两年的时间才运到中国。”
如今的存心善堂,还有粤东第一家公益慈善诊所“存心善堂诊所”,免费为穷困的民众治疗和取药;类似的则还有“存心慈善园”,为孤寡残疾老人免费提供衣、食、住、医、送终服务;“存心特教学校”,免费为残疾智障儿童提供特殊教育;“存心快餐厅”,全年免费向社会残疾人供应每日三餐。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餐厅门口看到,领餐的还有社会低保特困户、空巢老人、单亲户及周边困难群众。
“免费也是有条件的,善堂有自己的救助制度。”蔡木通对记者说,需要帮助者要填申请表,低保特困户要有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证明,生病的则要有医院的证明。
不久前,存心善堂还启动了民间慈善交通救济金,按照交警部门的有效证明,对交通肇事、交通伤害、交通死亡、交通逃逸等4类需紧急救助者提供及时的资金帮助。如果救助者发生交通事故后家庭非常困难,还会按月向救助者家里发放大米和食油等用品。
“宗教、姓氏、国别都不计较,只看你值不值得帮助。”蔡木通说,善堂的救助和保障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补充,“钱要用对地方”。
经费从何而来
善堂收入的固定来源,是善堂会员缴纳的类似于会费的款项。蔡木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有近两万会员,这些会员中有汕头市居民、有外来打工人员、有商人、也有普通工薪阶层的成员,具有草根慈善的性质。
另外,潮汕地区海外华侨很多,偶尔也会有华侨把行善的款项捐在善堂。
善堂内也设有功德箱,有人进来会捐赠一些钱物。一位赵姓家庭主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和姐妹们经常会凑钱买一两包米捐赠到善堂,“捐多少不拘,哪怕是捐一块钱在这也不会受到歧视。”
存心善堂收到的捐赠物品五花八门。旧衣服、旧家具、护理工具、轮椅等皆有。
善堂的财务支出非常公开。善堂的支出每三个月都要上报当地审计部门一次。除了审计部门的财务审计,善堂内部还设有监事会和耆老会共同监督理事会。每年正月初九,善堂开会员大会之时,善堂的会计人员则会把所有开支都挂在墙上,受所有捐款者监督。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乐捐善款及实物的财务收支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中看到:一年半来,该善堂募集的善款1984多万元,募集大米63.5多万斤、食用油1.6多万斤,伊面4.6多万件。同时募集南方雪灾的赈灾物资价值65万元、募集四川汶川地震赈灾物资价值322万元。
“一年发放1400多万的善款,相当于一个区县级的民政局。”蔡木通说。
2008年雪灾时,大量返乡民工滞留汕头火车站,“政府还没响应,善堂里150个义工24小时三班倒,坚持了十五天”,为滞留旅客免费提供御寒衣物、棉被以及速食面、麦片、姜汤等。
存心善堂负责救济救灾的76岁老人陈文元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雪灾,他曾经在冰天雪地中押送善堂筹集的9卡车生活必需品到达湖南郴州;汶川地震时,经过三天三夜近3000公里的长途跋涉,押送了发电机、帐篷等7车物资奔赴四川什邡灾区,从四川回到汕头后,又筹集救灾物资从汕头奔赴甘肃文县。
“善堂的老人就是想做善事,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更信任善堂,更愿意把钱捐给善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汕头大学原党委书记黄赞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没有传统和宗教作为支柱,善堂很难长久”
走在汕头拐来拐去的大街小巷里,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小的善堂善会,几个老人煮各种各样的中草药凉茶,摆在路边,路过的人、三轮车夫、环卫工人都会停下来喝两口。
汕头外马路上的榕香蚝烙饭店,每天提供80份的免费炒饭。每到中午十一点,饭店门口的大榕树下就会排着长长的队。乞丐、干苦力的、捡垃圾的、环卫工人、邻街的老人常在队伍中。饭店老板蔡乳武为贫困人群提供免费午饭已经有16年,中间也经常会有人拿油米给饭店。“给钱的我都不要,给油米的,都是小时候吃过人家饭的。”
潮汕人的先民多来自中原,有的是征战士兵,有的是举家而迁的灾民,有的是因家族或村落争斗而被迫南迁的难民。在长途迁徙中,扶老携幼,历经颠簸,方达潮地。但在这个“蛮荒”之地,等待他们的仍是艰辛的生存环境。“重信仰,寻寄托,求庇佑,是绝大多数潮汕人的心理形态。”黄赞发说。
也因此,潮汕人对诸神都很崇拜。记者在汕头云湖庵就看到有佛、有道、又有地方神摆在一起的祭拜形式,甚至把最早建立善堂行善的大峰大师也作为神来崇拜。存心善堂所在的外马路上,则既有善堂这样的地道中式古建筑,也有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的典型西洋楼房。
善堂也经常举行各种大小传统宗教仪式和活动,接受各界捐赠。“把传统活动作为凝聚社会的力量,变为慈善活动。”蔡木通告诉记者,“没有传统和宗教作为支柱,善堂很难长久。”
靠海的潮汕人还有怒海讨生的风俗习惯。如今,海内海外各有潮人一千多万,“海内有一个潮州,海外也有一个潮州”。
善堂文化也随着潮人离乡背井出洋。他们离乡时,往往捧着某善堂或神庙香火,一起渡洋,待到事业有成,生活改善,便合建善堂或神庙,作为敬奉处、思乡所、会聚点,并以善堂为机构组织救困扶危。为后来出洋的潮人提供食宿,帮忙找工作,为当地国家解决了很多移民问题。
现在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地都先后出现了善堂机构,“在泰国曼谷街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很可能公立医院的救护车还没到,泰国报德善堂的车已经到了。”蔡木通告诉记者,泰国报德善堂医院里面的血浆、骨髓比国内医院的还多。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告诉记者,如今他很关心中国的慈善事业,慈善是社会保障和缓解贫富差距的一个补充,“更难得的,还有对精神的陶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善堂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以存心善堂为例,1953年,存心善堂曾经作为封建财产被没收。1985年,存心善堂等多家善堂集体上书要求正确看待善堂的作用,“行善不是迷信,善堂没有了很多社会服务都没有人做了”,终获批准。
1995年,由于善堂所在地的产权等原因,“社会团体财产归人民所有”,存心善堂被强制取缔。
2003年,经汕头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正式批准,存心善堂为汕头市慈善总会分支机构,全称“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但存心善堂不可以再设分支机构,它下面的学校,文武学校、养老院、慈善诊所等不能独立开展活动。直到2009年,存心善堂独立登记,成为独立法人,全称汕头市存心慈善会。
汕头市民政局副局长钟岳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现在情况要发生变化,民政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将改为业务指导单位。“作为业务指导单位,善堂要来登记,每年要年检,财务年检,人员、会员的变动,开展哪些活动,重大活动等都要备案,主要是敦促善堂遵守法律法规,健康规范发展,出了什么问题民政局要去清算清理。”而据记者了解,汕头市在民政局登记的善堂,大概有46家左右。
钟岳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汕头市民政局也在培育慈善机构,但主要是增加政府指导下的中华慈善总会下的分支机构,“有一些情况必须由汕头市慈善总会和汕头市红十字会来进行,善堂不可以公开募捐,只能依法接受捐赠,大的事情政府统筹会更好一点。”去年汶川地震,存心善堂向社会募捐拿的箱子,都冠名为“中华慈善总会”。“钱的来龙去脉,是需要政府规范的,要不没有办法监管。”钟岳峰说。
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对中国善会善堂史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社会始终未曾产生独立于官或超脱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组织。而“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也曾感叹,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但中国,是非政府组织“购买”政府的服务。
2009年末,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王长胜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规定》通过,“东莞试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凡是能够由社会组织解决的事,移交给社会组织解决管理;政府通过采购或特定委托方式,购买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逐步将政府直接‘养机构、养人、办事’,转变为向公益社会组织购买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