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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3142012012）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者、文学家、学者。从1893年投身国事，到1929年去世，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动了近四十年，旅日期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活跃，文学创作成就最为丰硕的时期。本文以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十四年为中心，来分析其文学创作的两大显著特点：一是文风的改革，二是日语借词的大量使用。
关键词：梁启超；文风改革；日语借词0引言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等。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青年时期接触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与康有为结识，后来与康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成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正如外界所评论的那样，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研究涉猎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且均有建树。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到日本寻求政治避难，直至“中华民国”成立才回国。他从1893年投身国事，到1929年去世，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动了近四十年，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旅日期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活跃，文学创作成就最为丰硕的时期，本文以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十四年为中心，分析其文学成就。
1文风改革——追求新思想
梁启超于1898年9月26日从天津港搭乘日本军舰逃往日本，开始了政治逃亡生活。这十四年可以说是梁启超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一方面，他先后创办了《清民报》《新民丛报》等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和杂志，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积极推进文学革命运动，在文学的改良上进行了一些尝试。
（1）诗歌的革新。梁启超诗词作品数量不多，但充满了清新郁勃之气，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有强烈的时代感，诗如《去国行》《雷庵行》等，曾给当时的有志青年以很大的激励。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梁启超努力将这种新的诗歌理论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去，他的诗作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诗风流畅。他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由于梁启超的大力提倡，黄遵宪、夏曾佑等人在“新派诗”方面的积极实践，诗界革命成为改良主义文学影响最大的运动之一，并对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散文的解放。与诗歌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他在1896年到1906年十年间发表了多篇散文，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技术，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受到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黄遵宪赞扬梁的文章可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真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做了必要的准备。
2语言改革——大量使用日语借词
旅日期间，梁启超不仅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地尝试和重大的突破，同时在语言的使用方面也大开中国文学之先河。与同时期的大多数文人一样，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具有很高的汉学修养，但当他到了日本以后，方才认识到，汉语言虽然博大精深，但在面对西方新事物、新概念时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当时，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在尝试翻译西方著作，也创造了一些新词，但大部分为西方词汇的音译，如“赛因斯（science）”“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等，不仅词形冗长，发音拗口，语义也不够清晰。而梁启超在接触到日语之后，直接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词。有很多学者认为，日语借词大量涌入中国主要是发生在梁启超创办《清议报》（1898年）之后，像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政治，经济，组织，干部”等很多词汇，皆始于梁启超。梁启超认为，日语与汉语属于同文同种，中国人学习日语具有得天独厚的。因此，他积极主张以日语为文字媒介，通过翻译日文译本的方式来学习和研究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理论。
梁启超逃往日本一年后，发出了“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的感慨，并发表《论学习日本文之益》的专题文章，号召“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盖亦学日本文哉”。梁启超一方面从理论上对日语做出积极的评价，另一方面积极付诸实践，在其所著的文章中大量使用日语借词，并且特意做出标注，如“日本人谓”，“日本言”“东译”等。例如，“于是经济上日本人谓凡关系于财富者为经济之势力范围遂浸变为政治上之势力范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经济”一词中国古籍中早已有之，但其含义为“（1）经世济民。（2）治国的才干”。例如，《晋书·殷浩传》中有“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
但梁启超文中所要表达的，显然并非此意，而是英文“economy”的意译，即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相关的系统之总称。再如，“‘哲学’二字是日本人从欧文翻译出来的名词，我国人沿用之，没有更改。原文为‘philosophy’，由希腊语变出，即爱智之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三》。另外，梁启超还从《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一号开始，设置了“新释名”栏目，来解释当时出现的一些新名词，其中大部分为日语借词。例如，“社会者，众人协同生活之有机的有意识的人格的之浑一体也……中国于此字无确译。或译为群。或译为人群。未足以包举全义。今从东译。”——《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二号。因此，在中日近代词汇交流的过程中，梁启超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高度评价日語在传播西方文明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身体力行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日语借词，从而为日语词汇顺利流入中国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对汉语言文字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结语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启蒙者和社会活动家，同时作为一名文学家，他也成就卓越，特别是在日期间，梁启超的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质的飞跃，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和中日词汇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考文献：
[1] 尚宏伟.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与文学形式现代变革[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02）.
[2] 李运博.梁启超在中日近代汉字词汇交流中的作用[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02）.
关键词：梁启超；文风改革；日语借词0引言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等。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青年时期接触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与康有为结识，后来与康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成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正如外界所评论的那样，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研究涉猎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且均有建树。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到日本寻求政治避难，直至“中华民国”成立才回国。他从1893年投身国事，到1929年去世，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动了近四十年，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旅日期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活跃，文学创作成就最为丰硕的时期，本文以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十四年为中心，分析其文学成就。
1文风改革——追求新思想
梁启超于1898年9月26日从天津港搭乘日本军舰逃往日本，开始了政治逃亡生活。这十四年可以说是梁启超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一方面，他先后创办了《清民报》《新民丛报》等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和杂志，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积极推进文学革命运动，在文学的改良上进行了一些尝试。
（1）诗歌的革新。梁启超诗词作品数量不多，但充满了清新郁勃之气，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有强烈的时代感，诗如《去国行》《雷庵行》等，曾给当时的有志青年以很大的激励。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梁启超努力将这种新的诗歌理论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去，他的诗作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诗风流畅。他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由于梁启超的大力提倡，黄遵宪、夏曾佑等人在“新派诗”方面的积极实践，诗界革命成为改良主义文学影响最大的运动之一，并对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散文的解放。与诗歌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他在1896年到1906年十年间发表了多篇散文，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技术，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受到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黄遵宪赞扬梁的文章可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真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做了必要的准备。
2语言改革——大量使用日语借词
旅日期间，梁启超不仅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地尝试和重大的突破，同时在语言的使用方面也大开中国文学之先河。与同时期的大多数文人一样，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具有很高的汉学修养，但当他到了日本以后，方才认识到，汉语言虽然博大精深，但在面对西方新事物、新概念时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当时，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在尝试翻译西方著作，也创造了一些新词，但大部分为西方词汇的音译，如“赛因斯（science）”“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等，不仅词形冗长，发音拗口，语义也不够清晰。而梁启超在接触到日语之后，直接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词。有很多学者认为，日语借词大量涌入中国主要是发生在梁启超创办《清议报》（1898年）之后，像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政治，经济，组织，干部”等很多词汇，皆始于梁启超。梁启超认为，日语与汉语属于同文同种，中国人学习日语具有得天独厚的。因此，他积极主张以日语为文字媒介，通过翻译日文译本的方式来学习和研究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理论。
梁启超逃往日本一年后，发出了“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的感慨，并发表《论学习日本文之益》的专题文章，号召“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盖亦学日本文哉”。梁启超一方面从理论上对日语做出积极的评价，另一方面积极付诸实践，在其所著的文章中大量使用日语借词，并且特意做出标注，如“日本人谓”，“日本言”“东译”等。例如，“于是经济上日本人谓凡关系于财富者为经济之势力范围遂浸变为政治上之势力范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经济”一词中国古籍中早已有之，但其含义为“（1）经世济民。（2）治国的才干”。例如，《晋书·殷浩传》中有“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
但梁启超文中所要表达的，显然并非此意，而是英文“economy”的意译，即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相关的系统之总称。再如，“‘哲学’二字是日本人从欧文翻译出来的名词，我国人沿用之，没有更改。原文为‘philosophy’，由希腊语变出，即爱智之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三》。另外，梁启超还从《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一号开始，设置了“新释名”栏目，来解释当时出现的一些新名词，其中大部分为日语借词。例如，“社会者，众人协同生活之有机的有意识的人格的之浑一体也……中国于此字无确译。或译为群。或译为人群。未足以包举全义。今从东译。”——《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二号。因此，在中日近代词汇交流的过程中，梁启超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高度评价日語在传播西方文明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身体力行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日语借词，从而为日语词汇顺利流入中国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对汉语言文字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结语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启蒙者和社会活动家，同时作为一名文学家，他也成就卓越，特别是在日期间，梁启超的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质的飞跃，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和中日词汇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考文献：
[1] 尚宏伟.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与文学形式现代变革[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02）.
[2] 李运博.梁启超在中日近代汉字词汇交流中的作用[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