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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本刊记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采访发现,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送礼消费减少,市场整体回归理性,商品過度包装现象得到一定遏制。但是,保健品、茶叶、酒类商品仍有比较严重的过度包装问题。 “都贵在了包装上,自己喝别买,不值” 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茶叶一条街的一家茶庄内,“小罐茶”品牌专柜非常醒目。本刊记者在此打开一盒售价1000元、皮质包装的茶叶时看到,盒内有20个比乒乓球略大的铝罐,每罐仅有4克茶叶。茶庄服务员说,这个品牌针对高档市场,算下来一斤茶叶5000多元。说是“一罐一泡”,但一罐大红袍还不够冲一泡。 据北京茶叶市场一位业内人士估算,这种特制铝罐一个成本6元左右,皮盒子几十元,整个包装近百元。他说:“以往茶叶过度包装,多使用很大的木盒或陶瓷盒。继‘小罐茶’之后,市面上又出了类似的‘圆罐茶’‘一贯好茶’,从铝罐到瓷罐,甚至还有镀金罐,喝完就扔了,比以前更浪费。” 在茶叶经销商吴裕泰的一家北京门店里,礼盒装茶叶占据了主要柜台。营业员冯女士告诉本刊记者:“礼盒要比买散茶贵很多,都贵在了包装上。自己喝别买,不值。” 本刊记者在广州友谊商店环市东路店北馆4层保健品区看到,一种透明罐装“昆仑美仁”黑枸杞,60克售价288元;边上“昆仑极”牌高原黑果枸杞,包装体积是前者的4倍,却仅含枸杞50克,价格高达1080元。导购员说,这种黑枸杞是新兴保健品。包装虽不透明,但却因为价格高,反倒有“神秘感”,比“昆仑美仁”卖得好。 在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的同仁堂,本刊记者看到数十个礼盒摆放在店门口吸引顾客,标价从五六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礼盒虽豪华,装的保健品只有区区一两个单品。 本刊记者从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获悉,泸州老窖、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等生产的酒类产品,长期位列过度包装“黑榜”;在保健品领域,汤臣倍健、康富来、昂立等多个品牌的产品,数次被发现存在过度包装问题,其中不少曾经登上“黑榜”的产品甚至长期不进行整改。本刊记者比对2016年和2015年的抽查结果发现,汤臣倍健蛋白质粉、昂立西洋参胶囊、金日资生口服液都连续“上榜”。 “面子消费”成过度包装温床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送礼“面子消费”成过度包装温床。从事教育培训的北京市民赵冉坦承,选购礼品时更看重礼品的豪华程度,而不只看性价比。 浙江温州一家制造企业负责人说,准备酒、茶叶、海鲜、丝绸等礼品时,都会增加一笔包装费,让商家包得“隆重”一些。 北京市民班诺认为,正是因为有送礼的需求,才助长了商品华而不实的风气,“首先广大消费者应该转变观念”。 广州进口葡萄酒代理商张先生举例说,西部某省份一个酒厂生产的一瓶红酒卖到三千元,价格与欧洲一级酒庄的普通年份酒相当。“凭什么呢?就是在过度包装和明星代言的软包装上,不断加码抬价。” 北京茶叶市场业内人说,很多包装是“架子大、肉少”,全部茶罐打开,茶叶撒在盒子里还铺不满。“而且满街都是‘大师造’,巨资投进电视广告,茶罐造价越来越贵,都做成‘土豪’喝的茶了。” 过度包装问题,目前面临监管和界定难题。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规定,只要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包装成本占售价比例3项指标中有一项不合格,就属于过度包装。不过,这项国家标准并未对包装的材质和是否可回收利用提出明确要求,也没有详细规定处罚标准,商品范围也有限。据了解,目前仅上海、广州等极少数城市出台了带有处罚规定的地方文件。 东部地区一位基层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列举了一些执行中的难题:造型怪异的酒瓶“耳朵”算不算体积?如果商家以“现买现装”、加“赠品”、外包装自选等方式销售,那么,如何计算包装层数呢? 上海市质监部门表示,上海市面上销售的九成商品在外地生产,涉及过度包装的产品来自外地,质监部门就仅能对销售方进行处罚,对生产厂家并没有管辖权限,也难以从源头进行治理。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包装工程系主任张钦发说,目前,消费者、生产厂家乃至监管部门,对于过度包装的危害认识还很不够,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出台的政府规章缺乏执行力。 从制度设计上向过度包装宣战 专家指出,遏制过度包装,需要全社会倡导绿色消费观。在茶叶、保健品、酒类这些商品定价不够透明、送礼需求较大的细分市场里,发挥标杆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引导作用尤为重要。 北京京商流通战略研究院院长赖阳认为,国内许多厂商陷入“重视包装材质、忽略包装设计”的误区。广州葡萄酒代理商张先生举例说,国外有些知名酒庄会找不同的画家画酒标,这种艺术化的设计,本身并没有在材料上造成浪费,也不会有环保的负担。
上海市商业流通中心首席研究员齐晓斋认为,应在现行偏重技术性标准的国标的基础上,加入更加容易操作和执行的过度包装判定条款。从设计、生产、流通、运输、销售到最终的回收环节都加入一定的限制性条款,对过度包装进行全环节的监管,同时也提升市场监管、环保等部门的执法效能。 不少地方和企业正在积极探索绿色消费方式,从生产、运输到回收的全环节主动减少包装量级,采用新型环保包装,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上海、广州先后针对过度包装出台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从制度设计上向过度包装“宣战”。 《上海市商品包装物减量若干规定》2013年出台以来,上海质监部门已经查处了589批次商品存在的过度包装问题,立案4家次,商品包装抽样合格率从2009年的59.1%逐步提高到2016年的91.3%,商品过度包装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上海质监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超市、卖场中销售过度包装产品,将会对销售方进行处罚。对上海生产的过度包装产品,质监部门将对源头进行追踪。如涉及过度包装的产品来自外地,则将通报当地质监部门。
上海市商业流通中心首席研究员齐晓斋认为,应在现行偏重技术性标准的国标的基础上,加入更加容易操作和执行的过度包装判定条款。从设计、生产、流通、运输、销售到最终的回收环节都加入一定的限制性条款,对过度包装进行全环节的监管,同时也提升市场监管、环保等部门的执法效能。 不少地方和企业正在积极探索绿色消费方式,从生产、运输到回收的全环节主动减少包装量级,采用新型环保包装,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上海、广州先后针对过度包装出台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从制度设计上向过度包装“宣战”。 《上海市商品包装物减量若干规定》2013年出台以来,上海质监部门已经查处了589批次商品存在的过度包装问题,立案4家次,商品包装抽样合格率从2009年的59.1%逐步提高到2016年的91.3%,商品过度包装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上海质监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超市、卖场中销售过度包装产品,将会对销售方进行处罚。对上海生产的过度包装产品,质监部门将对源头进行追踪。如涉及过度包装的产品来自外地,则将通报当地质监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