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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信息即时传播的新媒体时代，媒体和公众是战争的第二战场。为了同时打赢战场和所谓“公理”两条战线，西方国家的军官们巧妙运用军事文化软实力，通过军事行动代号的命名千方百计地妖魔化对手，将战争的真正战略意图隐藏起来，摆出捍卫弱者的姿态以及借口反恐和宣扬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等手段，为战争“正名”。
【关键词】新媒体 军事行动
进入21世纪，随着以计算机网络为中心的信息即时传播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对参战人员还是国内外民众，想要隐瞒战争的真相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如何使一场战争在舆论和战场两条战线上同时打赢，是西方国家发动战争前必须慎重考量的因素之一。他们深知赢得“公理”比打赢战争更难，在发动一场战争时，总会为军事行动起一个形象而颇具意义的作战代号，一方面为战争正名，另一方面也要起到动员战争舆论的作用，以此将一些非正义战争利用代号的方法转变其“性质”，误导公众，掩人耳目，使战争合法化、正义化，体现了对西方国家军事文化软实力的巧妙运用。从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概莫能外。
一、朝鲜战争和越战军事行动代号的教训
美军军事行动代号的命名有一套成熟的规范和合理的指导原则，但并不历来如此。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军行动代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士气，但同时也触犯了舆论和政治宣传的大忌。
1951年2～4月间，为了鼓舞日渐低落的士气，美国新任盟军总司令李奇微将一系列反攻行动命名为“雷电”、“屠夫”、“撕裂者”等。这些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煽动作用，但美国国内的一些民众和政客认为“屠夫”、“撕裂者”这类行动代号过于血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刽子手”。
越战时期，在军事行动的命名上，美军又重蹈覆辙。如在1964年美军第一空中骑兵师实施了一次被称为“捣碎机”突击行动，并被报纸频频曝光。美国总统约翰逊对此十分生气，因为美国政府当时正在南越推行所谓的“和平战略”，军方的这个血淋淋的代号使美国政府在道义上陷于被动。
这些教训使美军认识到，一个理想的代号不仅要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还要“政治正确”，对国内外的民众和舆论作全面考量。因此，在1975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军事行动代号、绰号和演习名称的命名进行了规范，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导原则：一是要与美国传统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一致，不能表现出好战色彩；二是要照顾到特定的社会群体和宗教信仰，不能对他们表现出丝毫的贬损意味；三是不能引起盟友或所谓的“自由国家”的不快；四是语法修辞和艺术性上的要求，如不用外来语、陈词滥调、商标以及低级趣味的词语，并且要求音调长短相配，抑扬顿挫，简明易记，又有冲击力等等。直到今天，这些都是美军给军事行动命名时要考量的标准。
二、现代战争的新特点及西方军队对新闻舆论态度的改变
1、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的战争的两个新特点
第一，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其主要对手与自己的力量不在一个量级上，例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巴拿马、南联盟、伊拉克之间，有的甚至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之间的正规对抗，例如美国和塔利班、本.拉登之间。也就是说，非正规战成为主要战争形式。非正规敌人知道自己在正规对抗中毫无取胜的机会，因此，他们藏匿于民众之中，从持同情态度的本地人中招募并培训新的武装人员，竭力争取持中立或敌对态度的群体。因此，西方军队在战场上的绝对优势固然不必担心，但是必须考虑敌人为争取民众而作的舆论宣传。
第二，新媒体时代的出现及信息的“对等生产”，使民众不仅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所谓“新媒体”时代，本质上是指一个信息环境，是相对于上述三个阶段的传统媒体而言的。在传统媒体中，平面媒体、广播电台、电视乃至因特网仍然只是公众接受信息的平台，信息创造和发布者掌控了对公众的话语权，受众要发送信息必须另觅他径。到2000年左右，传统网络开始大洗牌：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型公司与服务倡导“互动”与“用户创造内容”，信息的接受与发送融为一体，网络进入第二代。企业家蒂姆·奥莱利创造了一个词“web2.0”来描述它，在这个网络里，个人和自发的团体创造的内容与公司及政府发布的内容形成竞争关系：Youtube是一个视频共享网站；Myspace和Facebook则是两个社交网站；无数论坛允许个人发表评论，分发文本、图像或视频文件等等。
2、新媒体环境的两个特点
一是计算机与网络成本的降低，颠覆了信息与文化生产的资本结构。遍布全世界的电信主干网这一基础设施大幅降低了因特网与电信服务的价格，而且随着计算成本的下降，数字技术日趋完善，因特网和移动电话价格低廉，迅速普及。公众对大众传媒的参与度和人数急剧增加。
二是“web2.0”提供了大众参与的平台，互动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显著特征。随着因特网四处渗透，以网络为基础的创新软件不断出现，新的公众互动场所由此产生：博客、图片与视频分享网站、专题论坛、社交网站、留言板以及普通网站。进入大众传媒领域的门槛显著降低，其中非专业人员数量显著增长。“新媒体”环境下，信息发送者几乎丧失了对信息近乎垄断的地位，促使了大众与媒体互动的融合，焕然一新的因特网将人们直接连在一起，使他们能够展开对话，新媒体发挥了名副其实的平台作用。许多人拥有Myspace空间，观看Youtube视频，在网上聊天，订阅博客节目，阅读博客，使用维基百科、Skype网络电话、微博，在线共享故事、图片与视频等等。
由于因特网开放式的网络架构和新媒体环境的上述两个特点，无论是对参战人员还是国内外民众，想要隐瞒战争的真相已经变得十分困难；朝鲜战争中的行动代号单纯地激励己方的士气，也不能适应新型战争的需要。西方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在以网络为中心的信息即时传播的“新媒体”时代，媒体和公众是第二战场。为了同时打赢战场和所谓“公理”两条战线，西方国家的军官们对舆论宣传，采取了一系列有意识的引导。 三、新媒体时代西方军事行动的舆论导向
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以来，鉴于新媒体时代的信息环境和美军在朝鲜战争和越战的经验和教训，西方国家在确定一些重大军事行动的代号时更加谨慎，希望全面考虑各方不同的期待，以努力改善公共关系，树立政府和军方所谓的正面形象。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西方国家的军方采用了以下手段：
一是妖魔化对手。妖魔化对手就是为了让国内外民众，甚至交战国的民众以为战争是为了保护他们而哄骗民众支持战争。如1989年12月20日，美国以巴拿马国防军司令诺列加在选举中舞弊、军事独裁、毒品走私和谋杀美国军官等非正义活动为由，发动了所谓的“正义事业行动”出兵巴拿马。真实原因是诺列加要求美国提前归还运河，严重触犯了美国利益。开战在即，美军指挥官、拥有新闻学本科学历的凯利中将经过深思熟虑，把这次行动代号由“蓝匙行动”该为“正义事业行动”。除了更能激励美军士气之外，更重要的考虑是要抢占舆论和道德高地，突出惩罚诺列加的正义性，而且巧妙地掩盖了入侵主权国家和早年扶植诺列加的尴尬。这个名称至少在美国公众中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也使美军高层开始充分意识到军事行动代号对舆论引导的重要性。
同样被妖魔化的还有萨达姆。在2003年3月20日，美英发动代号为“自由伊拉克”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及其操纵的主流媒体就一直不遗余力地抹黑萨达姆，将其描绘成一个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及杀人狂魔，指责他一直靠血腥暴力镇压和恐吓反对派以维护统治地位，伊拉克人民根本没有尊严、自由和人权。所谓“自由伊拉克”就是据此而特别拟定的。“自由”就是要使饱受摧残的伊拉克人民得到解放，获得安全、自由、尊严和人权。
二是将战争的真正战略意图隐藏起来。例如1990年8月，针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美军为首发动了名为“沙漠盾牌”行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军利用矛与盾的关系，暗示这是因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对沙特阿拉伯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才被迫出兵自卫的。它向世界表明美国是为了保卫科威特在内的海湾地区人民的安全和发展而采取的正义的军事行动。这个代号赢得了西方国家的普遍好感，为美国实施军事打击作了有利的政治动员。
但是这只不过是美国政府的一场舆论公关，实则是为了维护美国自己在海湾地区的经济利益。因为中东地区是世界最重要的石油出口地，美国大量石油依靠从此地进口。中东地区一旦受到对美国不友好的伊拉克的威胁，美国的经济就会命悬一线，美国出兵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三是摆出“捍卫弱者”的姿态。美国舆论一般先将欲攻打的对象国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的民众，借口支持和解救所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而去攻打统治者。美军深知支持弱者就能占领舆论高地，树起道德大旗。据称北约攻打叙利亚的理由就是“人道主义灾难”，是为了“惩罚”“胆敢动用”化学武器对付反对派民众的巴沙尔，去解救那些因冲突而背井离乡的叙利亚难民，因此将这场战争命名为“安全天堂行动”。
四是借口反恐和宣扬民主自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2001年，在“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决定对本·拉登藏身的阿富汗发动所谓的“反恐”战争。鉴于“9·11”恐怖袭击给美国民众带来的巨大心理恐慌，美军决定起一个振奋人心的代号，不仅要以此来鼓舞美国精神，而且还要宣扬和推广美式民主自由价值观。这次行动的代号屡经修改，最后几乎确定为“无限正义”这个大气而又诗意的代号。但是，“9·11”之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特别重视对穆斯林世界的公众外交，鉴于伊斯兰教教义认为只有真主安拉才有资格用“无限正义”这样崇高的字眼，这样的代号必定会触怒整个穆斯林世界，因此此代号被否定了。最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确定用“持久自由行动”作为行动代号，以表明美国对所谓“自由世界”的捍卫。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的那样：“在削弱极端主义分子的影响时，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利用软实力来传播关于全球化和美好未来的积极而正面的言论，以此来吸引温和派人士，并同圣战主义者在网络上的错误思想进行抗衡。”
由此可以看出，进人21世纪后，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代号，相对早期的重点在于鼓励士气而言，它更加注重国际国内的舆论影响，为此不惜使用粉饰、误导和抹黑等手段，这样既照顾了国际国内的情绪，又反映了军事行动本身，还以军事外交的方式“推销”了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把军事行动代号软实力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是无论如何掩饰，我们都应该睁开眼睛，认清西方国家军事行动背后的残酷与血腥，千万不要被诸如炸毁北越一座大桥的“卡罗莱纳的月亮”这样艺术化的名称所迷惑。□
参考文献
①郑诚 编译，《从“蓝匙”到“正义事业”——漫谈军事行动命名》[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5）
②罗威廉，《战斗名称应有的放矢》[N].《参考消息》，2010-3-22
③李响，《从作战代号看美军舆论引导》[J].《军事记者》，2006（8）
④《美国怎么给军事行动取名的》[J].《党政论坛》，2001（12）
⑤托马斯·里德、马克·埃克：《战争2.0——信息时代的非正规战》[M].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陆军军官学院中文教研室）
责编：周蕾
【关键词】新媒体 军事行动
进入21世纪，随着以计算机网络为中心的信息即时传播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对参战人员还是国内外民众，想要隐瞒战争的真相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如何使一场战争在舆论和战场两条战线上同时打赢，是西方国家发动战争前必须慎重考量的因素之一。他们深知赢得“公理”比打赢战争更难，在发动一场战争时，总会为军事行动起一个形象而颇具意义的作战代号，一方面为战争正名，另一方面也要起到动员战争舆论的作用，以此将一些非正义战争利用代号的方法转变其“性质”，误导公众，掩人耳目，使战争合法化、正义化，体现了对西方国家军事文化软实力的巧妙运用。从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概莫能外。
一、朝鲜战争和越战军事行动代号的教训
美军军事行动代号的命名有一套成熟的规范和合理的指导原则，但并不历来如此。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军行动代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士气，但同时也触犯了舆论和政治宣传的大忌。
1951年2～4月间，为了鼓舞日渐低落的士气，美国新任盟军总司令李奇微将一系列反攻行动命名为“雷电”、“屠夫”、“撕裂者”等。这些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煽动作用，但美国国内的一些民众和政客认为“屠夫”、“撕裂者”这类行动代号过于血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刽子手”。
越战时期，在军事行动的命名上，美军又重蹈覆辙。如在1964年美军第一空中骑兵师实施了一次被称为“捣碎机”突击行动，并被报纸频频曝光。美国总统约翰逊对此十分生气，因为美国政府当时正在南越推行所谓的“和平战略”，军方的这个血淋淋的代号使美国政府在道义上陷于被动。
这些教训使美军认识到，一个理想的代号不仅要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还要“政治正确”，对国内外的民众和舆论作全面考量。因此，在1975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军事行动代号、绰号和演习名称的命名进行了规范，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导原则：一是要与美国传统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一致，不能表现出好战色彩；二是要照顾到特定的社会群体和宗教信仰，不能对他们表现出丝毫的贬损意味；三是不能引起盟友或所谓的“自由国家”的不快；四是语法修辞和艺术性上的要求，如不用外来语、陈词滥调、商标以及低级趣味的词语，并且要求音调长短相配，抑扬顿挫，简明易记，又有冲击力等等。直到今天，这些都是美军给军事行动命名时要考量的标准。
二、现代战争的新特点及西方军队对新闻舆论态度的改变
1、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的战争的两个新特点
第一，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其主要对手与自己的力量不在一个量级上，例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巴拿马、南联盟、伊拉克之间，有的甚至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之间的正规对抗，例如美国和塔利班、本.拉登之间。也就是说，非正规战成为主要战争形式。非正规敌人知道自己在正规对抗中毫无取胜的机会，因此，他们藏匿于民众之中，从持同情态度的本地人中招募并培训新的武装人员，竭力争取持中立或敌对态度的群体。因此，西方军队在战场上的绝对优势固然不必担心，但是必须考虑敌人为争取民众而作的舆论宣传。
第二，新媒体时代的出现及信息的“对等生产”，使民众不仅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所谓“新媒体”时代，本质上是指一个信息环境，是相对于上述三个阶段的传统媒体而言的。在传统媒体中，平面媒体、广播电台、电视乃至因特网仍然只是公众接受信息的平台，信息创造和发布者掌控了对公众的话语权，受众要发送信息必须另觅他径。到2000年左右，传统网络开始大洗牌：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型公司与服务倡导“互动”与“用户创造内容”，信息的接受与发送融为一体，网络进入第二代。企业家蒂姆·奥莱利创造了一个词“web2.0”来描述它，在这个网络里，个人和自发的团体创造的内容与公司及政府发布的内容形成竞争关系：Youtube是一个视频共享网站；Myspace和Facebook则是两个社交网站；无数论坛允许个人发表评论，分发文本、图像或视频文件等等。
2、新媒体环境的两个特点
一是计算机与网络成本的降低，颠覆了信息与文化生产的资本结构。遍布全世界的电信主干网这一基础设施大幅降低了因特网与电信服务的价格，而且随着计算成本的下降，数字技术日趋完善，因特网和移动电话价格低廉，迅速普及。公众对大众传媒的参与度和人数急剧增加。
二是“web2.0”提供了大众参与的平台，互动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显著特征。随着因特网四处渗透，以网络为基础的创新软件不断出现，新的公众互动场所由此产生：博客、图片与视频分享网站、专题论坛、社交网站、留言板以及普通网站。进入大众传媒领域的门槛显著降低，其中非专业人员数量显著增长。“新媒体”环境下，信息发送者几乎丧失了对信息近乎垄断的地位，促使了大众与媒体互动的融合，焕然一新的因特网将人们直接连在一起，使他们能够展开对话，新媒体发挥了名副其实的平台作用。许多人拥有Myspace空间，观看Youtube视频，在网上聊天，订阅博客节目，阅读博客，使用维基百科、Skype网络电话、微博，在线共享故事、图片与视频等等。
由于因特网开放式的网络架构和新媒体环境的上述两个特点，无论是对参战人员还是国内外民众，想要隐瞒战争的真相已经变得十分困难；朝鲜战争中的行动代号单纯地激励己方的士气，也不能适应新型战争的需要。西方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在以网络为中心的信息即时传播的“新媒体”时代，媒体和公众是第二战场。为了同时打赢战场和所谓“公理”两条战线，西方国家的军官们对舆论宣传，采取了一系列有意识的引导。 三、新媒体时代西方军事行动的舆论导向
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以来，鉴于新媒体时代的信息环境和美军在朝鲜战争和越战的经验和教训，西方国家在确定一些重大军事行动的代号时更加谨慎，希望全面考虑各方不同的期待，以努力改善公共关系，树立政府和军方所谓的正面形象。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西方国家的军方采用了以下手段：
一是妖魔化对手。妖魔化对手就是为了让国内外民众，甚至交战国的民众以为战争是为了保护他们而哄骗民众支持战争。如1989年12月20日，美国以巴拿马国防军司令诺列加在选举中舞弊、军事独裁、毒品走私和谋杀美国军官等非正义活动为由，发动了所谓的“正义事业行动”出兵巴拿马。真实原因是诺列加要求美国提前归还运河，严重触犯了美国利益。开战在即，美军指挥官、拥有新闻学本科学历的凯利中将经过深思熟虑，把这次行动代号由“蓝匙行动”该为“正义事业行动”。除了更能激励美军士气之外，更重要的考虑是要抢占舆论和道德高地，突出惩罚诺列加的正义性，而且巧妙地掩盖了入侵主权国家和早年扶植诺列加的尴尬。这个名称至少在美国公众中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也使美军高层开始充分意识到军事行动代号对舆论引导的重要性。
同样被妖魔化的还有萨达姆。在2003年3月20日，美英发动代号为“自由伊拉克”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及其操纵的主流媒体就一直不遗余力地抹黑萨达姆，将其描绘成一个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及杀人狂魔，指责他一直靠血腥暴力镇压和恐吓反对派以维护统治地位，伊拉克人民根本没有尊严、自由和人权。所谓“自由伊拉克”就是据此而特别拟定的。“自由”就是要使饱受摧残的伊拉克人民得到解放，获得安全、自由、尊严和人权。
二是将战争的真正战略意图隐藏起来。例如1990年8月，针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美军为首发动了名为“沙漠盾牌”行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军利用矛与盾的关系，暗示这是因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对沙特阿拉伯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才被迫出兵自卫的。它向世界表明美国是为了保卫科威特在内的海湾地区人民的安全和发展而采取的正义的军事行动。这个代号赢得了西方国家的普遍好感，为美国实施军事打击作了有利的政治动员。
但是这只不过是美国政府的一场舆论公关，实则是为了维护美国自己在海湾地区的经济利益。因为中东地区是世界最重要的石油出口地，美国大量石油依靠从此地进口。中东地区一旦受到对美国不友好的伊拉克的威胁，美国的经济就会命悬一线，美国出兵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三是摆出“捍卫弱者”的姿态。美国舆论一般先将欲攻打的对象国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的民众，借口支持和解救所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而去攻打统治者。美军深知支持弱者就能占领舆论高地，树起道德大旗。据称北约攻打叙利亚的理由就是“人道主义灾难”，是为了“惩罚”“胆敢动用”化学武器对付反对派民众的巴沙尔，去解救那些因冲突而背井离乡的叙利亚难民，因此将这场战争命名为“安全天堂行动”。
四是借口反恐和宣扬民主自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2001年，在“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决定对本·拉登藏身的阿富汗发动所谓的“反恐”战争。鉴于“9·11”恐怖袭击给美国民众带来的巨大心理恐慌，美军决定起一个振奋人心的代号，不仅要以此来鼓舞美国精神，而且还要宣扬和推广美式民主自由价值观。这次行动的代号屡经修改，最后几乎确定为“无限正义”这个大气而又诗意的代号。但是，“9·11”之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特别重视对穆斯林世界的公众外交，鉴于伊斯兰教教义认为只有真主安拉才有资格用“无限正义”这样崇高的字眼，这样的代号必定会触怒整个穆斯林世界，因此此代号被否定了。最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确定用“持久自由行动”作为行动代号，以表明美国对所谓“自由世界”的捍卫。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的那样：“在削弱极端主义分子的影响时，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利用软实力来传播关于全球化和美好未来的积极而正面的言论，以此来吸引温和派人士，并同圣战主义者在网络上的错误思想进行抗衡。”
由此可以看出，进人21世纪后，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代号，相对早期的重点在于鼓励士气而言，它更加注重国际国内的舆论影响，为此不惜使用粉饰、误导和抹黑等手段，这样既照顾了国际国内的情绪，又反映了军事行动本身，还以军事外交的方式“推销”了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把军事行动代号软实力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是无论如何掩饰，我们都应该睁开眼睛，认清西方国家军事行动背后的残酷与血腥，千万不要被诸如炸毁北越一座大桥的“卡罗莱纳的月亮”这样艺术化的名称所迷惑。□
参考文献
①郑诚 编译，《从“蓝匙”到“正义事业”——漫谈军事行动命名》[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5）
②罗威廉，《战斗名称应有的放矢》[N].《参考消息》，2010-3-22
③李响，《从作战代号看美军舆论引导》[J].《军事记者》，2006（8）
④《美国怎么给军事行动取名的》[J].《党政论坛》，2001（12）
⑤托马斯·里德、马克·埃克：《战争2.0——信息时代的非正规战》[M].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陆军军官学院中文教研室）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