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张骞凿空西域，东西方文化与社会交流有规模地展开。一种叫“胡床”的坐具自西而来，然后先北后南，成为中土世界的新宠，并于唐代继续向东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在此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礼仪标准，胡床的到来并非即刻改变了中国人的坐姿，席坐仍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即便在今天的日本，源自中国的席坐习俗仍然保留，并作为接待贵客的一种礼仪而存在。有证据显示，胡床的中土旅行与佛教的传播关系密切。佛教倡导“万法皆空”，主张为生命作减法，这与中国原生的道家思想不谋而合，两者都成为中国坐具设计的智慧之源。宋明之际，以椅子为代表的中国坐具呈现出简约、仿生、舒适等美学特征，成为世界家具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珍奇器物。

席：从远古坐具到日常表达

　　与躺和站相比，坐相对严谨而又不失舒适。所以除了躺着和站着，坐大概是现代人最为耗时的动作了。人们坐着工作，坐着休闲；坐着谈天说地，坐着静思遐想；坐着平移千里，坐着一飞冲天或潜入深海……千百年来，为了更好地坐，人们可没少花心思。从席地而坐到靠椅沙发，中国人坐得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舒服。
　　时光若是回溯两千年，对于我们祖先来说，坐可是一件相当费力的事情，因为那时“坐”的同义词是“跪”。跪与坐基本动作相同，双腿跪地，大腿、屁股与上身保持一条直线称为“跪”；屁股坐在小腿肚上，上身挺直则为“坐”或“危坐”，这是《周礼》《礼记》规定的“坐式”。
　　选择如此坐式，很可能与当时人们的衣着服饰相关。上古时人们“上衣下裳”，上衣长而下裳短，“裳”不是裤子，而是类似于裙子。所以只有跪坐能确保仪态端庄，否则容易露出下体极为不雅。这样“坐”当然不需要坐具，有平整的地面即可。但这种坐式实在令人不舒服，小坐还可坚持，久坐真还受不了，孟子说其容易“腓（腿肚子）痛、足痹、转筋”。今天我们看明代吴彬敬的《孔子杏坛讲学图》，孔子正面端坐，身后有一屏风，前面为颜子、曾子、子思和孟子四人，他们都危坐于铺席之上倾听老师讲课。可能是无法久坐，老师授课也不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而以师生问答为主，这或许是《论语》言简意赅、微言大义的原因之一。
　　虽然危坐对坐具没有要求，但直接坐在地上还是既不卫生也不健康，所以人们用芦苇或竹子编织成席铺在地上，用以隔绝潮气和表达美观。《说文解字》说：“席，藉也。”为了显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不同场合的席子之上和席子周边会用丝绸金帛包裹并饰以纹路。《礼记》曰：“天子、诸侯席，有黼绣纯饰。”《周礼·司几筵》对席的规定更加细致：“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所谓“筵”，就是铺在下面的席子，“初在地者一重，谓之筵。重在上者，即谓之席”。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入席”和“坐席”自然也有很多规矩。《礼记·曲礼》说：“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客彻重席，主人固辞，客践席，乃坐。”孔子也说：“席不正，不坐。”

　　西汉初年，人们的坐具仍是席，当年汉文帝召见贾谊促膝夜谈，聊的不是国计民生而是长生成仙，所以有“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诗句。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管宁割席”的故事，说的是三国名士管宁与华歆割席断交，足见席地而坐至南北朝时仍有延续。但危坐的确不舒服，随着胡服的引进和完善，裤子的流行终于让人们摆脱了垂足坐可能出现的尴尬情景。到了唐代，坐席已经不多见，危坐甚至成为酷吏们审案的一种“刑法”。
　　唐代《旧唐书·酷吏传下·敬羽》有这样一则记载：“羽延遵，各危坐于小床。羽小瘦，遵丰硕，顷间问即倒，请垂足。羽曰：‘尚书下狱是囚，羽礼延坐，何得慢耶！’遵绝倒者数四。”这则记载说的是唐肃宗时著名的酷吏敬羽审问太子少傅、郑国公李遵时，就以危坐的方式进行。李遵因为身高体胖无法长时间危坐席上，多次请求垂足而坐，但遭到拒绝。如此审问，让李遵苦不堪言，竟先后四次扑倒在地，最后只能请求问罪。
　　今天，席地危坐早已不是中国人的礼仪要求，但“席”对我们日常表达的影响却随处可见。汉语中，我们称呼领导为“主席”，英语中对应的词汇为“Chairman”，直译为“椅人”。不难看出，东西方對领导人的称呼都与坐具相关，并反映出“席地坐”和“垂足坐”两种不同的坐姿。除了“主席”，我们把宴会叫“酒席”，把参加宴会叫“坐席”，将第一的地位或位置称为“首席”，将参加活动称“出席”，还将某种风潮或势力突如其来称为“席卷”，将他人的好建议称为“一席话”，等等。

胡床：一路西来入汉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相信不少细心人读《静夜思》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李白家是什么样的结构，能让他的床头洒满月光，让他一抬头就能看见月亮，难道他家没有屋顶或者屋檐？再读曹丕的《燕歌行二首·其一》，发现问题更大，因为诗曰“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这已经不是床前明月光，而是明月直接照我床了。其实“此床”非“彼床”，两位诗人只是在“床”前省略一个“胡”字而已。
　　胡床，即从胡地传来的床。“胡”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历史地理概念，唐代以前泛指帝国以西的区域。那时域外舶来品自丝绸之路西来，故统称为“胡”，如胡人、胡地、胡桃、胡瓜、胡琴、胡床等；宋明之后，舶来品从海上丝路自东而来，故称为“番”或“洋”，如番茄、番薯、蕃红花、蕃石榴、洋芋、洋火等。胡床又称“绳床”“交床”等，其造型与今天的马扎差不多。最早可能在两河流域或埃及被发明，之后一路传播到南亚次大陆，再由佛教东传来到中原。
　　南朝僧人惠皎所著《高僧传》中就有多处提到绳床，如《求那跋摩传》一文记载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僧人求那在南京圆寂时“即扶坐绳床，颜貌不异，似若入定”；《佛图澄传》也记载说襄国（今河北邢台）城堑水源暴竭，高僧佛图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南朝诗人庾肩吾（487～551）曾写《咏胡床应教诗》：“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临堂对远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馆下，淹留奉盛明。”但绳床是什么样子和结构，以上文献都没有说明。

　　第一次详细描述印度绳床的是唐代著名高僧義净，他曾于玄奘之后取海道到印度游学7年。义净以其亲眼所见，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食坐小床》中记载印度僧人生活的场景，这其中就有对绳床的描述：“西方僧众将食之时，必须人人净洗手足，各个别踞小床。高可七寸，方才一尺，藤绳织内，脚圆且轻，卑幼之流，小拈随事，双足踏地，前置盘盂。”与义净法师的记录相对应，胡床在东汉就已经在中原流行了，《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我们知道，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派使者秦景等去西域访求佛法，3年后他们同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一同回到洛阳，这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据文献记载，摄摩腾等人带到洛阳的佛教资料中有“赉优填王释迦倚像”。“倚像”即是倚坐之像，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垂足坐像。此外，敦煌莫高窟现存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早期佛教造像就有垂足倚坐和垂足交脚的菩萨像。从汉明帝到汉灵帝，已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胡床大概已经从画像上走入了人们的生活中。
　　当然，习惯了席地而坐的中原人并不是马上就接受了胡床和垂足坐，甚至僧侣们也都先跪坐其上，后来才慢慢变为坐了。义净说：“其初皆跪膝而坐，其后增加高度，设置靠背，并可折叠，变为交椅，垂脚倚坐，遂为例程。”僧人们“踞小床”“双足踏地”，自然与危坐姿势相差甚远。这种变化遭到了顾欢等人的批评，这位南齐的太学博士尖锐地指出“夷俗长跽，法与华异。翘左跂右，全是蹲踞”，他甚至把垂足坐上升到夷夏之别上来，高呼“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旗帜鲜明地反对胡床所带来的垂足坐。
　　舒适和自在战胜了僵化和迂腐的规定，胡床也最终替代席，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坐具。明白了床与胡床的不同，我们再读李白《长干行》就恍然大悟了：“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孩子们应该是绕着马扎或凳子追跑嬉戏，而不是围着睡床，当然更自然也更符合生活的本来样貌。

中国椅：从胡床西来到风靡世界

　　椅子最初称为“倚子”。“倚”，依靠之意，倚子当然是指有靠背的坐具。椅子的出现对于中国家具和家居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孙机先生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曾指出，中国家具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由低到高的过程，这与古人坐姿关系密切。最初人们“席地而坐”，家具普遍低而少，可谓家徒四壁，随着坐具的升高，人们由跪坐到垂足坐，视野升高的同时，各类家具也随着增高和丰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丹麦著名家具设计师汉斯·威格纳被中国明代椅子的造型深深打动，并以此为蓝本设计出风靡欧美的“中国椅”。
　　关于中国椅子出现的时间，成书于五代末年的《清异录》把它的发明归功于唐玄宗李隆基。其作者陶谷说：“相传明皇行幸频多，从臣扈架，欲息无以寄身，遂创意如此，当时称‘逍遥坐’。”有了唐明皇的发明，大唐的皇帝再也不用坐在地上了，椅子的文字记载也多了起来。唐朝中期，鉴真和尚的弟子日本著名僧人圆仁来中国求法学习，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多处提到中国的“椅子”，为我们了解椅子的流传与改进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其中一则记录说道：“（唐武宗）自登位已后（814），好出驾幸。四时八节之外，隔一二日便出。每行送，仰诸寺营办床席毡毯，花幕结楼，铺设碗垒台盘椅子等。”另一则记录为：“相公及监军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等皆椅子上吃茶，见僧等来，皆起立，作手立礼，唱‘且坐’，即俱坐椅子，啜茶。”
　　唐末五代时期，椅子开始在中国南方大行其道，顾闳中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就已经有了椅子的身影。该画卷描绘的是南唐著名文人韩熙载在南京的奢侈生活场景，画卷第一段就有四把椅子，分别坐着弹琵琶的女子、教坊副使、太常博士和其门生。这些椅子简约雅致、造型成熟，上面还铺挂有柔软的丝绸椅套。此外，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北宋建国前后）编纂的法律实施细则《延喜式》卷四十一已经有了“凡厅坐者，亲王及中纳言以上倚子，五位以上漆涂床子”的记载，可知椅子已在北宋前就东传日本。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皇亲国戚、富商大贾和文人雅士们都将桌椅看作室内重要的物件，太师椅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北宋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记载：“今之交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式，宰执侍从皆用之。因秦师垣（秦桧）在国忌所偃仰，片时坠巾。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选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遣匠者顷刻添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遂号‘太师样’。”
　　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卷一就记载说：“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倚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倚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烟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高宗赵构当年为自己父亲徽宗赵佶服丧时就坐一把用白木制作的“御倚子”，觐见的臣子以为是檀香木所制。此外，在宋人《十八学士图》和《梧阴清暇图》等画作中，靠背椅方正结实，且有明显的侧角和收分，造型工艺更加美观。不难发现，在宋代，椅子的地位变得愈加重要，制作椅子的材料也越来越考究。

　　到了明代，椅子的制作甚至有了国家标准，《鲁班经匠家经》《长物志》《尊生八笺》等著作专辟一章讲述椅子。其中文震亨说得最具体：“总之，（椅子）宜矮不宜高，宜阔不宜狭，其折叠单靠、吴江竹椅、专诸禅椅诸俗式，断不可用。踏足处，须以竹镶之，庶历久不坏。”明代最有名的是“四出头官帽椅”，主要由靠背、座面、扶手和搭脑四大部分组成，大小零件多达13个；无论是椅背的弯曲弧度、椅面的宽度厚度，还是椅腿材质，都有相当细致的要求，以确保坐于其上的舒适度。因为造型独具匠心，以椅子为代表的明代家具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被誉为“东方艺术的明珠”，这可能正是汉斯·威格纳被打动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