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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轻人对制造业的热情正在下降。
董生是广州仁义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老板。2006年，他刚进入劳务中介行业，彼时企业来挑工人，“要多少人，有多少人”。但从前年开始，招工变得一年比一年難。去年，一天还能招200多人，今年4月末，这个数字下降到70人左右。
4月3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这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27.3%，比重继续保持下滑态势。
2008年至2018年，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平均年增长率为-2.84%，更多年轻人转而投向外卖、打车、快递、直播等新兴的服务行业。辽宁人陈淳（化名）20岁出头，刚来深圳成为一名快车司机。在他看来，开车的工作自由、灵活，要比进工厂做学徒轻松不少。
中国制造走到了变革的关键节点，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历史已经翻篇。4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或出现总人口低于14亿的结果。当下，深度老龄化迫近、人口红利窗口关闭，土地、原材料、海运物流等成本齐刷刷上涨，正将中国制造企业推向新的境况中。
国际环境也颇为复杂。逆全球化思潮与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重新审视产业链的全球布局，纷纷出台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将制造业回迁。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愈发受到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乃至以墨西哥为首的南美诸国的挑战。
3月底，工信部前副部长李毅中等人发言提醒，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32.5%下降至2019年的27%左右，严峻的状况要引起重视。多位专家表示，制造业比重下降不仅会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日本大和证券曾作出预测，中国最迟将在2022年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今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并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如何稳住中国制造？
4月29日，日经新闻报道，松下公司将关闭位于上海市的干电池工厂，把面向北美市场的部分产能转移至中美洲工厂，原因是面临激烈竞争、无法实现增长。
此前几年，索尼已经将北京的智能手机厂搬到了泰国；苹果公司将8个代工厂从中国迁往印度；三星在中国关闭了生产手机、电脑、电视的多个工厂，转战越南。更早些，鞋服行业的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无印良品等国际品牌先行一步，将代工厂转向了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地。
中国为什么留不住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
核心因素是人力成本的上涨。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096元，比上年增加138元，增长3.5%，是增速最快的行业。2006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66元，15年间农民工的收入大约增了3倍。这意味着，制造企业的用人成本也增加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认为，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过剩，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稍高一点，即可吸引来自农村的无限劳动力供给。但随着工业部门日益扩张，劳动力供给变得短缺，只有提高工资才能继续吸纳劳动力进入工业。
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工资陡然上升的拐点就是“刘易斯拐点”。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何时出现、是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经济学界对此作过诸多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曾披露，2004年至2011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岁—65岁）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这一变化直接导致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成为必然。
2012年至2019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8年出现双降，支撑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劳动人口变得越来越少。2020年，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又比上年减少466万人。浙江、江苏、广东等制造业大省，曾一度是外来人口流入大省，现在也面临着“招工难”、“用工荒”的问题。
今年春节后，浙江俊郞电气有限公司下属的一家子公司，一个普工都没招到。为了赶货，行政人员不得不跑到车间加班，仅3月份就加了29天班。董事长李志雄对记者感叹：“原来很多人口输出大省，现在都输不出去了。现在温州的外地人比重越来越少。人家出来上班十年二十年，等到小孩开始读高中、读大学，就不再出来了。”
务工人员不断回流，可供社会支配的整体工时也越来越少。李志雄观察到，以前很多人读完初中、16岁就出来上班，现在的年轻人多拥有大专以上学历，20岁以后才开始工作，工作时间普遍缩短了6年左右；此外，70后、80后家庭生育多个子女，现在的新生儿太少，社会又出现老龄化，上班的人确实也少了。
很多时候，并不是雇主愿意提高工资，就能招到员工。在江苏启东，赵晓（化名）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小规模的大理石加工厂。赵晓在网上发帖招工，将目标年龄定在30岁至50岁间，月薪给出7500元，有经验，工资还可以再涨。但招了半年多，合适者寥寥。
工厂过度提高工资将面临无利可图的窘境，同时，年轻人的择业观念也在转变。这些年，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农村孩子不愿再像父辈那样，从事高强度加班、低福利保障、工作环境简陋以及流水线、螺丝钉式的普通制造工作。制造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董生对记者说，年轻人进工厂，多是“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先逛来逛去，没人肯留下来做事”。
长虹集团副总工程师阳丹对记者分析，现在的年轻人有住房、结婚、教育小孩的压力，更愿意做一些能挣快钱的事，尽早实现财富自由。就业选择与价值观多样化后，大家愿意在抖音上发表观点，而不是踏踏实实做事情。但制造业本身是“垒出来、码出来”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充满激情，更多表现为一种按部就班。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前年，李志雄考察过乌兹别克斯坦的制造业投资环境：中国一家企业在当地投资，享有土地、厂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派驻20多个工程师，大量雇佣当地员工，每人月薪在1000元左右，一年的净利润能达到两三亿元人民币。
“人家也很能干，天天加班，没问题的。”李志雄说，现在温州的普工工资不提到6000元，已经很难招到愿意干活的人。而在印度，每人每月的工资仅600—800元，中国已经没办法和越南、印度等国家拼“人口红利”了。
今年3月以来，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工信部原副部长李毅中、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等人纷纷发言表示，对比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过快。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从发达国家的增长规律看，在人均GDP从8000美元向1.2万美元迈进的过程中，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是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国不仅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而且“去工业化”还呈现全面、快速的特征。
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开始下降，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至2011年，中国制造业比重从32.5%降至32.1%，缓慢下降；至2016年，制造业比重降至28.1%，快速下降；至2019年，比重继续降至27.2%。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所工程师张亚丽曾对此做过系统性研究。她告诉记者，对比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美国制造业比重27年下降8.1个百分点，韩国6年下降1.7个百分点，日本8年下降2.6个百分点，而中国13年下降5.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明显过快。
下降的时间也提前了。张亚丽说，中国在2006年人均GDP为3069美元时，制造业比重就出现下降，而美、日、德等国的制造业比重分别在人均GDP为1.7万美元、1.9万美元、2万美元时，才开始出现下降。中国制造业比重应在人均GDP为1.9万美元左右，预估即2040年左右出现下降，才较为合理。
为什么会出现“过早过快下降”的现象？
张亚丽分析，东部地区在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面临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不断上涨，生产要素价格高企迫使制造业企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制造业企业利潤偏低、未来预期不高等问题持续存在，生产要素逐步向服务业、房地产行业集聚，此消彼长的过程导致制造业占比下降。
此外，张亚丽说，传统统计方式无法反映出制造业领域延伸形成的新业态、新模式，部分制造业企业被纳入服务业统计范畴，也会导致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下降。
例如：集成电路产业在发展初期包括四个环节，设计、制造、检测、封装，四个环节紧密结合在一起，统计都列入制造业。但随着技术发展，四个环节独立成了四个产业，其中的设计和检测成了服务性产业，真正列入制造业统计范围内的，只剩下制造和封装。
“像小米公司这种，到底算服务业还是制造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邓洲向记者强调，不能完全从制造业占比数据来判断中国制造业比重是否合理。一方面，中国较后实现工业化，实现工业化时的制造业占比不可能跟日本、美国完全一致；另一方面，技术进步造成的产业融合及其趋势的全球化，也会造成制造业占比降低。
统计数据本身也会造成一定误读。李志雄分析，制造业比重下降与制造业没有增长不是一个概念。人们的消费需求由购买物质产品逐渐转变为旅游、网购等服务消费，服务业增速大于制造业，会导致制造业占比降低。去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工业为零，制造业是-2.2%。李毅中认为，工业和制造业投资的增幅应该和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相当，才能保持制造业占比的基本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始终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根基，全国327万家制造企业吸纳了1.05亿人就业，占总就业的27.3%，居各行业之首。邓洲说，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就是制造业，制造业比重下降肯定会对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产生很大影响。参照国际经验，即便是美国，制造业比重过低，也确实会产生一系列风险。
更何况，现在的中国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部门，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202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1.31万亿元，连续11年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但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8974.93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9.3%、日本的30.2%和德国的27.8%。苗圩说，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距离“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眼下，欧美高端制造业回流、东南亚低端制造业崛起，中国制造正在面临“夹心化”的双重压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反思“脱实向虚”的发展模式，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高端制造的竞争也在加剧。这些年，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日本启动“再兴战略”、法国颁布了“工业新法国”、英国实施“高价值制造战略”等，制造业重新成为了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
美国回流介议协会发布的数据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8年，因制造业回流和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创造了75.7万个工作岗位，约占同期美国新增制造业岗位的三分之一，仅来自中国的制造业回流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占59%。2008年后，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趋势放缓，甚至开始逆转抬升。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产业链加速进入重构期。中国能否在新一轮调整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至关重要。
乐观的是，邓洲判断，中国制造的地位不容易被替代。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不可或缺的一环，失去中国制造，全球制造业的成本、产品价格都会上涨。加之，其他国家的产业无法为中国14亿人口提供如此众多的产品，因此中国的低端产业不可能全部转移出去，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尤其是在化工原材料等技术性行业领域。 同时，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在提高，正从单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变为人力资源综合优势。中国还有创新、技术能力、产业配套等竞争优势。例如，越南就缺少工程师、零部件配套等资源条件，因此疫情发生后，制造业很难正常运转。邓洲说，“我们进行了简单的核算，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将高速上涨，不到十年就会丧失这一优势。”
邓洲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0和1的差距，而是1和2的差距，这不是其他国家一朝一夕可以培养的。中国还要不断进行产业升级，但须注意的是，中国体量已经如此庞大，成为了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参与者。未来，中国的产业分工、产业政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只考虑国内发展，必须顾及到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影响。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产业政策室副主任盛朝迅提出一种策略：未来十年，中国产业发展的目标仍应定位于中高端，向第二梯队（日、德）进军，不与第一梯队（美国）正面竞争。到2030年，制造业比重稳定在30%左右，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制造业比重超过50%，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三分之二左右水平。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要将制造业比重稳定在30%左右——就必须完善产业基础配套和社会公共服务，优化税收、金融等相关政策，增强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促进制造业投资增速与社会固定投资增速保持一致、甚至高于后者。此外，还要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避免企业因原材料、中间品的供应断裂而停止运转，从而引发更多风险。
要实现第二个目标——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过50%，则必须依托产业集群的力量。
今年3月，工信部公布了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名单，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制造业的“国家队”。深圳、广州、上海、成都、南京、青岛、杭州、长沙、西安、佛山、东莞、苏州、宁波、株洲、德阳等9省21个城市的25个产业集群上榜，涉及信息技术、物联网、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行业。
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表示，“十四五”期间，将抓住产业链重点节点，梯度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向冠军企业和产业链“链主”企业，支持大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和要素，引导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独门绝技，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现在浙江在打造产业集群，我觉得是一件好事。现在包括将来，大家都要跟欧美国家真正地去竞争那些中高端的工业产品市场。”李志雄说，在电力行业，外企施耐德、西门子的产品一个能卖几万元。中国龙头企业以相差不大的制造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只能卖几百元。中国产能输出大、产效收入小，培育产业集群将有利于孵化高端品牌，提升制定行业标准的话语权。
李志雄认为，产业集群做得好，也能起到最快的示范作用，促进中国企业共同竞争、成长。“一个大工业区里有100家企业，有一家自动化设备用得好，其他企业也会学习跟进，从而提高与国外競争的整体实力。还有，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优势不容易被复制，这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优势。”
要实现第三个目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三分之二左右水平，不能指望人口增长，只能依靠智能制造。
李志雄认为，打造无人工厂、实现工业自动化，是解决用工难题、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提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能力的核心；通过智能制造提高品控能力与产品质量，也能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向欧美国家看齐。
4月14日，工信部发布了《“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5年，建设2000个以上新技术应用智能场景、1000个以上智能车间、100个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智能工厂，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到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
而2015年以来，中国已经陆续在近百个行业中遴选了超过200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探索初见成效。长虹智能制造产业园就是其中之一。这家投资约55亿元兴建的产业园，涵盖智慧显示终端、智慧能源及相关配套产业，将工业机器人、机器视觉、边缘计算等技术引入了生产流程中。目前，长虹智能生产线能减少70%的人力、人均产出效率提升65%、物流自动化率达到95%。
阳丹说，少人化是智能制造的一个发展方向，但少人化不等于无人化。长虹探索智能制造最终想解决的问题，是以工业化手段满足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在物联网时代以柔性化生产承接碎片化订单，实现大规模的个人定制生产。
前景可期，但对于中国更多中小企业而言，实现智能制造有更长的路要走。
一方面，智能制造有待找到精确的落地场景。邓洲说，受限于专用性和数据量规模，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场景主要是在医疗、汽车、教育、金融等非制造行业的研发、营销和售后服务环节。“智能制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信息化技术在制造业应用在什么地方？帮助制造业解决什么困难？”这些答案还不明晰。
另一方面，智能制造投资高、风险大，付出与投入可能不成正比，也会引发企业家的投资顾虑。李志雄说，各个省市推出打造数字化车间等技改措施，但企业家考虑的是，现在的生意效益不好，投资几百万、上千万元做智能改造，将面临自动化设备贵、维护成本贵、不会使用等挑战。
“自动化要循环渐进去推，不要短时间追求完全的高端自动化。”李志雄建议，企业因地制宜进行数字化车间改造，第一年少投资点，让员工和管理团队先适应，从车间每年递增的人工需求开始，解决员工缺口需求。第二年见效益后，再酌情而定，保持生产需求稳定，人机结合，保证企业资金投入和自动化设备应用有一个良好的推进。阳丹也认为，智能制造不应该设定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企业会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业务开展方式、供应链、人员流动等情况，做到现阶段最佳平衡，再不断提高信息化与数据利用水平。
当下，推广智能制造，国家与产业层面还能做什么？
多位专家指出，应当“像鼓励芯片一样”去鼓励生产智能制造装备的国内企业。目前，支撑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器件、设备仍然被发达国家控制，国产化不仅可以降成本，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制造企业与设备厂商的设备上网与数据联动，通过工业互联网打通制造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合创新。
参照发达国家经验，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无一不是在加强基础研究、大数据构建、形成应用场景以及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努力。为此，邓洲还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进行科学规划，并建立以基础研究为重点的国家实验室；第二，构建机器学习所需的工业大数据库，夯实大数据基础，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第三，鼓励中国优势制造业企业逆向整合利用全球人工智能创新资源，加强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战略联系；第四，调整相关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适应制造业步入人工智能时代的需要，同时评估和防范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相比发达国家，中国实现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邓洲希望，中国能搭乘国际人工智能高端科技发展的快车，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根本转变。
（摘自《财经》2021年第9期。作者分别为该刊记者、实习记者）
董生是广州仁义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老板。2006年，他刚进入劳务中介行业，彼时企业来挑工人，“要多少人，有多少人”。但从前年开始，招工变得一年比一年難。去年，一天还能招200多人，今年4月末，这个数字下降到70人左右。
4月3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这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27.3%，比重继续保持下滑态势。
2008年至2018年，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平均年增长率为-2.84%，更多年轻人转而投向外卖、打车、快递、直播等新兴的服务行业。辽宁人陈淳（化名）20岁出头，刚来深圳成为一名快车司机。在他看来，开车的工作自由、灵活，要比进工厂做学徒轻松不少。
中国制造走到了变革的关键节点，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历史已经翻篇。4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或出现总人口低于14亿的结果。当下，深度老龄化迫近、人口红利窗口关闭，土地、原材料、海运物流等成本齐刷刷上涨，正将中国制造企业推向新的境况中。
国际环境也颇为复杂。逆全球化思潮与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重新审视产业链的全球布局，纷纷出台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将制造业回迁。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愈发受到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乃至以墨西哥为首的南美诸国的挑战。
3月底，工信部前副部长李毅中等人发言提醒，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32.5%下降至2019年的27%左右，严峻的状况要引起重视。多位专家表示，制造业比重下降不仅会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日本大和证券曾作出预测，中国最迟将在2022年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今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并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如何稳住中国制造？
“很多人口输出大省，现在都输不出去了”
4月29日，日经新闻报道，松下公司将关闭位于上海市的干电池工厂，把面向北美市场的部分产能转移至中美洲工厂，原因是面临激烈竞争、无法实现增长。
此前几年，索尼已经将北京的智能手机厂搬到了泰国；苹果公司将8个代工厂从中国迁往印度；三星在中国关闭了生产手机、电脑、电视的多个工厂，转战越南。更早些，鞋服行业的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无印良品等国际品牌先行一步，将代工厂转向了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地。
中国为什么留不住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
核心因素是人力成本的上涨。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096元，比上年增加138元，增长3.5%，是增速最快的行业。2006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66元，15年间农民工的收入大约增了3倍。这意味着，制造企业的用人成本也增加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认为，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过剩，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稍高一点，即可吸引来自农村的无限劳动力供给。但随着工业部门日益扩张，劳动力供给变得短缺，只有提高工资才能继续吸纳劳动力进入工业。
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工资陡然上升的拐点就是“刘易斯拐点”。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何时出现、是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经济学界对此作过诸多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曾披露，2004年至2011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岁—65岁）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这一变化直接导致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成为必然。
2012年至2019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8年出现双降，支撑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劳动人口变得越来越少。2020年，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又比上年减少466万人。浙江、江苏、广东等制造业大省，曾一度是外来人口流入大省，现在也面临着“招工难”、“用工荒”的问题。
今年春节后，浙江俊郞电气有限公司下属的一家子公司，一个普工都没招到。为了赶货，行政人员不得不跑到车间加班，仅3月份就加了29天班。董事长李志雄对记者感叹：“原来很多人口输出大省，现在都输不出去了。现在温州的外地人比重越来越少。人家出来上班十年二十年，等到小孩开始读高中、读大学，就不再出来了。”
务工人员不断回流，可供社会支配的整体工时也越来越少。李志雄观察到，以前很多人读完初中、16岁就出来上班，现在的年轻人多拥有大专以上学历，20岁以后才开始工作，工作时间普遍缩短了6年左右；此外，70后、80后家庭生育多个子女，现在的新生儿太少，社会又出现老龄化，上班的人确实也少了。
很多时候，并不是雇主愿意提高工资，就能招到员工。在江苏启东，赵晓（化名）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小规模的大理石加工厂。赵晓在网上发帖招工，将目标年龄定在30岁至50岁间，月薪给出7500元，有经验，工资还可以再涨。但招了半年多，合适者寥寥。
工厂过度提高工资将面临无利可图的窘境，同时，年轻人的择业观念也在转变。这些年，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农村孩子不愿再像父辈那样，从事高强度加班、低福利保障、工作环境简陋以及流水线、螺丝钉式的普通制造工作。制造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董生对记者说，年轻人进工厂，多是“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先逛来逛去，没人肯留下来做事”。
长虹集团副总工程师阳丹对记者分析，现在的年轻人有住房、结婚、教育小孩的压力，更愿意做一些能挣快钱的事，尽早实现财富自由。就业选择与价值观多样化后，大家愿意在抖音上发表观点，而不是踏踏实实做事情。但制造业本身是“垒出来、码出来”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充满激情，更多表现为一种按部就班。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前年，李志雄考察过乌兹别克斯坦的制造业投资环境：中国一家企业在当地投资，享有土地、厂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派驻20多个工程师，大量雇佣当地员工，每人月薪在1000元左右，一年的净利润能达到两三亿元人民币。
“人家也很能干，天天加班，没问题的。”李志雄说，现在温州的普工工资不提到6000元，已经很难招到愿意干活的人。而在印度，每人每月的工资仅600—800元，中国已经没办法和越南、印度等国家拼“人口红利”了。
如何看待“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
今年3月以来，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工信部原副部长李毅中、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等人纷纷发言表示，对比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过快。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从发达国家的增长规律看，在人均GDP从8000美元向1.2万美元迈进的过程中，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是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国不仅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而且“去工业化”还呈现全面、快速的特征。
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开始下降，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至2011年，中国制造业比重从32.5%降至32.1%，缓慢下降；至2016年，制造业比重降至28.1%，快速下降；至2019年，比重继续降至27.2%。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所工程师张亚丽曾对此做过系统性研究。她告诉记者，对比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美国制造业比重27年下降8.1个百分点，韩国6年下降1.7个百分点，日本8年下降2.6个百分点，而中国13年下降5.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明显过快。
下降的时间也提前了。张亚丽说，中国在2006年人均GDP为3069美元时，制造业比重就出现下降，而美、日、德等国的制造业比重分别在人均GDP为1.7万美元、1.9万美元、2万美元时，才开始出现下降。中国制造业比重应在人均GDP为1.9万美元左右，预估即2040年左右出现下降，才较为合理。
为什么会出现“过早过快下降”的现象？
张亚丽分析，东部地区在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面临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不断上涨，生产要素价格高企迫使制造业企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制造业企业利潤偏低、未来预期不高等问题持续存在，生产要素逐步向服务业、房地产行业集聚，此消彼长的过程导致制造业占比下降。
此外，张亚丽说，传统统计方式无法反映出制造业领域延伸形成的新业态、新模式，部分制造业企业被纳入服务业统计范畴，也会导致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下降。
例如：集成电路产业在发展初期包括四个环节，设计、制造、检测、封装，四个环节紧密结合在一起，统计都列入制造业。但随着技术发展，四个环节独立成了四个产业，其中的设计和检测成了服务性产业，真正列入制造业统计范围内的，只剩下制造和封装。
“像小米公司这种，到底算服务业还是制造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邓洲向记者强调，不能完全从制造业占比数据来判断中国制造业比重是否合理。一方面，中国较后实现工业化，实现工业化时的制造业占比不可能跟日本、美国完全一致；另一方面，技术进步造成的产业融合及其趋势的全球化，也会造成制造业占比降低。
统计数据本身也会造成一定误读。李志雄分析，制造业比重下降与制造业没有增长不是一个概念。人们的消费需求由购买物质产品逐渐转变为旅游、网购等服务消费，服务业增速大于制造业，会导致制造业占比降低。去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工业为零，制造业是-2.2%。李毅中认为，工业和制造业投资的增幅应该和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相当，才能保持制造业占比的基本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始终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根基，全国327万家制造企业吸纳了1.05亿人就业，占总就业的27.3%，居各行业之首。邓洲说，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就是制造业，制造业比重下降肯定会对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产生很大影响。参照国际经验，即便是美国，制造业比重过低，也确实会产生一系列风险。
更何况，现在的中国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部门，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202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1.31万亿元，连续11年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但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8974.93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9.3%、日本的30.2%和德国的27.8%。苗圩说，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距离“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两面夹击之间，如何稳住制造业？
眼下，欧美高端制造业回流、东南亚低端制造业崛起，中国制造正在面临“夹心化”的双重压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反思“脱实向虚”的发展模式，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高端制造的竞争也在加剧。这些年，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日本启动“再兴战略”、法国颁布了“工业新法国”、英国实施“高价值制造战略”等，制造业重新成为了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
美国回流介议协会发布的数据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8年，因制造业回流和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创造了75.7万个工作岗位，约占同期美国新增制造业岗位的三分之一，仅来自中国的制造业回流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占59%。2008年后，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趋势放缓，甚至开始逆转抬升。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产业链加速进入重构期。中国能否在新一轮调整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至关重要。
乐观的是，邓洲判断，中国制造的地位不容易被替代。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不可或缺的一环，失去中国制造，全球制造业的成本、产品价格都会上涨。加之，其他国家的产业无法为中国14亿人口提供如此众多的产品，因此中国的低端产业不可能全部转移出去，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尤其是在化工原材料等技术性行业领域。 同时，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在提高，正从单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变为人力资源综合优势。中国还有创新、技术能力、产业配套等竞争优势。例如，越南就缺少工程师、零部件配套等资源条件，因此疫情发生后，制造业很难正常运转。邓洲说，“我们进行了简单的核算，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将高速上涨，不到十年就会丧失这一优势。”
邓洲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0和1的差距，而是1和2的差距，这不是其他国家一朝一夕可以培养的。中国还要不断进行产业升级，但须注意的是，中国体量已经如此庞大，成为了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参与者。未来，中国的产业分工、产业政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只考虑国内发展，必须顾及到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影响。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产业政策室副主任盛朝迅提出一种策略：未来十年，中国产业发展的目标仍应定位于中高端，向第二梯队（日、德）进军，不与第一梯队（美国）正面竞争。到2030年，制造业比重稳定在30%左右，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制造业比重超过50%，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三分之二左右水平。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要将制造业比重稳定在30%左右——就必须完善产业基础配套和社会公共服务，优化税收、金融等相关政策，增强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促进制造业投资增速与社会固定投资增速保持一致、甚至高于后者。此外，还要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避免企业因原材料、中间品的供应断裂而停止运转，从而引发更多风险。
要实现第二个目标——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过50%，则必须依托产业集群的力量。
今年3月，工信部公布了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名单，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制造业的“国家队”。深圳、广州、上海、成都、南京、青岛、杭州、长沙、西安、佛山、东莞、苏州、宁波、株洲、德阳等9省21个城市的25个产业集群上榜，涉及信息技术、物联网、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行业。
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表示，“十四五”期间，将抓住产业链重点节点，梯度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向冠军企业和产业链“链主”企业，支持大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和要素，引导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独门绝技，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现在浙江在打造产业集群，我觉得是一件好事。现在包括将来，大家都要跟欧美国家真正地去竞争那些中高端的工业产品市场。”李志雄说，在电力行业，外企施耐德、西门子的产品一个能卖几万元。中国龙头企业以相差不大的制造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只能卖几百元。中国产能输出大、产效收入小，培育产业集群将有利于孵化高端品牌，提升制定行业标准的话语权。
李志雄认为，产业集群做得好，也能起到最快的示范作用，促进中国企业共同竞争、成长。“一个大工业区里有100家企业，有一家自动化设备用得好，其他企业也会学习跟进，从而提高与国外競争的整体实力。还有，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优势不容易被复制，这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优势。”
如何搭乘“智能制造”的快车？
要实现第三个目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三分之二左右水平，不能指望人口增长，只能依靠智能制造。
李志雄认为，打造无人工厂、实现工业自动化，是解决用工难题、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提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能力的核心；通过智能制造提高品控能力与产品质量，也能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向欧美国家看齐。
4月14日，工信部发布了《“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5年，建设2000个以上新技术应用智能场景、1000个以上智能车间、100个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智能工厂，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到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
而2015年以来，中国已经陆续在近百个行业中遴选了超过200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探索初见成效。长虹智能制造产业园就是其中之一。这家投资约55亿元兴建的产业园，涵盖智慧显示终端、智慧能源及相关配套产业，将工业机器人、机器视觉、边缘计算等技术引入了生产流程中。目前，长虹智能生产线能减少70%的人力、人均产出效率提升65%、物流自动化率达到95%。
阳丹说，少人化是智能制造的一个发展方向，但少人化不等于无人化。长虹探索智能制造最终想解决的问题，是以工业化手段满足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在物联网时代以柔性化生产承接碎片化订单，实现大规模的个人定制生产。
前景可期，但对于中国更多中小企业而言，实现智能制造有更长的路要走。
一方面，智能制造有待找到精确的落地场景。邓洲说，受限于专用性和数据量规模，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场景主要是在医疗、汽车、教育、金融等非制造行业的研发、营销和售后服务环节。“智能制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信息化技术在制造业应用在什么地方？帮助制造业解决什么困难？”这些答案还不明晰。
另一方面，智能制造投资高、风险大，付出与投入可能不成正比，也会引发企业家的投资顾虑。李志雄说，各个省市推出打造数字化车间等技改措施，但企业家考虑的是，现在的生意效益不好，投资几百万、上千万元做智能改造，将面临自动化设备贵、维护成本贵、不会使用等挑战。
“自动化要循环渐进去推，不要短时间追求完全的高端自动化。”李志雄建议，企业因地制宜进行数字化车间改造，第一年少投资点，让员工和管理团队先适应，从车间每年递增的人工需求开始，解决员工缺口需求。第二年见效益后，再酌情而定，保持生产需求稳定，人机结合，保证企业资金投入和自动化设备应用有一个良好的推进。阳丹也认为，智能制造不应该设定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企业会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业务开展方式、供应链、人员流动等情况，做到现阶段最佳平衡，再不断提高信息化与数据利用水平。
当下，推广智能制造，国家与产业层面还能做什么？
多位专家指出，应当“像鼓励芯片一样”去鼓励生产智能制造装备的国内企业。目前，支撑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器件、设备仍然被发达国家控制，国产化不仅可以降成本，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制造企业与设备厂商的设备上网与数据联动，通过工业互联网打通制造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合创新。
参照发达国家经验，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无一不是在加强基础研究、大数据构建、形成应用场景以及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努力。为此，邓洲还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进行科学规划，并建立以基础研究为重点的国家实验室；第二，构建机器学习所需的工业大数据库，夯实大数据基础，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第三，鼓励中国优势制造业企业逆向整合利用全球人工智能创新资源，加强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战略联系；第四，调整相关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适应制造业步入人工智能时代的需要，同时评估和防范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相比发达国家，中国实现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邓洲希望，中国能搭乘国际人工智能高端科技发展的快车，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根本转变。
（摘自《财经》2021年第9期。作者分别为该刊记者、实习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