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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建设理论由梁漱溟提出并付诸实践，成为了19世纪30年代各种社会建设中一道靓丽风景线，在7年的实验中，乡村建设从发生到发展，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成为当时农村社会建设的一个模范。目前学术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已浩如烟海，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转换视角，阐发新意，再认识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产生条件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要基于一定的基础和条件。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也是在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互作用下孕育而生的。
一、客观条件
1.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农村的残败不堪促使梁漱溟思考救国之道
鸦片战争，外国的殖民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封建社会的弊端暴露无遗，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下愈显腐败无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充斥着这个古老的旧中国，人民在重重大山的压迫下困苦不堪，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唤起了国人的觉醒，爱国的知识分子、各阶级的进步代表，都在为挽救危亡奔走告急，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新出路。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政治改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但他们无一例外的没有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变，也没有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梁漱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探求济世良方。
农村经济的破败是梁漱溟选择从农村入手的另一个原因。梁漱溟认为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败。外部上主要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一方面向中国疯狂地倾销农工业品，另一方面改变侵华方式，积极地在中国投资办厂，使中国本来就脆弱民族工业更加无以为继，农民的农副产品更是销售无门，只得低价出售，维持生计，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内部因素主要是腐败的封建统治和自然灾害。自然灾频发，加之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江堤、水坝等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因此当时长江、黄河经常决堤，遇到旱灾农民也是无计可施。这就直接导致农田颗粒无收，人口大量死亡。总之，这两方面原因造成了农村的残败。乡村破坏的现实使他思考用乡村建设这个方法来开辟出路。
2.家庭环境的熏陶以及父亲爱国思想的感召
梁家世代尊奉传承儒学精神，为梁漱溟继承儒家思想提供了良好的家庭氛围，但更为直接的是父亲梁济对他影响。在教育上，梁济尊崇传统道德，讲求立德修身，注重言传身教，为梁漱溟树立了良好的道德榜样，梁漱溟的儒者风范和为人处世的品行也大抵来源于此。此外，在父亲的安排下梁漱溟从小就到了新式学堂学习，为以后梁漱溟对中西方文化的认识埋下了伏笔。在思想上，梁漱溟受到了父亲爱国情怀和经世致用思想的感召。梁济信仰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并努力践行，积极入世，致力于挽救清末颓势，到最后事与愿违更是做了殉清自杀的举动。这对梁漱溟是很大的刺激，让他开始关注社会最现实的问题，唤醒他对国家命运、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立志救国。梁漱溟选择用乡村建设的方式救中国既是对儒家文化的运用，更是对父亲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
3、已有的乡村运动实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影响
再确认这条特殊道路时，梁漱溟显然受到了当时国民大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启发。这一时期，他曾受邀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一段时间，在那里充分感受到了革命的洪流。戰争初期，革命军队胜利进军，农民积极支援战争，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使梁漱溟认识到了农民力量的伟大潜力。同时，共产党在南方建立了第一个农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星星之火，革命形势如燎原之势迅猛发展，根据地在更广泛的地域上建立起来，并确立了红色政权，领导农民战争，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型道路，播种了革命的火种。这种新突破，带给梁漱溟的是对农民、农村的重新认识，启发梁漱溟落脚乡村，并宣告民族自救的唯一途径就是乡村建设，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农民和农村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一）主观条件
1、对儒家文化的推崇
作为20世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儒家思想对他选择乡村建设这条道路来复兴中国有着直接影响。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中庸之道的方法论，中和之美的审美取向刺激他用儒家思想感受中国问题并立志于中国问题之解决。作为20世纪新儒学的开创人物，他将西方的哲学引入传统儒学，创新儒学，力图恢复儒学的统治地位，他坚守着儒家伦理的信仰，并在乡村建设中积极实践，用儒家思想改造国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有益扬弃，希望实现人民思想的改造，进而塑造一个和谐的大同社会。重建伦理本位社会，这是他进行乡村建设的一个目标。
2、对东西方文化观的认识
19世纪20年代，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问世，这本书体现了梁漱溟的文化观，也是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个源头，确立了他用文化唤醒农民觉悟，挽救文化破产、道德沦丧的农村的新方式。在书中，他把东西方的文化归结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未来的路，意欲扩张的。第二种是顺应接受的路，是意欲中和的。第三种是不求进取，对现实逃避，是意欲向后的。西方、中国、印度是这三种模式的代言。梁漱溟通过这三种文化路向的划分和东西方文化的对比，首先，他否定了中国走西方的道路，西方文化的价值虽然可观，但却不适合中国，所以不能与之结合。其次是在三种文化模式的对比中，梁漱溟认为第一种的发展已经穷尽，形势要归于第二种，因此中国文化的兴盛指日可待，而第三种则遥遥无期。这样就进一步肯定了他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决心。
3.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认识
国情是最大的根据，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让梁漱溟重视农民农村。同时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辩论中，梁漱溟把中国的社会性质定义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社会，这两大属性就规划了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伦理本位决定了靠强制力是无法维护社会治安，保证社会安定的，所以必须要运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从思想上改造，这种方式就是以理和理性为核心的礼俗教育。而理性的建立靠得是读书明理、代表理性的知识分子。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又让梁漱溟想到了采用乡村建设的方式，从最基层做起，用知识分子来对民众施行教育和教化，改造国民性，努力建立起一个理性社会。“职业分立”的社会里，贫富贵贱的区别不明显，国人的社会地位可变性比较强，这就为施行伦理教化提供了可能性。总之，国情的分析又是梁漱溟选择这条道路的一个合理因素。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 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 梁漱溟.梁漱溟教育文集[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
[4] 余科杰.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基础之剖析[J].史学月刊，1995，（03）.
[5] 郑大华.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探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06）.
[6]黄群.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现代意义[J].贵州社会科学， 2009（7）.
作者简介：魏武路（1991—），女，满族，河北秦皇岛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先就读于闽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科教学历史专业。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产生条件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要基于一定的基础和条件。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也是在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互作用下孕育而生的。
一、客观条件
1.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农村的残败不堪促使梁漱溟思考救国之道
鸦片战争，外国的殖民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封建社会的弊端暴露无遗，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下愈显腐败无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充斥着这个古老的旧中国，人民在重重大山的压迫下困苦不堪，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唤起了国人的觉醒，爱国的知识分子、各阶级的进步代表，都在为挽救危亡奔走告急，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新出路。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政治改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但他们无一例外的没有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变，也没有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梁漱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探求济世良方。
农村经济的破败是梁漱溟选择从农村入手的另一个原因。梁漱溟认为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败。外部上主要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一方面向中国疯狂地倾销农工业品，另一方面改变侵华方式，积极地在中国投资办厂，使中国本来就脆弱民族工业更加无以为继，农民的农副产品更是销售无门，只得低价出售，维持生计，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内部因素主要是腐败的封建统治和自然灾害。自然灾频发，加之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江堤、水坝等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因此当时长江、黄河经常决堤，遇到旱灾农民也是无计可施。这就直接导致农田颗粒无收，人口大量死亡。总之，这两方面原因造成了农村的残败。乡村破坏的现实使他思考用乡村建设这个方法来开辟出路。
2.家庭环境的熏陶以及父亲爱国思想的感召
梁家世代尊奉传承儒学精神，为梁漱溟继承儒家思想提供了良好的家庭氛围，但更为直接的是父亲梁济对他影响。在教育上，梁济尊崇传统道德，讲求立德修身，注重言传身教，为梁漱溟树立了良好的道德榜样，梁漱溟的儒者风范和为人处世的品行也大抵来源于此。此外，在父亲的安排下梁漱溟从小就到了新式学堂学习，为以后梁漱溟对中西方文化的认识埋下了伏笔。在思想上，梁漱溟受到了父亲爱国情怀和经世致用思想的感召。梁济信仰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并努力践行，积极入世，致力于挽救清末颓势，到最后事与愿违更是做了殉清自杀的举动。这对梁漱溟是很大的刺激，让他开始关注社会最现实的问题，唤醒他对国家命运、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立志救国。梁漱溟选择用乡村建设的方式救中国既是对儒家文化的运用，更是对父亲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
3、已有的乡村运动实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影响
再确认这条特殊道路时，梁漱溟显然受到了当时国民大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启发。这一时期，他曾受邀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一段时间，在那里充分感受到了革命的洪流。戰争初期，革命军队胜利进军，农民积极支援战争，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使梁漱溟认识到了农民力量的伟大潜力。同时，共产党在南方建立了第一个农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星星之火，革命形势如燎原之势迅猛发展，根据地在更广泛的地域上建立起来，并确立了红色政权，领导农民战争，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型道路，播种了革命的火种。这种新突破，带给梁漱溟的是对农民、农村的重新认识，启发梁漱溟落脚乡村，并宣告民族自救的唯一途径就是乡村建设，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农民和农村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一）主观条件
1、对儒家文化的推崇
作为20世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儒家思想对他选择乡村建设这条道路来复兴中国有着直接影响。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中庸之道的方法论，中和之美的审美取向刺激他用儒家思想感受中国问题并立志于中国问题之解决。作为20世纪新儒学的开创人物，他将西方的哲学引入传统儒学，创新儒学，力图恢复儒学的统治地位，他坚守着儒家伦理的信仰，并在乡村建设中积极实践，用儒家思想改造国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有益扬弃，希望实现人民思想的改造，进而塑造一个和谐的大同社会。重建伦理本位社会，这是他进行乡村建设的一个目标。
2、对东西方文化观的认识
19世纪20年代，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问世，这本书体现了梁漱溟的文化观，也是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个源头，确立了他用文化唤醒农民觉悟，挽救文化破产、道德沦丧的农村的新方式。在书中，他把东西方的文化归结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未来的路，意欲扩张的。第二种是顺应接受的路，是意欲中和的。第三种是不求进取，对现实逃避，是意欲向后的。西方、中国、印度是这三种模式的代言。梁漱溟通过这三种文化路向的划分和东西方文化的对比，首先，他否定了中国走西方的道路，西方文化的价值虽然可观，但却不适合中国，所以不能与之结合。其次是在三种文化模式的对比中，梁漱溟认为第一种的发展已经穷尽，形势要归于第二种，因此中国文化的兴盛指日可待，而第三种则遥遥无期。这样就进一步肯定了他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决心。
3.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认识
国情是最大的根据，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让梁漱溟重视农民农村。同时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辩论中，梁漱溟把中国的社会性质定义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社会，这两大属性就规划了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伦理本位决定了靠强制力是无法维护社会治安，保证社会安定的，所以必须要运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从思想上改造，这种方式就是以理和理性为核心的礼俗教育。而理性的建立靠得是读书明理、代表理性的知识分子。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又让梁漱溟想到了采用乡村建设的方式，从最基层做起，用知识分子来对民众施行教育和教化，改造国民性，努力建立起一个理性社会。“职业分立”的社会里，贫富贵贱的区别不明显，国人的社会地位可变性比较强，这就为施行伦理教化提供了可能性。总之，国情的分析又是梁漱溟选择这条道路的一个合理因素。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 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 梁漱溟.梁漱溟教育文集[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
[4] 余科杰.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基础之剖析[J].史学月刊，1995，（03）.
[5] 郑大华.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探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06）.
[6]黄群.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现代意义[J].贵州社会科学， 2009（7）.
作者简介：魏武路（1991—），女，满族，河北秦皇岛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先就读于闽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科教学历史专业。